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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媒体从业人员是新的社会阶层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引导新媒体从业人员发挥自身积极作用，为社会治理作出有益贡献，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社会治理的背景出发，通过对江苏地区的新媒体从业人员进行实证调查，探讨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问题。在描述层面，本文考察了新媒体从业人员传统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情况、主要特征和存在问题。在分析解释层面，本文考察了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发现收入水平、媒介依赖与媒介信任等因素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本文的发现表明，激发新媒体从业人员有序进行政治参与、有机融入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从拓宽其参政议政渠道、提升其媒介素养、分类引导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社会治理;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1）04-00040-08
“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新媒体从业人员在数字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是公共信息的生产者、把关者和传播者，在推动数字经济健康良好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对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
我国正步入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类社会思潮迭出。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扩大，加快了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速度、广度和深度，深刻影响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提升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意识，引导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对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调查，目前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整体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党外人数多、流动性强，社会责任意识淡薄、政治觉悟不高[1]。因此，提升新媒体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政治觉悟，激发他们为数字社会贡献治理智慧，成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江苏省新媒体从业人员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从社会治理背景出发，考察新媒体从业者政治参与的基本情况和影响因素，比较分析其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和网络政治参与的差异，并对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一、数字社会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
新媒体从业人员是新的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治理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过程中，新的社会阶层群体作为市场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和推动社会变革创新的一支新力量，得以不断发展和壮大[2]。新的社会阶层的“新”主要体现为“传统体制所不能涵括的人”[3]。 2017年2月，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一战线工作会议指出，新的社会阶层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主要包括：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其中，新媒体从业人员是现代经济技术条件下生成的一个产业人群，他们既是由现代经济社会分工所致，更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和分化的必然结果[4]。新媒体从业人员适用对象主要包括四类，分别是新媒体企业出资人（包括技术入股）、经营管理人员（负责企业项目、投资、运营、人力资源、市场开发等）、采编人员（负责媒体内容的策划、创作、传播等）和技术人员（负责为企业正常运转提供软硬件技术支撑）等。以上四类人员主要集中在新媒体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除此之外，涉及各领域、各行业和各阶层的，以新媒体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的网络意见人士，也作为“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予以讨论[5]。新媒体从业人员整体上呈现出年龄结构年轻化、“意见领袖”多元化、自媒体人士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的特征[6]。他们既负有引导公众舆论并进而引导公众参与政治的社会责任，又是社会民主政治的亲身实践者[7]。
正在崛起的新的社会阶层与传统社会治理体制存在一定的张力，并突出表现在新的社会阶层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8]。因此，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情况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从理念来看，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意识积极与冷漠并存，动机的功利性与理念性并存，在“社会中间阶层”的自我定位上有基本共识，但远未形成整体意义上的共同阶层意识。就制度而言，新的社会阶层主要通过安排性参与渠道及非安排性渠道满足其政治参与需求。具体到行为，主要形成了以建设性和渐进性为主导的行为取向，以及个体参与和组织参与并存的参与方式。而在效应上，尽管当前存在制度性渠道不是很畅通的负面效应，但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对我国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总的来说，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表现出“非正式渠道多，正式渠道少，象征性参与多，实质性参与少”的特征[9]。
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既有新的社会阶层的群体共性，也有自身特殊性。在个体层面，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态度呈现出思想观念的开放性与社会认知上的偏差。新媒体从业人员在工作过程中，为获得流量与关注长期蹭社会热点，加上新媒体之间互相模仿，容易形成思维定式和认知壁垒。在组织层面，一些新媒体企业虽然建立了基层党组织，但党员人数偏少，发挥作用有限——组织的松散性导致多数新媒体从业人员的行为处于散乱与单独行动状态，影响了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塑造新媒体从业人员社会态度产生了负面影响[10]。
