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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士人的独特风骨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显性基因。清末民初，内忧外患，社会思潮涌动，新闻报纸事业别有气象。民国报人纷纷高举新闻自由的思想旗帜，自觉追求自由表达新闻真实、深入辨析社会真相的权利。他们在新闻舆论阵地上的执着坚守，不仅是对现代新闻思想的积极实践，也是对魏晋时期士人独特风骨的传承与张扬。
【关键词】魏晋风骨；民国报人；新闻思想；传承与张扬
漫漫历史长河中，一旦中国社会处于政局动荡、中央集权松散、公共舆论相对自由的时期，传统思想文化也会随之空前活跃起来。春秋战国以降，多元政治格局下，儒、道、墨、法、阴阳家、纵横家、杂家等诸多学派百家争鸣，影响深远。及至政权更迭频繁的魏晋南北朝360余年间，道教兴盛，玄学兴起，佛教传入，波斯、希腊等东罗马文化也一拥而入，各种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进而成就了遗世独立、彪炳千古的“魏晋风骨”，以及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太康、永和、元嘉、永明、正始等文学盛况。“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以清议为特色的公共舆论传统开始形成，魏晋士人的独特风骨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显性基因。
时至两宋前后，战乱频仍，民族交融，理学兴起，雅俗并举，中国思想文化再次绽放光彩。究其原因，缘于统治者疏于管理、无心他顾，文人士子得以张扬个性，逞意而为，传统思想文化借助相对自由的公共舆论空间，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意识形态与舆论控制间或处于混乱、失序状态，新闻报纸事业借机蓬勃兴盛，营造了多元社会思潮风起云涌的社会舆论环境，成为开启民智、思想启蒙的生力军。1900年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的陈少白在《中国报序》中声称：“因思风行朝野，感惑人心，莫如报纸，故欲借此一报，大声疾呼，发声振馈，中国之人尽知中国之可兴，而闻之起舞，奋发有为也。”
济济多名士，风气旦夕开，诸多民国报人纷纷举起自由表达新闻真实、深入辨析社会真相的思想旗帜。他们在新闻舆论阵地上的执着坚守，从思想文化传统嬗变的视野来看，不仅是对西方现代新闻自由思想的积极实践，而且是对魏晋时期士人独特风骨的传承与张扬，继往开来，厥功至伟。
一、魏晋风骨的传承与嬗变
魏晋风骨，或曰魏晋风度，是魏晋士人因其独特的思想行为等被后人追崇、阐释的一种人格范式。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从文学的角度，将魏晋风度归结为：清俊、尚脱俗（曹操），华丽、壮大（曹丕），慷慨（建安七子），反对礼教、师心、使气（竹林七贤），平和自然、“总不能超于尘世”（陶渊明）等[1]，全面展示了一个文学自觉时代里魏晋士人特立独行的独特风骨。
袁济喜在《魏晋风度与现代人生》中阐释说：“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2]
魏晋时期，除了与当权者同流、曲学阿世的一批“虚伪礼法”之人，士人们多陷入理想与现实的悖论中，苦苦挣扎，困兽犹斗，展示了独特个性以及人性的复杂幽深。按照《现代文人与“魏晋风度”》一书作者高俊林的观点，“大体说来，士人们朝着三个方面分化：一部分仍然固守于政权内部，持身不邪，守道不屈，成为其中的清流，如王祥、傅咸；另一部分避居林泉，栖心山水，成为隐士，如孙登；还有一部分，他们非官非隐，特立独行，品藻人物，成为当时社会的舆论中心，如阮籍、嵇康。我在这里，把他们分别称为名教家、隐者与狂士”[3]。
学界关于魏晋风骨的论述多有不同，但以魏晋士人的名士气度、文学态度和对当世政治的立场选择而言，魏晋风骨已有其丰富的内涵，入世之“名教家”、出世之“隐者”、狂士等被公认为魏晋风度的代表。按照这些分类方法，不仅可以更加清晰地辨其妍媸，而且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魏晋风骨业已对近千年来的士人风骨产生过难以磨灭的深远影响。
近至清末民初，种种现实因素多与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两宋相似，诸如社会动荡、内忧外患、思想自由、流派纷呈，以及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力下降造成的社会结构多样化、思想文化多元化等。民国时期的文人名士也自觉承继了源自魏晋风骨的文化基因，或激昂奋进，或隐逸出世，或持守重节等，为民国的文化发展、政治清明、社会进步而呐喊呼号、殚精竭虑，民国报人尤为如此。
