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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使世界范围内的中产阶层的财产正在萎缩,普遍贫困化现象正在蔓延。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持续缩水的家庭资产,一路攀升的负债表……各国的中产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在拯救经济危机的努力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他们,已然成为这场危机最大的牺牲品。
中产阶层群体的频频告急,让各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阶层的危机可能导致经济复苏后继乏力。
早在今年1月,奥巴马政府率先打出“为中产阶层而战”的口号,日、德、法等主要发达国家也陆续将稳定中产阶层提升到优先的政策性高度。
中产社会集体倒退?
自2007年夏季开始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是对美国的中产阶层而言,衰退其实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美国并不是这一情形的孤例,在当今西方社会,中产阶层的普遍贫困化正在蔓延。
法国中产阶层在二战后三十年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法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当时中产阶层普遍对未来生活感到乐观且有保障感,堪称是法国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时代。
但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失业问题日趋严重,法国中产阶层开始普遍出现一种焦虑心态,特别是在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持续高于中产阶层收入上涨速度的情况下,许多理论上处于中产阶层位置的人无力购买其同样属于中产阶层父母居住地同等环境的房产,而不得不置业于房价更便宜的区域,因此产生了“身份倒退”之感。
法国生活条件研究中心社会学家雷吉?比戈在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在过去三四十年内法国中产阶层收入上涨速度落后于住房、水电、燃油等物价上涨速度,导致目前法国中产阶层每月身负的“强制性开支”比重提高,进而使得他们可自由支配资金比重下降,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比戈所指的“强制性开支”包括每月偿还贷款、各种税收、保险、房租、水电、煤气等无法缩减的开支。比戈调查结果显示,1979年“强制性开支”平均占法国下层中产阶层月支出的21%,但2009年时这一比例上升至38%。对上层中产阶层而言,“强制性开支”比例也在这段时间内从20%上升到32%。
此外,比戈举例说,2008年,法国居民税后可支配月收入中间值为1467欧元。对于收入接近该中间值的人群,每月支付完“强制性开支”,再支付食品、交通、医疗、教育等开支,每月大约只能剩下300欧元用于娱乐、服装等消费。在这部分人群里,48%的人当年没有外出旅游,37%的人没有去过电影院,34%的人没有汽车。
而在拉美地区中产阶层正在迅速崛起的国家,高通胀、高债务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使得拉美的中产阶层的境遇每况愈下。圣保罗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马西奥?波奇曼估计,在1980年以后,巴西有700万人退出了中产阶层行列(其中有300万人进入了上层阶层)。
脆弱的“夹心层”
中产阶层曾被赋予一个拯救世界的群体,他们拥有光明无比的未来,被誉为稳定社会的超级力量,但当社会学家把这项光辉无比的任务压在这一群体的肩上时,却悲哀地发现他们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脆弱的夹心层。
在金融风暴爆发后,那些享受千万年薪下台的华尔街高管不断引起轰动,但更普遍的事实是成百上千万的中产阶层集体失业。人们常常叹息于所看到的关于富人身家大幅缩水的报道,但富人有着更丰厚、更多元化的资产,有更大能力来吸收冲击。至于穷人,他们通常远离金融市场、与房产无缘,收入并无实质上的变化,政府也不愿意遗忘了他们而背负指责。所以,真正可能被冲击到的,就是中间的夹心层。
以韩国为例,中产阶层作为韩国社会的主要部分,经历了一个从高速发展到逐渐减少的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中产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曾达到顶点。根据韩国政府的统计,1995年中产阶层比重曾高达73%。但其后开始下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更呈锐减之势,仅1998年一年就减少超过1个百分点,其后每年减少0.55个百分点,至今已累计减少10个左右百分点。受2008年发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这一递减趋势还可能恶化。
纵观国际上的经济危机,中产阶层都是最直接最严重的受害者。所以有经济学家说,经济危机的结果,就是消灭中产阶层。1929-1932年美国遭遇重大经济危机,成千上万的中产阶层一夜之间跌入赤贫,很多人失业,甚至无家可归。上世纪末阿根廷开始的经济危机,让这个国家的中产家庭从80%降到了20%,多数中产跌入贫困,直到现在,阿根廷依然未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淖,曾经的中产还在为重新进入中产而苦苦打拼。