相较于传统媒体从业者，新媒体从业者是传媒行业中的新兴行动者[11]。步入数字时代，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早已式微。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不仅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信息提供者，也是他们进行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方式。不同于以政治选举和罢免为代表的传统政治参与形式[12]，以网络政治表达、监督、结社和动员为主要行为的网络政治参与使人们获得了新的政治参与机会，并能够缓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加剧造成的急剧增加的政治参与需求[13]。 新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特殊性，使他们的政治参与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从已有研究来看，人口学变量、政治因素、媒介因素等都对公民的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人口学变量方面，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是两个突出因素。其中，教育程度影响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人们通过接受更多的教育，能够在社会中寻找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也具备更多的技能和资质参与更多的社会事务[14]。政治面貌上，党员和团员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大不相同，相较而言团员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低[15]。政治因素上，政治效能感的作用最为突出，它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表现在内在效能感对自身参与能力认知度的提升能够直接增加其对政府网站在线参与功能的使用，同时外在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行为的积极效应需通过政府信任间接体现出来[16]。两者影响力的显著差异归因于内部效能感与外部效能感之间的不平衡[17]。媒介因素上，理论层面，“媒介动员论”认为媒介传播的新闻，无论是电视、报纸或是其他传播媒介，都会不同程度地提高公民的内部效能感，从而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媒介传播内容质量是决定公民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18]。“媒介抑制论”则认为大众媒介发展会“麻痹”大众，并且以各种间接政治参与取代实际的政治活动。其中，媒介结构的不同形式和内容可能抑制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如：电视而非报纸，是抑制人们政治参与的主要媒介形式;电视传播的娱乐节目和新闻都会抑制政治参与[19]。实证层面，研究表明在借助媒体的政治参与机制中，公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直接影響到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程度和效果[20]。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江苏省作为新媒体从业人员的聚集地之一，新媒体从业人员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经验。选取江苏地区的新媒体从业人员进行分析和考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一定程度反映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整体面貌。
此次调研中新媒体从业人员主要来自两类新媒体，分别是体制内新媒体，包括人民网（江苏）、荔枝网等5家;体制外新媒体，包括新浪江苏、大苏网等10家。本研究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98份。
（二）研究变量
本文的主要研究变量包括人口学变量、媒介信任、政治参与三项。
1.人口学变量
本研究所采用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1=男，2=女）、年龄、文化程度（1=高中及以下，2=专科，3=本科，4=研究生）、专业结构（1=文史哲艺术类，2=经济管理类，3=政治法律类，4=理工类，5=新闻与传播类，6=其他）、海外经历（1=有，2=没有）、年收入水平（1=5万元以下，2=6-10万元，3=11-20万元，4=21-30万元，5=31-50万元，5=50万元以上）、政治面貌（1=共产党员含预备党员，2=其他民主党派人士，3=共青团员，4=群众）、职业类别（1=出资人，2=经营管理人员，3=技术人员，4=内容采编/制造人员，5=其他）与职业更换次数（1=0次，2=1-3次，3=4-5次，4=5次以上）。
2.媒介依赖与媒介信任
既往研究指出，公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和依赖程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为此，本研究尝试引入媒介信任与媒介依赖变量，以便测量新媒体从业人员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四种媒介的信任程度和依赖程度同政治参与的情况。
3.政治参与
基于既往研究成果，本文将政治参与变量的测量聚焦于传统政治参与意愿与网络政治参与两类。在我国，传统政治参与是经正式官方渠道进行政治参与。由于新媒体从业人员传统政治参与的情况比较少，所以本研究考察他们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对于传统政治参与意愿，本文设置：“我会愿意参加政府举办的相关活动”“我愿意通过官方渠道参与到政治议程中”“我会期待政府对我工作中的优秀成果表示嘉奖”（5级量表测量，1=非常不赞同，5=非常赞同）三个变量进行考察。
对于网络政治参与，本文设置：“我会通过网络就公共事件发表看法”“我会通过网络向有关部门表达对公共事件的意见”“我会通过网络参与有关公共事件的投票”“我会通过网络与朋友谈论公共事件”“我会通过网络向朋友转发公共事件相关信息”五个变量进行考察（5级量表测量，1=很少，5=经常）。
三、研究发现
（一）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的现状、特征与问题
1.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的现状与特征
研究显示，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意愿较高，但他们的政治参与行动却比较弱。具体而言，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平均得分为3.98（满分为5分，分值越高意愿越强），而他们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平均得分仅为2.05。从媒体性质来看，体制内新媒体从业人员和体制外新媒体的从业人员在政治参与上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网络政治参与上，体制外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程度要明显高于体制内新媒体从业人员。