二、民国报人及其生存环境
自百日维新至清末新政，在光绪帝“允许自由设立报馆、学会”的诏令影响下，私人报馆和自由报人随之大量涌现，新闻出版事业乍迎东风、花开千树。随着新闻出版事业的突飞猛进，及至民国，报刊出版数量继续呈现上升态势。
据1921—1922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当时我国共计出版780种报刊，其中出版报刊数量最多的省市为广东、北京、上海、江苏和福建；据1935—1936年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共有报刊1458种（报纸450种，期刊1008种），发展迅猛；据1944—1945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当时我国仅报纸就有1028种，极为勃兴。[4]据李永璞、林治理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报刊名录（1919—1949）》中的数据显示，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政府机构、人民团体在民国不同时期共创办了4505种报刊。
民国时期报刊种类庞杂，虽然也有一些存续期非常短，但总的来说，各类报刊的发行量及其产生的舆论力量都空前巨大。比如《申报》1872年创刊于上海，是旧中国影响最深远、销售量最大、经营时间最长的商业新闻报纸；《新闻报》1893年创刊于上海，是标榜“无党无偏”和“经济独立”的上海四大名报之一；《大公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是迄今为止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专业性中文报纸；《晨报》1916年创刊于北京，是以梁启超等为首的进步党的机关报、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京报》1918年创刊于北京，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方影响很大的著名报纸……“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这些主流报纸对民国时期的国家命运、民主运动和民生疾苦等给予了全面而又深入的关切，形成空前强大的舆论场，深刻影响人心向背，成为时代的晴雨表、成为历史的鉴证。 民国时期种类丰富、贴近民生、关注时政的大批报刊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众多了解现实、开化思想、追求时尚、休闲娱乐的通道，也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展示才华、秉笔报国的平台。随着新闻出版事业的兴盛而逐渐崭露头角，以记者、时评家、作家等为主体的民国报人借助新闻舆论的力量，积极参与和干预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在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面对这一殊荣，大公报创办人之一、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张季鸾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5]
在党派分立、政局纷乱的社会历史环境下，民国报人一方面传承了汉魏清议、唐宋谏诤等舆论传统，另一方面自觉自主地学习和引进了西方现代新闻自由思想，东西交融，合二为一。与魏晋士人的风骨相比，民国报人传承并演绎出他们独特的风骨，为民国新闻舆论及思想文化史增添了饱满的色彩。他们努力争取报人的合法权利、社会地位，执着追求见证事实、据实表述、剖析真相的自由，使新闻出版事业在民国时期得到了空前发展，创造了中国新闻舆论自由繁荣的一段历史，也为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他们成为见证民国社会历史真实的社会良心。
三、民国报人对魏晋风骨之张扬
比之将魏晋士人三分为名教家、隐者与狂士，民国报人无论在为人还是为文上都与魏晋士人有诸多相似，也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与当权者及其新闻出版系统互动较为紧密的报人。他们以名教家的入世姿态为政权服务，或持身守正，或趋炎附势，或左右摇摆，同质而异形。比如早年曾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报》《生活日报》，1916年与邵力子合办《民国日报》，抨击袁世凯称帝的国民党名流叶楚伧；比如早年加入南社，跟随柳亚子从事国民革命，1926年后掌握《民国日报》大权，成为上海党阀之一，一度大红大紫的陈德徵；比如因在《天铎报》《商报》《国闻周刊》《时事新报》等报刊任职或撰文，并兼任复旦大学中国国文科新闻组（新闻系前身）教授而闻名一时，被蒋介石引为内援，成为“国民党第一支笔”的陈布雷；比如1929年任职《京报》、1930年任职南京《中央日报》《时事新报》，1939年投靠汪伪政权后，任《中报》总编辑的金雄白。这些报人无不才华横溢，且在新闻界拥有深厚的资历、过人的声望，并且在媒体和政界之间游刃有余、从容出入。但是其中却有不少人因为种种主动或者被动的原因不幸迷失在权力的漩涡之中，有些身败名裂，有些抱悔终生。
