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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负着为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实战演习使命的十运会虽然两个多月前已经闭幕，有关十运会的争论却远远没有停止。全运会，从一个检阅中国体育军团力量的综合性赛事，竟然成了丑闻、笑料和娱乐八卦新闻的最大产出炉。一些专家学者在谴责运动会赛风赛纪的同时，还对中国体育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目前的体育赛制是否合理？“举国体制”还要不要？人民需要什么样的体育？新时期中国体育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迎接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
丑闻
十运会留给大多数人最深刻的印象恐怕不是谁得了冠军，哪个项目破了世界记录，而是运动场上曝光的一件又一件丑闻。赛场上的“金牌内定”、“公然假摔”、“弃权成风”以及兴奋剂等丑闻成为十运会的最大不和谐音，引起了众多媒体炮火轰炸。在十运会进行到一半时，新华社述评忍无可忍，指十运会“不和谐之音，不和谐之事”之多，“人神共愤”，呼吁与会者尤其是领导者、管理者珍惜全运会品牌。随之而来的丑闻很像是对此作出反弹，接二连三不断，表明中国竞技体育的症候是体制性的，且魔盒业已打开，群魔乱舞，谁也控制不住。
艺术体操个人全能比赛，广西队的钟玲以近乎完美的动作结束了比赛。裁判的分数一打出来，全场哗然：钟玲获得铜牌，而由辽宁队两名队员分获冠亚军。赛后，钟玲抱着广西队领队痛哭。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钟玲一语惊人：“其实比赛结果事先已经知道了。我知道冠军不会是我，裁判不会把冠军给我的。”
比赛前，辽宁代表团向组委会就山东队周海滨参赛资格问题提出争议。他们的理由有两条：首先，周海滨本来就应该代表辽宁队出场，其次，按照调查的材料显示，周海滨属于超龄球员：周海滨有两个注册证明，一个是１９８５年的，是在山东注册的；一个是１９８４年的，是在大连注册的。从这两条来看，他不应该出现在山东队。辽宁队称自己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但是，山东队没有对质疑作出回应，依然在比赛中派周海滨出场，并让他担任队长一职，最后山东以２比１战胜辽宁，挺进决赛。事后有媒体记者问起海滨年龄，他称：“这得问我的领队。”
女子１５００米决赛冲刺阶段，邢慧娜从外道超过刘青，以左臂和刘青右臂发生多次接触，并一度将刘青挤出白线以外，最终邢慧娜以４分３秒９８的成绩第一个冲过终点线。赛后，刘青的教练杨敏跪下哭求仲裁：“求你了，给我们公平吧。”在近一个小时的等待后，裁判终于宣布了判罚结果，认定邢慧娜违反了田径规则第１６３条第二款，取消其金牌，她是十运会上第一个被取消金牌的选手。山西队刘青获得第一名。
出身寒门的孙英杰是十运会上第一个兴奋剂检查呈阳性的运动员。她本来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姑娘，家境贫困，父母多病。她一个人带着伤病，连续在６天之间参加一个马拉松、一个万米、一个五千米比赛。这个瘦小得像一个发育不全的男孩的姑娘，为了金牌，竟然透支自己的身体，靠服兴奋剂出成绩。金牌改变了命运，同时也扭曲了人性。她与教练被罚禁赛两年。
在十运会上，兴奋剂还击倒了一大批运动员：湖北女子举重队，１２人集体服用兴奋剂；重庆市田径队，因兴奋剂全队禁止参加十运会田径比赛……据一项不完全统计，十运会查出的兴奋剂事件已经超过了３０例。这是一个恐怖的数字，其程度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在羽毛球女单半决赛中，香港羽毛球选手王晨的对手是解放军队选手蒋燕姣。当首局比赛进行到王晨以０比２落后时，她第一次提出对裁判判罚的异议；打到８比８平时，她再次提出异议，两次均未被接受后，王晨一怒将球拍摔到地上；第二局，王晨第三次对判罚表示不满，并大摔球拍，随即坐在地上表示抗议。最终，王晨以０比２告负，失去了争夺冠军的机会。在争夺第三名的比赛中王晨自动弃权，并发表了极为激烈的言论，称自己在与蒋燕姣的比赛中遭受到了裁判的极其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因为她当年在国家队期间得罪了当今中国羽毛球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自行车赛场上，获得女子记分赛铜牌的云南选手杨丽梅赛后拒绝接受颁奖，云南队也要求取消冠、亚军的资格。比赛的情况是，在记分领先的情况下，比赛进行到第４９圈时，也就是第五个冲刺圈之前，杨丽梅摔倒。对此，杨丽梅本人表示：“当时我听到１４号选手（李燕）示意身旁的１７号选手（李伟）把我挤翻，我本来试图离她们远一些，但是，最后还是在１７号选手的挤压下摔倒。”最后，山东选手李燕和宁夏选手李伟分别获得冠亚军。比赛结束后，李伟承认自己是从山东交流到宁夏的选手。云南队教练周淑敏说：“根据记分赛的规则，队员在冲刺圈时应当直线行进，不能妨碍其他对手。但是，１４号选手却同１７号选手一起联手阻挡杨丽梅，造成对手摔倒而取得冠军是不光彩的行为。”
在女子＋７８公斤级决赛中，辽宁老将孙福明在与解放军队的辽宁选手闫思睿比赛时，仅十几秒，奥运冠军孙福明就被自己的师妹闫思睿一掌击倒，裁判遂宣布闫思睿“一本”获胜。瞬时，场内嘘声四起，不甘受愚弄的媒体和公众迅速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抗议奥运冠军的造假行为。迫使十运会柔道竞赛委员会作出反应：一，对孙福明教练刘永福通报批评；二，本次比赛无效；三，两人重赛一场。随后，观众又看到了在历届运动会场上从未见到的重赛，结果依旧，只不过闫思睿是用了五分多钟才打败了孙福明。事后孙福明承认自己欺骗了观众，并称自己比赛前被队里领导做了工作，哭着答应给年轻的师妹“让路”。
董震与黄旭的吊环王之争，可以说是十运会上的一大看点。赛前，吊环王董震曾扬言，这次全运会如果不夺冠，就将考虑退役。代表江苏队出战的黄旭此次坐镇主场，自然也不容有失。两大国家队的吊环高手狭路相逢，表现都十分出色，结果东道主队的黄旭夺得冠军。赛后董震所在的天津队集体炮轰裁判，认为是裁判故意在压低董震的分数，称黄旭受到了格外照顾，并按照正常的程序提出了申诉，很快裁判长黄力平与国际体联一位外籍副主席宣布仲裁结果：维持原判。对于仲裁委员会的这个决定，天津队方面强烈不满，扬言要上诉到国家体育总局。
在跆拳道比赛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弃权和消极比赛现象，让跆拳道项目成了一滩黑水臭不可闻。
在江苏吴江赛区，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５日，跆拳道赛场上的一幕幕让观众震惊进而愤怒：当日应该进行的８场比赛，有６场因选手弃权而搁浅；到了１６日，弃权多达８场。
奥运冠军罗薇在女子６７公斤级上一场比赛都没打，直接进了四强，最后却主动放弃了比赛，冠军成了东道主江苏队的囊中物。奥运冠军陈中在女子６７公斤以上级比赛中，也是因为对手头两轮的弃权直接晋级了四强。同样弃权的还有男子８０公斤以上级的决赛，北京选手刘孝波不战而胜夺冠。
十运会拳击比赛弃权场面同样令人愕然。由于拳击项目放弃比赛的方式是特殊的抛白毛巾，有人形容拳击台上白毛巾满天飞。熟悉内情的人说，多数拳手是钻了“协议交流”的积分漏洞，事先就“商定”了比赛结果。据知情人透露，黑幕交易的数额会让进行交易的运动员一夜暴富，而不仅仅是一套房子、一辆车子那样简单。
十运会摔跤预赛阶段出现了裁判员收取运动队现金的受贿事件。国家体育总局派调查组深入调查。负责此事的中纪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组组长王宝良表示：“摔跤项目受贿现象由来已久，很多运动队有专项的‘公关费用’，并称不这样做就拿不到名次。”结果３名受贿裁判被终身禁裁。
十运会摔跤６６公斤级争入前８名的比赛中，对阵双方江苏队李超杰和山东队王兵宣进入第三局决胜局。裁判先判江苏队李超杰防守犯规，江苏队教练上前理论，裁判组推翻原来的判罚，山东队教练随即进行申诉，随后记分牌上的比分前后变了６次。这场闹剧持续了２０多分钟，最终以山东队失败告终。该队教练离场前抄起矿泉水瓶向场内扔去，冲着裁判席高声呵斥：“你们是要遭报应的。”随后，摔跤赛场的“黑哨”呼声频传。结果组委会认定裁判组在一些比赛场次上出现严重失误。裁判王超被严重警告，并停止十运会执法资格；技术代表王增长、罗器宇，裁判长顾国飞被警告一次，通报批评。
……
从未有哪一届全运会像十运会这样出现如此多的是是非非，以致各类丑闻几乎遮掩了十运会的亮点。由于本届全运会是北京奥运会前国内最大的一项赛事，吸引了不少奥运会的单项负责人前来观摩，结果却给中国体育乃至国家的形象抹了黑。
全运会的“游戏规则”已经严重与社会、与时代脱节。丑闻与不公平现象集中出现，加剧了全运会本已存在的公信力危机。在新浪网关于全运会看点的网民调查中，选择“赛场不正常现象”和“无聊比赛不关心”的数字高达５６％。不少人认为，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培养运动员，承办地为大会做了这么多精心准备工作，结果却让少数人的不良行为肆意扰乱和抹黑，大家都觉得十分可惜，也深感气愤。许多网民在网上公开对此进行抨击。一位体育官员也自揭其丑：“如果说本届全运会有什么区别以往的特征，那就是赛场不正之风已经到了毫不掩饰的地步。”伴随奥运冠军孙福明庞大身躯一起轰然倒下的，是公众对于全运会比赛的信任。
赛制
十运会上接连不断的丑闻让人们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到目前的赛制上。双计分、协议计分和运动员交流制度这些赛制都是新制定的。双计分制是为鼓励各地方向解放军输送人才。如一名解放军选手获一块金牌，解放军和选手籍贯所在省市各算一金。解放军和地方形成交流协议，或拥有多名高水平选手的省市将队员交流到西部省市，都为选手提供了更多的参赛机会。全运会上的交流人才这一特殊政策是专门为支持西部体育发展而制定的，只有云贵川、重庆、西藏、青海、新疆等西部地区才能享受这一政策。交流人才就是让外省到这些西部地区挑选自己需要的运动员，并对这些运动员的训练提供经济资助；这些队员在全运会上取得成绩就按照输送省份和赞助省份一家一半计算。实行这些做法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调动全国体育系统的积极性，把各地区、各部门的优势资源进行有机地整合，争取让各方面的体育部门为国家培养和输送越来越多的高水平竞技人才。应该说双计分制、协议计分和运动员交流制度是中国体育改革的产物，也是针对以往全运会上出现的各种漏洞而制定的，本身也起过积极的作用，如产生强强联合，或者让该项目弱省参与竞争，促进人才交流。但这些新规程和赛制无疑脱离了全球体育竞赛的基本制度，看似合理的规则在实际运行中因存在新的漏洞，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让人钻了空子，催生出新的不合理：双计分制让孙福明和辽宁籍的解放军选手闫思睿假摔。刘永福说，这种结果是“双赢”。（孙福明和闫思睿都是辽宁队的选手，这场比赛如果孙福明取胜，辽宁队可获得一枚金牌，而解放军队仅获银牌；现在的结果是，辽宁队不仅可有一金一银进账，解放军队也可获得金牌。）协议计分和运动员交流制度导致跆拳道、拳击比赛的弃权成风。正是竞赛制度调整的不到位和执行中的扭曲，将全运会推向更加难堪的地步，虚假比赛、恶性竞争充斥十运会赛场。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部省区体育局官员告诉记者：“我们本来就只有几个有竞争力的项目，但是按照惯例，你不跟东道主交流队员，就很有可能在临场方面吃亏，所以我们就要权衡利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交流方法，有时候就算明知道要吃点亏也没有办法。”“大多数情况是交流手续办完以后，队员还在我们这里练，因为我们这个项目训练水平高，就是等到快比赛的时候，把队员送出去。”这名官员说，“我们已经习惯这样换来换去了，如果改变现有规则，那我们的弱势项目就连参赛资格都没有了。”协议交流、协议计分不但没有真正实现发展体育运动、提倡公平竞赛的初衷，反而加剧了赛场之外的利益分配。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在１４个大项中引进的６０余名运动员，其中除一半解放军运动员外，其他分别来自西部云南、四川、广西、陕西、甘肃、内蒙古、贵州等省区，几乎全是额外加分。“改到最后，只有交流出去的运动员和原属单位不存在任何关系了，不牵扯任何利益了，才有可能让观众看到真正的比赛。因为如果观众对这个项目失去兴趣，那么这个项目只有死路一条。当然，这不是体育局和运动员本身可以做主的事情。”这是一个业内人士的看法，但如果参赛交流队员不再与原属注册单位发生关系，那么各省体育界将重新陷入人才浪费的封闭怪圈，我国体育现行的举国体制也将遭受严峻挑战。
