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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迅速作出回应并采取相应措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开始，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中共中央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这为我国调整对外战略，包括缓和对苏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了创造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在处理中国对外关系上，邓小平着力于推进4个方面的改善关系：一是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二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三是解决香港回归问题；四是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继中日关系正常化后，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随后，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国家领导人访问美国。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八一七”公报——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基本确立。
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发表后，邓小平马上注意到了这篇讲话所传递的信息，他和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一致认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1982年3月26日，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在主楼门厅进行。这是一场不设座位、只发布不答问的发布会，是一场特殊而又意义非凡的发布会。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钱其琛发布了一个只有3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钱其琛不到一分钟的简短声明，第二天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中间位置。西方5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中苏关系坚冰时代的解冻开始了。
1982年4月，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他此行的目的，除了来了解一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也想就勃列日涅夫的演讲，试探一下中国政府的态度。4月1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他。宾主谈话十分坦率。很快，话题就转到了中苏关系上。邓小平告诉齐奥塞斯库，中苏关系现在还没有多大变化，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我们除了对他骂我们的话表示拒绝外，对其他的信息我们表示注意到了。他说：“我们重视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就包括阿富汗、柬埔寨问题，包括在我们的边界屯兵在内。”说到这里，邓小平显得有些激动，他加重语气对齐奥塞斯库说：“屯兵100万啊！不谈这些具体行动，有什么基础？但是我们不排除在他有某种表示的时候恢复谈判。”
齐奥塞斯库表示理解中国的立场，但他试图劝说邓小平像国际舆论所设想的那样去“响应”勃列日涅日夫的“建议”。邓小平不以为然地说：“他总要把它的霸权主义改一改吧，勃列日涅夫的话讲得不坏，但是我们要看行动。你见到勃列日涅夫的时候，可以告诉他，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的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没有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 邓小平表示，现在是应该、也有可能在这一方面认真开始做一些实际事情的时候了。双方有必要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害两国关系的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个实质问题做起。
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作报告，一改对苏联先前的全部是谴责的句式，除了先谴责苏联和美国是“霸权主义”外，讲话根据邓小平的3点意见，重申要求苏联减少部署在中国边境地区的苏联军队，停止支持越南占领柬埔寨，从阿富汗撤军。1982年9月12日，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有了明显改善两党两国关系的愿望，去掉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提法。
中苏双方经过协商，从10月开始，举行副外长级特使磋商，讨论和解决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问题。中国政府坚持以首先解决3个障碍，尤其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为先决条件，但苏联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不同意商谈越南撤军问题。这样，谈谈停停，磋来商去，两年过去了，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
勃列日涅夫缓和中苏关系的政策被他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所继承
在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的前后，苏联已经启动改善同中国关系的一系列举措。1982年3月13日至21日，时任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贾丕才（勃列日涅夫逝世后的1982年12月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访问北京。这是中苏两国关系紧张之后两国外交部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尽管苏联公开的官方报道只是把贾丕才的北京之行说成是应苏联驻华大使的邀请而进行的私人访问，但是，贾丕才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于洪亮举行了会谈。之后，1982年8月，于洪亮访问了莫斯科，商谈重新恢复中苏边界争端的谈判事项。9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一旦一切安排就绪，中苏即恢复中苏边界谈判。
1982年春夏两季，中苏两国的接触开始增多。4月，两名中国科学家参加了在苏联塔吉克斯坦加盟共和国首府杜尚别举行的国际专题讨论会。６月和９月，苏联运动员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体育比赛。7月，两名苏联经济学家访问北京，这是自1966年以来，苏联经济学家第一次访问北京。
中苏经贸关系开始得到改善，1982年双边贸易额由最低点1969年的1.2亿瑞士法郎回升至6亿瑞士法郎。1983年3月10日，中苏两国外贸部副部长在莫斯科签订了1983年贸易支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期望从1982年的3亿美元增加到8亿美元。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逝世。11月14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黄华飞往莫斯科，参加11月15日举行的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安德罗波夫接任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来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的葬礼结束后，安德罗波夫举行了简短的接见仪式，接见各国代表团的领导人。在接见时，安德罗波夫同黄华谈话的时间最长。时任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也会见了黄华。塔斯社对此进行了报道。塔斯社指出，苏联外交部已经强调，“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常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苏联将努力使中苏关系回到友好邻邦的轨道上来”。据塔斯社的报道，黄华表达了他的一个愿望，即：“经过两国的共同努力，中苏关系将会逐步实现正常化。”塔斯社还报道说，黄华和葛罗米柯一致同意，“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继续进行政治对话。”1982年11月18日，黄华回到北京时说，他同葛罗米柯讨论了“排除就中苏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会谈存在的障碍”议题。他对中苏关系的前景“抱乐观的态度”。