虽然中产是经济危机最为直接的后果人,但实际上,中产阶层的投机天性,也使其可能成为经济危机的直接制造者。最早发生的经济危机——400年前的荷兰,当时的中产阶层疯炒郁金香球,当郁金香球泡沫破裂后,数不清的新兴中产阶层倾家荡产。从那时起,金融性投机炒作形态便已完成定型,400年来,所有的投机炒作,都在重复着400年前荷兰郁金香的模式。
这种投机天性恰恰来自于中产阶层的集体不安全感。在当今新兴国家中产阶层的成长轨迹中,正清晰显现出这种线索:这些国家的新兴中产阶层多数没有什么背景,都是从平民一步步经过多年辛苦打拼勉强步入中产的行列,担心财富的失去,使他们即便在收入丰厚时也处在恐慌之中。所以他们同其他国家的中产阶层一样,有了钱就会奋不顾身地用来投机,不管是炒股,还是炒房,他们都是绝对主力。
但显而易见,当泡沫破灭后,他们最为直接地感受到了经济萧条的寒意。在后危机时代的这些国家,这样的情形仍在不断上演:因全球贸易遭逆转而饭碗不保;投资了房屋和股票,但房价下跌和股市崩溃令其损失惨重;拥有储蓄却不敢肆意消费,而这样的经历教训又只会加剧了中产们天生的不安全感。
新兴中产尤可期
全球中产阶层在人数与财富方面的增长速度仍在不断刷新人们的想象。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曾表示,新兴市场中产阶层的崛起已经成了“10年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他们将于20年内在全球消费力方面超越西方中产阶层。摩根士丹利亚洲区总裁斯蒂芬?罗奇则认为,在5至10年内,光是亚洲新兴国家的中产阶层就能够填补过度消费的美国消费者所留下的空白。
仅在拉美地区,有数千万人成为了这个地区来之不易的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受益者。在摆脱了贫困之后,他们初步的繁荣正在促使这个地区的消费市场快速增长起来。这里曾经是一个少数精英分子和多数贫苦大众形成鲜明对比的地区。拉美中产阶层的出现,为改革这个地区的政治带来了希望。
《巴西中产阶层》一书的作者若泽?奥古斯都?费尔南德斯指出,中产阶层是巴西迅速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主力军,由于政府提供更多的贷款,让这一阶层的消费能力增强,有效拉动了内需,这是巴西摆脱危机的关键。但对这一进程的可持续性他也感到担心。他说:“巴西的消费观念造成中产阶层通常债务沉重,这样危机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当他们面临困难时就不得不减少支出,同时这一阶层的人对生活有紧迫感,他们非常害怕变成贫困人群”。
在巴西,近30%的新兴中产阶层都在非正规市场中谋生,收入很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网络,创业机会有限。许多人是通过借贷的方式来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准的,这可能是53%的中产阶层说自己生活在对失业、收入减少甚至破产的恐惧之中的原因之一。
如今,随着西方中产阶层深陷债务与危机之中,许多经济学家都将新兴市场的中产阶层视作全球安全与繁荣新时代的潜在基础。费尔南德斯则认为,新兴中产阶层面临的挑战是人们的期望和社会体系能为他们所提供条件之间的矛盾。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俄高等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吉哈诺娃则指出,新兴国家应努力改变“资源和原料供应国”角色,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创新型经济。不过,由于经济危机影响、国际行业竞争加剧和国内实际情况的限制,发展创新型经济并非易事。
实际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处于社会经济发展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模式尚未定型。温家宝总理关于“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的表述,让人们对于这个新兴阶层的成长有了更多联想和期待。《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主编陆学艺先生前不久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文章。文章指出:“如今中国的中产阶层已占到23%;而在5年前,这个数字是18%。”这个数字的出笼曾引起社会广泛争议。有的认为,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比达不到这么高。但从目前中国房屋和汽车销售量这两个“火爆”指标来看,不难判断出中国正步入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期。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持续缩水的家庭资产,一路攀升的负债表……各国的中产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在拯救经济危机的努力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他们,已然成为这场危机最大的牺牲品。
中产阶层群体的频频告急,让各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阶层的危机可能导致经济复苏后继乏力。
早在今年1月,奥巴马政府率先打出“为中产阶层而战”的口号,日、德、法等主要发达国家也陆续将稳定中产阶层提升到优先的政策性高度。
中产社会集体倒退?