对于十运会赛场上频发赛风赛纪等问题，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鸿雁等人认为，有些问题在最近几届全运会上都发生过，但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以致于很多问题屡赛屡犯。究其根源，有三个方面因素不容忽视：
一是相关竞赛制度诱发问题。由于存在双计分这个特殊的制度，一些代表队就千方百计利用赛制的特殊性，实现他们积分最大化或最优化的目的，于是不惜使用假打、让牌、弃权等方式来达成“利益联盟”，目的就是为了多积分，多拿牌。柔道事件就是典型的利用“双计分制”来造假的。本届十运会在项目设计上已经考虑到与奥运接轨，但在赛制上仍然保持国内特点，这样就容易滋生不良现象。体育就是对抗，就是向极限的挑战，如果背离了这一点，体育就失去了真正的价值，也失去了观赏性。从这一点上说，比赛中的任何造假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
二是金牌至上的考核制度，必然催生怪圈。体育事业本来包括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等很多方面。但在一些地方，体育往往就等同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就等同金牌，金牌就等同金钱，造就金牌至上、奖金至上的恶果。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挖队员、重奖励、捞金牌的事情就会不断发生。一些省份开出了冠军５０万的价码，以此来刺激运动员的“金牌意识”。
三是体育腐败之风正在滋生蔓延。一段时间以来，打假球、吹黑哨、使用违禁药物、在参赛资格上弄虚作假等腐败行为，不仅在全运会上屡屡出现，在一些单项比赛中也不时出现。就在十运会预赛阶段，发生了个别省份举重队集体服用禁药和少数裁判集体收受贿赂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被及时发现，相关责任人受到了严肃查处，但还是给中国体育抹了黑，给奥林匹克精神抹了黑。
体育界的一些不正之风，正在侵蚀着体育赖以生存的诚信根基。比这更可怕的，是对这种不正之风的漠视和无动于衷。规程和赛制，不管是不是改革的产物，是否有一定合理因素，如果弊大于利，即使利弊参半，都显然有深化改革和加以完善的必要。
危机
早在１９９７年，一些学者、记者甚至体育人就开始了关于全运会存废问题的争论。此后每逢“全运年”，取消全运会的呼声就成为一股声势强大的舆论漩流。举国体制要不要改革，全运会还要不要办下去，已经成为一场持久而激烈的争论。
在１９９８年全国两会上，身为体育界元老级人物的祝嘉铭、楼大鹏、张燮林等政协委员就联合提交提案：建议取消四年一次的全国运动会，“全运会是前苏联体育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依靠国家的大量拨款，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当前，在世界上举办这种类型的国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国家已不多了。”
国家体育总局在随后的答复中，强调了中国运动员为国争光，全运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这份回复并没有论证中国体育运动成就与全运战略间的必然联系。陈培德也质疑说：“其他世界体育强国不依靠全运战略，不也取得成功吗！我们没理由说全运会是我国惟一可行的体育发展道路。”
２００４年７月，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发强表示：“马上把全运会取消了可能弊大于利。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全运会的改革问题，而不是取消的问题。”人们注意到，张发强强调的全运会不宜“马上”取消，其中似有可玩味之处。
同年９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回答对全运会的批评时再次表示，我国竞技体育一直以来高速发展，在奥运会摘得多枚金牌，都离不开我们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是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良好结合，而全运会是举国体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个人认为，全运会仍有办下去的必要。”他还否认全运会完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十运会期间，许多记者、学者要么提出全运会要“救亡”，要么明确提出废止全运会。在各大网站上，每一条不正常比赛的报道下面的网友评论，“取消全运会”的呼声都会得到广泛响应。
显然，无论是赞同保留还是取消，有人否认一点——目前的全运会存在危机，必须对自己的命运有所抉择。
保留派的代表人物是体育系统的官员和学者。他们的观点是：以“举国体制”为核心的中国体育管理体制，对我国竞技体育的腾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一条成功之路，应该坚持下去。
全运会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大型赛事。中国解放前就有全国性的运动会，后因解放战争等多方面原因而中止。刚刚解放后，迫于国际环境，中国退出了奥运和除乒乓球以外所有单项国际赛事的舞台。毛泽东决定自１９５９年起，举办自己的运动会以显示实力；各省市也都把检验自己队伍的发展放在全运会上，全运会成了全国最高体育的盛典。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会起到了凝聚民心的作用，甚至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参与者都享有很高的政治荣誉。
举国体制是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有力保证，也是中国体育不断走向世界的根基。中国自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地位开始参加夏季奥运会２０年后，所获奥运金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举国体制。全运会作为举国体制的核心部分，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不仅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竞技体育水平的跨越式提升，对举办地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也有着巨大促进和推动。
全运会的政治功能自１９８３年第五届后，慢慢地被日渐浓厚的商业氛围冲淡。全运会开始学习奥运会的模式进行商业运作，上海、广州举办第八、第九届全运会时，商业气息已经相当浓厚——这时的全运会目标除了检验各地体育发展状况以外，同时也成为展示举办地的经济政绩的舞台。
２００１年广州举办第九届全运会，先后组建了包括１０个部门的赛区组委会办公室、集资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新建场馆５个，总投资额为１８亿元，维修项目６个，项目经费由区（县级市）政府解决。江苏省体育局局长李一宁称，在筹备十运会的４年间，江苏全省各地投入１００亿元资金新建或改建了１３２个体育场馆，增加了４００个省级编制。
南京是第一届通过竞标取得全运会举办权的城市。事实上，江苏省前后共投入约４０００亿元进行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地铁、道路、及体育场馆建设。
南京市市长蒋宏坤将筹备十运会的四年间给南京市带来的变化概括为四个“前所未有”：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势头“前所未有”；城市建设的力度“前所未有”（几年间共投入建设资金１１５０亿元）；城市管理力度“前所未有”；城市文明程度“前所未有”。
在体育发达的欧美国家，几乎没有性质类似的国家运动会。在这些国家，体育有很深的群众基础。美国有成千上万的体操和跳水俱乐部，在欧洲的任何一条公路或乡间小路上，都能看到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的自行车爱好者。在我国，只有麻将和电子游戏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兴衰与全运会无关，绝大多数的竞技体育项目目前仍然只能从各省市专业体工队去挖掘人才。如果一旦取消全运会，对中国竞技体育的打击将是灾难性的。
有阳光的地方就会有阴霾，全运会的假丑黑在亚运会上能看到，在奥运会上也不缺。任何一项体育赛事，在带给人们感动的同时，也有一些丑陋和黑幕。如环法大赛，既能诞生全世界最伟大的自行车运动员，也存在一些瞒天过海的骗子。即便如此，也从未有人说要取消环法自行车大赛。显而易见，全运会本身并没有罪孽，真正罪孽的是那些为了金牌而不择手段的运动员和教练，为了掩盖问题而拼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官员。
不能因为一盆脏水而连孩子一起倒掉，因为在荒丘上播种，当幼苗长成参天大树时也会杂草丛生。在这种时候，放火烧掉整片森林显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全运会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她是不是该继续办下去，而是在问题出现后如何找到一种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方面，中国奥委会有勇气将名将孙英杰服药事件公诸于众，已经表示了惩治的坚定。“为了奥运会，全运会必须举办。”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十运会总结会上代表官方发言。他说，全运会是我国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备战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全运会的竞赛体制。