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期间主张“改善苏中关系”，“恢复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1982年11月22日，安德罗波夫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苏联希望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其中包括我们伟大的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西方政界和舆论界都敏锐地注意到，这是苏联领导人自1969年以来第一次用“伟大的邻邦”来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11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表评论说，中国已注意到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希望看到“苏联新的领导人为排除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而作的新的努力”。紧接着，中国政府在发给苏联政府庆祝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成立（1922年成立）60周年的贺电中说：“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一步一步地实现正常化，并建立友好邻邦关系。中苏双方应通过谈判的方式，采取具体的行动，排除障碍，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共同作出努力。”1982年12月26日，《真理报》刊登了贺电的全文，两天后，新华通讯社英文部对该贺电作了报道。
安德罗波夫认为，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只会使美国等西方国家获益，苏联除了在全球战略中不得不抽出相当一部分力量来应付中国从而加重自身的负担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当然，反过来说对中国也是如此。
1983年8月26日，安德罗波夫公开呼吁，中苏应扩大贸易，发展双边交流，缓和边界紧张局势。他表示，苏联愿意就巩固世界和平、巩固国际安全的问题同中国进行对话。而这一切，都是两国为实现长远的经济任务所必需的。作为呼应，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安德罗波夫的呼吁表示欢迎。1983年9月2日，李先念说，尽管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仍然存在，但是，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将会得到排除。这样，“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两国能够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安德罗波夫决心利用自己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推进中苏关系的全面和解。尽管在党内存在一些反对意见，但在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的大力支持下，安德罗波夫力排众虑，最终统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的意见，于1983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提议派遣中国领导人比较熟悉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前往中国访问以改善双边关系，同时，还指定外交系统内公认的中国通、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米哈伊尔•贾丕才尽快组织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相关人员制定这次访问的具体日程和相关文件，并直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汇报。
阿尔希波夫于1984年12月对中国进行了成功访问，此行被视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所走出的重要一步。这也是在中苏两党关系恢复正常化之前，率先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典范。
但两党两国关系毕竟紧张了20多年，许多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中苏双边谈判一开始就陷入了相互指责的僵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重申，改善中苏关系存在着三大障碍：1、苏联在蒙古和中苏边界部署了大量的苏联军队。2、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3、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苏联谈判代表指出，中苏谈判应局限于讨论双方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应该涉及影响第三国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双方在各自的政策声明中，都反复强调了上述的立场。
1984年1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重新提出了与苏联恢复友好关系的呼吁。他要求苏联谈判者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且“这也是我们的愿望”。
勃列日涅夫“改善中苏关系”的“塔什干讲话”终于在7年后实现
安德罗波夫于1984年2月9日逝世，中国采取了改善中苏关系的积极主动政策，委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代表中国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这是20年来中国最高级领导人访问莫斯科。在葬礼之后为外国领导人举行的短暂招待会上，后来接替安德罗波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同万里进行了简短会谈。他对中国采取了一条继续强硬路线的政策。
邓小平在1984年2月22日指出：只要“三大障碍”依旧存在，中苏关系的“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其他一些领域里改善和发展关系”。万里也认为“一个国家的政策不会因一个人的逝世而改变”。
尽管如此，中方对改善双方关系仍持积极态度。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中国电视广播报道了1984年4月27日里根总统发表的讲话，特别删去了他暗指苏联对中国边境的威胁、占领阿富汗、“镇压”柬埔寨以及1983年苏联战斗机击落南朝鲜班机的评论。中国主流媒体还删去了他4月28日接受中国电视台采访期间发表的讲话，这个讲话间接地涉及苏联的威胁，说，美国没有在中国边境“集结军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解释说，中国宣传媒介发表里根总统对第三国的评论是“不合适的”。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中国政府利用派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葬礼的机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恢复称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以“祝愿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措词加以表达，苏方对此也心领神会。
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986年7月2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正同蒙古讨论撤出大部分苏军的问题；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意按主航道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尊重和理解中国的国内政策。这是苏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作出明确的承诺，正式确认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两国界河的原则，也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领导人历次讲话中调子最为和缓的一次。
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请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或胡耀邦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邓小平说，他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他可以破例。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这是30年来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晤面。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
邓小平握住戈尔巴乔夫的手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笑容满面地点头同意。随即，邓小平又指着正在忙碌的记者说：“趁他们还没有离开，我们也宣布两党的关系实现正常化。”（题图为1991年5月1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关于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的签字仪式。）
