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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粹”（或“民粹主义”）是与“精英主义”相对的概念。诸多领域都已出现了民粹思维和实践，但其概念较为模糊。美国的人民党运动和俄国民粹派实践是民粹话语的经典形象。评价视角上，民粹是以草根或平民价值为导向、是富含情绪化和批判性的思维和实践。思想内核上，民粹一是主张以“大众”为中心、奉行“人民至上”，二是以“精英”的视角构建的思想体系，三是一个矛盾体。
关键词：民粹，精英主义，大众，情绪化，民主，理性
中图分类号：D；C0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8.01.013
Abstracts：“Populism”is a relative concept with“elitism”.Many social fields have emerged populist thinking and practice， but its concept is fuzzy. The Peoples Party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ussian populists practice is the classic image of populist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aluation， populism is a thinking and practice which is grassroots or populist civilian value oriented and is rich in emotional and critical. The core of populism as following： first， it advocates the “mass” as the center， and pursues the “people first”；second， its ideological system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ite”；third， it is a paradox.
Keywords： populism， elitism， the masses， emotional， democracy， reason
“民粹”（或“民粹主义”）是与“精英主义”相对的概念。在历史长河中，精英主义都长期主宰并引领着人类思想和社会实践。而随着社会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升，诸多领域都催生出了更多民粹的思维和实践，即“唯民众论”，过度注重和强调普通民众的意志和诉求。民粹思维和实践既有积极价值亦有消极隐患，而其出现具有相当的历史必然性，人们应当正视此现象，并采取措施对其加以有效“扬弃”。而正视的前提须是有效认知，即对“民粹”概念本身有基本了解。民粹是一个甚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可谓一种政治思潮，也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1] 89-90。其所指向内容本身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其概念内涵外延的纷繁多样和模糊性。既有的关于民粹问题的研究著述基本都未能给予“民粹”非常确切的概念，本文在结合学术界既有认知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运用描述性手段和方法，尽可能准确揭示民粹的核心要素或突出特征，使人们对其有进一步清晰的认知。
一“民粹”话语的经典形象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所探讨的“民粹”话语的经典形象包括两种历史现象，或者称为民粹话语的两种解释体系或两种实践背景[2]3。一种形象为美国的人民党运动，一种形象为俄国民粹派实践。
民粹（populism）在西方学者的视野中，最初就来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人民党（People’s Party）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其词根是英语的people，这决定了绝大部分欧美学者所认同的民粹的基本要素和本质特征[2]3。美国的人民党运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其主体为美国当时底层社会的广大农民。当时美国社会长时间在政治上呈现保守主义的放任政策和大量腐败、经济上国家对诸多行业予以高度垄断，致使社会矛盾激化，工人斗争和各种改革运动风起云涌，下层民众的斗争日益激烈。突出表现为广大农场主为摆脱垄断资本在货币金融、铁路运输、市场价格、土地资源等方面对农业的控制，展开了一系列激烈斗争。其实质根源在于美国政府所作所为与民间情绪和诉求之间产生了明显冲突与矛盾，持改革倾向和反垄断倾向的政治势力对民主、共和两大党控制美国政治表示不满，认为两党制并不合时宜，主张重组美国政党体制。以农场主为主体并代表农民利益的人民党在此背景下组建形成，迅速参与美国的政治竞争、表达政治诉求并荣获佳绩，使人民党一度成为两大党之外能够在全国政治中取得发言权的第三党。但人民党最终败北于党派斗争，这股美国社会独立的政治力量最终消散，如今仅成为历史记忆[2]220-224。但受其影响，美国在20世纪中陆续见证了几大典型民粹思潮和运动，包括以休伊·朗主导下的“共享财富”计划、乔治·华莱士掀起的种族主义与民粹之风、罗斯·佩罗领衔的民粹政治运动[3]40-59。
中国学者所称的民粹基本源于俄国民粹的概念框架。民粹在俄语中的词根是narod，即人民的意思，与英语中的people、德语中的Volk所指代的内容是相同的[2]3。俄国民粹整体上是一场在“亲民、爱民、崇尚信仰人民”的思想主张之下践行“到人民中去”“到民间去”的政治运动，自这场运动开始，民粹（narodnichestvo）及民粹派（narodniki）的术语形成并被广泛使用。民粹作为一种纯思潮形成于19世纪50—60年代的俄国，并于60—70年代起在俄国发展成为社会运动（“民粹派”“到民间去”），后在80—90年代经历了演化和低潮（“革命民粹”分化——“黑土平分社”与“民意党”、“改革派民粹/自由民粹”形成、“民粹”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到20世纪初再度活跃、高涨（“社会革命党”及其分裂——左派、中派、右派）。其理论创建和社会实践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拉甫罗夫、特卡乔夫、索科罗夫、科洛连科、切尔诺夫、普列汉诺夫。俄国民粹在其长达近百年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相当庞杂、包括各种思想成分的理论体系。