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关于中国政府信任的研究表明，民众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水平普遍较低。那么，民众对整体信任中不同信任类型的信任水平如何，进而言之，这些不同信任类型在地方政府整体信任中扮演着何种角色作用是我们探究的主要问题。为此，将地方政府整体信任解构为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两个主要维度，并基于755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对上述问题实证研究发现：抽象信任水平最高，具体信任最低，整体信任水平略高于具体信任但明显低于抽象信任；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共同正向影响地方政府整体信任，但具体信任的影响作用更强。
关键词：地方政府整体信任；抽象信任；具体信任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18
一、问题的提出
有关政府信任的概念往往与政治信任联系在一起，“政府信任又叫政治信任，通常被定义为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运作产生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1]，“很多学者将政府信任和政治信任交互使用”[2] ，但也有学者倾向认为政府信任是一种狭义的政治信任[3]。本文认为政府信任与政治信任并无本质区别，因为二者在本质上均是公民对政府、政治体制等的态度评价或信念、信心，这种评价是基于公民对政府或政治体制的预期或期待而产生的[4]。政府信任对于现代国家治理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价值，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及其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一般民众的认可，进而体现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或正当性。
在当前和未来中国谋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①无疑将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然而，现有研究表明，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呈现“央强地弱”的差序格局：对中央政府信任度最高，省级政府次之，而对最低层级的县、乡镇政府信任度最低[56]。但是现有研究并未揭示民众究竟不信任或信任地方政府的何种具体方面，更未进一步检验这些具体方面在地方政府整体信任中所占的地位与作用。换言之，现有研究并未科学系统测量地方政府整体信任所内含的不同信任维度，并检验各信任维度与地方政府整体信任之间的关系。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青年的政治认同状况影响甚至决定着祖国的方向，青年学生作为未来的社会精英，更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政治认同状况 [7]，同时，“在校大学生的政府信任问题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因为国内外对政府信任的实证调查研究，绝大部分都是面向一般民众的，较少关注在校大学生的政治信任度”[8]，因此选择大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另外，由于在校大学生的政治信任是当前民众政治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大学生基本上已经是成年人，从这个角度讲可以使用大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对本文的相关研究问题进行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具体研究问题是：当前大学生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度如何？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包含哪些主要信任维度，大学生对这些主要维度的信任度又如何？各主要信任维度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如何？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维度框架：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
关于政府信任维度或者说结构层次的划分，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视角：一是从信任的对象视角出发，一般认为戴维·伊斯顿关于政治支持类型的研究对后来的政治信任研究具有重要影响，伊斯顿将政治信任视为一种政治支持，并从性质上将政治支持进一步分为散布性支持和特定性支持。特定性支持的对象通常是权威当局，它是由权威当局的特定政治结果以及表现所引发的，是不断波动的；散布性支持的对象通常是政治共同体和典则，它与特定的诱因无关，往往是在个人成长过程中逐渐灌输而成的，它一旦形成就比较稳定[9]。Norris进一步拓展了伊斯顿的分类，把政治信任和支持分为五个层面，即政治共同体、政权原则、政权绩效、政权机构和政治行动者[10]。二是从信任的结构层次（宏观与微观）出发，如布兰登（Blind）认为，政府信任包括组织层面的民众对政府绩效、政治体制与制度的信任，以及个人层面的民众对政府官员或政治领导人的信任[11]。王强将政府信任的复合结构分为宏观层面的价值信任、中观层面的制度信任以及微观层面的公众对政府行政人员或政治领导人的信任。三是从信任内容的属性（抽象价值与客观具体）出发[12]，将政治信任的结构依次分为价值信任、政府信任、制度信任、官员信任和政策信任[13]。
总结归纳上述研究可以发现，三种视角基本上都将公众对政府价值原则、基本制度、绩效、政府官员等方面的信任视为政府信任的重要维度。本文参考上述相关研究，尤其是戴维·伊斯顿、王向民等学者的研究，并着重从政府信任的形成和来源视角出发，将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简称整体信任）划分为抽象政府信任与具体政府信任两个主要维度框架。所谓抽象政府信任（简称抽象信任）主要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以及对那些能够体现政府合法性的有关政府赖以成立的价值理念、执政本质、基本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信任。抽象信任主要反映民众对政府应然层面或其标榜宣称层面的信任状况，这种信任往往是在民众社会成长过程中逐渐灌输而形成的，比较稳定持久。所谓具体政府信任（简称具体信任）主要指民众对负责政府运作的政府公职人员以及作为政府运作结果的政府绩效等方面的信任。具体信任反映了民众对现实中经常接触到的政府或政府实际运作状况层面的信任状况，这种信任通常是民众依据特定时期中政府的实际表现以及同政府公职人员接触过程中形成的，它可能伴随着一定时期内政府运作良好与否而发生相应的变动。各信任变量结构关系如图1。
图1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维度框架
（二）抽象信任、具体信任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
当前，尚未发现学界有明确检验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在地方政府整体信任中角色作用的研究，与其有一定关联的文献主要散布在有关政府信任起源和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关于政府信任的起源与影响因素，学界一直存在“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制度主义的解释认为政治信任源于政治领域，是人们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绩效可信性的一种理性评估 [8]，制度视角基于理性选择路径，将政治信任看成是政治制度（政府）运行的后果，核心是政府绩效，认为高水平的绩效导致民众对于政府信任程度的提高 [14]。而文化主义路径则强调政治信任孕育于社会系统之中，是社会信任、人际信任推广到政治系统的一种表现[15]，人們对于政治体系的信任更多地与该社会体系中长期存在的一套价值体系、信仰体系以及人们之间长期的交往方式有关[16]。事实上，上述两种解释路径均有其科学合理性，只是侧重点不同，近期的研究显示无论是制度视角，还是文化视角下的核心解释变量，两者共同影响政治信任[17]。就本研究而言，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可视为制度路径和文化路径共同影响和形成的，根据对抽象信任、具体信任的界定，显然抽象信任的形成与来源更倾向属于文化主义视角的范畴，具体信任则更倾向属于制度主义视角的范畴，结合前文将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在理论上划分为抽象信任和具体信任两个主要维度，我们构建了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共同正向影响地方政府整体信任。