第二类是以隐逸心态在文化艺术领域做出过非凡成就的文化报人。他们回避时代激流，沉溺书斋故纸，为丰富民国报刊的文化艺术内涵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比如先后主编北京《国民公报》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广州《国民日报》副刊、重庆《中央》副刊、成都《新民报》副刊等6种副刊，人称“副刊大王”的孙伏园；比如一生未入党派、不任公职，先后主编《世界晚报》副刊、《南京人报》副刊、重庆《新民报》副刊，人称“中国大仲马”的张恨水；以及周瘦鹃、黎烈文等名家。他们虽然也有对社会现实的观照，但更多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恬淡自然，可以称之为隐者。
第三类是以积极入世心态参与重大政治社会活动的自由报人。他们承袭魏晋士人慷慨激昂的狂士之风，对新闻事实进行如实报道，对社会现实进行鞭辟入里的揭露，与反动势力进行勇敢斗争，视毁谤如等闲，虽殒身而不惜。
比如黄远生，不到20岁即考中清末最后一批进士，曾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申报》《时报》《东方日报》特约记者等，以“远生通讯”闻名，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也是我国近代新文学的首倡者之一，被胡适称为“这位名噪一时的记者是文学革命运动的先驱”[6]。他以敢于批判时政、不畏权贵政要闻名，并因此招致杀身之祸，于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被刺杀。
比如邵飘萍，曾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执笔，1918年在北京创办《京报》和我国第一家通讯社——新闻编译社。他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揭黑记者之一，被后人誉之为“乱世飘萍”，“铁肩辣手，快笔如刀”，“飘萍一支笔，抵过千万军”。他曾公开反对袁世凯及其爪牙，在报纸上义正词严地大声疾呼“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先后三次被捕。他曾经曝光军阀张作霖的恶迹，并拒绝对方的重金“封口费”，最终因为支持冯玉祥国民军抗击直奉军阀联军而于1926年被张作霖杀害。
比如林白水，1921年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其名言是“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他曾因为攻击吴佩孚而被封闭报馆，因为揭露曹锟贿选总统而被软禁三个多月，还曾在1926年张作霖入京、邵飘萍被杀害时斥骂奉军为“洪水猛兽”。他最终因为讥讽军阀张宗昌的智囊潘复是“终日悬挂于腿间”的“肾囊”，于次日凌晨即被张宗昌下令逮捕，旋即以通敌（冯玉祥）的名义被枪杀。
比如史量才，1912年任《申报》总经理，先后收购《时事新报》《新闻报》股权，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报业巨擘。他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标榜，敢于抨击时弊，揭露当局的黑暗统治，因而使《申报》声誉雀起，发行量骤增。“九一八事变”后，他对国民党当局深感失望，大力支持抗日救亡活动和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运动，反对国民党“剿匪”内战，于1934年被当局暗杀。章太炎撰写《史君墓志铭》赞曰：“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斯古之伟丈夫欤。”[7]
比如张季鸾，曾起草《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曾因揭露袁世凯与英、法、德、日等五国签订出卖主权的《善后借款合同》内幕肮脏交易而入狱，曾撰写“三骂”嘲笑吴佩孚、汪精卫、蒋介石，接办天津《大公报》时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8]，在蒋介石屡次“剿共”时也不乏对红军的同情和支持。 比如徐铸成，作为《文汇报》总主笔和《大公报》上海版、香港版的创办人，一生五次创建报馆，五次被迫封停。他的名言是：“我只是凭良心办报而已。”1947年初，他拒绝政府投资10个亿控制《文汇报》的意图，并当着陈立夫、吴国桢、宣铁吾等国民党要人的面表示“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政治性投资”。