其共同思想与实践特征包括：一是崇尚和信仰“人民”（主要指农民和贫困劳动者），并把“人民”理想化；二是把農村公社理想化，企图通过保持农村公社，发展农民“固有”的社会主义精神；三是企图通过俄国独特的公社道路，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四是对一般文化抱着鄙视态度，反对文化崇拜，倾向于以虚无主义的态度评价文化，以道德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的观点对待科学和文化[4]3-5。俄国民粹具有一般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要素，但更多的或本质上是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一种较为激进的带有“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色彩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4]24-25，40-42，257-263。 此外，学界探讨的民粹所指向的形象往往也包括拉美式的民粹（庇隆主义）政治、欧洲新民粹运动、中国台湾地区民粹政治、非洲民粹解放道路、中国带民粹气息的革命与改革实践等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2]237-276。由此可知，民粹在经典形象或核心内容上指向的是历史与现实中的一些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系对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的概括与描述，属于极富政治色彩的词语。因此，民粹在经典形象上应属于政治学、历史学领域的概念，大体指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即个人或组织在依靠、信仰、崇拜“人民”这一思想观念下，以“人民”为“名”，宣传、发动、组织特定的人群和团体开展具有政治诉求或利益倾向的社会活动。
二“民粹”概念的多维认知
经典形象主要从历史源起、中心景象方面帮助人们认知民粹概念，揭示了民粹大致的外部轮廓。而民粹在历史发展演变和不同国度与地区的实践中却给人留下甚为丰富的审视视角或维度，从多维视角的感知中，我们能对民粹概念有更细致、更全面的认知。
（一）研究领域的认知
民粹这一概念在形成之初及其日后发展始终都与多种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紧密相连，可谓伴随着政治思潮和运动产生和发展，所以，民粹在最初意义以及核心意涵上可谓专属于政治学领域的概念，即使至今其政治指向仍占主导地位。但事实上，民粹这一概念早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学研究视野，已经渗透到多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成为多种研究视角或学科背景下的概念。历史学[5]、社会学[6]、文学[7]、心理学[8]、新闻传播学[9]、法学[10]等学术领域都已呈现民粹的身影，几乎表明民粹已走下政治“神坛”而成为大众化、通俗性的话语。同时，民粹一词甚至走出学术研究领域而成为一个通俗的概念，政治家、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乃至普通民众都在不时谈论有关民粹的话题。似乎“民粹成了一個万能的术语，它无所不包，可以用来指涉各种不同的现象”[1]88。
（二）评价视角的认知
在多数人的眼中，民粹更多是负面的、消极的。在早期，人们对民粹的否定、批判态度往往源于阶级观念和政治斗争，其评价带有很强的情绪性和功利性，因而也就有失客观和理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对民粹的评价日趋客观和理性，即使是批判，也是更为学理式的而非动辄“上纲上线”式的。以下几方面可谓当前人们对民粹较有共识性的整体评价。
1.民粹是以草根或平民价值为导向的思维和实践
无论是关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还是关于一般社会现象和实践，民粹始终高举“人民”旗帜，自称为“人民的主义”。此“人民”并非纯粹抽象、空洞意义上的人群，而有具体所指，比如农民阶层、城市贫民、工人阶级等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群。民粹者试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集中代表并表达作为社会主体的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和需求，以实现政治民主、社会正义、经济平等等理想状态。在传统意义上，民粹中的“人民”是有别于乃至对立于掌权者、上层政治精英、经济财阀、知识分子等“精英”的，平民或草根阶层才是民粹的社会基础和力量源泉，平民崇拜成为民粹的显著标签。由此，平民或草根价值和理性是民粹者思维和实践的主要标准[2]46-47。
2.民粹是情绪化的思维和实践
基于民粹浓厚的群众性色彩，其思维和实践也由此呈现明显的情绪化、非理性特征，突出表现在：
（1）主张政治的简单化。民粹大力提倡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和常识性的方案进行政治制度的构建，主张直接民主，反对繁文缛节式的代议制以及复杂的官僚政治。认为人民的要求和意志均是直接的，政治本身也应该是直接和简单的，任何复杂化或者技术化的政治设计都有违人民的意志，宣扬坦诚、朴实、明晰的政治体制和风格[2]57-58。部分民粹者甚至宣扬政治的虚无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4]120-125，集中体现了民粹对普通民众的崇拜以及对现行制度的不信任感。
（2）主张卡里斯马型政治。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政治统治权威分为传统型、法理型、卡里斯马型（个人权威型）三类[11]241。按此分类，民粹的政治主张及实践接近于卡里斯马型。民粹对群众运动有着浓烈的偏好，希望借助某些热情来推动非政治化的大众融入政治事务，以此推动精英主导下的政治去拯救国家或实现民族复兴。因此，充分酝酿和激发大众的政治热情是民粹重要的关切内容和行动指向。而卡里斯马型统治的前提在于被统治者即大众对少数精英或个别领袖所具有品质的无条件接受，这无疑需要某种情感的支持。因为卡里斯马型政治的适用本质上是由被统治者对特定领导人个人品格的认可来决定的，只要领导者声称要为被统治者谋幸福、安康或希望，而被统治者在情感上热情拥戴领导者，个人魅力型权威便可出现和维持。而民粹的平民拯救与谋幸福的主张以及丰富的群众宣传动员实践，无疑让更多底层民众认识到自身的各种局限与不足，并对能为其提供庇护以及带领其走上更加幸福道路的超凡领导者予以无限渴望与崇拜，从而引发浓厚的群众性的政治热情。最终，民粹在让卡里斯马型权威政治成为理论可能的同时，更让卡里斯马型权威政治在特定时空背景中得以真实上演。