进一步而言，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孰轻孰重？现有文献中有关制度主义因素和文化主义因素对政治信任解释力大小的争论性研究对本文具有一定的启发。制度视角的研究认为制度绩效、政府绩效等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大于文化因素[18]，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经济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響最为重要[19]，斯通曼（Stoneman）的研究的也表明英国人对教育、医疗、经济绩效的评价对政治信任具有最强的解释力，其中民生福利（卫生和教育）绩效至关重要[20]。文化视角的研究则强调相比制度主义因素，社会与政治文化方面的相关因素如传统价值观[21]、包括威权主义价值观与政治效能感在内的政治文化[22]等对政治信任的重要性。依据上述分析，基于本文对具体信任维度（包括公职人员信任和政府绩效信任）的界定，参考制度主义的观点，本文认为，同抽象信任相比，具体信任在地方政府整体信任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影响作用，进一步就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各维度而言，由于制度主义强调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重要影响，因此本文认为政府绩效信任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大于抽象信任和公职人员信任。关于抽象信任和公职人员信任影响作用孰强孰弱，由于现实中人们对政府的主观信任感可能更直接、具体受到公职人员而非抽象价值原则的影响，为此本文推测公职人员信任的影响作用较强。综合上述分析，构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具体信任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强于抽象信任；
假设3具体信任中的政府绩效信任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强于抽象信任、公职人员信任；
假设4具体信任中的公职人员信任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强于抽象信任。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
在样本选择和具体抽样策略方面，综合考虑生源构成的代表性和问卷调查的可行性，本研究主要参考管玥在一项关于大学生群体政府信任研究中所采用的概率抽样方法[23]，选取中部地区的P大学和东南沿海地区的X大学两所本科高校在校本科生作为调查对象，P大学是一所综合型普通本科高校，其生源主要来自中西部省份，并且农村学生较多；X大学是一所综合型国家985大学，其生源不仅局限于东部省份，而是广泛来源于全国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各个省份，并且城镇学生相对较多。本文将两所大学在校本科生所有宿舍作为抽样框，其中P大学约4000个本科生宿舍，随机选取400个宿舍，每个宿舍随机选择1名学生；X大学约5000个本科生宿舍，随机选取500个宿舍，每个宿舍随机选择1名学生。这样两所大学共获取9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755份，占回收问卷的84%。样本基本构成情况如下表1，整体上较好地符合两所高校以及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的基本构成情况。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即被解释变量为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关于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具体测量，许多研究往往将信任分为不同政府层级分别进行测量，然后将不同层级的政府信任值相加求均值。本文认为民众对地方政府的整体信任实际上是有机统一的，是一种主观总体评价，不能进行简单的切割划分并叠加。为此，本文使用单一的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度指标，即要求被调查者基于自己的认识和感知从总体上对其进行评价，评价采用Likert五级量表的方式，信任程度设置有“低”、“较低”、“一般”、“较高”、“高”五个选项，分别赋值1～5分。
2.自变量。关于抽象信任，根据前文的概念界定，主要从地方政府执政理念、代表性、现行基本制度、民众对地方政府信心等四个方面构建具体指标对其测量。
关于具体信任，根据前文的概念界定，其本身包括两个主要维度，每个具体维度进一步备操作化如下：就公职人员信任而言，从服务动机、职业道德、工作能力、勤勉性、廉洁性等五个方面构建具体指标对其测量；就政府绩效信任而言，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秩序三个方面构建具体指标对其测量（以上各自变量的具体指标设计详见下文表2）。
上述各自变量均采用Likert五级量表进行测量，要求被调查者对量表中题项进行信任度评价，信任程度设置有“低”、“较低”、“一般”、“较高”、“高”五个选项，分别赋值1～5分。
关于控制变量，本研究借鉴现有研究中常用的性别、政治面貌等变量，另外，考虑到受试者的家庭背景、生活环境等也是影响其政府信任的主要因素，本文使用受试者父母的职业反映其家庭背景，根据受试者来源于城市还是农村反映其生活环境。上述控制变量均为定类变量，按虚拟变量处理。其中，性别变量赋值为：男=1，女=0；专业变量赋值为：文科=1，理科=0；户籍变量赋值为：城镇=1，农村=0；父母职业性质变量赋值为：公共部门人员（指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员工）=1，其它=0；政治面貌变量赋值为：中共党员=1，其他=0。
四、数据分析与实证检验
（一）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
良好的测量信度和效度是获取科学的研究数据的基础。信度通常指测量结果的稳定性或一致性。关于量表（问卷）常用的信度检验方法为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一般认为当α系数大于0.6时量表信度可以接受。就本研究而言，所有量表题项的α系数为0.925，其中各量表的α系数如下表2中所示均大于0.8，表明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则通常指测量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在量表的编制和调试过程中征询了相关专家、被调查者的建议，在量表的部分内容和表述进行了修正，确保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另外，进一步使用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建构效度，各量表KMO检验值均大于0.7，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近似卡方值均显著，表明各量表均适合作因子分析，各量表具体指标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一个公因子，相关因子负载值均大于0.60，解释方差百分比均大于65%，表明提取的公因子能够有效代表观测变量的主要信息，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各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综合上述分析，调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符合测量学的基本要求，为下文的数据统计分析提供了科学基础。 （二）抽象信任、具体信任与整体信任的描述统计分析
本部分主要从均值和各评价选项所在比例的两个角度，对当前大学生的抽象信任、具体信任以及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现状进行分析。首先，从均值的角度看，各变量信任水平如下表3所示：抽象信任得分最高为3.28，这一得分处于“一般”与“较高”之间，并略微高于“一般”；得分最低的是具体信任为2.92，整体信任为2.93，略高于具体信任，但差异不大，均处于“较低”和“一般”之间，并接近“一般”。进一步就具体信任中的两个信任维度而言，政府绩效信任平均得分较高（3.20），处于“一般”与“较高”之间，并略微高于“一般”；公职人员信任得分较低（2.64），处于“较低”和“一般”之间。
其次，从各种评价状况所占百分比角度看，被调查者对各变量的信任状况如下表4所示。为了更为直观和方便比较，我们将 “较高”与“高”两项合并，代表信任水平的高分组；将“较低”与“低”两项合并，代表信任水平的低分组。从高分组和低分组所占的比例来看，显然，抽象信任各指标高分组所占比例的均值（42.7%）最大，而低分组所占比例的均值（19.9%）最小，这表明相对整体信任和具体信任而言，被调查者总体上对抽象信任评价较高；具体信任各指标高分组所占比例的均值（22.5%）与整体信任基本相同，而低分组所占比例的均值（31%）较大，表明相对整体信任而言，被调查者总体上对具体信任评价较差。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总体上看，地方政府整体信任水平较低，绝大多数被调查者（约占总体的78%）的信任度为一般及一般水平以下，仅有少数（约占总体的22%）对其较为信任。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在当今世界各国政府信任不断流失的大背景下，相比中央政府，中国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较低这是一个为现有研究发现的基本事实；二是“文化程度高的人，倾向于对政府抱有批判态度，因此其政治信任度要低”[24]，由于本研究的被调查者为在校青年大学生，其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对政府要求也较高，故其对地方政府信任度评价较低是可以理解的。
