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后的世界
　　1926年，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在得知里尔克病逝之后，悲痛难抑地写下了一封悼亡信：“一年是以你的去世作为结束吗？是结束？是开端！你自身便是最新的一年……亲爱的，既然你死了，这就意味着，不再有任何的死（或任何的生）。”当心爱之人死后，我们面对的将是怎么样的世界？他们去了哪里？对我们来说，哪一个才是更好的世界？我们该如何继续生活？别胡扯些什么生活将继续，这并不能减轻一丝一毫的痛苦，也不能给以后的生活带来任何希望。英国作家C.S.刘易斯在痛失爱妻后，经历了生命中最为悲惨黑暗的一段时光。他发现之前学过的所有知识与生活的体炼，都无法让他承受这份巨大的伤痛。这伤痛犹如恐惧，却远比恐惧持久且深深插入心灵深处。作为一个忠实的信徒，他并非恐惧上帝对他的离弃，最让他彻夜难眠的是发现这一切丧痛都是上帝存在的证明。死亡从未像真正来临后，让他如此难以忍受。所谓死亡不是哲学意义上的长篇大论，对他来说，就是再也见不到爱人的容颜，听不见她的声音，触摸不到她的体温，这就是死亡的全部意义。就是这死亡，让他随时随地可以变成一个失声痛哭的小男孩。
　　亲人离去后，那种空空如也的世界，该如何用镜头捕捉？在《幸福已逝》中，得知妻子阵亡后，斯坦利·菲利普呆坐在沙发上。特写强调了他紧蹙的眉头和忧伤的双眼，正像是刘易斯所说的那种“如心有浅浅的醉意，或脑受微微震荡的感觉”。外界的声音渐渐消失了，只剩下几个散落的音符，掉在空荡的房间中。紧接着由斯坦利的面目特写切换到一个全景，空间在瞬间的放大，呈现出他心灵上所受的巨大冲击，难以言喻的孤独感。之后，镜头是一个中景，保持着一定距离，观察他的举动。电话响起，答录机的留言是妻子录制的，声音回荡在房间里，突然间刺痛了斯坦利的心。多么荒唐，爱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而她的声音又以其他方式重现着，他笑了笑，玩弄着无名指的戒指。取下，又戴上。仿佛在说，死亡也无法夺走她在他心中的位置。他走上楼，无助地躺在地上。接下来是几个空镜，餐桌、走廊、客厅、卧室的双人床——一切都整洁、安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空间的宁静反衬出此刻情感上巨大的动荡，令人感受到胃里隐隐的绞痛。这种手法，是导演钟爱的表现方式之一。在德国电影《樱花盛开》里，当安葬好亡妻的丈夫回到家中，一个人坐在凳子上。平时拥挤的房间变得冷清起来，导演也是用几个空镜勾勒出丈夫的心境，那些宁静和空旷感令人发狂。
　　爱人远去，留下身后的世界，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人们要学会继续在没有他（她）的世界中继续生存。毕竟，像雪莱写道的那样，“生命可以转移，但不会飞跑；希望可以消失，但不致死掉。”剩下的一个人，要继续完成两个人未走完的路。
　　在路上
　　在《幸福已逝》中，男主人公斯坦利的情感历程也是影片的灵魂所在。约翰·库萨克一个人撑起了全片的主要表演和情感的表达，把一个原本平淡的剧本演绎出了神采。他所饰演的斯坦利，是一个家用商店的主管，自从妻子远赴伊拉克战场，就变得失意落寞，自我封闭，压抑内心的感情，拒绝与外界交流。当他说话的时候，似乎只是机械地完成任务，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他对生活怀着消极、怀疑的态度，从他的走路姿势就能看出来：每跨出一步，都将身体的大部分重量放到前进的那条腿上，并甩动脚腕，将它拖过来，仿佛鞋子太沉，导致脚不太听使唤一样。应该说，他不是在走路，他是在拖着身体前行，而这无形的重量正是来自于他内心的羞耻与恐惧。他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远在前线的妻子，恐惧终有失去她的一天。而他羞耻是因为本来去战场的本该是自己，就像大多数家庭那样。当一群女人聚在一起思念自己身在伊拉克的丈夫时，只有斯坦利沉默不语，他带着羞耻、懊恼、不耐烦，对别人提出的问题，一概回应粗鲁。就连对女儿的态度也极其生硬。家里不允许看有关伊拉克战事的任何报道。他对于自己的感情不愿意面对，大多数时候选择逃避。比如当看到站在门口，告知他噩耗的军官，他不知所措地不肯让他进屋；面对铺天盖地的悲伤，他选择低下头，把痛苦埋在心中；他不知道如何将妻子的死讯告诉孩子，只好开车上路，试图在沿途找到答案。
　　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公路上拍摄的。凯鲁亚克曾经在《在路上》中写道，当生活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他就拿起背包，起身上路，寻找生活。只有在路上，他才能从心灵的黑暗漩涡中抬起头，看到自己的各种梦想。与其说，斯坦利一家的目的地是“魔法花园”，不如说他们在寻找希望，寻找那已然消失，但不曾死掉的希望。这就好像在黑夜中的公路上开车，看不到路的尽头，只能看到车灯照射下的有限空间，但是只要坚持一直走下去，太阳总会升起来，总会到达终点。只有爱是不够的，还要怀有信念。这种信念也是斯坦利一直在试图找寻的东西，以前，他总觉得如果他去了战场，他们的生活会好一点。但是，生活没有如果，你得先去面对这个令人厌烦的生活，才能找到出路，不再迷失。正如歌词中唱到的：“如何面对明天？我还在继续。我想我学会了，你活在我心中。你抛在身后的世界，并不是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