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战(1914—1918)对全球影响甚大,2014年为欧战爆发百年,西方学界正在筹备各种纪念及反思活动。事实上,欧战对远东局势及中国外交影响也非常大。然而迄今学界尚未对此课题做全面研究检讨,教科书中仍强调:北洋军阀为遂行武力统一野心,以参战之名对日借款,签订共同防敌协定以及山东问题换文,丧失国家权利。这种对当时参战外交所持的负面评价,欠缺开阔和全面的视野。
　　欧战之前,列强在远东保持均势,追随英国领导,一致行动维护共同利益。民国初年,袁世凯在外交上采取联英方针,压制日本,得以稳固国基。大战爆发后,列强集中全力在欧洲做殊死斗,日本在远东及西太平洋大肆扩张,中国外交面临强大压力。
　　1914年8月初,欧洲爆发全面大战,3日北京外交部通告各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及租借地交战。6日大总统公布局外中立条规,聲明中国严守中立。日本则借口“英日同盟”,于15日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在一周内撤回一切军舰,并将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交付日本,日后交还中国。北京政府与德国交涉直接将胶州湾租借地归还中国,或交中立国美国代管,以避免战争,可惜未能成功。
　　参战争议
　　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9月2日登陆龙口,3日,北京外交部照会各国,声明龙口、莱州及连接胶州湾附近地区为各交战国军队必须行用之地点,本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日军则不顾中国划定区域,径自认定胶济铁路为胶州湾租借地之延伸,占据潍县车站,破坏中国中立,进而一路占领直抵济南车站,北京外交部向日使提出抗议。11月7日,日军占领青岛,战事结束。12月,中国政府向日使声明取消山东战区,要求退兵,日本反而提出“二十一条”。北洋政府经过艰苦交涉,被迫签署《中日民四条约》,日本取得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二十一条”交涉后,外交总长陆徵祥即向袁世凯建议:唯有参战,取得参加战后和会资格,才有挽回《中日民四条约》中丧失山东权利的可能。但因日本阻挠,中国内部因帝制而起动乱,此议暂时作罢。待袁氏称帝失败身亡,日本在华势力更加扩张,北京政府亟思有所突破,乃积极寻求参加欧战机会,以摆脱《中日民四条约》束缚。除“保和会准备会”不断开会讨论如何可参战外,有人主张“以工代兵”,争取列强支持。
　　1917年,美国以德国无限制潜艇政策违反国际航海自由为由,宣布与德绝交,并邀请各中立国一同行动。协约各国提出许多优厚条件,劝诱中国参战。日本原来反对中国参战,待袁氏死后大敌已除,又得英、法保证支持日本战时所得成果,乃改为支持中国参战,想乘机进一步控制中国。
　　3月14日,北京政府宣布对德断绝外交关系,仍按照国际公法及惯例,尊重两国现行一般条约,对德人在华之合法权益给予合理之照顾。但在讨论是否对德宣战问题时,争执甚大。总理段祺瑞及梁启超等力主参战,梁启超主张效法意大利加入克里米亚战争的先例,以提高国际地位。他认为,从积极进取方面而言,不乘此时有所表现,“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段祺瑞则欲以参战为名扩张皖系势力,实行武力统一。
　　大总统黎元洪及国会议员、孙中山等,多以事不关己反对参战,实则担心皖系扩张势力。两派争执不休,国会反对宣战,并罢免段祺瑞职务。段氏下野后,皖系督军纷纷宣布独立,声讨北京政府。黎元洪召张勋入京调解,张氏则乘机遂其复兴清室之宿愿。黎氏下野前恢复段祺瑞总理职,命其讨伐张勋。段氏原不欲出,在梁启超劝说下方誓师讨伐,张勋复辟失败。共和恢复后,副总统冯国璋任总统,段祺瑞掌实权,拒绝重开国会,另行改选所谓“安福国会”。孙中山对段氏破坏法统不满,率旧国会议员南下广州集会,成立军政府,宣布护法,中国南北分裂。
　　宣战与华工
　　8月14日,大总统明令与德、奥进入战争状态,宣称中国遵守海牙各公约,以文明国家之姿加入协约国团体。参战后,中国宣布废止德、奥条约特权,收回租界,将德奥侨民纳入管辖。中国宣战后之义务,对外应出兵欧洲助战,对内应铲除德国在华势力。
　　但北京政府忙于武力统一,并未善尽参战义务,对外未曾派兵赴欧参战,只有大批华工应募到欧洲战地工作;对内在协约各国公使监督下,北京政府除废止中德、中奥间条约、合同及协约,更进一步颁布《处置敌国人民条规》《禁止与敌国通商条例》等,规定在华德侨须向地方官厅登录,在中国各机关任职之德、奥人员一并解职,对德赔款债款均停止还本付息,设立俘虏收容所收容德、奥使馆卫队及德船水兵及各省军事人员。在处置德侨私产方面,颁布《处置敌国人民条规》,并依此办法收管了德华银行、西门子洋行、美最时洋行等,没收大批德国在华企业的产业房舍。