这类民国报人积极入世，视新闻自由如生命，为民生社稷奔走呼号，虽历劫而不屈服，虽百折而不言悔。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叹“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9]。这类民国报人与嵇康阮籍式的魏晋士人无异，他们以特立独行的品格意气、以身家命运的血色悲壮，对魏晋风骨进行了新的诠释和张扬。
综上而论，魏晋风骨作为中国古代文人风度的代表、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显性基因，历经传承流变，深深植入民国报人的新闻和人生实践。上述三类个性鲜明的民国报人从不同维度自觉传承了魏晋风骨的精神内涵。他们大多经历过东方传统教育和西式学堂教育的双重洗礼，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中，以新闻自由为理想，以新闻真实为原则，以对新闻舆论阵地的执着坚守，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书写出中国新闻舆论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魏晋风度及其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98.
[2]袁济喜.魏晋风度与现代人生[N].中华读书报，2009-04-09.
[3]高俊林.现代文人与“魏晋风度”——以章太炎与周氏兄弟为个案之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29.
[4]平保兴.从英文《中国年鉴》看民国时期报刊的出版[J].晋图学刊，2008（3）.
[5]张季鸾.季鸾文存（第二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126.
[6]闾小波.百年传媒变迁：1900-2000[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2.
[7]章太炎.史君墓志铭[J].上海文史资料选辑（47），1984.
[8]张季鸾.民国三大报人文集：张季鸾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9]刘勰.文心雕龙注释[M].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09.
（作者单位：河南农业大学）
编校：郑 艳
【关键词】魏晋风骨；民国报人；新闻思想；传承与张扬
漫漫历史长河中，一旦中国社会处于政局动荡、中央集权松散、公共舆论相对自由的时期，传统思想文化也会随之空前活跃起来。春秋战国以降，多元政治格局下，儒、道、墨、法、阴阳家、纵横家、杂家等诸多学派百家争鸣，影响深远。及至政权更迭频繁的魏晋南北朝360余年间，道教兴盛，玄学兴起，佛教传入，波斯、希腊等东罗马文化也一拥而入，各种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进而成就了遗世独立、彪炳千古的“魏晋风骨”，以及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太康、永和、元嘉、永明、正始等文学盛况。“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以清议为特色的公共舆论传统开始形成，魏晋士人的独特风骨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显性基因。
时至两宋前后，战乱频仍，民族交融，理学兴起，雅俗并举，中国思想文化再次绽放光彩。究其原因，缘于统治者疏于管理、无心他顾，文人士子得以张扬个性，逞意而为，传统思想文化借助相对自由的公共舆论空间，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意识形态与舆论控制间或处于混乱、失序状态，新闻报纸事业借机蓬勃兴盛，营造了多元社会思潮风起云涌的社会舆论环境，成为开启民智、思想启蒙的生力军。1900年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的陈少白在《中国报序》中声称：“因思风行朝野，感惑人心，莫如报纸，故欲借此一报，大声疾呼，发声振馈，中国之人尽知中国之可兴，而闻之起舞，奋发有为也。”
济济多名士，风气旦夕开，诸多民国报人纷纷举起自由表达新闻真实、深入辨析社会真相的思想旗帜。他们在新闻舆论阵地上的执着坚守，从思想文化传统嬗变的视野来看，不仅是对西方现代新闻自由思想的积极实践，而且是对魏晋时期士人独特风骨的传承与张扬，继往开来，厥功至伟。