从年龄来看，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程度表现出参政频次随年龄增长先增后减的特征（见图1）。数据显示，处于“31-49岁”年龄段的中年新媒体从业人员传统政治参与意愿（4.10）与网络政治参与程度（2.15）均高于其他年龄段。50岁以上的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明显下降（3.33），但网络政治参与程度下降不明显（2.11）。
从教育程度来看（见图2），对于传统政治参与意愿而言，本科学历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得分最高，为4.08，其次是专科生（3.89）和研究生（3.85）。对网络政治参与而言，专科学历的得分最高，为2.19，其次是研究生（2.08）、高中及以下群体（2.07）和本科生（1.99）。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和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不同，不同受教育水平的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水平也有很大差异。
从学科背景上看（见图3），在网络政治参与层面，学科背景为“政治法律类”（2.88）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得分要显著高于其他学科背景的新媒体从业人员，“新闻与传播类”（2.16）与“经济管理类”（2.05）次之。而在传统政治参与意愿上，不同学科背景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差异性不大，得分普遍比较高。具体而言，以“文史哲艺术类”（4.21）、“经济管理类”（4.05）、“理工类”（4.05）为学科背景的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稍高一些。“政治法律类”的新媒体从业人员网络政治参与比较突出，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权利意识比较强，因此其相较于其他学科背景的新媒体从业人员有更强的行动力。 从收入分布上看，基本呈现出随收入增长，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和网络政治参与程度逐渐加深的情况，但当收入超过30万元时，政治参与程度又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见图4）。数据显示，处于21-30万元的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网络政治参与水平最高（2.41），但他们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反而最低（3.83）。
从政治面貌分布上看，共产党员（含预備党员）身份的新媒体从业人员传统政治参与意愿（4.11）和网络政治参与行为（2.17）都不是最高（见图5）。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得分最高的是“其他民主党派人士”的新媒体从业人员（4.24），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得分最高的也是“其他民主党派人士”的新媒体从业人员（2.49）。
从职业类别看（见图6），对于传统政治参与，“出资人”（4.6）与“经营管理人员”（4.38）的得分显著高于“内容采编/制造人员”（3.99）和“技术人员”（3.71）。对于网络政治参与，“出资人”（2.67）与“经营管理人员”（2.68）的得分也显著高于“内容采编/制造人员”（2.05）和“技术人员”（2.11）。由此可见，新媒体从业人员中的管理者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
综上，目前参与到政治活动中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具有六个特征。一是体制内外有差异。体制外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要明显高于处在体制内新媒体的从业人员。二是年龄大小有差异。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意愿和网络政治参与行为，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其中，“31-49岁”的中年群体是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的高峰年龄段。三是收入高低有差异。以30万元为分界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和网络政治参与行为随收入水平的增长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四是“政治法律类”背景的新媒体从业人员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最突出。五是作为管理者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参政意愿和行为更强烈。六是民主党派人士身份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参政意愿和行为更强烈。
2.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研究发现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较强，但是政治参与行为水平很低。整体而言，传统政治参与意愿要比网络政治参与程度的平均得分高出不少。这种参政意愿强但行为水平低的情况，表明目前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环境需要更优化，从而促使新媒体从业人员参政意愿和行为同步。其次，拥有较高收入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年收入21-30万），他们也往往具有很高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但他们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却比较低。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高收入者往往是新媒体从业人员中的代表人士，他们大多在网络上有很强的舆论引导力，因此更愿意进行网络政治参与。未来需要进一步引导他们提升利用传统官方渠道进行政治参与的能动性，促使他们更合理地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最后，低教育程度的新媒体从业者有更强烈的网络政治参与行动力。数据显示，专科文化层次的新媒体从业人员，他们的网络政治参与水平最高，显著高于研究生和本科生文化层次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因此，有关部门有必要对低教育水平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加强正确引导，避免他们在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出现缺乏理性、冲动行事等消极行为。
（二）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进一步对影响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具体而言，在阶层回归分析中，第一阶层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四个人口学变量。第二阶层为新媒体从业人员中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四种媒介的依赖程度。第三阶层为新媒体从业人员对上述四种媒介的信任程度。表2呈现了阶层分析的全部结果：