具体来看，各变量间信任水平也有所不同，即抽象信任水平最高，具体信任水平最低，整体信任略微高于具体信任水平从而处于二者之间。如何理解这一结论，主要是由于抽象信任指涉更多的是政府执政价值、理念和基本政治体制等方面，这些方面在公民社会化过程中因不断教育灌输而逐步被接受和认可，故抽象信任水平相对较高；而具体信任更多地指涉政府实际运作层面，往往会因政府现实表现的不尽如人意而为民众所不满，故具体信任水平低于抽象信任；关于整体信任水平为何处于抽象信任和具体信任之间，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其是较高的抽象信任与较低的具体信任有机折中作用的产物，换言之，民众较低的具体信任拉低了其信任水平。
（三）抽象信任、具体信任与整体信任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上对当前大学生的抽象信任、具体信任以及地方政府整体信任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那么，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是如何影响作用于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二者在地方政府整体信任中扮演的角色作用孰轻孰重，下文将通过回归分析来探讨这些问题。为此，结合前文相关研究假设构建如下表6中两个回归模型，其中，模型1主要用于检验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对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模型2主要用于进一步检验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的两个维度（公职人员信任、政府绩效信任）对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由于因变量为单指标变量，故指标观测值即为因变量值，而自变量为多指标变量，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进行处理：
对于自变量抽象信任、公职人员信任、政府绩效信任等，使用因子分析法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分别提取1个公因子，由于公因子代表了各相关指标的主要信息，故公因子值可以作为相应变量的值②（以上自变量各自因子分析相关的KMO值、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因子负载、公因子解释方差比例见上文表2中相应内容，此处不再赘述）。
对于具体信任这一自变量，其由8项具体测量指标构成，对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输出结果如下表5中所示，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8项具体测量指标提取了2个公因子，相关因子载荷均大于0.6，并且2个公因子累积解释方差贡献高达74.1%，表明所提取的公因子是科学有效的。根据各测量指标的含义，显然，第一公因子可称为公职人员信任因子，第二公因子可称为政府绩效信任因子。根据各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即每个公因子解释方差与所有公因子累积解释方差的比值）可以反映其在解释总体方差中的重要性这一统计原理，借鉴胡荣的具體做法[25]，具体信任变量值可以由下列公式合成：具体信任值=公职人员信任因子值×（40.770÷74.114）+政府绩效信任因子值×（29.344÷74.114）。
通过上述设计，对两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总体上看，模型1和模型2均通过了F检验，表明模型整体上显著；调整后的R2分别达到了0.550和0.564，表明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两种回归模型的DurbinWaston统计值为2.101和2.118，均接近2，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多重共线性检验显示各方差膨胀因子（VIF）、条件指数（CI）分别小于10的界限，表明自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综上分析，本研究构建的回归模型是显著和有效的。
具体来看，模型1表明两个核心自变量抽象信任和具体信任均达到了显著水平（P<0.01），并且其回归系数的符号均为正，表明抽象信任和具体信任共同正向影响着作为因变量的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因此假设1被证实。
关于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影响力孰强孰弱，由于标准化回归系数代表着相应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净影响力，显然，抽象信任的标准化回归系数（0.296）远小于具体信任（0.499），表明具体信任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要大于抽象信任。因此，假设2被证实。
模型2表明抽象信任和具体信任的两个维度（公职人员信任、政府绩效信任）等三个自变量均达到了显著水平（P<0.01），并且其回归系数的符号均为正，表明三者共同正向影响着作为因变量的地方政府整体信任，进一步比较标准化回归系数，显然，政府绩效信任最大为0.311，其次是公职人员信任为0.285，抽象信任最小为0.274，表明政府绩效信任的影响作用大于抽象信任和公职人员信任，而公职人员信任的影响作用又大于抽象信任。因此，假设3和假设4均被证实。 如何理解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可以从宏观的社会经济变迁以及微观的政治文化心理传统双重视角进行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深入发展，使得被调查者更多地基于理性经济人视角审视和评价地方政府，政府信任更多地与政府实际表现以及个人现实利益相关，而非比较抽象甚至显得“虚无缥缈”的政府价值理念、信心等相关，因此，体现政府实际运作层面的具体信任比价值层面的抽象信任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影响作用强，进一步而言，政府绩效作为政府实际运作结果的核心体现，显然在影响地方政府整体信任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作用。
另外，关于为何公职人员信任的影响作用大于抽象信任，可能是公职人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政府形象，民众对公职人员的信任直接影响到其政府信任，尤其是在一个具有儒家文化传统和威权主义统治历史的国家，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不仅是基于政府的表现，而且也基于人们对权威（公职人员）的崇拜和依赖[276，因此，不难理解公职人员信任在影响地方政府整体信任中起着较强作用，相对而言，抽象信任的影响作用较弱。
五、结论与讨论
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显示政府信任危机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政治现象，尽管程度不同。关于中国政府信任的研究表明，相比中央政府，民众对地方政府信任度普遍较低，那么民众对地方政府不同方面信任度如何，进而言之，不同类型信任在整体信任中扮演着何种角色作用呢？作为对现有研究的回应和深化，本文基于大学生群体的调研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探讨，主要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
其一，大学生对地方政府的抽象信任水平最高，信任水平最低的是具体信任，整体信任水平略高于具体信任水平但明显低于抽象信任水平。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可以视为较高的抽象信任与较低的具体信任有机折中作用的产物，但其信任水平显然更接近具体信任水平。
其二，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共同正向影响作用于地方政府整体信任，但具体信任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明显强于抽象信任，进一步就具体信任的两个主要维度而言，影响作用最强的是政府绩效信任，其次是公职人员信任，抽象信任的影响作用则最弱。这表明大学生在作出地方政府整体信任评价时主要是基于具体信任维度的考量，各变量影响作用的大小与其信任水平的高底并无关系。