（责任编辑：吴 玫）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开始，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中共中央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这为我国调整对外战略，包括缓和对苏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了创造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在处理中国对外关系上，邓小平着力于推进4个方面的改善关系：一是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二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三是解决香港回归问题；四是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继中日关系正常化后，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随后，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国家领导人访问美国。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八一七”公报——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基本确立。
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发表后，邓小平马上注意到了这篇讲话所传递的信息，他和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一致认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1982年3月26日，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在主楼门厅进行。这是一场不设座位、只发布不答问的发布会，是一场特殊而又意义非凡的发布会。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钱其琛发布了一个只有3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钱其琛不到一分钟的简短声明，第二天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中间位置。西方5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中苏关系坚冰时代的解冻开始了。
1982年4月，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他此行的目的，除了来了解一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也想就勃列日涅夫的演讲，试探一下中国政府的态度。4月1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他。宾主谈话十分坦率。很快，话题就转到了中苏关系上。邓小平告诉齐奥塞斯库，中苏关系现在还没有多大变化，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我们除了对他骂我们的话表示拒绝外，对其他的信息我们表示注意到了。他说：“我们重视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就包括阿富汗、柬埔寨问题，包括在我们的边界屯兵在内。”说到这里，邓小平显得有些激动，他加重语气对齐奥塞斯库说：“屯兵100万啊！不谈这些具体行动，有什么基础？但是我们不排除在他有某种表示的时候恢复谈判。”
齐奥塞斯库表示理解中国的立场，但他试图劝说邓小平像国际舆论所设想的那样去“响应”勃列日涅日夫的“建议”。邓小平不以为然地说：“他总要把它的霸权主义改一改吧，勃列日涅夫的话讲得不坏，但是我们要看行动。你见到勃列日涅夫的时候，可以告诉他，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的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没有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 邓小平表示，现在是应该、也有可能在这一方面认真开始做一些实际事情的时候了。双方有必要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害两国关系的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个实质问题做起。
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作报告，一改对苏联先前的全部是谴责的句式，除了先谴责苏联和美国是“霸权主义”外，讲话根据邓小平的3点意见，重申要求苏联减少部署在中国边境地区的苏联军队，停止支持越南占领柬埔寨，从阿富汗撤军。1982年9月12日，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有了明显改善两党两国关系的愿望，去掉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提法。
中苏双方经过协商，从10月开始，举行副外长级特使磋商，讨论和解决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问题。中国政府坚持以首先解决3个障碍，尤其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为先决条件，但苏联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不同意商谈越南撤军问题。这样，谈谈停停，磋来商去，两年过去了，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
勃列日涅夫缓和中苏关系的政策被他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所继承
在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的前后，苏联已经启动改善同中国关系的一系列举措。1982年3月13日至21日，时任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贾丕才（勃列日涅夫逝世后的1982年12月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访问北京。这是中苏两国关系紧张之后两国外交部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尽管苏联公开的官方报道只是把贾丕才的北京之行说成是应苏联驻华大使的邀请而进行的私人访问，但是，贾丕才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于洪亮举行了会谈。之后，1982年8月，于洪亮访问了莫斯科，商谈重新恢复中苏边界争端的谈判事项。9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一旦一切安排就绪，中苏即恢复中苏边界谈判。
1982年春夏两季，中苏两国的接触开始增多。4月，两名中国科学家参加了在苏联塔吉克斯坦加盟共和国首府杜尚别举行的国际专题讨论会。６月和９月，苏联运动员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体育比赛。7月，两名苏联经济学家访问北京，这是自1966年以来，苏联经济学家第一次访问北京。
中苏经贸关系开始得到改善，1982年双边贸易额由最低点1969年的1.2亿瑞士法郎回升至6亿瑞士法郎。1983年3月10日，中苏两国外贸部副部长在莫斯科签订了1983年贸易支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期望从1982年的3亿美元增加到8亿美元。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逝世。11月14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黄华飞往莫斯科，参加11月15日举行的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安德罗波夫接任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来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的葬礼结束后，安德罗波夫举行了简短的接见仪式，接见各国代表团的领导人。在接见时，安德罗波夫同黄华谈话的时间最长。时任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也会见了黄华。塔斯社对此进行了报道。塔斯社指出，苏联外交部已经强调，“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常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苏联将努力使中苏关系回到友好邻邦的轨道上来”。据塔斯社的报道，黄华表达了他的一个愿望，即：“经过两国的共同努力，中苏关系将会逐步实现正常化。”塔斯社还报道说，黄华和葛罗米柯一致同意，“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继续进行政治对话。”1982年11月18日，黄华回到北京时说，他同葛罗米柯讨论了“排除就中苏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会谈存在的障碍”议题。他对中苏关系的前景“抱乐观的态度”。