从传统政治参与意愿来看，人口学变量（Incremental adjusted R2=-0.2）并不能正向预测传统政治参与意愿的相关结果。媒介依赖（Incremental adjusted R2=2.0）和媒介信任（Incremental adjusted R2=3.8）对其预测力也相对有限，仅网络依赖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有较强的正向预测力（β=0.142，p< 0.01）。
从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来看，首先，人口学变量对其预测力较小（Incremental adjusted R2=1.9）。其中，收入水平与其网络政治参与之间具有正向的预测力，即收入水平越高，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网络政治参与程度也越高（β=0.155，p< 0.01）。其次，媒介依赖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具有一定的预测力（Incremental adjusted R2=5.4）。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广播依赖、电视依赖能正向预测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广播依赖的预测力最强（β=0.143，p< 0.01）、电视依赖次之（β=0.118，p< 0.05）。最后，媒介信任构成新媒体从业人员网络政治参与的预测力较小（Incremental adjusted R2=3.1）。其中，网络信任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网络政治参与具有正向预测力（β=0.107，p< 0.05）。相反，报纸信任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存在反向预测力（β=-0.176，p< 0.01），表明新媒体从业人员对报纸越不信任，他们的网络政治参与程度会越高。
（三）新媒体从业人员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和网络参与的关系探讨
目前，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机会和渠道比较少，职业特性使他们网络政治参与的机会比较多。那么，传统政治参与意愿是否会影响他们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本研究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和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研究结果显示，当新媒体从业人员具有更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时，会促进他们两种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一种是促进他们“通过网络就某一公共事件发表看法”，相关性系数为0.114（p< 0.05）;另一种是促进他们“通过网络与朋友谈论公共事件”，皮尔逊相关系数达到0.139（p< 0.01）。从数据来看，传统政治参与意愿能够促进新媒体从业人员网络政治表达（“我会通过网络就公共事件发表看法”）和网络政治交流（“我会通过网络与朋友谈论公共事件”）。一方面，这说明由于传统政治参与渠道和机会比较少，新媒体从业人员将对传统政治参与的热情转移到网络空间。另一方面，这也提示有关统战部门，注意为新媒体从业人员开辟更多的传统参政议政渠道，让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不仅仅挥发在网络空间，在线下也能发挥积极作用，为社会治理作出有益贡献。 四、结论与讨论
作为新的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从业人员在当今数字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受职业影响，他们正以积极行动者的姿态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本研究旨在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讨论如何提升新媒体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政治觉悟，进而激发他们为数字社会贡献治理智慧。具体而言，本研究发现目前的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存在着体制内外、年齡大小、收入高低的明显差异性。此外，“政治法律类”学科背景、管理者身份、民主党派政治面貌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展现出较高的参政议政意愿和行为。这些研究发现提示统战相关部门，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内部具有很强的差异性，对他们开展统战工作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政治参与意愿，本研究发现网络依赖能够正向预测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对于政治参与行为，本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广播依赖、电视依赖以及网络信任等都能有效预测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此外，本研究还进一步讨论了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数据表明，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能够显著促进他们的网络政治表达和交流。这些发现启发统战相关部门，要大力提升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整体媒介素养，有效降低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对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的消极影响，促进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对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发挥更多的积极影响。
本研究也发现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存在一些问题，未来需要统战相关部门在工作中特别注意。首先，研究发现新媒体从业人员存在政治参与意愿较强，但政治参与行为水平较低的情况。这种“高意愿、低行动”的情况，需要统战相关部门优化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环境、拓宽他们的传统参政议政渠道和机会，促使新媒体从业人员参政意愿和行为得到同步。其次，研究发现高收入新媒体从业人员网络政治参与行为非常突出。管理者身份的新媒体从业人员，以及政治面貌是民主党派人士的新媒体从业人员，普遍具有很高的政治参与意愿和行为。这些发现说明，对于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的统战引导，需要将代表人士作为工作的重点对象，同时在工作中针对不同类型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特点，展开有的放矢的分类引导。
最后，数据还显示教育程度较低（专科学历）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往往具有很高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考虑到这类新媒体从业人员受自身文化水平的局限，容易在网络空间情绪化行事，其网络参政行为可能伴有如民粹主义、非理性等色彩。未来统战有关部门需要多关注留意此类“低教育水平、高网络参政”的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网络动态，同时加强对此类人员的思想引领，提升他们的文化修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他们有序参政议政，发挥对社会治理的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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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好