　　中国参战后,北京政府向日本大借所谓“西原借款”,用以编练参战军。日本则利用借款保障与扩展日本在华利益,借中日经济提携建立日本领导的东亚自给圈。俄国在革命后与德国单独媾和退出战局,协约各国纷纷出兵干涉。英美邀日本共同出兵海参崴,日本则乘机与北京政府签订共同防敌协定,进入北满控制中东路,并大举出兵西伯利亚,直抵贝加尔湖。北京政府也利用共同防敌协定得以出兵外蒙古,排除俄国势力,取消外蒙自治。
　　华工与欧战是近年研究成果较突出的课题,香港大学历史系徐国琦教授的专书指出:中国参战前,北洋要人梁士诒等即推动“以工代兵”政策,争取参加战后和会机会。英国原来反对用华工,但到1916年夏天以后,英军损失惨重,人力资源几近崩溃,不得不改变策略招募华工。英、法两国都在华招募工人,前后有约14万名华工赴欧。北京政府则颁布相关法令保护华工在外国的权益,国会也要求设立侨工事务局自行监督。
　　华工在欧洲受到军事化管理,信件亦受到检查。华工营的军官不足及译员匮乏,导致管理上普遍沟通不畅。英国的华工被派往前线,而法国招募的华工则是派往私人工厂,多数远离前线。英国和法国对待华工态度大不相同,法国人对待中国人较无歧视,使得中国人受到较好的待遇。
　　当时中国政府外交人员尽力替法国营的华工争取应有的权益。在纪律和管理方面,法国人较少有种族主义倾向,比起英国的管理相对民主。华工在欧洲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语言上的隔阂,导致生活上的种种误解。英国华工营中较严重的问题是赌博,而法国华工营则是因嫖妓导致性病问题,也有不少法国女人与华工产生爱情。 　　积极外交开端
　　1917年4月,美国参战。美军到法国战场后,需要劳工协助修建工事,因而向法国请求支援,法国乃借给美国1万名华工。由于美国备战不足,士兵训练和管理仍不够充分,以致华工管理产生不少问题,但美国远征军的华工确实做出甚大贡献,当时一些军官的报告一再肯定华工的功劳。
　　基督教青年會派了109位人员进入华工营服务,让华工的纪律、沟通和情绪问题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这批到华工营的基督教青年会成员主要可分三类:曾在海外读书的中国青年学生,多是留美学生;宣教士;教会牧师。当时中国政府与民间机构也赞助了基督教青年会不少经费,协助基督教青年会的中国秘书处对华工营的运作和管理有正面助益。在基督教青年会进驻之后,华工营的各种体育和表演活动开始活跃,许多华工开始学习识字,其中晏阳初的识字班成就最大,使他萌发回国开办平民教育会的构想。
　　欧战时期,在中国社会精英力图改造华工的同时,华工的进步也明显影响了中国社会精英的价值观和他们对国家前途的新思考,使他们深信中国可以更为强大。徐书认为:14万华工是中国派往世界的信使,不仅华工本身在欧洲进行了学习,中国也因为欧战华工的关系更理解西方,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
　　近年学界对欧战的相关研究均指出,欧战对中国外交有不少正面意义。中国的“一战”外交和国际化努力,是中国史乃至国际史的重大事件。此时中国内忧外患集于一身,北洋外交官自始努力寻求参加欧战及战后和会的机会。加入协约国参战,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并成为战胜国,得以参与战后和会,并要求改正不公正对待,废除《中日民四条约》,收回山东权益,加入国际联盟、参与国际新秩序。中国依据海牙公约,第一次以文明国家身份履行交战国义务,设立战俘营收容德奥卫队。研究显示,当时德奥战俘在中国所受之待遇远比在西方各国好。
　　列强因欧战分裂,对华不再是铁板一块。中国政府借宣战废除了中国与德、奥间的不平等条约,将德奥人民纳入法权管辖范围,取消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特权,让在华的外国人区分为有条约特权与无条约特权者,成为日后修改条约很重要的契机。北京政府收管了大批德奥侨民财产,成为战后德国赔款之抵押品。
　　中国虽未派军队到欧洲战场,但有10多万名华工被招聘赴欧,在法、比或挖战壕或在工厂做工,对协约国作战仍有不小的助益。唯因他们系由英法公司招募,薪水由英法支付,致使中国对欧战之贡献度较有争议。整体来说,学者一致同意:参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转向积极参与,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由此开端。
　　作者为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