全运会是中国“奥运争光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高考虽然屡遭攻击但至今尚未出现比高考更公平的考核方式一样。全运会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与重要性。那些对十运会持鄙夷不屑的目光或讥讽调侃论调的人，如果把在十运会上发生的一些不和谐的问题放在全局和大局的高度去考虑，就会给十运会一个根本的尊重。
全运会已经成为中国体育的一个品牌，不断受到国际体育界的瞩目。观摩参加本届全运会来的外国记者、国际体育界官员、外国裁判等超过以往，他们正在把全运会的品牌效应扩散到全世界。
这方面的声音来自媒体和民间。他们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全运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目前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５０年代开始，中国在竞技体育领域建立所谓举国体制，与其他领域的计划经济一样，其核心机制是：第一，严格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对教练员、运动员进行控制。运动员必须服从行政色彩极为浓厚的运动队及扮演行政领导角色的领队或教练的安排，驯服地充当奖牌机器，为国家和集体争取荣誉。第二，体育主管部门控制全部人力与资金资源，可以倾一国或一地之力瞄准可带来荣誉的体育项目，培养金牌运动员。
计划经济在短期内可以创造经济增长奇迹，举国体制夺取奖牌的效率确实也很高——因为这是一种不对称竞争，其对手完全依靠个人的资源，依靠分散的市场，来进行训练，岂能与国家运动员资源的能力相提并论！因此，举国体制很快就创造了竞技体育的奇迹，而对于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中国人来说，奖牌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直到今天，有人仍然以获取奖牌的效率，证明坚持举国体制的必要性。
然而，历史和现实早就证明了，计划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不可行的。同样，举国体制今天尽管在创造着奇迹，但其内在的自拆台脚倾向，也让它难以长期维持下去。
在这种体制下，地方体育当局为创造政绩，争取地方党政领导人的赏识，必然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名次。教练员为了获得晋升机会而专断地控制、操纵运动员。专业体制也让运动员丧失了从事其他职业的能力。面对残酷的竞争，绝大多数运动员为了在退役后换取政府的工作安排，只能拼命争取好成绩。结果是举国体制给所有的参与者制造出超乎寻常的竞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人们的行为必然被扭曲，搞出违规、舞弊、贿赂等等花样。
有识之士把全运会的问题归结为四点：它被置换成地方的面子；置换成了体育局长升迁和保住位子的砝码；置换成了教练业绩的惟一体现；置换成了运动员后半生的苦乐。这四个问题环环相扣，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机制、革新观念，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他们认为，现在应该以各单项锦标赛的发展和壮大代替全运会。
目前全运会存在的逻辑在于，全运会是一项以各省份代表团为竞赛团体的综合性运动会，这一特性也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其中的主体地位。由于各省市体育局通常都会将全运会的账面成绩视为一段时期内体育工作好坏的标准，因此都不遗余力地奋力备战。许多无望在奥运会上获取好名次的运动员，也希望通过在全运会上取得好成绩，获得地方政府的动辄几十万甚至包括住房的重奖，从而为退役以后的生活作好铺垫。在各省市这种拜金主义、面子工程的目标指引下，全运会已经成为缺少技术含量的道场，出现了人为因素决定冠军归属的空间。人们不难发现，在相关各方一致努力下，围绕十运会，首先搭建起了一个各省、市、行业悬赏重奖锦标获得人员分肥平台。与此同时，正是因为圈中人也普遍知晓这样的“美事”无法持续，末班车心态时疫般蔓延，于是，上演几近穷凶极恶的“最后疯狂”在所难免。
为什么十运会丑闻空前多、丑闻当事人普遍恬不知耻、孙英杰已获马拉松金牌后还要服兴奋剂呢？看来都是由现行体制套利性质所决定的！全运会是“钱”运会、“权”运会和全“晕”会。许多媒体公开宣称十运会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分配场。许多普通人也通过网络等途径表达自己的看法：全运赛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各地大小官员升职的捷径，以及大批运动员拿票子、要房子、出名气的途径。
媒体报道十运会后奖金数额最高的江苏队，每枚金牌是４０万元，再加住房奖励，另外南京一企业精心打造了１００枚２４Ｋ纯金火炬，用于奖励江苏代表团在十运会上获得金牌的选手，据估计总金额在１００万元左右。此外江苏另有附加规定，上一届获金者本届蝉联，奖金翻一番，即１００万元，如果连续三届获金，翻番递进。这样，女子花剑选手肖爱华获得的两枚金牌就将价值４００万元。其他省份的金牌奖金数额大概为：广东约３０万元；上海约２３万元；山东约２０万元；北京约２５万元；广西１２万元；云南２５万元；甘肃２５万元；湖南３０万元。辽宁等更多省份的金牌奖金数额大概在１０万－２０万之间。如此高的奖金，已远远超过了亚运会、亚锦赛甚至是世锦赛的几千到一两万元的冠军奖金，几乎能和奥运会冠军媲美，全运会奖牌和奥运会奖牌的含金量本不可同日而语，但奖金却打了个平手。
江苏省对在十运会上代表江苏取得金牌的运动员和主教练实行十运周期年薪制（即从九运会至十运会期间）。其中主教练的年薪标准为１６万元，运动员在十运会上首次获得全运会冠军的年薪标准为６万元，十运会前已经获得一届全运会冠军的为７万元，已获两届的为９万元，获三届的为１２万元，获四届的为１６万元。如此算来，连续四届获得男子举重１０５公斤级冠军的崔文华就可以拿到１６万的年薪了。十运会结束后，依据十运会成绩，确定实施年薪制的具体人员名单，按所定年薪标准扣除周期内已发工资及各项补贴、津贴等收入总额后予以一次性补足。
由于各省经济实力不同，对全运会金牌重视程度不同，给予金牌的奖励差别也比较大，即使是同省的运动员，因名气大小也会有所差别。刘翔卫冕１１０米栏，额外奖励８万，再加上一金一银，奖金可以达到４６万；浙江游泳选手吴鹏得４金２银，奖金是刘翔的两倍，罗雪娟、杨雨、蔡力等人奖金都比刘翔高。
陕西夺金项目少，田亮夺金的奖金高达５０万元，外加一套住房，含金量可谓最高。而上海水球金牌、北京女足金牌，总奖金都在四五百万左右。据十运会一位射击裁判透露，奥运冠军或世界比赛冠军，如果再夺得十运会冠军，奖金数额能达到２００万元人民币。
如此高的奖金额不但让许多普通人为之咋舌，就连业内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数额太多。刘鹏在一些公开场合宣称高奖金、高待遇，将会助长运动队伍中的拜金主义倾向，造成运动员之间互相攀比，甚至不择手段去谋求运动成绩，不应该提倡。然而，体育主管部门对此管理乏术。不仅如此，有时还担当着推动省、市、行业利益集团套取地方财政资金角色。其实，对于十运会黑幕，媒体报道并不充分。部分记者对弊端实质心知肚明，却仅仅斥责一些“流氓习气严重”的人酿成事端，破坏了体育界共同利益，甚至表扬那些悄然分肥项目。十运会另有大量定好利益分配协议的舞弊行为，因为不吵不闹、运动员表演较为逼真而没有露馅。谁是最大的作弊者？是军队运动员获奖牌同时计输出省市成绩的双计分制、交流运动员所得锦标由输出地与输入地分享等规则！体育主管部门为什么会出台这些违背竞技常识、注定要驱动赛场变“秀”场规则？目的就是通过吹气球、造泡沫方式，诱使地方政府多投入资源。各个省市代表队之间的成绩攀比、全运会战绩与地方体育官员们政绩和仕途挂钩、各个省为夺冠选手开出的优厚条件等，都使得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大腕级的选手铤而走险，不惜挑战道德底线。妖怪当场现原形，既是偶然，又是必然。
每届的全运会尘埃落定，总有几名未满正常任期的地方体育局长因成绩不佳而辞职。１９８７年广州举行的六运会上，西北某省金牌颗粒无收，其体育局长还未率队返回，即被宣布免去职务。压力如此巨大，却很难听到任何一个在位的地方体育官员对全运体制有所质疑。九运会上，身为浙江省体育局局长的陈培德曾听到另一个体育局长的“肺腑之言”：“假如没有了全运会，我们体育局将什么都不是！”没有了全运会，体育局的工作就得不到上级重视，无法得到地方财政的大量拨款——曾经身为局内人的陈培德对那个体育局长的感慨做出如是解读。也有人更尖锐地指出，某些人极力维护全运体制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背后有着惊人的“全运腐败”。《经济观察报》评论员认为，“公共财政支出往往低效率而多寻租空间”，建议对全运会动辄几十亿、几百亿的资金投入进行审计。
扭曲的体育商业化，为举国体制下的乱局火上加油。由于权力始终不放弃对资源与商业机会的控制，因而寻租经济盛行。在举国体制的缝隙中艰难发育出来的体育市场，其实是一种原始而粗鄙的商业化。裁判可以被轻易收买，用金钱可以轻易地摆平对手。于是，人们看到了一种奇异的场景：一方面，我们仍然坚持举国体制，强调运动员要为国、为省市争取荣誉，但另一方面，金钱却已成为竞技场上的通行证。一方面，冠军们是靠政府投入大量公共资源培养出来的，但同时他们却公开地替自己赚取大把商业利润。因为这个领域相对比较封闭，其权力分配资源导致的不公平并不被公众强烈地感受到。相反，金牌的荣耀倒是非常诱人。所以当导致腐败的权力控制体制在其他大多数行业已经没有存身之地时，在竞技体育领域却依然完好无损。
目前国家体育总局并不是下一级体育机构的行政领导机关，各地方的体育官员事实上只对当地政府负责，其业绩考核与升迁也由当地党委、政府决定。换言之，要调动地方办竞技体育的积极性，全运会是目前体育总局能够拿出的惟一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家体育总局工作人员说：“老说要在全运会上发现新人，其实每个项目大概是什么情况，有什么样的重点运动员，根本不会等到全运会才让各项目管理中心了解，大家早都心里有数。总局之所以不愿意以更多的单项锦标赛来取代全运会，就是因为体育市场的缘故。”“单项锦标赛都是赔着钱办，最重要的是根本没人关注，而全运会是由承办省来办，亏不了总局的钱。”
“全运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早就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取消。”社会学专家郑也夫说，“有多少老百姓还关心全运会的比赛？”“把竞技体育还给各项目的单项锦标赛，省下的钱可以多送运动员出国比赛，让他们去奥运会为国争光，另外，更多的钱要花在老百姓身上，号召全民健身，这才是国家体育总局应该做的。”“我都想不出这种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继续举办的道理。”“改来改去还不都是一样？只要全运会仍然存在，就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很多关注全运会赛制改革的专家都有些泄气，“现实情况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有全运会的成绩不再牵扯各地方体育局领导的切身利益，才能改变骂声一片的现状。”
即便是放在举国体育体制和奥运争光计划的使命下去考量，全运会显然也在逐渐背离它的初始目标。因急功近利而带来的老将临时复出、滥服兴奋剂、“内定”比赛结果、青少年训练成人化等现象，都对我国体育人才的培养构成了直接的损害。
无论反对举办全运会的声音多么响亮，理由多么充分，全运会也不会在南京画上句号。２００９年在山东举办第十一届全运会已成定局，问题虽多，但全运会还将继续举办下去。