收稿日期：2021-07-29
作者简介：李昂泽，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张伟伟，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代新社会阶层的媒介素养与政治认同研究”（19YJC860051）资助成果。
关键词：社会治理;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1）04-00040-08
“十四五”规划指出，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新媒体从业人员在数字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是公共信息的生产者、把关者和传播者，在推动数字经济健康良好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对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
我国正步入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类社会思潮迭出。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扩大，加快了各种社会思潮的传播速度、广度和深度，深刻影响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提升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意识，引导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对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调查，目前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整体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党外人数多、流动性强，社会责任意识淡薄、政治觉悟不高[1]。因此，提升新媒体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政治觉悟，激发他们为数字社会贡献治理智慧，成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江苏省新媒体从业人员为例，通过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从社会治理背景出发，考察新媒体从业者政治参与的基本情况和影响因素，比较分析其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和网络政治参与的差异，并对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一、数字社会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
新媒体从业人员是新的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治理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过程中，新的社会阶层群体作为市场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和推动社会变革创新的一支新力量，得以不断发展和壮大[2]。新的社会阶层的“新”主要体现为“传统体制所不能涵括的人”[3]。 2017年2月，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一战线工作会议指出，新的社会阶层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主要包括：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其中，新媒体从业人员是现代经济技术条件下生成的一个产业人群，他们既是由现代经济社会分工所致，更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和分化的必然结果[4]。新媒体从业人员适用对象主要包括四类，分别是新媒体企业出资人（包括技术入股）、经营管理人员（负责企业项目、投资、运营、人力资源、市场开发等）、采编人员（负责媒体内容的策划、创作、传播等）和技术人员（负责为企业正常运转提供软硬件技术支撑）等。以上四类人员主要集中在新媒体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以此为主要收入来源。除此之外，涉及各领域、各行业和各阶层的，以新媒体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的网络意见人士，也作为“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予以讨论[5]。新媒体从业人员整体上呈现出年龄结构年轻化、“意见领袖”多元化、自媒体人士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的特征[6]。他们既负有引导公众舆论并进而引导公众参与政治的社会责任，又是社会民主政治的亲身实践者[7]。
正在崛起的新的社会阶层与传统社会治理体制存在一定的张力，并突出表现在新的社会阶层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8]。因此，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情况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从理念来看，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意识积极与冷漠并存，动机的功利性与理念性并存，在“社会中间阶层”的自我定位上有基本共识，但远未形成整体意义上的共同阶层意识。就制度而言，新的社会阶层主要通过安排性参与渠道及非安排性渠道满足其政治参与需求。具体到行为，主要形成了以建设性和渐进性为主导的行为取向，以及个体参与和组织参与并存的参与方式。而在效应上，尽管当前存在制度性渠道不是很畅通的负面效应，但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对我国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总的来说，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表现出“非正式渠道多，正式渠道少，象征性参与多，实质性参与少”的特征[9]。
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既有新的社会阶层的群体共性，也有自身特殊性。在个体层面，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态度呈现出思想观念的开放性与社会认知上的偏差。新媒体从业人员在工作过程中，为获得流量与关注长期蹭社会热点，加上新媒体之间互相模仿，容易形成思维定式和认知壁垒。在组织层面，一些新媒体企业虽然建立了基层党组织，但党员人数偏少，发挥作用有限——组织的松散性导致多数新媒体从业人员的行为处于散乱与单独行动状态，影响了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塑造新媒体从业人员社会态度产生了负面影响[10]。