（3）奉行道德至上主义。所谓道德至上主义，是指以各种美好而纯粹的信念、理想、道德或情感（如没有剥削、财富共有、平均分配、绝对平等）作为社会制度与精神文化的最高评价标准。民粹者往往形成近乎想象乃至乌托邦式的观念与形象。如政治制度上由农村公社的小农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同时实行直接民主乃至主张无政府主义；经济上实现绝对的平均分配、反对市场；极端崇拜普通民众而对远离普通民众生活的科学文化及其代表者的知识分子持排斥、否定态度，也即持文化虚无主义以及极端的功利主义。总之，民粹奉行道德主义而非科学真理的思维方式[12]166，让科学真理和文化价值服从于他们的道德—政治价值”[4]273，凸显了情绪化、非理性特征。
3.民粹是批判性的思维和实践
民粹具有浓厚的批判性和反叛色彩。经典形象意义上的民粹或对（俄国）农奴制度、官僚贵族、封建专制或对（美国）代议制民主、政治腐败、高压或垄断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抵制与斗争，体现了对现行政治体制、制度以及权力精英主导下社会政策的反叛和否定；精神文化层面的民粹呈现出的反智和文化虚无主义，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对传统精英文化主导下普通民众“失声”“被忽略”现状与事实的不满；当代新民粹（多个学科领域内展现的民粹）不断显现，几乎均源于对政治民主程度不够、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弱势群体利益难以受保障、民众安全感下滑等现状的失望、不满与批判。可以认为，民粹本质上是一种批判主义。而且，“就批判性而言，民粹是彻底而广泛的，它的刀锋不仅指向政治、经济机制，还指向代表精英价值的学术和媒体中的舆论制造”[2]83-84。 （三）存在与否的认知
基于民粹概念本身的不确切性，就给人一种“它可以指一切东西，又同时似乎什么都没指”之感[13]45。由此让人产生民粹究竟为何物，乃至民粹是否确切存在的疑问。一个较为凸显的事实是，民粹一词大量出现在相关学术著述中、经常萦绕在人们的耳边，但同时很多人对此却甚感陌生、不太清楚其究竟何义，民粹似乎成为“熟悉的陌生词”。对此，至少有两点需要明确：一是“民粹”这一概念本身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这从存在诸多以此为题的研究著述这一事实中便可予以证明。尽管民粹的概念还不够明晰，但经过多年的研究探讨，民粹一词所欲揭示的现象或表达的内容至少已经让人们能够大致、初步地理解，并且对此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尤其是就学术研究和知识分子而言。可见，无论从语词的真实运用还是从意涵的理解上，均可认为民粹一词是真实存在的。二是民粹概念本身确实较为模糊，难觅精确的界定，这同样可在相关学术著述中得以查证。相关的学术著述几乎均对民粹仅进行描述而不做精确概括。如此局面的形成，根本上源于民粹所欲揭示现象本身的复杂性让人难以用简单几句话将其全貌精确呈现给世人。或许民粹一词注定无法形成精确的概念，但只要其所揭示的现象真实存在并且运用这一概念能让人对此产生共识性认知，概念精确与否已无关紧要，至关重要的是如何有效描述民粹的内核。
三“民粹”思想的核心内涵
学者普遍认为，法律概念的“中心”往往是明确的，而“边缘”却相当模糊，因此产生法律解释的必要性。事实上，不仅法律概念如此，任何一种概念均具有此属性，即一种概念的核心所指往往较为明确，但其涵盖的整体范围或确切外延却不甚明晰。因此，准确揭示某一概念的核心内涵，往往是使该概念被有效认知、理解的最易于把握和实现的方式或途径。民粹作为一股思潮及其伴随的一系列社会实践或运动，有力的思想主张是民粹的鲜明特征，也可认为民粹本质上就是一种思想体系。因此，揭示出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观点便可使民粹的概念“中心”得以明确，相应地，民粹的概念便可有效成型。
（一）主张以“大众”为中心，奉行“人民至上”
“人民”一词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但在指代对象上与“大众”“公众”“群众”等凸显社会学意味的词语是近义的。就民粹而言，“人民”一词实质上是一个抽象同质的整体概念，即从抽象空洞意义上而非从个别具体“人”的角度指称“人民”，因此，民粹实质上是一种整体主义[2]32-33。尽管如此，民粹所指称或宣扬的“人民”却共同拥有以下特征[2]38-39：一是“团结的人民”，即属一体化、一致性而且与政党和各政治派别相异的人群；二是“我们的人民”，即排除权贵阶层或国外移民等“异己”的人群；三是“平凡的人民”，即不同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权贵等“不平凡”人士的人群。而民粹凸顯的思想主张便是以“大众”为中心、“人民至上”。“民粹”之“粹”有“纯粹”和“精粹”两种意涵，前者有“完全”“彻底”“绝对”之义，后者有“精英”“精华”“佼佼者”之义。与此相对应，形成了“以民为粹”和“民之精粹”两种互有差别但关系紧密的意涵。“以民为粹”指部分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视人民为绝对的真理，应毫无保留地崇尚人民的力量、智慧与品格，大众是精英的力量源泉，大众是不容忽视、不容污蔑的，也是至高无上的，精英应服务大众、为大众谋幸福，喜大众之喜、厌大众之厌，总之奉行绝对的“人民崇拜”。“民之精粹”系对“民粹”的另一种解释，即同样坚持人民主体、人民利益的至上性，但同时认为人民存在消极落后、愚昧保守的一面，因此，需要知识和社会精英去带领、开化，而有此情怀和意识的精英便自视为人民的精粹，自身有责任在历史和社会发展中起着相应的绝对和主导作用[2]41-45。可见，尽管“民粹”存在两种解释，不同解释会产生明显的观念和实践差异，但以大众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和人民利益至上的思想无疑是共同的，这也成为民粹最显著的标签。
（二）是以“精英”的视角构建的思想体系