缺失
什么是体育？体育传承的是什么精神？有不少人并不十分的明白。
“体育到底是什么？”这是一名长期在国外训练、比赛的年轻选手的困惑。“比赛不看成绩那还看什么？”这是一名地方体育局领导人对记者的反问。
在中国，体育精神被理解得太过狭隘。吉林体育学院院长宋继新教授说，事实上锦标主义在中国体育界，甚至不少中国人心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地方队把在全运会上夺金夺牌视为自己的最高使命，整个中国体育界把奥运争光计划作为我国竞技体育的最高目标。
体育的最高境界理应是传承奥林匹克精神，也就是号召人们在运动中超越自我，向“更高、更快、更强”冲刺，名次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通过运动发现自我价值，并让实现这种价值的过程感染周围的人们。而公平与尊重正是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精髓，也是竞技体育的道德底线。
在中国，体育基本精神在一些人身上已经缺失甚至沦丧！他们的眼睛里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自己的利益——金牌背后的奖金，完全成了金钱的奴隶！金钱的诱惑已经取代理想价值的实现而成为促使运动员取得好成绩的动力。在全运会上，每个运动员在全运会结束后都会得到来自地方的巨额奖励，奖金额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地方上对运动员价值的评判标准。一些体育局领导人承认，假如没有奖金的刺激，很多运动员的成绩就不会有现在这样好。由此我们看到，中国竞技体育在粗鄙化进入市场的过程中，正在发生的一种畸变——不是走向市场化，而是走向市侩化。公正透明、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在这里已经沦落，取而代之的是一切以名利为主，惟名是争，惟利是图。
全运会体育精神的沦丧，固然有运动员个人体育道德和体育修养不高的因素，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现在仍然奉行的惟奥运金牌是举的举国体制。这种体制除了衍生种种黑幕和腐败，戕害体育精神外，对中国体育的伤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国家而言，每年不惜花费数十亿元人民币来发展竞技体育，特别是将其中的绝大部分用于培养金牌运动员，而非国民健身强体，这既是对纳税人资源的浪费，更从根本上有违体育的宗旨和目的。对运动员而言，他们不是抱着一种参与的态度从事体育，而是为了拿奖牌以及奖牌背后的名利，使得他们不能快乐地投身于锻炼，而是以损害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来博取一金。很多得不了金牌的运动员几乎把青少年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体育。他们中的很多人除了所从事的体育外，没有其他谋生本领，在市场经济下，这些人退役后很难融入社会生活。对体育官员而言，在举国体制的背景下，他们的命运也前所未有地和竞技体育运动的成绩联系在一起。每块金牌都包含着他们的悲或喜，决定着他们的政绩和升迁。竞技体育变成了官员的政绩工程。
经历了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体育体制除了在行政和市场间挣扎的足球外，其他方面与２０多年前甚至５０多年前并无二致。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个中原因很复杂，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是，在中国的体育界，围绕着体育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形成了一个体育官员、获奖运动员及其教练，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利益链条。正是这群举国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阻碍了中国体育从金牌体育到群众体育的转变。
今天，人们固然还会为一场比赛而悲喜，体育固然还有激励人的作用，然而人们对体育的认识，正在回归体育的本质。像当年女排连冠所引发的全民族自豪感，或中国足球队败于香港足球队所激起的“５·１９”骚乱，都已一去不返了。尽管雅典奥运会中国取得了世界金牌第二的好成绩，但会后社会对举国体制的反思和批判却甚于以往，这正是社会要求体育变革的反映。
在十运会乒乓球赛场上，没有比赛的小选手都坐在观众席上观看比赛。记者与他们聊起比赛时，这些年轻人都掩饰不住自己对冠军的渴望。“比赛当然就是要争取最好的成绩了。”“谁不想拿金牌啊！”……当被问及退役后有什么打算时，这群小选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退役后我们能做什么呢？除了打乒乓球，我不会做别的呀！”“退役就是失业，我只想趁着现在能打球抓紧时间挣点养老钱。”“别提退役，如果不打球我就死定了，只能靠别人养活了。”一名河北队选手的一番话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如果以后能有一份好工作，我宁愿今天不拿金牌。”
“东亚病夫”这个称呼，曾经深深地刺痛着中国人的心。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中国人在体质上和运动成绩上已经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进步，但是在精神上，我们也完全真正地健康起来了吗？
即便是在体育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黑幕、丑闻也无法与体育绝缘。但是，至少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有更多的人和体育健儿是在运动中超越自我，是在运动中感受快乐，他们涉足体育运动和参加体育比赛绝不可能都是因为要完成某种任务。
面对十运丑闻与黑幕，我们要问，全运会能够真正成为中国体育健儿实现自我价值和展示风采的舞台吗？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副司长郭建军说：“在这次全运会上，一些项目出现了不领奖、无故弃权、不进行真实比赛、干扰赛场秩序、故意犯规、服用违禁药物和逃避兴奋剂检查等违反体育道德，背离全运会宗旨的行为。这些问题反映出某些参赛单位在追求比赛成绩的同时，放松了对运动队思想道德的教育和培养，对体育在培养健全的人格和精神，树立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观，弘扬团结协作、公平竞争的社会风尚中的作用，认识还不到位。”“不管什么样的竞赛制度，不管什么样的计分办法，其根本宗旨都是弘扬体育精神，提高竞技水平，培养新人，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赛原则。”没有规则就没有体育，体育是最讲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对于中国竞技体育的现状，业内人士十分忧虑，竞技场上的不正之风再不遏制，中国体育就可能走入死胡同，这绝非危言耸听。分析出现在竞技场上的种种是是非非，是官本位、金钱至上、狭隘的地方主义在作祟。这些传统文化的糟粕不仅侵蚀着社会机体，也毒害着中国的竞技体育。中国足球联赛的没落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十运会消极比赛的乱象，是一种虚荣的举国体制下造就的虚荣体育人格的集体释放。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全运会的利弊得失，而是要借此契机重新审视我们的体育战略，提倡更健康、科学的体育观。现在，真正能够拯救中国体育的，应当是体育内在的人文精神的回归。
竞技体育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金牌，而应当是人文关怀和人的全面发展。很多发达国家并没有脱离教育的纯体育，也没有从小就靠政府供养的专业运动员；遍布各地的体育俱乐部，依靠市场化的运作，担负着运动员的选拔、培训和比赛任务，各类学校学生在必须完成学业的同时，根据个人爱好聘请专业体育教练，指导学生从事专业体育训练；只有参加奥运会等一系列世界大赛，国家才集中组织参赛。发达国家参赛的运动员硕士、博士比比皆是，他们对待体育的态度就是健康快乐和个人爱好。在世界体育赛场，可以看到他们轻松的面容和中国运动员严肃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相比较而言，中国的专业体育运动员肩上的背囊要沉重得多。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宏伟目标。毕竟体育是人民的体育、大众的体育。希望中国的体育精神得到重新打造，一种为国家、为人民拚搏的意识，一种公正执法、严格要求的形象，一种精益求精、勇攀高峰的精神，一种创新发展、与日俱增的时代强音。人文体育时代的到来，就是体育回归自我、全面展现体育功能和魅力的时代。
方向
体育是人民的，只有广大人民积极参与，体育才走上了正途。如今，在竞技体育走向世界的同时，全民健身已经成为了一个体育强国的重要内容。
十运会有个动人的主题口号——“体育的盛会、人民的节日”。这个口号高度契合了体育的人民性。是的，体育向来就是扎根在人民的土壤中，没有人民的支持与参与，体育充其量只能是少数人的游戏。
中国无论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方面都存在有很大不足。人均体育场地、人均体育消费和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仍然处在较低水平。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体育发展程度差距较大。竞技体育优势项目不多，综合实力与传统的体育强国相比也还有明显的差距。在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中国体育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新世纪的前二十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转型期。这个阶段社会发展的诸多特点和问题，也都会在体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有所反映。
在现代社会，国家发展体育运动的根本目标应当有两个：一是提高全体国民的健康水平；二是在国民中弘扬公平竞争、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这是当今世界对体育运动的一种共识。如果从这一宗旨出发，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举国体制显然是一种落后的制度。统一之后的德国在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数量尚不及面积和人口不足全德１／３的前东德，但这丝毫无损德国的世界形象。新华社的一篇评论指出：“中国竞技体育在国际赛场上高歌猛进的时候，国民体质却出现了下滑的势头。”