其三，当前最大的治理危机在于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有江河日下的趋势[27]，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度较低的状况令人担忧。那么如何优化和提升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度呢？考虑到被调查者做出地方政府整体信任评价时主要是基于具体信任维度的考量而非抽象信任，并且由于当前抽象信任水平较高，而具体信任水平较低尚有充分的提升空间，因此，从现实层面讲，本研究的政策启示是：继续保持现行有效的政治社会化教育以确保民众较高的抽象信任水平，重点提升民众的具体信任水平。
本研究主要是基于大学生这一高素质的青年群体，尽管大学生是当前和未来社会的重要群体，但其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普通公众，故本课题的后续研究可以尝试针对普通公众来进行。另外，本文将地方政府整体信任解构为抽象信任与具體信任两个维度只是一种视角，后续研究可以尝试新的更好的视角，以促进本领域知识的增长。
注释：
①根据当前中国的实际国情以及大多数学者有关地方政府概念的界定，本文将地方政府视为一个由省、市、县、乡级政权构成的政府整体。
②当然，一些研究在回归分析时使用各指标的均值作为变量的取值，但实际上使用各指标提取的公因子的因子值更为客观和科学，因为因子分析是基于数据内部依赖关系和本身结构来决定各指标对变量的作用大小，而非简单地将各指标在变量中所起作用视为等同从而取均值。
[参考文献]
[1]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J].社会学研究，2011（1）：96117.
[2]高学德，翟学伟.政府信任的城乡比较[J].社会学研究，2013（2）：127.
[3]肖唐镖，王欣.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变迁：对五省份60个村的跟踪研究（19992008）[J].管理世界，2010（9）：8894.
[4]Levi M.，Stoker L.Political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J].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0，3（1）：475507.
[5]Jenny J. How is Trust in Government Created？ It Begins at Home， but Ends in the Parliament[J].Australian Review of Pubdic Affairs，2005，6（1）：123.
[6]Li，Lianjiang.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J].Modern China，2004，30（2）：228258.
[7]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J].社会学研究，2007（3）：3955.
[8]王向民.“U”型分布：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的结构性分布[J].浦东干部学校学报，2009（4）：6972.
[9]李春成，张少臣.大学生的政府信任度及其结构模型初探：基于上海市五所高校的问卷调查[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6）：2432.
[10]Easton D.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M].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1965.
[11]Pippa Norris.Critical Citizens：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2]Blind P.K. Building Trust in Govern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Emerging Issues.7th Global Forum on Reinventing Government Building Trust in Government[C].Vienna：Austria，2007.
[13]王强.论政府信任的复合结构[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2）：1720.
[14]Newton K.Trust，Social Capital，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J].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1，22（2）：201214.
[15]Wong K.Y.，Wan P.S.，Hsiao H.M.The Bases of Political Trust in Six Asian Societies：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compared[J].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1，32（3）：263281.
[16]Inglehart，R.Modernization and Post 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1 Societie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17]李艳霞.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4（2）：1626.
[18]陈鹏.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起源探究：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实证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775781.
[19]Yang Q，Tang W.Exploring the Sources of Institutional Trust in China： Culture Mobilization or Perlormance[J].Asian Politics & Policy， 2010，2（3）：415436.
[20]Hetherington MJ.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8，92（4）：791808.
[21]Stoneman P.This Thing Called Trust： Civic Society in Britain[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08.
[22]Shi TJ.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J].Comparative Politics，2001，33（4）：401419.
[23]李鋒，孟天广.政治信任的结构与政治文化起源：基于潜在类别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6）：4046.
[24]管玥.政治信任的层级差异及其解释：一项基于大学生群体的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12（2）：6799.
[25]肖唐镖，王欣.民心何以得或失：影响农民政治信任的因素分析：五省（市）60村调查（19992008）[J].中国农村观察，2011（6）：7582.
[26]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2）：6185.
[27]马得勇.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3）：7986.
（责任编辑王婷婷）
Abstract：Researches show that public trust about current China’s local government is low. Then， how about the different types of trust for local government， i.e.， what role these different types of trust plays in the whole trus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755 college students， the overall trust was deconstructed as abstract trust and specific trust. We found that the highest level of trust is abstract trust and the lowest is specific trust； The whole trust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specific trust but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abstract trust； The abstract trust together with the specific trust affect the overall trust of local government， but the effect of specific trust is stronger than abstract trust.