自2007年夏季开始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是对美国的中产阶层而言,衰退其实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美国并不是这一情形的孤例,在当今西方社会,中产阶层的普遍贫困化正在蔓延。
法国中产阶层在二战后三十年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法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当时中产阶层普遍对未来生活感到乐观且有保障感,堪称是法国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时代。
但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失业问题日趋严重,法国中产阶层开始普遍出现一种焦虑心态,特别是在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持续高于中产阶层收入上涨速度的情况下,许多理论上处于中产阶层位置的人无力购买其同样属于中产阶层父母居住地同等环境的房产,而不得不置业于房价更便宜的区域,因此产生了“身份倒退”之感。
法国生活条件研究中心社会学家雷吉?比戈在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在过去三四十年内法国中产阶层收入上涨速度落后于住房、水电、燃油等物价上涨速度,导致目前法国中产阶层每月身负的“强制性开支”比重提高,进而使得他们可自由支配资金比重下降,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比戈所指的“强制性开支”包括每月偿还贷款、各种税收、保险、房租、水电、煤气等无法缩减的开支。比戈调查结果显示,1979年“强制性开支”平均占法国下层中产阶层月支出的21%,但2009年时这一比例上升至38%。对上层中产阶层而言,“强制性开支”比例也在这段时间内从20%上升到32%。
此外,比戈举例说,2008年,法国居民税后可支配月收入中间值为1467欧元。对于收入接近该中间值的人群,每月支付完“强制性开支”,再支付食品、交通、医疗、教育等开支,每月大约只能剩下300欧元用于娱乐、服装等消费。在这部分人群里,48%的人当年没有外出旅游,37%的人没有去过电影院,34%的人没有汽车。
而在拉美地区中产阶层正在迅速崛起的国家,高通胀、高债务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使得拉美的中产阶层的境遇每况愈下。圣保罗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马西奥?波奇曼估计,在1980年以后,巴西有700万人退出了中产阶层行列(其中有300万人进入了上层阶层)。
脆弱的“夹心层”
中产阶层曾被赋予一个拯救世界的群体,他们拥有光明无比的未来,被誉为稳定社会的超级力量,但当社会学家把这项光辉无比的任务压在这一群体的肩上时,却悲哀地发现他们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脆弱的夹心层。
在金融风暴爆发后,那些享受千万年薪下台的华尔街高管不断引起轰动,但更普遍的事实是成百上千万的中产阶层集体失业。人们常常叹息于所看到的关于富人身家大幅缩水的报道,但富人有着更丰厚、更多元化的资产,有更大能力来吸收冲击。至于穷人,他们通常远离金融市场、与房产无缘,收入并无实质上的变化,政府也不愿意遗忘了他们而背负指责。所以,真正可能被冲击到的,就是中间的夹心层。
以韩国为例,中产阶层作为韩国社会的主要部分,经历了一个从高速发展到逐渐减少的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中产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曾达到顶点。根据韩国政府的统计,1995年中产阶层比重曾高达73%。但其后开始下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更呈锐减之势,仅1998年一年就减少超过1个百分点,其后每年减少0.55个百分点,至今已累计减少10个左右百分点。受2008年发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这一递减趋势还可能恶化。
纵观国际上的经济危机,中产阶层都是最直接最严重的受害者。所以有经济学家说,经济危机的结果,就是消灭中产阶层。1929-1932年美国遭遇重大经济危机,成千上万的中产阶层一夜之间跌入赤贫,很多人失业,甚至无家可归。上世纪末阿根廷开始的经济危机,让这个国家的中产家庭从80%降到了20%,多数中产跌入贫困,直到现在,阿根廷依然未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淖,曾经的中产还在为重新进入中产而苦苦打拼。