一、魏晋风骨的传承与嬗变
魏晋风骨，或曰魏晋风度，是魏晋士人因其独特的思想行为等被后人追崇、阐释的一种人格范式。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从文学的角度，将魏晋风度归结为：清俊、尚脱俗（曹操），华丽、壮大（曹丕），慷慨（建安七子），反对礼教、师心、使气（竹林七贤），平和自然、“总不能超于尘世”（陶渊明）等[1]，全面展示了一个文学自觉时代里魏晋士人特立独行的独特风骨。
袁济喜在《魏晋风度与现代人生》中阐释说：“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2]
魏晋时期，除了与当权者同流、曲学阿世的一批“虚伪礼法”之人，士人们多陷入理想与现实的悖论中，苦苦挣扎，困兽犹斗，展示了独特个性以及人性的复杂幽深。按照《现代文人与“魏晋风度”》一书作者高俊林的观点，“大体说来，士人们朝着三个方面分化：一部分仍然固守于政权内部，持身不邪，守道不屈，成为其中的清流，如王祥、傅咸；另一部分避居林泉，栖心山水，成为隐士，如孙登；还有一部分，他们非官非隐，特立独行，品藻人物，成为当时社会的舆论中心，如阮籍、嵇康。我在这里，把他们分别称为名教家、隐者与狂士”[3]。
学界关于魏晋风骨的论述多有不同，但以魏晋士人的名士气度、文学态度和对当世政治的立场选择而言，魏晋风骨已有其丰富的内涵，入世之“名教家”、出世之“隐者”、狂士等被公认为魏晋风度的代表。按照这些分类方法，不仅可以更加清晰地辨其妍媸，而且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魏晋风骨业已对近千年来的士人风骨产生过难以磨灭的深远影响。
近至清末民初，种种现实因素多与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两宋相似，诸如社会动荡、内忧外患、思想自由、流派纷呈，以及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力下降造成的社会结构多样化、思想文化多元化等。民国时期的文人名士也自觉承继了源自魏晋风骨的文化基因，或激昂奋进，或隐逸出世，或持守重节等，为民国的文化发展、政治清明、社会进步而呐喊呼号、殚精竭虑，民国报人尤为如此。
二、民国报人及其生存环境
自百日维新至清末新政，在光绪帝“允许自由设立报馆、学会”的诏令影响下，私人报馆和自由报人随之大量涌现，新闻出版事业乍迎东风、花开千树。随着新闻出版事业的突飞猛进，及至民国，报刊出版数量继续呈现上升态势。
据1921—1922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当时我国共计出版780种报刊，其中出版报刊数量最多的省市为广东、北京、上海、江苏和福建；据1935—1936年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共有报刊1458种（报纸450种，期刊1008种），发展迅猛；据1944—1945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当时我国仅报纸就有1028种，极为勃兴。[4]据李永璞、林治理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报刊名录（1919—1949）》中的数据显示，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政府机构、人民团体在民国不同时期共创办了4505种报刊。
民国时期报刊种类庞杂，虽然也有一些存续期非常短，但总的来说，各类报刊的发行量及其产生的舆论力量都空前巨大。比如《申报》1872年创刊于上海，是旧中国影响最深远、销售量最大、经营时间最长的商业新闻报纸；《新闻报》1893年创刊于上海，是标榜“无党无偏”和“经济独立”的上海四大名报之一；《大公报》1902年创刊于天津，是迄今为止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专业性中文报纸；《晨报》1916年创刊于北京，是以梁启超等为首的进步党的机关报、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京报》1918年创刊于北京，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方影响很大的著名报纸……“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这些主流报纸对民国时期的国家命运、民主运动和民生疾苦等给予了全面而又深入的关切，形成空前强大的舆论场，深刻影响人心向背，成为时代的晴雨表、成为历史的鉴证。 民国时期种类丰富、贴近民生、关注时政的大批报刊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众多了解现实、开化思想、追求时尚、休闲娱乐的通道，也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展示才华、秉笔报国的平台。随着新闻出版事业的兴盛而逐渐崭露头角，以记者、时评家、作家等为主体的民国报人借助新闻舆论的力量，积极参与和干预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在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荣誉奖章。面对这一殊荣，大公报创办人之一、民国时期最具声望的报人张季鸾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5]