Key words：overall trust of local government； abstract trust； specific trust
关键词：地方政府整体信任；抽象信任；具体信任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18
一、问题的提出
有关政府信任的概念往往与政治信任联系在一起，“政府信任又叫政治信任，通常被定义为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运作产生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1]，“很多学者将政府信任和政治信任交互使用”[2] ，但也有学者倾向认为政府信任是一种狭义的政治信任[3]。本文认为政府信任与政治信任并无本质区别，因为二者在本质上均是公民对政府、政治体制等的态度评价或信念、信心，这种评价是基于公民对政府或政治体制的预期或期待而产生的[4]。政府信任对于现代国家治理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价值，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及其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一般民众的认可，进而体现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或正当性。
在当前和未来中国谋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①无疑将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然而，现有研究表明，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呈现“央强地弱”的差序格局：对中央政府信任度最高，省级政府次之，而对最低层级的县、乡镇政府信任度最低[56]。但是现有研究并未揭示民众究竟不信任或信任地方政府的何种具体方面，更未进一步检验这些具体方面在地方政府整体信任中所占的地位与作用。换言之，现有研究并未科学系统测量地方政府整体信任所内含的不同信任维度，并检验各信任维度与地方政府整体信任之间的关系。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青年的政治认同状况影响甚至决定着祖国的方向，青年学生作为未来的社会精英，更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政治认同状况 [7]，同时，“在校大学生的政府信任问题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因为国内外对政府信任的实证调查研究，绝大部分都是面向一般民众的，较少关注在校大学生的政治信任度”[8]，因此选择大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另外，由于在校大学生的政治信任是当前民众政治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大学生基本上已经是成年人，从这个角度讲可以使用大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对本文的相关研究问题进行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具体研究问题是：当前大学生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度如何？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包含哪些主要信任维度，大学生对这些主要维度的信任度又如何？各主要信任维度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如何？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维度框架：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
关于政府信任维度或者说结构层次的划分，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视角：一是从信任的对象视角出发，一般认为戴维·伊斯顿关于政治支持类型的研究对后来的政治信任研究具有重要影响，伊斯顿将政治信任视为一种政治支持，并从性质上将政治支持进一步分为散布性支持和特定性支持。特定性支持的对象通常是权威当局，它是由权威当局的特定政治结果以及表现所引发的，是不断波动的；散布性支持的对象通常是政治共同体和典则，它与特定的诱因无关，往往是在个人成长过程中逐渐灌输而成的，它一旦形成就比较稳定[9]。Norris进一步拓展了伊斯顿的分类，把政治信任和支持分为五个层面，即政治共同体、政权原则、政权绩效、政权机构和政治行动者[10]。二是从信任的结构层次（宏观与微观）出发，如布兰登（Blind）认为，政府信任包括组织层面的民众对政府绩效、政治体制与制度的信任，以及个人层面的民众对政府官员或政治领导人的信任[11]。王强将政府信任的复合结构分为宏观层面的价值信任、中观层面的制度信任以及微观层面的公众对政府行政人员或政治领导人的信任。三是从信任内容的属性（抽象价值与客观具体）出发[12]，将政治信任的结构依次分为价值信任、政府信任、制度信任、官员信任和政策信任[13]。
总结归纳上述研究可以发现，三种视角基本上都将公众对政府价值原则、基本制度、绩效、政府官员等方面的信任视为政府信任的重要维度。本文参考上述相关研究，尤其是戴维·伊斯顿、王向民等学者的研究，并着重从政府信任的形成和来源视角出发，将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简称整体信任）划分为抽象政府信任与具体政府信任两个主要维度框架。所谓抽象政府信任（简称抽象信任）主要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以及对那些能够体现政府合法性的有关政府赖以成立的价值理念、执政本质、基本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信任。抽象信任主要反映民众对政府应然层面或其标榜宣称层面的信任状况，这种信任往往是在民众社会成长过程中逐渐灌输而形成的，比较稳定持久。所谓具体政府信任（简称具体信任）主要指民众对负责政府运作的政府公职人员以及作为政府运作结果的政府绩效等方面的信任。具体信任反映了民众对现实中经常接触到的政府或政府实际运作状况层面的信任状况，这种信任通常是民众依据特定时期中政府的实际表现以及同政府公职人员接触过程中形成的，它可能伴随着一定时期内政府运作良好与否而发生相应的变动。各信任变量结构关系如图1。
图1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维度框架
（二）抽象信任、具体信任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
当前，尚未发现学界有明确检验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在地方政府整体信任中角色作用的研究，与其有一定关联的文献主要散布在有关政府信任起源和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关于政府信任的起源与影响因素，学界一直存在“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制度主义的解释认为政治信任源于政治领域，是人们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绩效可信性的一种理性评估 [8]，制度视角基于理性选择路径，将政治信任看成是政治制度（政府）运行的后果，核心是政府绩效，认为高水平的绩效导致民众对于政府信任程度的提高 [14]。而文化主义路径则强调政治信任孕育于社会系统之中，是社会信任、人际信任推广到政治系统的一种表现[15]，人們对于政治体系的信任更多地与该社会体系中长期存在的一套价值体系、信仰体系以及人们之间长期的交往方式有关[16]。事实上，上述两种解释路径均有其科学合理性，只是侧重点不同，近期的研究显示无论是制度视角，还是文化视角下的核心解释变量，两者共同影响政治信任[17]。就本研究而言，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可视为制度路径和文化路径共同影响和形成的，根据对抽象信任、具体信任的界定，显然抽象信任的形成与来源更倾向属于文化主义视角的范畴，具体信任则更倾向属于制度主义视角的范畴，结合前文将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在理论上划分为抽象信任和具体信任两个主要维度，我们构建了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共同正向影响地方政府整体信任。
