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无定主”语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描述的是战国时代的士人，意思是说当时的士既不像战国前的贵族之“士”，也不像战国后的官员之“士”，他们没有固定的“主人”（家主或君主），而是可以在各家各国之间自由地流动，战国之士已成“游士”。
　　“士无定主”既可以说是失落，又可以说是解放。士人失去了某种保障和庇护，现在只能依靠自己的才能，但同时也失去了一国一家一姓的约束。过去的贵族伦理要求他们要死忠一个主人——往往是他们出生地的主人，而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士人伦理。这种伦理使他们不再将自己视为一国一家一姓的臣仆，而在某种意义上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对当时各诸侯国竞争的中国社会来说，有这样一种自由流动的人才资源也的确使社会充满活力，使许多有才能——当然主要是外交和军事才能的人大放异彩，使战国既是一个血火蹂躏的悲惨时代，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壮观时代。
　　我们从战国时代“士”的称号的繁多也可以看出“士”的性质和功能的广泛性，例如“谋士”“察士”“策士”“勇士”，还有，“巧士”“锐士”“精士”“良士”“庶士”“吏士”“通士” “国士”“虎贲之士”“筋力之士”“文学之士”，甚至“枯槁之士”等等，不一而足。谋士为人出谋划策，察士明察说辩，策士善于游说，勇士孔武有力，各有分工，且分工之细让人咋舌。
　　这一中国历史上游士时代的形成，正是基于各诸侯国君主与外来游士的结合。
　　从游士个人方面来说，他们没有强烈的家国意识的束缚，反而有强烈的个人主体的选择意识。当时既是列国争强，又保持一种一致性和连贯性，有一个共有的“天下”的观念，各国政治经济本来就有密切的联系，曾经共同尊周天子，语言文字大致相通，不会有交流和心理的障碍。
　　作为一名游士，既有生存的压力，又有出人头地的诱惑力，以及实现自己政治理念和才能的吸引力。而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这些游士实际发挥的作用，可以说远在他们所得到的资源之上。
　　战国期间，除了国君所代表的国家，常常就只见个人。社会上没有有力的中介组织，不见强大的宗族、宗教或政治机构。只有极其松散的学派和同乡，会做推荐，但同时也有激烈的竞争。可以看出，战国时代的“士”基本上还是以个人为本位的。
　　而另一方面，即从各诸侯国来说，紧迫的政治和军事竞争使各国求贤若渴。这当中最需要的，就是那种除了才能几乎没有其它资源的外来人士，而“游士”往往都是这样的“穷士”。当然，不乏有大才的游士和君主一旦遇合即一步登天。游士在君主那里虽然容易暴起，却也容易暴落，根基并不稳固，那时也没有制度的保障，常常要看君主的一时喜怒。
　　虐士杀士虽然在君主的权力范围内，但也要相当忌惮天下的舆论，如果蒙上“动辄杀士”的恶名将对其统治相当不利，所以往往只是驱逐或冷藏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