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期间主张“改善苏中关系”，“恢复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1982年11月22日，安德罗波夫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苏联希望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其中包括我们伟大的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西方政界和舆论界都敏锐地注意到，这是苏联领导人自1969年以来第一次用“伟大的邻邦”来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11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表评论说，中国已注意到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希望看到“苏联新的领导人为排除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而作的新的努力”。紧接着，中国政府在发给苏联政府庆祝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成立（1922年成立）60周年的贺电中说：“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一步一步地实现正常化，并建立友好邻邦关系。中苏双方应通过谈判的方式，采取具体的行动，排除障碍，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共同作出努力。”1982年12月26日，《真理报》刊登了贺电的全文，两天后，新华通讯社英文部对该贺电作了报道。
安德罗波夫认为，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只会使美国等西方国家获益，苏联除了在全球战略中不得不抽出相当一部分力量来应付中国从而加重自身的负担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当然，反过来说对中国也是如此。
1983年8月26日，安德罗波夫公开呼吁，中苏应扩大贸易，发展双边交流，缓和边界紧张局势。他表示，苏联愿意就巩固世界和平、巩固国际安全的问题同中国进行对话。而这一切，都是两国为实现长远的经济任务所必需的。作为呼应，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安德罗波夫的呼吁表示欢迎。1983年9月2日，李先念说，尽管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仍然存在，但是，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将会得到排除。这样，“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两国能够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安德罗波夫决心利用自己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推进中苏关系的全面和解。尽管在党内存在一些反对意见，但在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的大力支持下，安德罗波夫力排众虑，最终统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的意见，于1983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提议派遣中国领导人比较熟悉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前往中国访问以改善双边关系，同时，还指定外交系统内公认的中国通、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米哈伊尔•贾丕才尽快组织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相关人员制定这次访问的具体日程和相关文件，并直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汇报。
阿尔希波夫于1984年12月对中国进行了成功访问，此行被视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所走出的重要一步。这也是在中苏两党关系恢复正常化之前，率先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典范。
但两党两国关系毕竟紧张了20多年，许多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中苏双边谈判一开始就陷入了相互指责的僵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重申，改善中苏关系存在着三大障碍：1、苏联在蒙古和中苏边界部署了大量的苏联军队。2、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3、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苏联谈判代表指出，中苏谈判应局限于讨论双方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应该涉及影响第三国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双方在各自的政策声明中，都反复强调了上述的立场。
1984年1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重新提出了与苏联恢复友好关系的呼吁。他要求苏联谈判者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且“这也是我们的愿望”。
勃列日涅夫“改善中苏关系”的“塔什干讲话”终于在7年后实现
安德罗波夫于1984年2月9日逝世，中国采取了改善中苏关系的积极主动政策，委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代表中国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这是20年来中国最高级领导人访问莫斯科。在葬礼之后为外国领导人举行的短暂招待会上，后来接替安德罗波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同万里进行了简短会谈。他对中国采取了一条继续强硬路线的政策。
邓小平在1984年2月22日指出：只要“三大障碍”依旧存在，中苏关系的“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其他一些领域里改善和发展关系”。万里也认为“一个国家的政策不会因一个人的逝世而改变”。
尽管如此，中方对改善双方关系仍持积极态度。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中国电视广播报道了1984年4月27日里根总统发表的讲话，特别删去了他暗指苏联对中国边境的威胁、占领阿富汗、“镇压”柬埔寨以及1983年苏联战斗机击落南朝鲜班机的评论。中国主流媒体还删去了他4月28日接受中国电视台采访期间发表的讲话，这个讲话间接地涉及苏联的威胁，说，美国没有在中国边境“集结军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解释说，中国宣传媒介发表里根总统对第三国的评论是“不合适的”。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中国政府利用派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葬礼的机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恢复称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以“祝愿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措词加以表达，苏方对此也心领神会。
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986年7月2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正同蒙古讨论撤出大部分苏军的问题；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意按主航道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尊重和理解中国的国内政策。这是苏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作出明确的承诺，正式确认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两国界河的原则，也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领导人历次讲话中调子最为和缓的一次。
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请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或胡耀邦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邓小平说，他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他可以破例。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这是30年来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晤面。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
邓小平握住戈尔巴乔夫的手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笑容满面地点头同意。随即，邓小平又指着正在忙碌的记者说：“趁他们还没有离开，我们也宣布两党的关系实现正常化。”（题图为1991年5月1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关于中苏国界东段协定》的签字仪式。）
（责任编辑：吴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