民粹尽管以“大众”为中心、奉行“人民至上”，但这一观念却出自“精英”，是“精英”自我觉醒、设计乃至标榜的产物。“精英”是相对于普通社会公众而言的，通常指那些所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超出社会平均水平而更具社会优势或具有更多社会主导权和话语权的人[2]40。从民粹概念产生的背景看，民粹的建构和解释主体并非其高扬的“普通大众”而系与“普通大众”对应的社会精英。正是在一批社会精英意识到需向人民靠拢、以人民为归宿并以人民为力量源泉时，民粹思想方才形成。“民粹”一词最早出现在俄国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文献中，在此之前，“虚无主义”曾是对它的称呼[4]3。而民粹思想则在19世纪初之后陆续兴起的“十二党人运动”“秘密小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等社会运动中便已开始酝酿。而这些运动的领衔者几乎均为少数受到西方先进思想特别是启蒙思想的影响而致力于实现民族自新和社会变革的贵族青年，他们无疑属于当时社会的精英。但在良知的拷问与理性的指引下，这批被视为沙皇专制统治阶级的“逆臣贰子”开始“忏悔”，“反思”既有社会制度的罪恶以及普通民众的种种不幸。他们出于对俄国人民及其命运深切而真挚的同情而积极进行社会变革的探索与实践，以期为俄国人民谋得社会正义与幸福[4]18-36，266-270。可见，民粹在起源上便是由社会精英倡导、发起的，“民粹是概念上的‘底层的主义’和实际上的‘精英的主义’”[2]143。同时，从上述“民粹”的两种解释内涵上也可以得知，“精英主义是民粹隐藏着的逻辑”[14]113。因为，“以民为粹”尽管强调对人民的绝对崇拜和信仰，但这无疑是精英的自我要求，其前提和隐含逻辑必须是精英的高度自觉，所以精英的自我认知、高度自觉意识的存在无疑是奉行“以民为粹”的前提。而“以民为粹”的解释路径更是甚为直接而旗帜鲜明地体现了“精英”意识，是精英自视精英、自我界定、反思或标榜的产物。可见，民粹贯穿着精英意识，是在“精英”视角下建构而成的①。
（三）民粹是一个矛盾体 称民粹是一个矛盾体，是因为民粹的一些主张与其隐含的逻辑和实践不一致，同时其一些观点让人深感困惑、难以理解，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民粹缺乏始终的明确的核心价值，使人在认知上倍感困惑。尽管民粹始终高扬“人民”旗帜，奉行人民至上，这看似民粹的核心价值，但人民至上的观点事实上是甚为空洞和抽象的，缺乏足够的可操作性和可验证性。它不像一些现代思想体系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对平等、自由、社会公正等相对更具体、更明确的价值有一贯的坚持，这使得民粹在思想上呈现出“空心化”倾向[2]22。核心价值的模糊不定致使“民粹很容易成为一种依附于其他意识形态之上的形容词，比如民粹依附于自由主义而形成社会自由主义，民粹与女权主义结合而形成激进女权主义等” [2]22。另一方面，民粹的一些主张和理念与其隐含的逻辑和实践之间存有矛盾。其一，民粹在反体制的同时又依附于体制本身。民粹在政治立场上是不反政治而反体制的思想。政治学意义上的民粹实质上是在国家政治内整体解释精英—大众关系的理论，民粹整体上是认同政治的。整体上“他们不是不要政治，而只是不要精英的政治” [2]85。但民粹却具有显著的反体制性，即反对以代议制为代表的传统政治体制。民粹者自称是“人民的而非体制的”，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发动一些反抗现存权力结构的运动[2]75，“其基本立场和现行体制是相对立和相反的”[12]167。而“民粹最初只是一种由危机意识触发的原始的政治直觉与反应，它要维护自身和赢得与代议政治的斗争，又必须利用自己深恶痛绝的代议制和政党政治”[2]22，其具体实践也大都依附于现行体制之下。其二，民粹表面上反对精英统治，但实质上又极易成为精英阶层掌控权力的工具。民粹是由社会或权力精英进行命名、宣扬和主导的实践，尽管主张人民至上、崇尚人民、反对精英统治，但现实中，却表现为由精英阶层宣传、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相应政治进程和社会运动，俨然可以被视为精英阶层整体上对平民大众进行控制和操纵的工具和“口实”。其三，民粹与民主有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它孕育着民主的思想和实践，有利于大众民主思想的培育和民主政治参与；但同时它又潜藏着多数人暴政的危机，很容易假借“人民”的旗号行违背人民意志乃至对人民不利之事，或步入以多数人的名义剥夺少数人权利的极端。
综上所述，可将“民粹”概念大体界定如下：民粹是集中在政治领域并逐步扩散到诸多其他社会领域，由知识和权力精英积极宣扬、标榜和主导的，以奉行“人民至上”并以“人民”之名行事、旨在代表和反映平民大众利益为主体内容，同时具有强烈道德情感色彩和批判性的社会思潮和实践。
注释
①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主义”以及其他思想体系均可谓精英构造的产物。在智力资源、话语权、责任使命感等方面也基本决定了只有社会精英才能进行宏达思想体系的构建，社会大众尽管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和源动力，但却难以进行方向的指引和思想的概括与提炼。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程中，精英和大众的关系犹如轮船的舵盘与发动机，精英是舵盘进行方向引领，大众是发动机提供源动力。而在此强调民粹主义凸显着精英意识，只是希望人们面对民粹主义时更理性，能拨开迷雾看到更多内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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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粹，精英主义，大众，情绪化，民主，理性
中图分类号：D；C0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8.01.013
Abstracts：“Populism”is a relative concept with“elitism”.Many social fields have emerged populist thinking and practice， but its concept is fuzzy. The Peoples Party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ussian populists practice is the classic image of populist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aluation， populism is a thinking and practice which is grassroots or populist civilian value oriented and is rich in emotional and critical. The core of populism as following： first， it advocates the “mass” as the center， and pursues the “people first”；second， its ideological system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ite”；third， it is a paradox.