进一步而言，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孰轻孰重？现有文献中有关制度主义因素和文化主义因素对政治信任解释力大小的争论性研究对本文具有一定的启发。制度视角的研究认为制度绩效、政府绩效等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大于文化因素[18]，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经济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響最为重要[19]，斯通曼（Stoneman）的研究的也表明英国人对教育、医疗、经济绩效的评价对政治信任具有最强的解释力，其中民生福利（卫生和教育）绩效至关重要[20]。文化视角的研究则强调相比制度主义因素，社会与政治文化方面的相关因素如传统价值观[21]、包括威权主义价值观与政治效能感在内的政治文化[22]等对政治信任的重要性。依据上述分析，基于本文对具体信任维度（包括公职人员信任和政府绩效信任）的界定，参考制度主义的观点，本文认为，同抽象信任相比，具体信任在地方政府整体信任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影响作用，进一步就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各维度而言，由于制度主义强调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重要影响，因此本文认为政府绩效信任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大于抽象信任和公职人员信任。关于抽象信任和公职人员信任影响作用孰强孰弱，由于现实中人们对政府的主观信任感可能更直接、具体受到公职人员而非抽象价值原则的影响，为此本文推测公职人员信任的影响作用较强。综合上述分析，构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具体信任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强于抽象信任；
假设3具体信任中的政府绩效信任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强于抽象信任、公职人员信任；
假设4具体信任中的公职人员信任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强于抽象信任。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
在样本选择和具体抽样策略方面，综合考虑生源构成的代表性和问卷调查的可行性，本研究主要参考管玥在一项关于大学生群体政府信任研究中所采用的概率抽样方法[23]，选取中部地区的P大学和东南沿海地区的X大学两所本科高校在校本科生作为调查对象，P大学是一所综合型普通本科高校，其生源主要来自中西部省份，并且农村学生较多；X大学是一所综合型国家985大学，其生源不仅局限于东部省份，而是广泛来源于全国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各个省份，并且城镇学生相对较多。本文将两所大学在校本科生所有宿舍作为抽样框，其中P大学约4000个本科生宿舍，随机选取400个宿舍，每个宿舍随机选择1名学生；X大学约5000个本科生宿舍，随机选取500个宿舍，每个宿舍随机选择1名学生。这样两所大学共获取9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755份，占回收问卷的84%。样本基本构成情况如下表1，整体上较好地符合两所高校以及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的基本构成情况。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即被解释变量为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关于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具体测量，许多研究往往将信任分为不同政府层级分别进行测量，然后将不同层级的政府信任值相加求均值。本文认为民众对地方政府的整体信任实际上是有机统一的，是一种主观总体评价，不能进行简单的切割划分并叠加。为此，本文使用单一的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度指标，即要求被调查者基于自己的认识和感知从总体上对其进行评价，评价采用Likert五级量表的方式，信任程度设置有“低”、“较低”、“一般”、“较高”、“高”五个选项，分别赋值1～5分。
2.自变量。关于抽象信任，根据前文的概念界定，主要从地方政府执政理念、代表性、现行基本制度、民众对地方政府信心等四个方面构建具体指标对其测量。
关于具体信任，根据前文的概念界定，其本身包括两个主要维度，每个具体维度进一步备操作化如下：就公职人员信任而言，从服务动机、职业道德、工作能力、勤勉性、廉洁性等五个方面构建具体指标对其测量；就政府绩效信任而言，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秩序三个方面构建具体指标对其测量（以上各自变量的具体指标设计详见下文表2）。
上述各自变量均采用Likert五级量表进行测量，要求被调查者对量表中题项进行信任度评价，信任程度设置有“低”、“较低”、“一般”、“较高”、“高”五个选项，分别赋值1～5分。
关于控制变量，本研究借鉴现有研究中常用的性别、政治面貌等变量，另外，考虑到受试者的家庭背景、生活环境等也是影响其政府信任的主要因素，本文使用受试者父母的职业反映其家庭背景，根据受试者来源于城市还是农村反映其生活环境。上述控制变量均为定类变量，按虚拟变量处理。其中，性别变量赋值为：男=1，女=0；专业变量赋值为：文科=1，理科=0；户籍变量赋值为：城镇=1，农村=0；父母职业性质变量赋值为：公共部门人员（指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员工）=1，其它=0；政治面貌变量赋值为：中共党员=1，其他=0。
四、数据分析与实证检验
（一）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
良好的测量信度和效度是获取科学的研究数据的基础。信度通常指测量结果的稳定性或一致性。关于量表（问卷）常用的信度检验方法为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一般认为当α系数大于0.6时量表信度可以接受。就本研究而言，所有量表题项的α系数为0.925，其中各量表的α系数如下表2中所示均大于0.8，表明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则通常指测量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在量表的编制和调试过程中征询了相关专家、被调查者的建议，在量表的部分内容和表述进行了修正，确保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另外，进一步使用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建构效度，各量表KMO检验值均大于0.7，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近似卡方值均显著，表明各量表均适合作因子分析，各量表具体指标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一个公因子，相关因子负载值均大于0.60，解释方差百分比均大于65%，表明提取的公因子能够有效代表观测变量的主要信息，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各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综合上述分析，调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符合测量学的基本要求，为下文的数据统计分析提供了科学基础。 （二）抽象信任、具体信任与整体信任的描述统计分析
本部分主要从均值和各评价选项所在比例的两个角度，对当前大学生的抽象信任、具体信任以及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现状进行分析。首先，从均值的角度看，各变量信任水平如下表3所示：抽象信任得分最高为3.28，这一得分处于“一般”与“较高”之间，并略微高于“一般”；得分最低的是具体信任为2.92，整体信任为2.93，略高于具体信任，但差异不大，均处于“较低”和“一般”之间，并接近“一般”。进一步就具体信任中的两个信任维度而言，政府绩效信任平均得分较高（3.20），处于“一般”与“较高”之间，并略微高于“一般”；公职人员信任得分较低（2.64），处于“较低”和“一般”之间。
其次，从各种评价状况所占百分比角度看，被调查者对各变量的信任状况如下表4所示。为了更为直观和方便比较，我们将 “较高”与“高”两项合并，代表信任水平的高分组；将“较低”与“低”两项合并，代表信任水平的低分组。从高分组和低分组所占的比例来看，显然，抽象信任各指标高分组所占比例的均值（42.7%）最大，而低分组所占比例的均值（19.9%）最小，这表明相对整体信任和具体信任而言，被调查者总体上对抽象信任评价较高；具体信任各指标高分组所占比例的均值（22.5%）与整体信任基本相同，而低分组所占比例的均值（31%）较大，表明相对整体信任而言，被调查者总体上对具体信任评价较差。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总体上看，地方政府整体信任水平较低，绝大多数被调查者（约占总体的78%）的信任度为一般及一般水平以下，仅有少数（约占总体的22%）对其较为信任。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在当今世界各国政府信任不断流失的大背景下，相比中央政府，中国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较低这是一个为现有研究发现的基本事实；二是“文化程度高的人，倾向于对政府抱有批判态度，因此其政治信任度要低”[24]，由于本研究的被调查者为在校青年大学生，其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对政府要求也较高，故其对地方政府信任度评价较低是可以理解的。