今后，政府投入体育事业的财政经费应当主要用于全民体育，即兴建和维护供普通大众健身锻炼的体育场馆和设施。这些场馆设施应该基本免费，即使收费也应是象征性的。竞技运动的经济模式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拥有广大群众基础、观赏性较强、具有市场开发价值的项目如足球、篮球、网球等，应当尽量市场化，俱乐部通过商业运作形成投入产出的自我循环；第二类群众基础较弱、观赏性不强、难以市场化的项目如射击、体操、水上运动等，国家可以通过税收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金投入，逐步形成带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财务模式。今后，国家将应该基本不再向竞技性的职业体育直接投资，取消省及省以下地方专业运动队，而国家级竞技运动队则转为参加国际大赛而组建的临时机构。另外，减少和缩小四年一度的全国运动会的项目和规模，并将它转变为中国参加亚运会和奥运会的选拔赛，明确不以省为单元，团体项目可以跨省自由组合。从政治角度看，取消省级考核评比也有助于缓解地方矛盾。
舆论普遍认为，２００８年以后，中国需要改革体育体制、推进全民体育，使体育真正成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的体育依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依然扮演着手拿指挥棒的领导者角色。目前中国体育实行的还是行政领导，国家体育总局还是个正经八百的衙门，下面是各种半官半商的专业体育协会和按照行政区划分的各级体委。例如足球俱乐部，表面上属于各自老板，但管理职能和电视转播总卖权却握在足协手中，几年时间积聚起几千万元赢利，而各俱乐部的投资人却很难收回投资。对比ＮＢＡ各球队老板组成业主委员会、再聘任总裁的做法，我们目前的体制似乎有点奇怪。有位评论员说，中国体育是国人甚至全球华人的精神食粮和支柱，而目前中国的体育是鸦片，他的作用只不过是让我们有片刻的欲仙欲死而已。
面对体育，政府也十分尴尬，每年的巨额拨款以及体育市场化的艰难推进，还有中国国民对奥运会高成绩的心理依赖，已经让国家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备战奥运会，国家的专项资金拨款肯定超过４０亿。”一位专家如是说。中国体育的花费是巨大的，而带来的社会效应却不多，足球刚有一点点脂肪就被吸干了，国家队队员一旦和社会上某个公司签约就被开除了，这是违反和谐社会建设的。“人们可以花钱去培养运动员，这样一来，社会的参与度越来越增大了。体育事业不仅仅是国家的事情，而且是全民精神的一种体现。”当严格实行政企分开，企业不设上级主管部门之后，政府与体育产业的关系就是宏观控制与依法征税。
中国体育的发展始终受到国家的重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国家发展体育事业”的内容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１９９５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国务院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近年来，国务院又先后发布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和《反兴奋剂条例》，为体育发展提供了保障。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４日，中国法学会网举办“从十运会谈加强和完善体育法制建设”座谈会，来自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组委以及中国政法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的官员、学者，围绕体育道德、反兴奋剂、黑哨、假摔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对话式的研讨。学者们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进入体育，体育进入市场，二者互相结合，互相影响。一方面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发展，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使得竞技体育越来越吸引社会公众的眼球，但同时也导致了竞技比赛中的假、黑、药等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的性质，体育界和法学界观点几乎针锋相对。法学学者认为我国现有体育法是原则立法，刚性不足，导致对于竞赛中违法违规行为找不到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制裁。体育学者认为，假、黑、药等问题中，有违法违规行为，但多数属合理利用竞赛规则、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还有一些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研讨中，学者一致认为法制是体育的必由之路，而对如何完善我国体育法制又有两说。一说认为是完善体育立法；另一说则认为，我国现行的体育法制体系能够解决体育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落实制度和解决实施中的问题。持前一说者认为，近年来，国务院颁布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反兴奋剂条例等，为解决体育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突出问题，提供了依据。但总体看，加强体育立法，完善执法体系仍是体育法制面临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加大体育执法力度。体育执法离不开对事实问题的调查，为此，要特别加强体育管理机构的事实调查能力，做到依法管理，执法必严。这些学者还提出，目前体育规则的制定缺乏透明度，规则实施中主要依靠行业内部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随意性较大。对于在体育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体育行业不愿非体育行业插手，习惯于自己解决、内部解决，缺乏相对独立的执法主体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因此，加强监督也是体育法制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持后一说者认为，体育法颁布十年来，我国已建立起体育法制体系，在一些理论问题的研究上也有重大突破，一些条例的制定如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反兴奋剂条例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现有的法律足以满足国际奥委会对法制的要求。但法律和规则、政策、体制是有区别的，把竞技比赛中黑哨、假摔等体育行业内部问题，上升为法律问题是不合适的。在体育行业中，道德层面、规则层面的东西与法律是有一定区别的，不能全部使用法律来调整。十运会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多层面的，其解决方法也是多层次的。对技术层面的问题，通过体育行业内部的技术规范就可以解决，这也是国际体育界通行的惯例；对于违法违规行为则需要体育法和配套规章来解决。体育法制建设应在完善竞赛制度方面有更大作为。
法治是需要环境的，体育法制的实现，同样需要良好的体育法制环境。让环境产生力量，也是这次研讨会体育和法学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改善我国的体育法制环境，与会学者的共识是：一要靠道德建设，二要靠完善赛制；三要靠法治，四要靠监督。体育活动的比赛规则要体现公平，竞赛制度设计要体现诚信；在体育职业准入资格中，增加体育法制培训等项内容，运用竞技比赛中的典型案例进行法制教育，提高体育人的诚信意识和公平观念；增强运动员、体育工作人员的法制观念，健全体育执法机构；在加强体育界自我监督的同时，加强社会监督。通过良好的体育法制环境，维护人们对法律和公平的信仰。
显然，体育法制建设不是其行业自身能够完成的，有赖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发展，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十运会上频发的丑闻，还促使国家体育总局下定决心，要在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前完成体育仲裁法庭的筹备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处长陈岩称，体育仲裁法庭的建立将有助于改变国内赛场上裁判判罚争议不断增加、运动员弃权、假赛等赛事丑闻频发的现状。
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名誉主席魏纪中表示：“十运会上发生的丑闻基本上在九运会时都有先例，全运会在一块石头上绊倒两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竞技体育缺乏法治。”魏纪中同时指出，所谓缺乏法治并不是指中国现在有关体育的法规、规章不够完备，而是在这些法规、规章的立法程序和执法力度上存在问题。目前，在中国竞技体育界存在着某种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十运会期间，也有地方队官员表示，很多纠纷发生后不仅很难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是因为具有裁决权的竞赛委员会都很可能早已经被某方当事人收买了。在整个体育圈内部，每个人事实上都或多或少地被牵扯进以某个地方、某个教练、某个官员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中，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体育圈内部在遇到问题时公平、公正地解决是不现实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关系网的客观存在，导致维护体育赛场正常秩序的法规变得软弱无力。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和所有比赛一样，全运会同样要求裁判员执法公平，要求运动员依照体育竞赛精神比赛，但全运会赛场上多次发生违背比赛宗旨的事件表明，至少在全运会上，维护赛场正常秩序的相关法规、规章对不正常事件缺乏足够的制约力和威慑力，大行其道的却是一些当事人利益分配的默契和潜规则。
正是看到了这种“无力”，国家体育总局设想于今年或２００７年完成体育仲裁法庭配套法规的起草，并上报国务院，正式提请设立体育仲裁法庭。虽然与中国体育仲裁法庭相配套的法规正在制订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体育仲裁法庭将由第三方人士组成。
由第三方人士组成的体育仲裁法庭将独立于国家体育总局和各体育单项行业协会之外，与体育圈有利益关系甚至连带关系的人士都将回避。体育仲裁法庭有可能单独组建，也有可能以仲裁委员会的形式挂靠在中国奥委会旗下。考虑到国内赛事的客观需要，依照《体育法》中有关设立体育仲裁法庭的规定，国家体育总局计划在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将体育仲裁真正实行起来。