在党派分立、政局纷乱的社会历史环境下，民国报人一方面传承了汉魏清议、唐宋谏诤等舆论传统，另一方面自觉自主地学习和引进了西方现代新闻自由思想，东西交融，合二为一。与魏晋士人的风骨相比，民国报人传承并演绎出他们独特的风骨，为民国新闻舆论及思想文化史增添了饱满的色彩。他们努力争取报人的合法权利、社会地位，执着追求见证事实、据实表述、剖析真相的自由，使新闻出版事业在民国时期得到了空前发展，创造了中国新闻舆论自由繁荣的一段历史，也为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他们成为见证民国社会历史真实的社会良心。
三、民国报人对魏晋风骨之张扬
比之将魏晋士人三分为名教家、隐者与狂士，民国报人无论在为人还是为文上都与魏晋士人有诸多相似，也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与当权者及其新闻出版系统互动较为紧密的报人。他们以名教家的入世姿态为政权服务，或持身守正，或趋炎附势，或左右摇摆，同质而异形。比如早年曾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报》《生活日报》，1916年与邵力子合办《民国日报》，抨击袁世凯称帝的国民党名流叶楚伧；比如早年加入南社，跟随柳亚子从事国民革命，1926年后掌握《民国日报》大权，成为上海党阀之一，一度大红大紫的陈德徵；比如因在《天铎报》《商报》《国闻周刊》《时事新报》等报刊任职或撰文，并兼任复旦大学中国国文科新闻组（新闻系前身）教授而闻名一时，被蒋介石引为内援，成为“国民党第一支笔”的陈布雷；比如1929年任职《京报》、1930年任职南京《中央日报》《时事新报》，1939年投靠汪伪政权后，任《中报》总编辑的金雄白。这些报人无不才华横溢，且在新闻界拥有深厚的资历、过人的声望，并且在媒体和政界之间游刃有余、从容出入。但是其中却有不少人因为种种主动或者被动的原因不幸迷失在权力的漩涡之中，有些身败名裂，有些抱悔终生。
第二类是以隐逸心态在文化艺术领域做出过非凡成就的文化报人。他们回避时代激流，沉溺书斋故纸，为丰富民国报刊的文化艺术内涵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比如先后主编北京《国民公报》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广州《国民日报》副刊、重庆《中央》副刊、成都《新民报》副刊等6种副刊，人称“副刊大王”的孙伏园；比如一生未入党派、不任公职，先后主编《世界晚报》副刊、《南京人报》副刊、重庆《新民报》副刊，人称“中国大仲马”的张恨水；以及周瘦鹃、黎烈文等名家。他们虽然也有对社会现实的观照，但更多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恬淡自然，可以称之为隐者。
第三类是以积极入世心态参与重大政治社会活动的自由报人。他们承袭魏晋士人慷慨激昂的狂士之风，对新闻事实进行如实报道，对社会现实进行鞭辟入里的揭露，与反动势力进行勇敢斗争，视毁谤如等闲，虽殒身而不惜。
比如黄远生，不到20岁即考中清末最后一批进士，曾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申报》《时报》《东方日报》特约记者等，以“远生通讯”闻名，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也是我国近代新文学的首倡者之一，被胡适称为“这位名噪一时的记者是文学革命运动的先驱”[6]。他以敢于批判时政、不畏权贵政要闻名，并因此招致杀身之祸，于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被刺杀。
比如邵飘萍，曾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执笔，1918年在北京创办《京报》和我国第一家通讯社——新闻编译社。他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揭黑记者之一，被后人誉之为“乱世飘萍”，“铁肩辣手，快笔如刀”，“飘萍一支笔，抵过千万军”。他曾公开反对袁世凯及其爪牙，在报纸上义正词严地大声疾呼“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先后三次被捕。他曾经曝光军阀张作霖的恶迹，并拒绝对方的重金“封口费”，最终因为支持冯玉祥国民军抗击直奉军阀联军而于1926年被张作霖杀害。