具体来看，各变量间信任水平也有所不同，即抽象信任水平最高，具体信任水平最低，整体信任略微高于具体信任水平从而处于二者之间。如何理解这一结论，主要是由于抽象信任指涉更多的是政府执政价值、理念和基本政治体制等方面，这些方面在公民社会化过程中因不断教育灌输而逐步被接受和认可，故抽象信任水平相对较高；而具体信任更多地指涉政府实际运作层面，往往会因政府现实表现的不尽如人意而为民众所不满，故具体信任水平低于抽象信任；关于整体信任水平为何处于抽象信任和具体信任之间，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其是较高的抽象信任与较低的具体信任有机折中作用的产物，换言之，民众较低的具体信任拉低了其信任水平。
（三）抽象信任、具体信任与整体信任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上对当前大学生的抽象信任、具体信任以及地方政府整体信任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那么，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是如何影响作用于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二者在地方政府整体信任中扮演的角色作用孰轻孰重，下文将通过回归分析来探讨这些问题。为此，结合前文相关研究假设构建如下表6中两个回归模型，其中，模型1主要用于检验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对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模型2主要用于进一步检验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的两个维度（公职人员信任、政府绩效信任）对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由于因变量为单指标变量，故指标观测值即为因变量值，而自变量为多指标变量，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进行处理：
对于自变量抽象信任、公职人员信任、政府绩效信任等，使用因子分析法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分别提取1个公因子，由于公因子代表了各相关指标的主要信息，故公因子值可以作为相应变量的值②（以上自变量各自因子分析相关的KMO值、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因子负载、公因子解释方差比例见上文表2中相应内容，此处不再赘述）。
对于具体信任这一自变量，其由8项具体测量指标构成，对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输出结果如下表5中所示，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8项具体测量指标提取了2个公因子，相关因子载荷均大于0.6，并且2个公因子累积解释方差贡献高达74.1%，表明所提取的公因子是科学有效的。根据各测量指标的含义，显然，第一公因子可称为公职人员信任因子，第二公因子可称为政府绩效信任因子。根据各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即每个公因子解释方差与所有公因子累积解释方差的比值）可以反映其在解释总体方差中的重要性这一统计原理，借鉴胡荣的具體做法[25]，具体信任变量值可以由下列公式合成：具体信任值=公职人员信任因子值×（40.770÷74.114）+政府绩效信任因子值×（29.344÷74.114）。
通过上述设计，对两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总体上看，模型1和模型2均通过了F检验，表明模型整体上显著；调整后的R2分别达到了0.550和0.564，表明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两种回归模型的DurbinWaston统计值为2.101和2.118，均接近2，表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多重共线性检验显示各方差膨胀因子（VIF）、条件指数（CI）分别小于10的界限，表明自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综上分析，本研究构建的回归模型是显著和有效的。
具体来看，模型1表明两个核心自变量抽象信任和具体信任均达到了显著水平（P<0.01），并且其回归系数的符号均为正，表明抽象信任和具体信任共同正向影响着作为因变量的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因此假设1被证实。
关于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影响力孰强孰弱，由于标准化回归系数代表着相应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净影响力，显然，抽象信任的标准化回归系数（0.296）远小于具体信任（0.499），表明具体信任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要大于抽象信任。因此，假设2被证实。
模型2表明抽象信任和具体信任的两个维度（公职人员信任、政府绩效信任）等三个自变量均达到了显著水平（P<0.01），并且其回归系数的符号均为正，表明三者共同正向影响着作为因变量的地方政府整体信任，进一步比较标准化回归系数，显然，政府绩效信任最大为0.311，其次是公职人员信任为0.285，抽象信任最小为0.274，表明政府绩效信任的影响作用大于抽象信任和公职人员信任，而公职人员信任的影响作用又大于抽象信任。因此，假设3和假设4均被证实。 如何理解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可以从宏观的社会经济变迁以及微观的政治文化心理传统双重视角进行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深入发展，使得被调查者更多地基于理性经济人视角审视和评价地方政府，政府信任更多地与政府实际表现以及个人现实利益相关，而非比较抽象甚至显得“虚无缥缈”的政府价值理念、信心等相关，因此，体现政府实际运作层面的具体信任比价值层面的抽象信任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影响作用强，进一步而言，政府绩效作为政府实际运作结果的核心体现，显然在影响地方政府整体信任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作用。
另外，关于为何公职人员信任的影响作用大于抽象信任，可能是公职人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政府形象，民众对公职人员的信任直接影响到其政府信任，尤其是在一个具有儒家文化传统和威权主义统治历史的国家，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不仅是基于政府的表现，而且也基于人们对权威（公职人员）的崇拜和依赖[276，因此，不难理解公职人员信任在影响地方政府整体信任中起着较强作用，相对而言，抽象信任的影响作用较弱。
五、结论与讨论
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显示政府信任危机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政治现象，尽管程度不同。关于中国政府信任的研究表明，相比中央政府，民众对地方政府信任度普遍较低，那么民众对地方政府不同方面信任度如何，进而言之，不同类型信任在整体信任中扮演着何种角色作用呢？作为对现有研究的回应和深化，本文基于大学生群体的调研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探讨，主要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
其一，大学生对地方政府的抽象信任水平最高，信任水平最低的是具体信任，整体信任水平略高于具体信任水平但明显低于抽象信任水平。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可以视为较高的抽象信任与较低的具体信任有机折中作用的产物，但其信任水平显然更接近具体信任水平。
其二，抽象信任与具体信任共同正向影响作用于地方政府整体信任，但具体信任对地方政府整体信任的影响作用明显强于抽象信任，进一步就具体信任的两个主要维度而言，影响作用最强的是政府绩效信任，其次是公职人员信任，抽象信任的影响作用则最弱。这表明大学生在作出地方政府整体信任评价时主要是基于具体信任维度的考量，各变量影响作用的大小与其信任水平的高底并无关系。
其三，当前最大的治理危机在于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有江河日下的趋势[27]，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度较低的状况令人担忧。那么如何优化和提升地方政府整体信任度呢？考虑到被调查者做出地方政府整体信任评价时主要是基于具体信任维度的考量而非抽象信任，并且由于当前抽象信任水平较高，而具体信任水平较低尚有充分的提升空间，因此，从现实层面讲，本研究的政策启示是：继续保持现行有效的政治社会化教育以确保民众较高的抽象信任水平，重点提升民众的具体信任水平。