但体育仲裁绝非根除体坛丑闻的灵丹妙药，体育仲裁只是加强了体育行业内的法治力度，赛场风气的优化最重要的还是要依赖体育从业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
体育见证的是文明的前进脚步。历经千百年的发展，体育已经成为极为壮观的社会文化现象。目前，体育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工作，在社会生活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有人说，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体育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中国４年一次的全运会，集体育界的成就与痼疾之大成。中国竞技体育的整体水平虽有冲天一跃，但体育界的观念与体制，却成为科学发展队列里的落后者。”《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把“社区体育设施建设”和“全民健身运动”放在“竞技体育”之前，已经为十运会上出现的体育改革困局点了题。与之相关的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已经纳入了“十一五”规划的视野。多年来，在财政资金向不同体育领域的投入上，在管理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上，在体育官员的政绩考核簿上，究竟谁在前，谁在后？解十运之惑，钥匙在此。十运会落幕之际，北京奥运的场馆建设和竞赛筹备已进中局。这个时候把体育着力点转向全民健身，无异于为２００８年的金牌战略“撤火”。为了确保３年后东道主的金牌大丰收，按照中国体育界的习惯做法，又必须以２００９年山东全运会上对竞技成绩的再次大比拼为诱饵，调动全国各级体育部门、体育官员在未来３年里的能动性。在一个如此硬朗的短期目标面前，中国体育人能拿得出顺应潮流、紧跟时代的改革勇气吗？我们期盼着一个答案。因为等北京奥运和山东全运依次落幕之后再谋改革，下一个５年就只剩最后的１年。因为未来３年、４年的时间内涵，并不仅是某些官员的在职任期，而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段重要战略机遇期。金牌要拿，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任何领域里的发展与改革都不能停顿，不能迟滞。否则，“十运”之惑，就将变为“十一运”之惑；“十五”之憾，就将成为“十一五”之憾。
（责编：金锋）
丑闻
十运会留给大多数人最深刻的印象恐怕不是谁得了冠军，哪个项目破了世界记录，而是运动场上曝光的一件又一件丑闻。赛场上的“金牌内定”、“公然假摔”、“弃权成风”以及兴奋剂等丑闻成为十运会的最大不和谐音，引起了众多媒体炮火轰炸。在十运会进行到一半时，新华社述评忍无可忍，指十运会“不和谐之音，不和谐之事”之多，“人神共愤”，呼吁与会者尤其是领导者、管理者珍惜全运会品牌。随之而来的丑闻很像是对此作出反弹，接二连三不断，表明中国竞技体育的症候是体制性的，且魔盒业已打开，群魔乱舞，谁也控制不住。
艺术体操个人全能比赛，广西队的钟玲以近乎完美的动作结束了比赛。裁判的分数一打出来，全场哗然：钟玲获得铜牌，而由辽宁队两名队员分获冠亚军。赛后，钟玲抱着广西队领队痛哭。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钟玲一语惊人：“其实比赛结果事先已经知道了。我知道冠军不会是我，裁判不会把冠军给我的。”
比赛前，辽宁代表团向组委会就山东队周海滨参赛资格问题提出争议。他们的理由有两条：首先，周海滨本来就应该代表辽宁队出场，其次，按照调查的材料显示，周海滨属于超龄球员：周海滨有两个注册证明，一个是１９８５年的，是在山东注册的；一个是１９８４年的，是在大连注册的。从这两条来看，他不应该出现在山东队。辽宁队称自己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但是，山东队没有对质疑作出回应，依然在比赛中派周海滨出场，并让他担任队长一职，最后山东以２比１战胜辽宁，挺进决赛。事后有媒体记者问起海滨年龄，他称：“这得问我的领队。”
女子１５００米决赛冲刺阶段，邢慧娜从外道超过刘青，以左臂和刘青右臂发生多次接触，并一度将刘青挤出白线以外，最终邢慧娜以４分３秒９８的成绩第一个冲过终点线。赛后，刘青的教练杨敏跪下哭求仲裁：“求你了，给我们公平吧。”在近一个小时的等待后，裁判终于宣布了判罚结果，认定邢慧娜违反了田径规则第１６３条第二款，取消其金牌，她是十运会上第一个被取消金牌的选手。山西队刘青获得第一名。
出身寒门的孙英杰是十运会上第一个兴奋剂检查呈阳性的运动员。她本来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姑娘，家境贫困，父母多病。她一个人带着伤病，连续在６天之间参加一个马拉松、一个万米、一个五千米比赛。这个瘦小得像一个发育不全的男孩的姑娘，为了金牌，竟然透支自己的身体，靠服兴奋剂出成绩。金牌改变了命运，同时也扭曲了人性。她与教练被罚禁赛两年。
在十运会上，兴奋剂还击倒了一大批运动员：湖北女子举重队，１２人集体服用兴奋剂；重庆市田径队，因兴奋剂全队禁止参加十运会田径比赛……据一项不完全统计，十运会查出的兴奋剂事件已经超过了３０例。这是一个恐怖的数字，其程度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在羽毛球女单半决赛中，香港羽毛球选手王晨的对手是解放军队选手蒋燕姣。当首局比赛进行到王晨以０比２落后时，她第一次提出对裁判判罚的异议；打到８比８平时，她再次提出异议，两次均未被接受后，王晨一怒将球拍摔到地上；第二局，王晨第三次对判罚表示不满，并大摔球拍，随即坐在地上表示抗议。最终，王晨以０比２告负，失去了争夺冠军的机会。在争夺第三名的比赛中王晨自动弃权，并发表了极为激烈的言论，称自己在与蒋燕姣的比赛中遭受到了裁判的极其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因为她当年在国家队期间得罪了当今中国羽毛球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自行车赛场上，获得女子记分赛铜牌的云南选手杨丽梅赛后拒绝接受颁奖，云南队也要求取消冠、亚军的资格。比赛的情况是，在记分领先的情况下，比赛进行到第４９圈时，也就是第五个冲刺圈之前，杨丽梅摔倒。对此，杨丽梅本人表示：“当时我听到１４号选手（李燕）示意身旁的１７号选手（李伟）把我挤翻，我本来试图离她们远一些，但是，最后还是在１７号选手的挤压下摔倒。”最后，山东选手李燕和宁夏选手李伟分别获得冠亚军。比赛结束后，李伟承认自己是从山东交流到宁夏的选手。云南队教练周淑敏说：“根据记分赛的规则，队员在冲刺圈时应当直线行进，不能妨碍其他对手。但是，１４号选手却同１７号选手一起联手阻挡杨丽梅，造成对手摔倒而取得冠军是不光彩的行为。”
在女子＋７８公斤级决赛中，辽宁老将孙福明在与解放军队的辽宁选手闫思睿比赛时，仅十几秒，奥运冠军孙福明就被自己的师妹闫思睿一掌击倒，裁判遂宣布闫思睿“一本”获胜。瞬时，场内嘘声四起，不甘受愚弄的媒体和公众迅速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抗议奥运冠军的造假行为。迫使十运会柔道竞赛委员会作出反应：一，对孙福明教练刘永福通报批评；二，本次比赛无效；三，两人重赛一场。随后，观众又看到了在历届运动会场上从未见到的重赛，结果依旧，只不过闫思睿是用了五分多钟才打败了孙福明。事后孙福明承认自己欺骗了观众，并称自己比赛前被队里领导做了工作，哭着答应给年轻的师妹“让路”。
董震与黄旭的吊环王之争，可以说是十运会上的一大看点。赛前，吊环王董震曾扬言，这次全运会如果不夺冠，就将考虑退役。代表江苏队出战的黄旭此次坐镇主场，自然也不容有失。两大国家队的吊环高手狭路相逢，表现都十分出色，结果东道主队的黄旭夺得冠军。赛后董震所在的天津队集体炮轰裁判，认为是裁判故意在压低董震的分数，称黄旭受到了格外照顾，并按照正常的程序提出了申诉，很快裁判长黄力平与国际体联一位外籍副主席宣布仲裁结果：维持原判。对于仲裁委员会的这个决定，天津队方面强烈不满，扬言要上诉到国家体育总局。
在跆拳道比赛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弃权和消极比赛现象，让跆拳道项目成了一滩黑水臭不可闻。
在江苏吴江赛区，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５日，跆拳道赛场上的一幕幕让观众震惊进而愤怒：当日应该进行的８场比赛，有６场因选手弃权而搁浅；到了１６日，弃权多达８场。
奥运冠军罗薇在女子６７公斤级上一场比赛都没打，直接进了四强，最后却主动放弃了比赛，冠军成了东道主江苏队的囊中物。奥运冠军陈中在女子６７公斤以上级比赛中，也是因为对手头两轮的弃权直接晋级了四强。同样弃权的还有男子８０公斤以上级的决赛，北京选手刘孝波不战而胜夺冠。
十运会拳击比赛弃权场面同样令人愕然。由于拳击项目放弃比赛的方式是特殊的抛白毛巾，有人形容拳击台上白毛巾满天飞。熟悉内情的人说，多数拳手是钻了“协议交流”的积分漏洞，事先就“商定”了比赛结果。据知情人透露，黑幕交易的数额会让进行交易的运动员一夜暴富，而不仅仅是一套房子、一辆车子那样简单。
十运会摔跤预赛阶段出现了裁判员收取运动队现金的受贿事件。国家体育总局派调查组深入调查。负责此事的中纪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组组长王宝良表示：“摔跤项目受贿现象由来已久，很多运动队有专项的‘公关费用’，并称不这样做就拿不到名次。”结果３名受贿裁判被终身禁裁。
十运会摔跤６６公斤级争入前８名的比赛中，对阵双方江苏队李超杰和山东队王兵宣进入第三局决胜局。裁判先判江苏队李超杰防守犯规，江苏队教练上前理论，裁判组推翻原来的判罚，山东队教练随即进行申诉，随后记分牌上的比分前后变了６次。这场闹剧持续了２０多分钟，最终以山东队失败告终。该队教练离场前抄起矿泉水瓶向场内扔去，冲着裁判席高声呵斥：“你们是要遭报应的。”随后，摔跤赛场的“黑哨”呼声频传。结果组委会认定裁判组在一些比赛场次上出现严重失误。裁判王超被严重警告，并停止十运会执法资格；技术代表王增长、罗器宇，裁判长顾国飞被警告一次，通报批评。
……
从未有哪一届全运会像十运会这样出现如此多的是是非非，以致各类丑闻几乎遮掩了十运会的亮点。由于本届全运会是北京奥运会前国内最大的一项赛事，吸引了不少奥运会的单项负责人前来观摩，结果却给中国体育乃至国家的形象抹了黑。
全运会的“游戏规则”已经严重与社会、与时代脱节。丑闻与不公平现象集中出现，加剧了全运会本已存在的公信力危机。在新浪网关于全运会看点的网民调查中，选择“赛场不正常现象”和“无聊比赛不关心”的数字高达５６％。不少人认为，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培养运动员，承办地为大会做了这么多精心准备工作，结果却让少数人的不良行为肆意扰乱和抹黑，大家都觉得十分可惜，也深感气愤。许多网民在网上公开对此进行抨击。一位体育官员也自揭其丑：“如果说本届全运会有什么区别以往的特征，那就是赛场不正之风已经到了毫不掩饰的地步。”伴随奥运冠军孙福明庞大身躯一起轰然倒下的，是公众对于全运会比赛的信任。
赛制