Keywords： populism， elitism， the masses， emotional， democracy， reason
“民粹”（或“民粹主义”）是与“精英主义”相对的概念。在历史长河中，精英主义都长期主宰并引领着人类思想和社会实践。而随着社会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升，诸多领域都催生出了更多民粹的思维和实践，即“唯民众论”，过度注重和强调普通民众的意志和诉求。民粹思维和实践既有积极价值亦有消极隐患，而其出现具有相当的历史必然性，人们应当正视此现象，并采取措施对其加以有效“扬弃”。而正视的前提须是有效认知，即对“民粹”概念本身有基本了解。民粹是一个甚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可谓一种政治思潮，也是一种社会运动，还是一种政治策略[1] 89-90。其所指向内容本身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其概念内涵外延的纷繁多样和模糊性。既有的关于民粹问题的研究著述基本都未能给予“民粹”非常确切的概念，本文在结合学术界既有认知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运用描述性手段和方法，尽可能准确揭示民粹的核心要素或突出特征，使人们对其有进一步清晰的认知。
一“民粹”话语的经典形象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所探讨的“民粹”话语的经典形象包括两种历史现象，或者称为民粹话语的两种解释体系或两种实践背景[2]3。一种形象为美国的人民党运动，一种形象为俄国民粹派实践。
民粹（populism）在西方学者的视野中，最初就来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人民党（People’s Party）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其词根是英语的people，这决定了绝大部分欧美学者所认同的民粹的基本要素和本质特征[2]3。美国的人民党运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其主体为美国当时底层社会的广大农民。当时美国社会长时间在政治上呈现保守主义的放任政策和大量腐败、经济上国家对诸多行业予以高度垄断，致使社会矛盾激化，工人斗争和各种改革运动风起云涌，下层民众的斗争日益激烈。突出表现为广大农场主为摆脱垄断资本在货币金融、铁路运输、市场价格、土地资源等方面对农业的控制，展开了一系列激烈斗争。其实质根源在于美国政府所作所为与民间情绪和诉求之间产生了明显冲突与矛盾，持改革倾向和反垄断倾向的政治势力对民主、共和两大党控制美国政治表示不满，认为两党制并不合时宜，主张重组美国政党体制。以农场主为主体并代表农民利益的人民党在此背景下组建形成，迅速参与美国的政治竞争、表达政治诉求并荣获佳绩，使人民党一度成为两大党之外能够在全国政治中取得发言权的第三党。但人民党最终败北于党派斗争，这股美国社会独立的政治力量最终消散，如今仅成为历史记忆[2]220-224。但受其影响，美国在20世纪中陆续见证了几大典型民粹思潮和运动，包括以休伊·朗主导下的“共享财富”计划、乔治·华莱士掀起的种族主义与民粹之风、罗斯·佩罗领衔的民粹政治运动[3]40-59。
中国学者所称的民粹基本源于俄国民粹的概念框架。民粹在俄语中的词根是narod，即人民的意思，与英语中的people、德语中的Volk所指代的内容是相同的[2]3。俄国民粹整体上是一场在“亲民、爱民、崇尚信仰人民”的思想主张之下践行“到人民中去”“到民间去”的政治运动，自这场运动开始，民粹（narodnichestvo）及民粹派（narodniki）的术语形成并被广泛使用。民粹作为一种纯思潮形成于19世纪50—60年代的俄国，并于60—70年代起在俄国发展成为社会运动（“民粹派”“到民间去”），后在80—90年代经历了演化和低潮（“革命民粹”分化——“黑土平分社”与“民意党”、“改革派民粹/自由民粹”形成、“民粹”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到20世纪初再度活跃、高涨（“社会革命党”及其分裂——左派、中派、右派）。其理论创建和社会实践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巴枯宁、拉甫罗夫、特卡乔夫、索科罗夫、科洛连科、切尔诺夫、普列汉诺夫。俄国民粹在其长达近百年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相当庞杂、包括各种思想成分的理论体系。其共同思想与实践特征包括：一是崇尚和信仰“人民”（主要指农民和贫困劳动者），并把“人民”理想化；二是把農村公社理想化，企图通过保持农村公社，发展农民“固有”的社会主义精神；三是企图通过俄国独特的公社道路，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四是对一般文化抱着鄙视态度，反对文化崇拜，倾向于以虚无主义的态度评价文化，以道德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的观点对待科学和文化[4]3-5。俄国民粹具有一般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要素，但更多的或本质上是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一种较为激进的带有“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色彩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4]24-25，40-42，257-263。 此外，学界探讨的民粹所指向的形象往往也包括拉美式的民粹（庇隆主义）政治、欧洲新民粹运动、中国台湾地区民粹政治、非洲民粹解放道路、中国带民粹气息的革命与改革实践等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2]237-276。由此可知，民粹在经典形象或核心内容上指向的是历史与现实中的一些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系对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的概括与描述，属于极富政治色彩的词语。因此，民粹在经典形象上应属于政治学、历史学领域的概念，大体指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即个人或组织在依靠、信仰、崇拜“人民”这一思想观念下，以“人民”为“名”，宣传、发动、组织特定的人群和团体开展具有政治诉求或利益倾向的社会活动。
