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那年，我已经三十一岁，大学毕业也有七年了。我读理科，不涉及政治课，从来没谈过政治，也不懂。因为在学校里办过壁报，学会画一些有关学校生活的漫画。毕业后于四川曾在化学工业研究社工作四年。1946年，因为和女朋友分手，很苦恼不安，无心继续工作。那时日本刚失败投降，在四川可以看到上海报纸，上面有漫画发表。我决定辞职，去上海改业以漫画创作谋生。时机很巧，使我很顺利地获得在一家广告公司任绘图员。因此获得业余画漫画的条件，就画了，投稿到报纸上发表。我画的是新闻漫画，对时事问题作评议。这时我开始意识到，这是涉及政治的事情了，但还不大在意，因为米谷和丁聪他们就是画这种漫画发表的。将近1948年，国民党军战败溃退，上海局势紧张，我们这些漫画界“左倾人士”纷纷逃避到香港。
　　1949年夏，我来到北京，入《新民报》任美术编辑，一年后调到《人民日报》编辑部。那时正是在朝鲜战争期间，我继续画漫画，在报上发表。
　　新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自然讲阶级立场。像我这样的人，那时是归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为“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所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进行思想改造。这就需要常听报告，学习，要读《政治经济学》之类的几部《干部必读》的书。规定每周两个下午开会，谈政治，谈思想，谈学习和体会，进行讨论，批评。
　　可政治究竟是什么？怎样解释？我一直不明白，说不清。曾有一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位市长说过：政治是阶级斗争。
　　那时，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先后发动起来了：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我们的工作部门和小组里，我是三十多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他组员多是二十岁上下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政治运动期间，自然都要学习，开会讨论，揭发，批评，有时或有斗争等等。“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我检查过，曾用公家的信纸信封写过私信。肃反所肃对象是作家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后来均获平反）。政治运动总要开会讨论，揭发，批评，或斗争的。那时只有我这个知识分子会和作家有来往，可能会与这次运动有关连。经揭发，知道我不认识胡风，和他也无任何关系。有人想到，胡风有集团，就揭发可能也有集团的问题。因为我和钟灵两人曾合作漫画多年，我妻陈今言也是漫画家，三人常在一起，可能是个小集团。于是揭发出钟灵在中南海当俱乐部主任，曾带过我进中南海去看电影。中南海是国家领导人工作和聚会的地方，是不应该带我进去的。于是叫钟灵作了检查。但我依然经常进中南海，因为这些年我们合作漫画，都是在他家里画的，他家就在中南海里面，我们还在继续合作。
　　1957年，我见许多人写文章讨论小品文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在报纸上发表。为此我写过一篇讽刺性的杂文《过堂》，表示我的意见。不久，发动“反右”运动，讽刺作品被划为“毒草”，作者就被划为“右派分子”，因此罹罪，遭长期发配，监督劳动。据初步统计，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达五十多万人。后来听说不止此数。我却很幸运，因老领导们手下留情，我虽属右，事只存档，不划右派，我尚不知。
　　1966年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生了。那时前老领导已外调他任。年轻的新领导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后加入无产阶级队伍里的，对政治运动十分积极。在个人专业上，他和我属同行。为表现其政治积极性，又有利可图，就从档案中翻出我那篇杂文《过堂》来，以“漏网右派”罪名，把我划为“牛鬼蛇神”，“揪”出来，“勒令”劳动去！然后带人来抄家，再押进“牛棚”，监督劳动。记得在这次运动中，全报社被流放10年，遭监督劳动的编辑人员，仅我一个。我妻漫画家陈今言同时遭难，不幸英年早逝！我家破人亡。
　　1976年“文革”结束，实行改革开放，我获平反，恢复工作。我写的那篇杂文《过堂》，今已收入《中华杂文百年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当代杂文经典》（春风文艺出版社），《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我学习政治多年，亲身经历所理解的，就是这些。
　　（方成，原名孙顺潮，中国当代著名漫画家。1918年生于北京，祖籍广东中山 。1942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一生致力漫画事业，发表很多影响社会的重要作品。出版漫画集、漫画理论和幽默研究、杂文集等共计30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