十运会上接连不断的丑闻让人们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到目前的赛制上。双计分、协议计分和运动员交流制度这些赛制都是新制定的。双计分制是为鼓励各地方向解放军输送人才。如一名解放军选手获一块金牌，解放军和选手籍贯所在省市各算一金。解放军和地方形成交流协议，或拥有多名高水平选手的省市将队员交流到西部省市，都为选手提供了更多的参赛机会。全运会上的交流人才这一特殊政策是专门为支持西部体育发展而制定的，只有云贵川、重庆、西藏、青海、新疆等西部地区才能享受这一政策。交流人才就是让外省到这些西部地区挑选自己需要的运动员，并对这些运动员的训练提供经济资助；这些队员在全运会上取得成绩就按照输送省份和赞助省份一家一半计算。实行这些做法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调动全国体育系统的积极性，把各地区、各部门的优势资源进行有机地整合，争取让各方面的体育部门为国家培养和输送越来越多的高水平竞技人才。应该说双计分制、协议计分和运动员交流制度是中国体育改革的产物，也是针对以往全运会上出现的各种漏洞而制定的，本身也起过积极的作用，如产生强强联合，或者让该项目弱省参与竞争，促进人才交流。但这些新规程和赛制无疑脱离了全球体育竞赛的基本制度，看似合理的规则在实际运行中因存在新的漏洞，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让人钻了空子，催生出新的不合理：双计分制让孙福明和辽宁籍的解放军选手闫思睿假摔。刘永福说，这种结果是“双赢”。（孙福明和闫思睿都是辽宁队的选手，这场比赛如果孙福明取胜，辽宁队可获得一枚金牌，而解放军队仅获银牌；现在的结果是，辽宁队不仅可有一金一银进账，解放军队也可获得金牌。）协议计分和运动员交流制度导致跆拳道、拳击比赛的弃权成风。正是竞赛制度调整的不到位和执行中的扭曲，将全运会推向更加难堪的地步，虚假比赛、恶性竞争充斥十运会赛场。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部省区体育局官员告诉记者：“我们本来就只有几个有竞争力的项目，但是按照惯例，你不跟东道主交流队员，就很有可能在临场方面吃亏，所以我们就要权衡利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交流方法，有时候就算明知道要吃点亏也没有办法。”“大多数情况是交流手续办完以后，队员还在我们这里练，因为我们这个项目训练水平高，就是等到快比赛的时候，把队员送出去。”这名官员说，“我们已经习惯这样换来换去了，如果改变现有规则，那我们的弱势项目就连参赛资格都没有了。”协议交流、协议计分不但没有真正实现发展体育运动、提倡公平竞赛的初衷，反而加剧了赛场之外的利益分配。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在１４个大项中引进的６０余名运动员，其中除一半解放军运动员外，其他分别来自西部云南、四川、广西、陕西、甘肃、内蒙古、贵州等省区，几乎全是额外加分。“改到最后，只有交流出去的运动员和原属单位不存在任何关系了，不牵扯任何利益了，才有可能让观众看到真正的比赛。因为如果观众对这个项目失去兴趣，那么这个项目只有死路一条。当然，这不是体育局和运动员本身可以做主的事情。”这是一个业内人士的看法，但如果参赛交流队员不再与原属注册单位发生关系，那么各省体育界将重新陷入人才浪费的封闭怪圈，我国体育现行的举国体制也将遭受严峻挑战。
对于十运会赛场上频发赛风赛纪等问题，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鸿雁等人认为，有些问题在最近几届全运会上都发生过，但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以致于很多问题屡赛屡犯。究其根源，有三个方面因素不容忽视：
一是相关竞赛制度诱发问题。由于存在双计分这个特殊的制度，一些代表队就千方百计利用赛制的特殊性，实现他们积分最大化或最优化的目的，于是不惜使用假打、让牌、弃权等方式来达成“利益联盟”，目的就是为了多积分，多拿牌。柔道事件就是典型的利用“双计分制”来造假的。本届十运会在项目设计上已经考虑到与奥运接轨，但在赛制上仍然保持国内特点，这样就容易滋生不良现象。体育就是对抗，就是向极限的挑战，如果背离了这一点，体育就失去了真正的价值，也失去了观赏性。从这一点上说，比赛中的任何造假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
二是金牌至上的考核制度，必然催生怪圈。体育事业本来包括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等很多方面。但在一些地方，体育往往就等同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就等同金牌，金牌就等同金钱，造就金牌至上、奖金至上的恶果。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挖队员、重奖励、捞金牌的事情就会不断发生。一些省份开出了冠军５０万的价码，以此来刺激运动员的“金牌意识”。
三是体育腐败之风正在滋生蔓延。一段时间以来，打假球、吹黑哨、使用违禁药物、在参赛资格上弄虚作假等腐败行为，不仅在全运会上屡屡出现，在一些单项比赛中也不时出现。就在十运会预赛阶段，发生了个别省份举重队集体服用禁药和少数裁判集体收受贿赂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被及时发现，相关责任人受到了严肃查处，但还是给中国体育抹了黑，给奥林匹克精神抹了黑。
体育界的一些不正之风，正在侵蚀着体育赖以生存的诚信根基。比这更可怕的，是对这种不正之风的漠视和无动于衷。规程和赛制，不管是不是改革的产物，是否有一定合理因素，如果弊大于利，即使利弊参半，都显然有深化改革和加以完善的必要。
危机
早在１９９７年，一些学者、记者甚至体育人就开始了关于全运会存废问题的争论。此后每逢“全运年”，取消全运会的呼声就成为一股声势强大的舆论漩流。举国体制要不要改革，全运会还要不要办下去，已经成为一场持久而激烈的争论。
在１９９８年全国两会上，身为体育界元老级人物的祝嘉铭、楼大鹏、张燮林等政协委员就联合提交提案：建议取消四年一次的全国运动会，“全运会是前苏联体育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依靠国家的大量拨款，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当前，在世界上举办这种类型的国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国家已不多了。”
国家体育总局在随后的答复中，强调了中国运动员为国争光，全运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这份回复并没有论证中国体育运动成就与全运战略间的必然联系。陈培德也质疑说：“其他世界体育强国不依靠全运战略，不也取得成功吗！我们没理由说全运会是我国惟一可行的体育发展道路。”
２００４年７月，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发强表示：“马上把全运会取消了可能弊大于利。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全运会的改革问题，而不是取消的问题。”人们注意到，张发强强调的全运会不宜“马上”取消，其中似有可玩味之处。
同年９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回答对全运会的批评时再次表示，我国竞技体育一直以来高速发展，在奥运会摘得多枚金牌，都离不开我们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是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良好结合，而全运会是举国体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个人认为，全运会仍有办下去的必要。”他还否认全运会完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十运会期间，许多记者、学者要么提出全运会要“救亡”，要么明确提出废止全运会。在各大网站上，每一条不正常比赛的报道下面的网友评论，“取消全运会”的呼声都会得到广泛响应。
显然，无论是赞同保留还是取消，有人否认一点——目前的全运会存在危机，必须对自己的命运有所抉择。
保留派的代表人物是体育系统的官员和学者。他们的观点是：以“举国体制”为核心的中国体育管理体制，对我国竞技体育的腾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一条成功之路，应该坚持下去。
全运会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大型赛事。中国解放前就有全国性的运动会，后因解放战争等多方面原因而中止。刚刚解放后，迫于国际环境，中国退出了奥运和除乒乓球以外所有单项国际赛事的舞台。毛泽东决定自１９５９年起，举办自己的运动会以显示实力；各省市也都把检验自己队伍的发展放在全运会上，全运会成了全国最高体育的盛典。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会起到了凝聚民心的作用，甚至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参与者都享有很高的政治荣誉。
举国体制是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有力保证，也是中国体育不断走向世界的根基。中国自恢复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地位开始参加夏季奥运会２０年后，所获奥运金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举国体制。全运会作为举国体制的核心部分，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不仅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竞技体育水平的跨越式提升，对举办地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也有着巨大促进和推动。
全运会的政治功能自１９８３年第五届后，慢慢地被日渐浓厚的商业氛围冲淡。全运会开始学习奥运会的模式进行商业运作，上海、广州举办第八、第九届全运会时，商业气息已经相当浓厚——这时的全运会目标除了检验各地体育发展状况以外，同时也成为展示举办地的经济政绩的舞台。
２００１年广州举办第九届全运会，先后组建了包括１０个部门的赛区组委会办公室、集资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新建场馆５个，总投资额为１８亿元，维修项目６个，项目经费由区（县级市）政府解决。江苏省体育局局长李一宁称，在筹备十运会的４年间，江苏全省各地投入１００亿元资金新建或改建了１３２个体育场馆，增加了４００个省级编制。
南京是第一届通过竞标取得全运会举办权的城市。事实上，江苏省前后共投入约４０００亿元进行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地铁、道路、及体育场馆建设。
南京市市长蒋宏坤将筹备十运会的四年间给南京市带来的变化概括为四个“前所未有”：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势头“前所未有”；城市建设的力度“前所未有”（几年间共投入建设资金１１５０亿元）；城市管理力度“前所未有”；城市文明程度“前所未有”。
在体育发达的欧美国家，几乎没有性质类似的国家运动会。在这些国家，体育有很深的群众基础。美国有成千上万的体操和跳水俱乐部，在欧洲的任何一条公路或乡间小路上，都能看到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的自行车爱好者。在我国，只有麻将和电子游戏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兴衰与全运会无关，绝大多数的竞技体育项目目前仍然只能从各省市专业体工队去挖掘人才。如果一旦取消全运会，对中国竞技体育的打击将是灾难性的。
有阳光的地方就会有阴霾，全运会的假丑黑在亚运会上能看到，在奥运会上也不缺。任何一项体育赛事，在带给人们感动的同时，也有一些丑陋和黑幕。如环法大赛，既能诞生全世界最伟大的自行车运动员，也存在一些瞒天过海的骗子。即便如此，也从未有人说要取消环法自行车大赛。显而易见，全运会本身并没有罪孽，真正罪孽的是那些为了金牌而不择手段的运动员和教练，为了掩盖问题而拼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官员。