二“民粹”概念的多维认知
经典形象主要从历史源起、中心景象方面帮助人们认知民粹概念，揭示了民粹大致的外部轮廓。而民粹在历史发展演变和不同国度与地区的实践中却给人留下甚为丰富的审视视角或维度，从多维视角的感知中，我们能对民粹概念有更细致、更全面的认知。
（一）研究领域的认知
民粹这一概念在形成之初及其日后发展始终都与多种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紧密相连，可谓伴随着政治思潮和运动产生和发展，所以，民粹在最初意义以及核心意涵上可谓专属于政治学领域的概念，即使至今其政治指向仍占主导地位。但事实上，民粹这一概念早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学研究视野，已经渗透到多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成为多种研究视角或学科背景下的概念。历史学[5]、社会学[6]、文学[7]、心理学[8]、新闻传播学[9]、法学[10]等学术领域都已呈现民粹的身影，几乎表明民粹已走下政治“神坛”而成为大众化、通俗性的话语。同时，民粹一词甚至走出学术研究领域而成为一个通俗的概念，政治家、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乃至普通民众都在不时谈论有关民粹的话题。似乎“民粹成了一個万能的术语，它无所不包，可以用来指涉各种不同的现象”[1]88。
（二）评价视角的认知
在多数人的眼中，民粹更多是负面的、消极的。在早期，人们对民粹的否定、批判态度往往源于阶级观念和政治斗争，其评价带有很强的情绪性和功利性，因而也就有失客观和理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对民粹的评价日趋客观和理性，即使是批判，也是更为学理式的而非动辄“上纲上线”式的。以下几方面可谓当前人们对民粹较有共识性的整体评价。
1.民粹是以草根或平民价值为导向的思维和实践
无论是关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还是关于一般社会现象和实践，民粹始终高举“人民”旗帜，自称为“人民的主义”。此“人民”并非纯粹抽象、空洞意义上的人群，而有具体所指，比如农民阶层、城市贫民、工人阶级等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群。民粹者试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集中代表并表达作为社会主体的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和需求，以实现政治民主、社会正义、经济平等等理想状态。在传统意义上，民粹中的“人民”是有别于乃至对立于掌权者、上层政治精英、经济财阀、知识分子等“精英”的，平民或草根阶层才是民粹的社会基础和力量源泉，平民崇拜成为民粹的显著标签。由此，平民或草根价值和理性是民粹者思维和实践的主要标准[2]46-47。
2.民粹是情绪化的思维和实践
基于民粹浓厚的群众性色彩，其思维和实践也由此呈现明显的情绪化、非理性特征，突出表现在：
（1）主张政治的简单化。民粹大力提倡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和常识性的方案进行政治制度的构建，主张直接民主，反对繁文缛节式的代议制以及复杂的官僚政治。认为人民的要求和意志均是直接的，政治本身也应该是直接和简单的，任何复杂化或者技术化的政治设计都有违人民的意志，宣扬坦诚、朴实、明晰的政治体制和风格[2]57-58。部分民粹者甚至宣扬政治的虚无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4]120-125，集中体现了民粹对普通民众的崇拜以及对现行制度的不信任感。
（2）主张卡里斯马型政治。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政治统治权威分为传统型、法理型、卡里斯马型（个人权威型）三类[11]241。按此分类，民粹的政治主张及实践接近于卡里斯马型。民粹对群众运动有着浓烈的偏好，希望借助某些热情来推动非政治化的大众融入政治事务，以此推动精英主导下的政治去拯救国家或实现民族复兴。因此，充分酝酿和激发大众的政治热情是民粹重要的关切内容和行动指向。而卡里斯马型统治的前提在于被统治者即大众对少数精英或个别领袖所具有品质的无条件接受，这无疑需要某种情感的支持。因为卡里斯马型政治的适用本质上是由被统治者对特定领导人个人品格的认可来决定的，只要领导者声称要为被统治者谋幸福、安康或希望，而被统治者在情感上热情拥戴领导者，个人魅力型权威便可出现和维持。而民粹的平民拯救与谋幸福的主张以及丰富的群众宣传动员实践，无疑让更多底层民众认识到自身的各种局限与不足，并对能为其提供庇护以及带领其走上更加幸福道路的超凡领导者予以无限渴望与崇拜，从而引发浓厚的群众性的政治热情。最终，民粹在让卡里斯马型权威政治成为理论可能的同时，更让卡里斯马型权威政治在特定时空背景中得以真实上演。