虽然中产是经济危机最为直接的后果人,但实际上,中产阶层的投机天性,也使其可能成为经济危机的直接制造者。最早发生的经济危机——400年前的荷兰,当时的中产阶层疯炒郁金香球,当郁金香球泡沫破裂后,数不清的新兴中产阶层倾家荡产。从那时起,金融性投机炒作形态便已完成定型,400年来,所有的投机炒作,都在重复着400年前荷兰郁金香的模式。
这种投机天性恰恰来自于中产阶层的集体不安全感。在当今新兴国家中产阶层的成长轨迹中,正清晰显现出这种线索:这些国家的新兴中产阶层多数没有什么背景,都是从平民一步步经过多年辛苦打拼勉强步入中产的行列,担心财富的失去,使他们即便在收入丰厚时也处在恐慌之中。所以他们同其他国家的中产阶层一样,有了钱就会奋不顾身地用来投机,不管是炒股,还是炒房,他们都是绝对主力。
但显而易见,当泡沫破灭后,他们最为直接地感受到了经济萧条的寒意。在后危机时代的这些国家,这样的情形仍在不断上演:因全球贸易遭逆转而饭碗不保;投资了房屋和股票,但房价下跌和股市崩溃令其损失惨重;拥有储蓄却不敢肆意消费,而这样的经历教训又只会加剧了中产们天生的不安全感。
新兴中产尤可期
全球中产阶层在人数与财富方面的增长速度仍在不断刷新人们的想象。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曾表示,新兴市场中产阶层的崛起已经成了“10年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他们将于20年内在全球消费力方面超越西方中产阶层。摩根士丹利亚洲区总裁斯蒂芬?罗奇则认为,在5至10年内,光是亚洲新兴国家的中产阶层就能够填补过度消费的美国消费者所留下的空白。
仅在拉美地区,有数千万人成为了这个地区来之不易的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受益者。在摆脱了贫困之后,他们初步的繁荣正在促使这个地区的消费市场快速增长起来。这里曾经是一个少数精英分子和多数贫苦大众形成鲜明对比的地区。拉美中产阶层的出现,为改革这个地区的政治带来了希望。
《巴西中产阶层》一书的作者若泽?奥古斯都?费尔南德斯指出,中产阶层是巴西迅速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主力军,由于政府提供更多的贷款,让这一阶层的消费能力增强,有效拉动了内需,这是巴西摆脱危机的关键。但对这一进程的可持续性他也感到担心。他说:“巴西的消费观念造成中产阶层通常债务沉重,这样危机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当他们面临困难时就不得不减少支出,同时这一阶层的人对生活有紧迫感,他们非常害怕变成贫困人群”。
在巴西,近30%的新兴中产阶层都在非正规市场中谋生,收入很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网络,创业机会有限。许多人是通过借贷的方式来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准的,这可能是53%的中产阶层说自己生活在对失业、收入减少甚至破产的恐惧之中的原因之一。
如今,随着西方中产阶层深陷债务与危机之中,许多经济学家都将新兴市场的中产阶层视作全球安全与繁荣新时代的潜在基础。费尔南德斯则认为,新兴中产阶层面临的挑战是人们的期望和社会体系能为他们所提供条件之间的矛盾。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俄高等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吉哈诺娃则指出,新兴国家应努力改变“资源和原料供应国”角色,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创新型经济。不过,由于经济危机影响、国际行业竞争加剧和国内实际情况的限制,发展创新型经济并非易事。
实际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处于社会经济发展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模式尚未定型。温家宝总理关于“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的表述,让人们对于这个新兴阶层的成长有了更多联想和期待。《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主编陆学艺先生前不久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文章。文章指出:“如今中国的中产阶层已占到23%;而在5年前,这个数字是18%。”这个数字的出笼曾引起社会广泛争议。有的认为,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比达不到这么高。但从目前中国房屋和汽车销售量这两个“火爆”指标来看,不难判断出中国正步入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