本研究主要是基于大学生这一高素质的青年群体，尽管大学生是当前和未来社会的重要群体，但其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普通公众，故本课题的后续研究可以尝试针对普通公众来进行。另外，本文将地方政府整体信任解构为抽象信任与具體信任两个维度只是一种视角，后续研究可以尝试新的更好的视角，以促进本领域知识的增长。
注释：
①根据当前中国的实际国情以及大多数学者有关地方政府概念的界定，本文将地方政府视为一个由省、市、县、乡级政权构成的政府整体。
②当然，一些研究在回归分析时使用各指标的均值作为变量的取值，但实际上使用各指标提取的公因子的因子值更为客观和科学，因为因子分析是基于数据内部依赖关系和本身结构来决定各指标对变量的作用大小，而非简单地将各指标在变量中所起作用视为等同从而取均值。
[参考文献]
[1]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J].社会学研究，2011（1）：96117.
[2]高学德，翟学伟.政府信任的城乡比较[J].社会学研究，2013（2）：127.
[3]肖唐镖，王欣.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变迁：对五省份60个村的跟踪研究（19992008）[J].管理世界，2010（9）：8894.
[4]Levi M.，Stoker L.Political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J].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0，3（1）：475507.
[5]Jenny J. How is Trust in Government Created？ It Begins at Home， but Ends in the Parliament[J].Australian Review of Pubdic Affairs，2005，6（1）：123.
[6]Li，Lianjiang.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J].Modern China，2004，30（2）：228258.
[7]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J].社会学研究，2007（3）：3955.
[8]王向民.“U”型分布：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的结构性分布[J].浦东干部学校学报，2009（4）：6972.
[9]李春成，张少臣.大学生的政府信任度及其结构模型初探：基于上海市五所高校的问卷调查[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6）：2432.
[10]Easton D.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M].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1965.
[11]Pippa Norris.Critical Citizens：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2]Blind P.K. Building Trust in Govern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Emerging Issues.7th Global Forum on Reinventing Government Building Trust in Government[C].Vienna：Austria，2007.
[13]王强.论政府信任的复合结构[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2）：1720.
[14]Newton K.Trust，Social Capital，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J].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1，22（2）：201214.
[15]Wong K.Y.，Wan P.S.，Hsiao H.M.The Bases of Political Trust in Six Asian Societies：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compared[J].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1，32（3）：263281.
[16]Inglehart，R.Modernization and Post 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1 Societie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17]李艳霞.何种信任与为何信任：当代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现状与来源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4（2）：1626.
[18]陈鹏.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起源探究：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实证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775781.
[19]Yang Q，Tang W.Exploring the Sources of Institutional Trust in China： Culture Mobilization or Perlormance[J].Asian Politics & Policy， 2010，2（3）：415436.
[20]Hetherington MJ.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8，92（4）：791808.
[21]Stoneman P.This Thing Called Trust： Civic Society in Britain[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08.
[22]Shi TJ.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J].Comparative Politics，2001，33（4）：401419.
[23]李鋒，孟天广.政治信任的结构与政治文化起源：基于潜在类别分析[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6）：4046.
[24]管玥.政治信任的层级差异及其解释：一项基于大学生群体的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12（2）：6799.
[25]肖唐镖，王欣.民心何以得或失：影响农民政治信任的因素分析：五省（市）60村调查（19992008）[J].中国农村观察，2011（6）：7582.
[26]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2）：6185.
[27]马得勇.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3）：7986.
（责任编辑王婷婷）
Abstract：Researches show that public trust about current China’s local government is low. Then， how about the different types of trust for local government， i.e.， what role these different types of trust plays in the whole trus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755 college students， the overall trust was deconstructed as abstract trust and specific trust. We found that the highest level of trust is abstract trust and the lowest is specific trust； The whole trust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specific trust but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abstract trust； The abstract trust together with the specific trust affect the overall trust of local government， but the effect of specific trust is stronger than abstract trust.
Key words：overall trust of local government； abstract trust； specific tru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