（3）奉行道德至上主义。所谓道德至上主义，是指以各种美好而纯粹的信念、理想、道德或情感（如没有剥削、财富共有、平均分配、绝对平等）作为社会制度与精神文化的最高评价标准。民粹者往往形成近乎想象乃至乌托邦式的观念与形象。如政治制度上由农村公社的小农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同时实行直接民主乃至主张无政府主义；经济上实现绝对的平均分配、反对市场；极端崇拜普通民众而对远离普通民众生活的科学文化及其代表者的知识分子持排斥、否定态度，也即持文化虚无主义以及极端的功利主义。总之，民粹奉行道德主义而非科学真理的思维方式[12]166，让科学真理和文化价值服从于他们的道德—政治价值”[4]273，凸显了情绪化、非理性特征。
3.民粹是批判性的思维和实践
民粹具有浓厚的批判性和反叛色彩。经典形象意义上的民粹或对（俄国）农奴制度、官僚贵族、封建专制或对（美国）代议制民主、政治腐败、高压或垄断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抵制与斗争，体现了对现行政治体制、制度以及权力精英主导下社会政策的反叛和否定；精神文化层面的民粹呈现出的反智和文化虚无主义，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对传统精英文化主导下普通民众“失声”“被忽略”现状与事实的不满；当代新民粹（多个学科领域内展现的民粹）不断显现，几乎均源于对政治民主程度不够、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弱势群体利益难以受保障、民众安全感下滑等现状的失望、不满与批判。可以认为，民粹本质上是一种批判主义。而且，“就批判性而言，民粹是彻底而广泛的，它的刀锋不仅指向政治、经济机制，还指向代表精英价值的学术和媒体中的舆论制造”[2]83-84。 （三）存在与否的认知
基于民粹概念本身的不确切性，就给人一种“它可以指一切东西，又同时似乎什么都没指”之感[13]45。由此让人产生民粹究竟为何物，乃至民粹是否确切存在的疑问。一个较为凸显的事实是，民粹一词大量出现在相关学术著述中、经常萦绕在人们的耳边，但同时很多人对此却甚感陌生、不太清楚其究竟何义，民粹似乎成为“熟悉的陌生词”。对此，至少有两点需要明确：一是“民粹”这一概念本身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这从存在诸多以此为题的研究著述这一事实中便可予以证明。尽管民粹的概念还不够明晰，但经过多年的研究探讨，民粹一词所欲揭示的现象或表达的内容至少已经让人们能够大致、初步地理解，并且对此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尤其是就学术研究和知识分子而言。可见，无论从语词的真实运用还是从意涵的理解上，均可认为民粹一词是真实存在的。二是民粹概念本身确实较为模糊，难觅精确的界定，这同样可在相关学术著述中得以查证。相关的学术著述几乎均对民粹仅进行描述而不做精确概括。如此局面的形成，根本上源于民粹所欲揭示现象本身的复杂性让人难以用简单几句话将其全貌精确呈现给世人。或许民粹一词注定无法形成精确的概念，但只要其所揭示的现象真实存在并且运用这一概念能让人对此产生共识性认知，概念精确与否已无关紧要，至关重要的是如何有效描述民粹的内核。
三“民粹”思想的核心内涵
学者普遍认为，法律概念的“中心”往往是明确的，而“边缘”却相当模糊，因此产生法律解释的必要性。事实上，不仅法律概念如此，任何一种概念均具有此属性，即一种概念的核心所指往往较为明确，但其涵盖的整体范围或确切外延却不甚明晰。因此，准确揭示某一概念的核心内涵，往往是使该概念被有效认知、理解的最易于把握和实现的方式或途径。民粹作为一股思潮及其伴随的一系列社会实践或运动，有力的思想主张是民粹的鲜明特征，也可认为民粹本质上就是一种思想体系。因此，揭示出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观点便可使民粹的概念“中心”得以明确，相应地，民粹的概念便可有效成型。
（一）主张以“大众”为中心，奉行“人民至上”
“人民”一词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但在指代对象上与“大众”“公众”“群众”等凸显社会学意味的词语是近义的。就民粹而言，“人民”一词实质上是一个抽象同质的整体概念，即从抽象空洞意义上而非从个别具体“人”的角度指称“人民”，因此，民粹实质上是一种整体主义[2]32-33。尽管如此，民粹所指称或宣扬的“人民”却共同拥有以下特征[2]38-39：一是“团结的人民”，即属一体化、一致性而且与政党和各政治派别相异的人群；二是“我们的人民”，即排除权贵阶层或国外移民等“异己”的人群；三是“平凡的人民”，即不同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权贵等“不平凡”人士的人群。而民粹凸顯的思想主张便是以“大众”为中心、“人民至上”。“民粹”之“粹”有“纯粹”和“精粹”两种意涵，前者有“完全”“彻底”“绝对”之义，后者有“精英”“精华”“佼佼者”之义。与此相对应，形成了“以民为粹”和“民之精粹”两种互有差别但关系紧密的意涵。“以民为粹”指部分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视人民为绝对的真理，应毫无保留地崇尚人民的力量、智慧与品格，大众是精英的力量源泉，大众是不容忽视、不容污蔑的，也是至高无上的，精英应服务大众、为大众谋幸福，喜大众之喜、厌大众之厌，总之奉行绝对的“人民崇拜”。“民之精粹”系对“民粹”的另一种解释，即同样坚持人民主体、人民利益的至上性，但同时认为人民存在消极落后、愚昧保守的一面，因此，需要知识和社会精英去带领、开化，而有此情怀和意识的精英便自视为人民的精粹，自身有责任在历史和社会发展中起着相应的绝对和主导作用[2]41-45。可见，尽管“民粹”存在两种解释，不同解释会产生明显的观念和实践差异，但以大众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和人民利益至上的思想无疑是共同的，这也成为民粹最显著的标签。
（二）是以“精英”的视角构建的思想体系