相较于传统媒体从业者，新媒体从业者是传媒行业中的新兴行动者[11]。步入数字时代，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早已式微。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不仅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信息提供者，也是他们进行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方式。不同于以政治选举和罢免为代表的传统政治参与形式[12]，以网络政治表达、监督、结社和动员为主要行为的网络政治参与使人们获得了新的政治参与机会，并能够缓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加剧造成的急剧增加的政治参与需求[13]。 新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特殊性，使他们的政治参与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从已有研究来看，人口学变量、政治因素、媒介因素等都对公民的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人口学变量方面，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是两个突出因素。其中，教育程度影响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人们通过接受更多的教育，能够在社会中寻找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也具备更多的技能和资质参与更多的社会事务[14]。政治面貌上，党员和团员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大不相同，相较而言团员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较低[15]。政治因素上，政治效能感的作用最为突出，它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表现在内在效能感对自身参与能力认知度的提升能够直接增加其对政府网站在线参与功能的使用，同时外在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行为的积极效应需通过政府信任间接体现出来[16]。两者影响力的显著差异归因于内部效能感与外部效能感之间的不平衡[17]。媒介因素上，理论层面，“媒介动员论”认为媒介传播的新闻，无论是电视、报纸或是其他传播媒介，都会不同程度地提高公民的内部效能感，从而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媒介传播内容质量是决定公民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18]。“媒介抑制论”则认为大众媒介发展会“麻痹”大众，并且以各种间接政治参与取代实际的政治活动。其中，媒介结构的不同形式和内容可能抑制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如：电视而非报纸，是抑制人们政治参与的主要媒介形式;电视传播的娱乐节目和新闻都会抑制政治参与[19]。实证层面，研究表明在借助媒体的政治参与机制中，公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直接影響到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程度和效果[20]。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江苏省作为新媒体从业人员的聚集地之一，新媒体从业人员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经验。选取江苏地区的新媒体从业人员进行分析和考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一定程度反映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整体面貌。
此次调研中新媒体从业人员主要来自两类新媒体，分别是体制内新媒体，包括人民网（江苏）、荔枝网等5家;体制外新媒体，包括新浪江苏、大苏网等10家。本研究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98份。
（二）研究变量
本文的主要研究变量包括人口学变量、媒介信任、政治参与三项。
1.人口学变量
本研究所采用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1=男，2=女）、年龄、文化程度（1=高中及以下，2=专科，3=本科，4=研究生）、专业结构（1=文史哲艺术类，2=经济管理类，3=政治法律类，4=理工类，5=新闻与传播类，6=其他）、海外经历（1=有，2=没有）、年收入水平（1=5万元以下，2=6-10万元，3=11-20万元，4=21-30万元，5=31-50万元，5=50万元以上）、政治面貌（1=共产党员含预备党员，2=其他民主党派人士，3=共青团员，4=群众）、职业类别（1=出资人，2=经营管理人员，3=技术人员，4=内容采编/制造人员，5=其他）与职业更换次数（1=0次，2=1-3次，3=4-5次，4=5次以上）。
2.媒介依赖与媒介信任
既往研究指出，公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和依赖程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为此，本研究尝试引入媒介信任与媒介依赖变量，以便测量新媒体从业人员对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四种媒介的信任程度和依赖程度同政治参与的情况。
3.政治参与
基于既往研究成果，本文将政治参与变量的测量聚焦于传统政治参与意愿与网络政治参与两类。在我国，传统政治参与是经正式官方渠道进行政治参与。由于新媒体从业人员传统政治参与的情况比较少，所以本研究考察他们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对于传统政治参与意愿，本文设置：“我会愿意参加政府举办的相关活动”“我愿意通过官方渠道参与到政治议程中”“我会期待政府对我工作中的优秀成果表示嘉奖”（5级量表测量，1=非常不赞同，5=非常赞同）三个变量进行考察。
对于网络政治参与，本文设置：“我会通过网络就公共事件发表看法”“我会通过网络向有关部门表达对公共事件的意见”“我会通过网络参与有关公共事件的投票”“我会通过网络与朋友谈论公共事件”“我会通过网络向朋友转发公共事件相关信息”五个变量进行考察（5级量表测量，1=很少，5=经常）。
三、研究发现
（一）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的现状、特征与问题
1.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的现状与特征
研究显示，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意愿较高，但他们的政治参与行动却比较弱。具体而言，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平均得分为3.98（满分为5分，分值越高意愿越强），而他们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平均得分仅为2.05。从媒体性质来看，体制内新媒体从业人员和体制外新媒体的从业人员在政治参与上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网络政治参与上，体制外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程度要明显高于体制内新媒体从业人员。
从年龄来看，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程度表现出参政频次随年龄增长先增后减的特征（见图1）。数据显示，处于“31-49岁”年龄段的中年新媒体从业人员传统政治参与意愿（4.10）与网络政治参与程度（2.15）均高于其他年龄段。50岁以上的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明显下降（3.33），但网络政治参与程度下降不明显（2.11）。
从教育程度来看（见图2），对于传统政治参与意愿而言，本科学历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得分最高，为4.08，其次是专科生（3.89）和研究生（3.85）。对网络政治参与而言，专科学历的得分最高，为2.19，其次是研究生（2.08）、高中及以下群体（2.07）和本科生（1.99）。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和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不同，不同受教育水平的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水平也有很大差异。