比如林白水，1921年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其名言是“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他曾因为攻击吴佩孚而被封闭报馆，因为揭露曹锟贿选总统而被软禁三个多月，还曾在1926年张作霖入京、邵飘萍被杀害时斥骂奉军为“洪水猛兽”。他最终因为讥讽军阀张宗昌的智囊潘复是“终日悬挂于腿间”的“肾囊”，于次日凌晨即被张宗昌下令逮捕，旋即以通敌（冯玉祥）的名义被枪杀。
比如史量才，1912年任《申报》总经理，先后收购《时事新报》《新闻报》股权，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报业巨擘。他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标榜，敢于抨击时弊，揭露当局的黑暗统治，因而使《申报》声誉雀起，发行量骤增。“九一八事变”后，他对国民党当局深感失望，大力支持抗日救亡活动和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运动，反对国民党“剿匪”内战，于1934年被当局暗杀。章太炎撰写《史君墓志铭》赞曰：“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斯古之伟丈夫欤。”[7]
比如张季鸾，曾起草《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曾因揭露袁世凯与英、法、德、日等五国签订出卖主权的《善后借款合同》内幕肮脏交易而入狱，曾撰写“三骂”嘲笑吴佩孚、汪精卫、蒋介石，接办天津《大公报》时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8]，在蒋介石屡次“剿共”时也不乏对红军的同情和支持。 比如徐铸成，作为《文汇报》总主笔和《大公报》上海版、香港版的创办人，一生五次创建报馆，五次被迫封停。他的名言是：“我只是凭良心办报而已。”1947年初，他拒绝政府投资10个亿控制《文汇报》的意图，并当着陈立夫、吴国桢、宣铁吾等国民党要人的面表示“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政治性投资”。
这类民国报人积极入世，视新闻自由如生命，为民生社稷奔走呼号，虽历劫而不屈服，虽百折而不言悔。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叹“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9]。这类民国报人与嵇康阮籍式的魏晋士人无异，他们以特立独行的品格意气、以身家命运的血色悲壮，对魏晋风骨进行了新的诠释和张扬。
综上而论，魏晋风骨作为中国古代文人风度的代表、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显性基因，历经传承流变，深深植入民国报人的新闻和人生实践。上述三类个性鲜明的民国报人从不同维度自觉传承了魏晋风骨的精神内涵。他们大多经历过东方传统教育和西式学堂教育的双重洗礼，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中，以新闻自由为理想，以新闻真实为原则，以对新闻舆论阵地的执着坚守，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书写出中国新闻舆论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魏晋风度及其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98.
[2]袁济喜.魏晋风度与现代人生[N].中华读书报，2009-04-09.
[3]高俊林.现代文人与“魏晋风度”——以章太炎与周氏兄弟为个案之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29.
[4]平保兴.从英文《中国年鉴》看民国时期报刊的出版[J].晋图学刊，2008（3）.
[5]张季鸾.季鸾文存（第二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126.
[6]闾小波.百年传媒变迁：1900-2000[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2.
[7]章太炎.史君墓志铭[J].上海文史资料选辑（47），1984.
[8]张季鸾.民国三大报人文集：张季鸾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9]刘勰.文心雕龙注释[M].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09.
（作者单位：河南农业大学）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