民粹尽管以“大众”为中心、奉行“人民至上”，但这一观念却出自“精英”，是“精英”自我觉醒、设计乃至标榜的产物。“精英”是相对于普通社会公众而言的，通常指那些所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超出社会平均水平而更具社会优势或具有更多社会主导权和话语权的人[2]40。从民粹概念产生的背景看，民粹的建构和解释主体并非其高扬的“普通大众”而系与“普通大众”对应的社会精英。正是在一批社会精英意识到需向人民靠拢、以人民为归宿并以人民为力量源泉时，民粹思想方才形成。“民粹”一词最早出现在俄国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文献中，在此之前，“虚无主义”曾是对它的称呼[4]3。而民粹思想则在19世纪初之后陆续兴起的“十二党人运动”“秘密小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等社会运动中便已开始酝酿。而这些运动的领衔者几乎均为少数受到西方先进思想特别是启蒙思想的影响而致力于实现民族自新和社会变革的贵族青年，他们无疑属于当时社会的精英。但在良知的拷问与理性的指引下，这批被视为沙皇专制统治阶级的“逆臣贰子”开始“忏悔”，“反思”既有社会制度的罪恶以及普通民众的种种不幸。他们出于对俄国人民及其命运深切而真挚的同情而积极进行社会变革的探索与实践，以期为俄国人民谋得社会正义与幸福[4]18-36，266-270。可见，民粹在起源上便是由社会精英倡导、发起的，“民粹是概念上的‘底层的主义’和实际上的‘精英的主义’”[2]143。同时，从上述“民粹”的两种解释内涵上也可以得知，“精英主义是民粹隐藏着的逻辑”[14]113。因为，“以民为粹”尽管强调对人民的绝对崇拜和信仰，但这无疑是精英的自我要求，其前提和隐含逻辑必须是精英的高度自觉，所以精英的自我认知、高度自觉意识的存在无疑是奉行“以民为粹”的前提。而“以民为粹”的解释路径更是甚为直接而旗帜鲜明地体现了“精英”意识，是精英自视精英、自我界定、反思或标榜的产物。可见，民粹贯穿着精英意识，是在“精英”视角下建构而成的①。
（三）民粹是一个矛盾体 称民粹是一个矛盾体，是因为民粹的一些主张与其隐含的逻辑和实践不一致，同时其一些观点让人深感困惑、难以理解，突出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民粹缺乏始终的明确的核心价值，使人在认知上倍感困惑。尽管民粹始终高扬“人民”旗帜，奉行人民至上，这看似民粹的核心价值，但人民至上的观点事实上是甚为空洞和抽象的，缺乏足够的可操作性和可验证性。它不像一些现代思想体系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对平等、自由、社会公正等相对更具体、更明确的价值有一贯的坚持，这使得民粹在思想上呈现出“空心化”倾向[2]22。核心价值的模糊不定致使“民粹很容易成为一种依附于其他意识形态之上的形容词，比如民粹依附于自由主义而形成社会自由主义，民粹与女权主义结合而形成激进女权主义等” [2]22。另一方面，民粹的一些主张和理念与其隐含的逻辑和实践之间存有矛盾。其一，民粹在反体制的同时又依附于体制本身。民粹在政治立场上是不反政治而反体制的思想。政治学意义上的民粹实质上是在国家政治内整体解释精英—大众关系的理论，民粹整体上是认同政治的。整体上“他们不是不要政治，而只是不要精英的政治” [2]85。但民粹却具有显著的反体制性，即反对以代议制为代表的传统政治体制。民粹者自称是“人民的而非体制的”，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发动一些反抗现存权力结构的运动[2]75，“其基本立场和现行体制是相对立和相反的”[12]167。而“民粹最初只是一种由危机意识触发的原始的政治直觉与反应，它要维护自身和赢得与代议政治的斗争，又必须利用自己深恶痛绝的代议制和政党政治”[2]22，其具体实践也大都依附于现行体制之下。其二，民粹表面上反对精英统治，但实质上又极易成为精英阶层掌控权力的工具。民粹是由社会或权力精英进行命名、宣扬和主导的实践，尽管主张人民至上、崇尚人民、反对精英统治，但现实中，却表现为由精英阶层宣传、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相应政治进程和社会运动，俨然可以被视为精英阶层整体上对平民大众进行控制和操纵的工具和“口实”。其三，民粹与民主有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它孕育着民主的思想和实践，有利于大众民主思想的培育和民主政治参与；但同时它又潜藏着多数人暴政的危机，很容易假借“人民”的旗号行违背人民意志乃至对人民不利之事，或步入以多数人的名义剥夺少数人权利的极端。
综上所述，可将“民粹”概念大体界定如下：民粹是集中在政治领域并逐步扩散到诸多其他社会领域，由知识和权力精英积极宣扬、标榜和主导的，以奉行“人民至上”并以“人民”之名行事、旨在代表和反映平民大众利益为主体内容，同时具有强烈道德情感色彩和批判性的社会思潮和实践。
注释
①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主义”以及其他思想体系均可谓精英构造的产物。在智力资源、话语权、责任使命感等方面也基本决定了只有社会精英才能进行宏达思想体系的构建，社会大众尽管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和源动力，但却难以进行方向的指引和思想的概括与提炼。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程中，精英和大众的关系犹如轮船的舵盘与发动机，精英是舵盘进行方向引领，大众是发动机提供源动力。而在此强调民粹主义凸显着精英意识，只是希望人们面对民粹主义时更理性，能拨开迷雾看到更多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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