从学科背景上看（见图3），在网络政治参与层面，学科背景为“政治法律类”（2.88）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得分要显著高于其他学科背景的新媒体从业人员，“新闻与传播类”（2.16）与“经济管理类”（2.05）次之。而在传统政治参与意愿上，不同学科背景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差异性不大，得分普遍比较高。具体而言，以“文史哲艺术类”（4.21）、“经济管理类”（4.05）、“理工类”（4.05）为学科背景的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稍高一些。“政治法律类”的新媒体从业人员网络政治参与比较突出，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权利意识比较强，因此其相较于其他学科背景的新媒体从业人员有更强的行动力。 从收入分布上看，基本呈现出随收入增长，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和网络政治参与程度逐渐加深的情况，但当收入超过30万元时，政治参与程度又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见图4）。数据显示，处于21-30万元的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网络政治参与水平最高（2.41），但他们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反而最低（3.83）。
从政治面貌分布上看，共产党员（含预備党员）身份的新媒体从业人员传统政治参与意愿（4.11）和网络政治参与行为（2.17）都不是最高（见图5）。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得分最高的是“其他民主党派人士”的新媒体从业人员（4.24），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得分最高的也是“其他民主党派人士”的新媒体从业人员（2.49）。
从职业类别看（见图6），对于传统政治参与，“出资人”（4.6）与“经营管理人员”（4.38）的得分显著高于“内容采编/制造人员”（3.99）和“技术人员”（3.71）。对于网络政治参与，“出资人”（2.67）与“经营管理人员”（2.68）的得分也显著高于“内容采编/制造人员”（2.05）和“技术人员”（2.11）。由此可见，新媒体从业人员中的管理者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
综上，目前参与到政治活动中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具有六个特征。一是体制内外有差异。体制外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网络政治参与程度要明显高于处在体制内新媒体的从业人员。二是年龄大小有差异。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意愿和网络政治参与行为，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其中，“31-49岁”的中年群体是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的高峰年龄段。三是收入高低有差异。以30万元为分界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和网络政治参与行为随收入水平的增长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四是“政治法律类”背景的新媒体从业人员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最突出。五是作为管理者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参政意愿和行为更强烈。六是民主党派人士身份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参政意愿和行为更强烈。
2.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研究发现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较强，但是政治参与行为水平很低。整体而言，传统政治参与意愿要比网络政治参与程度的平均得分高出不少。这种参政意愿强但行为水平低的情况，表明目前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环境需要更优化，从而促使新媒体从业人员参政意愿和行为同步。其次，拥有较高收入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年收入21-30万），他们也往往具有很高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但他们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却比较低。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高收入者往往是新媒体从业人员中的代表人士，他们大多在网络上有很强的舆论引导力，因此更愿意进行网络政治参与。未来需要进一步引导他们提升利用传统官方渠道进行政治参与的能动性，促使他们更合理地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最后，低教育程度的新媒体从业者有更强烈的网络政治参与行动力。数据显示，专科文化层次的新媒体从业人员，他们的网络政治参与水平最高，显著高于研究生和本科生文化层次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因此，有关部门有必要对低教育水平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加强正确引导，避免他们在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出现缺乏理性、冲动行事等消极行为。
（二）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进一步对影响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具体而言，在阶层回归分析中，第一阶层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四个人口学变量。第二阶层为新媒体从业人员中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四种媒介的依赖程度。第三阶层为新媒体从业人员对上述四种媒介的信任程度。表2呈现了阶层分析的全部结果：
从传统政治参与意愿来看，人口学变量（Incremental adjusted R2=-0.2）并不能正向预测传统政治参与意愿的相关结果。媒介依赖（Incremental adjusted R2=2.0）和媒介信任（Incremental adjusted R2=3.8）对其预测力也相对有限，仅网络依赖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有较强的正向预测力（β=0.142，p< 0.01）。
从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来看，首先，人口学变量对其预测力较小（Incremental adjusted R2=1.9）。其中，收入水平与其网络政治参与之间具有正向的预测力，即收入水平越高，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网络政治参与程度也越高（β=0.155，p< 0.01）。其次，媒介依赖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具有一定的预测力（Incremental adjusted R2=5.4）。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广播依赖、电视依赖能正向预测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广播依赖的预测力最强（β=0.143，p< 0.01）、电视依赖次之（β=0.118，p< 0.05）。最后，媒介信任构成新媒体从业人员网络政治参与的预测力较小（Incremental adjusted R2=3.1）。其中，网络信任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网络政治参与具有正向预测力（β=0.107，p< 0.05）。相反，报纸信任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存在反向预测力（β=-0.176，p< 0.01），表明新媒体从业人员对报纸越不信任，他们的网络政治参与程度会越高。
（三）新媒体从业人员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和网络参与的关系探讨
目前，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机会和渠道比较少，职业特性使他们网络政治参与的机会比较多。那么，传统政治参与意愿是否会影响他们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本研究对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和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研究结果显示，当新媒体从业人员具有更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时，会促进他们两种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一种是促进他们“通过网络就某一公共事件发表看法”，相关性系数为0.114（p< 0.05）;另一种是促进他们“通过网络与朋友谈论公共事件”，皮尔逊相关系数达到0.139（p< 0.01）。从数据来看，传统政治参与意愿能够促进新媒体从业人员网络政治表达（“我会通过网络就公共事件发表看法”）和网络政治交流（“我会通过网络与朋友谈论公共事件”）。一方面，这说明由于传统政治参与渠道和机会比较少，新媒体从业人员将对传统政治参与的热情转移到网络空间。另一方面，这也提示有关统战部门，注意为新媒体从业人员开辟更多的传统参政议政渠道，让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不仅仅挥发在网络空间，在线下也能发挥积极作用，为社会治理作出有益贡献。 四、结论与讨论
作为新的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从业人员在当今数字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受职业影响，他们正以积极行动者的姿态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本研究旨在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讨论如何提升新媒体从业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政治觉悟，进而激发他们为数字社会贡献治理智慧。具体而言，本研究发现目前的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存在着体制内外、年齡大小、收入高低的明显差异性。此外，“政治法律类”学科背景、管理者身份、民主党派政治面貌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展现出较高的参政议政意愿和行为。这些研究发现提示统战相关部门，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内部具有很强的差异性，对他们开展统战工作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政治参与意愿，本研究发现网络依赖能够正向预测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对于政治参与行为，本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广播依赖、电视依赖以及网络信任等都能有效预测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此外，本研究还进一步讨论了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数据表明，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意愿能够显著促进他们的网络政治表达和交流。这些发现启发统战相关部门，要大力提升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整体媒介素养，有效降低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对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的消极影响，促进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对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发挥更多的积极影响。
本研究也发现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政治参与存在一些问题，未来需要统战相关部门在工作中特别注意。首先，研究发现新媒体从业人员存在政治参与意愿较强，但政治参与行为水平较低的情况。这种“高意愿、低行动”的情况，需要统战相关部门优化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传统政治参与环境、拓宽他们的传统参政议政渠道和机会，促使新媒体从业人员参政意愿和行为得到同步。其次，研究发现高收入新媒体从业人员网络政治参与行为非常突出。管理者身份的新媒体从业人员，以及政治面貌是民主党派人士的新媒体从业人员，普遍具有很高的政治参与意愿和行为。这些发现说明，对于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的统战引导，需要将代表人士作为工作的重点对象，同时在工作中针对不同类型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特点，展开有的放矢的分类引导。
最后，数据还显示教育程度较低（专科学历）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往往具有很高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考虑到这类新媒体从业人员受自身文化水平的局限，容易在网络空间情绪化行事，其网络参政行为可能伴有如民粹主义、非理性等色彩。未来统战有关部门需要多关注留意此类“低教育水平、高网络参政”的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网络动态，同时加强对此类人员的思想引领，提升他们的文化修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他们有序参政议政，发挥对社会治理的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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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好
收稿日期：2021-07-29
作者简介：李昂泽，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张伟伟，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代新社会阶层的媒介素养与政治认同研究”（19YJC860051）资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