不能因为一盆脏水而连孩子一起倒掉，因为在荒丘上播种，当幼苗长成参天大树时也会杂草丛生。在这种时候，放火烧掉整片森林显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全运会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她是不是该继续办下去，而是在问题出现后如何找到一种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方面，中国奥委会有勇气将名将孙英杰服药事件公诸于众，已经表示了惩治的坚定。“为了奥运会，全运会必须举办。”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十运会总结会上代表官方发言。他说，全运会是我国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备战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全运会的竞赛体制。
全运会是中国“奥运争光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高考虽然屡遭攻击但至今尚未出现比高考更公平的考核方式一样。全运会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与重要性。那些对十运会持鄙夷不屑的目光或讥讽调侃论调的人，如果把在十运会上发生的一些不和谐的问题放在全局和大局的高度去考虑，就会给十运会一个根本的尊重。
全运会已经成为中国体育的一个品牌，不断受到国际体育界的瞩目。观摩参加本届全运会来的外国记者、国际体育界官员、外国裁判等超过以往，他们正在把全运会的品牌效应扩散到全世界。
这方面的声音来自媒体和民间。他们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全运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目前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５０年代开始，中国在竞技体育领域建立所谓举国体制，与其他领域的计划经济一样，其核心机制是：第一，严格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对教练员、运动员进行控制。运动员必须服从行政色彩极为浓厚的运动队及扮演行政领导角色的领队或教练的安排，驯服地充当奖牌机器，为国家和集体争取荣誉。第二，体育主管部门控制全部人力与资金资源，可以倾一国或一地之力瞄准可带来荣誉的体育项目，培养金牌运动员。
计划经济在短期内可以创造经济增长奇迹，举国体制夺取奖牌的效率确实也很高——因为这是一种不对称竞争，其对手完全依靠个人的资源，依靠分散的市场，来进行训练，岂能与国家运动员资源的能力相提并论！因此，举国体制很快就创造了竞技体育的奇迹，而对于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中国人来说，奖牌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直到今天，有人仍然以获取奖牌的效率，证明坚持举国体制的必要性。
然而，历史和现实早就证明了，计划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不可行的。同样，举国体制今天尽管在创造着奇迹，但其内在的自拆台脚倾向，也让它难以长期维持下去。
在这种体制下，地方体育当局为创造政绩，争取地方党政领导人的赏识，必然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名次。教练员为了获得晋升机会而专断地控制、操纵运动员。专业体制也让运动员丧失了从事其他职业的能力。面对残酷的竞争，绝大多数运动员为了在退役后换取政府的工作安排，只能拼命争取好成绩。结果是举国体制给所有的参与者制造出超乎寻常的竞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人们的行为必然被扭曲，搞出违规、舞弊、贿赂等等花样。
有识之士把全运会的问题归结为四点：它被置换成地方的面子；置换成了体育局长升迁和保住位子的砝码；置换成了教练业绩的惟一体现；置换成了运动员后半生的苦乐。这四个问题环环相扣，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机制、革新观念，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国内练兵，一致对外”。他们认为，现在应该以各单项锦标赛的发展和壮大代替全运会。
目前全运会存在的逻辑在于，全运会是一项以各省份代表团为竞赛团体的综合性运动会，这一特性也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其中的主体地位。由于各省市体育局通常都会将全运会的账面成绩视为一段时期内体育工作好坏的标准，因此都不遗余力地奋力备战。许多无望在奥运会上获取好名次的运动员，也希望通过在全运会上取得好成绩，获得地方政府的动辄几十万甚至包括住房的重奖，从而为退役以后的生活作好铺垫。在各省市这种拜金主义、面子工程的目标指引下，全运会已经成为缺少技术含量的道场，出现了人为因素决定冠军归属的空间。人们不难发现，在相关各方一致努力下，围绕十运会，首先搭建起了一个各省、市、行业悬赏重奖锦标获得人员分肥平台。与此同时，正是因为圈中人也普遍知晓这样的“美事”无法持续，末班车心态时疫般蔓延，于是，上演几近穷凶极恶的“最后疯狂”在所难免。
为什么十运会丑闻空前多、丑闻当事人普遍恬不知耻、孙英杰已获马拉松金牌后还要服兴奋剂呢？看来都是由现行体制套利性质所决定的！全运会是“钱”运会、“权”运会和全“晕”会。许多媒体公开宣称十运会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分配场。许多普通人也通过网络等途径表达自己的看法：全运赛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各地大小官员升职的捷径，以及大批运动员拿票子、要房子、出名气的途径。
媒体报道十运会后奖金数额最高的江苏队，每枚金牌是４０万元，再加住房奖励，另外南京一企业精心打造了１００枚２４Ｋ纯金火炬，用于奖励江苏代表团在十运会上获得金牌的选手，据估计总金额在１００万元左右。此外江苏另有附加规定，上一届获金者本届蝉联，奖金翻一番，即１００万元，如果连续三届获金，翻番递进。这样，女子花剑选手肖爱华获得的两枚金牌就将价值４００万元。其他省份的金牌奖金数额大概为：广东约３０万元；上海约２３万元；山东约２０万元；北京约２５万元；广西１２万元；云南２５万元；甘肃２５万元；湖南３０万元。辽宁等更多省份的金牌奖金数额大概在１０万－２０万之间。如此高的奖金，已远远超过了亚运会、亚锦赛甚至是世锦赛的几千到一两万元的冠军奖金，几乎能和奥运会冠军媲美，全运会奖牌和奥运会奖牌的含金量本不可同日而语，但奖金却打了个平手。
江苏省对在十运会上代表江苏取得金牌的运动员和主教练实行十运周期年薪制（即从九运会至十运会期间）。其中主教练的年薪标准为１６万元，运动员在十运会上首次获得全运会冠军的年薪标准为６万元，十运会前已经获得一届全运会冠军的为７万元，已获两届的为９万元，获三届的为１２万元，获四届的为１６万元。如此算来，连续四届获得男子举重１０５公斤级冠军的崔文华就可以拿到１６万的年薪了。十运会结束后，依据十运会成绩，确定实施年薪制的具体人员名单，按所定年薪标准扣除周期内已发工资及各项补贴、津贴等收入总额后予以一次性补足。
由于各省经济实力不同，对全运会金牌重视程度不同，给予金牌的奖励差别也比较大，即使是同省的运动员，因名气大小也会有所差别。刘翔卫冕１１０米栏，额外奖励８万，再加上一金一银，奖金可以达到４６万；浙江游泳选手吴鹏得４金２银，奖金是刘翔的两倍，罗雪娟、杨雨、蔡力等人奖金都比刘翔高。
陕西夺金项目少，田亮夺金的奖金高达５０万元，外加一套住房，含金量可谓最高。而上海水球金牌、北京女足金牌，总奖金都在四五百万左右。据十运会一位射击裁判透露，奥运冠军或世界比赛冠军，如果再夺得十运会冠军，奖金数额能达到２００万元人民币。
如此高的奖金额不但让许多普通人为之咋舌，就连业内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数额太多。刘鹏在一些公开场合宣称高奖金、高待遇，将会助长运动队伍中的拜金主义倾向，造成运动员之间互相攀比，甚至不择手段去谋求运动成绩，不应该提倡。然而，体育主管部门对此管理乏术。不仅如此，有时还担当着推动省、市、行业利益集团套取地方财政资金角色。其实，对于十运会黑幕，媒体报道并不充分。部分记者对弊端实质心知肚明，却仅仅斥责一些“流氓习气严重”的人酿成事端，破坏了体育界共同利益，甚至表扬那些悄然分肥项目。十运会另有大量定好利益分配协议的舞弊行为，因为不吵不闹、运动员表演较为逼真而没有露馅。谁是最大的作弊者？是军队运动员获奖牌同时计输出省市成绩的双计分制、交流运动员所得锦标由输出地与输入地分享等规则！体育主管部门为什么会出台这些违背竞技常识、注定要驱动赛场变“秀”场规则？目的就是通过吹气球、造泡沫方式，诱使地方政府多投入资源。各个省市代表队之间的成绩攀比、全运会战绩与地方体育官员们政绩和仕途挂钩、各个省为夺冠选手开出的优厚条件等，都使得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大腕级的选手铤而走险，不惜挑战道德底线。妖怪当场现原形，既是偶然，又是必然。
每届的全运会尘埃落定，总有几名未满正常任期的地方体育局长因成绩不佳而辞职。１９８７年广州举行的六运会上，西北某省金牌颗粒无收，其体育局长还未率队返回，即被宣布免去职务。压力如此巨大，却很难听到任何一个在位的地方体育官员对全运体制有所质疑。九运会上，身为浙江省体育局局长的陈培德曾听到另一个体育局长的“肺腑之言”：“假如没有了全运会，我们体育局将什么都不是！”没有了全运会，体育局的工作就得不到上级重视，无法得到地方财政的大量拨款——曾经身为局内人的陈培德对那个体育局长的感慨做出如是解读。也有人更尖锐地指出，某些人极力维护全运体制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背后有着惊人的“全运腐败”。《经济观察报》评论员认为，“公共财政支出往往低效率而多寻租空间”，建议对全运会动辄几十亿、几百亿的资金投入进行审计。
扭曲的体育商业化，为举国体制下的乱局火上加油。由于权力始终不放弃对资源与商业机会的控制，因而寻租经济盛行。在举国体制的缝隙中艰难发育出来的体育市场，其实是一种原始而粗鄙的商业化。裁判可以被轻易收买，用金钱可以轻易地摆平对手。于是，人们看到了一种奇异的场景：一方面，我们仍然坚持举国体制，强调运动员要为国、为省市争取荣誉，但另一方面，金钱却已成为竞技场上的通行证。一方面，冠军们是靠政府投入大量公共资源培养出来的，但同时他们却公开地替自己赚取大把商业利润。因为这个领域相对比较封闭，其权力分配资源导致的不公平并不被公众强烈地感受到。相反，金牌的荣耀倒是非常诱人。所以当导致腐败的权力控制体制在其他大多数行业已经没有存身之地时，在竞技体育领域却依然完好无损。
目前国家体育总局并不是下一级体育机构的行政领导机关，各地方的体育官员事实上只对当地政府负责，其业绩考核与升迁也由当地党委、政府决定。换言之，要调动地方办竞技体育的积极性，全运会是目前体育总局能够拿出的惟一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家体育总局工作人员说：“老说要在全运会上发现新人，其实每个项目大概是什么情况，有什么样的重点运动员，根本不会等到全运会才让各项目管理中心了解，大家早都心里有数。总局之所以不愿意以更多的单项锦标赛来取代全运会，就是因为体育市场的缘故。”“单项锦标赛都是赔着钱办，最重要的是根本没人关注，而全运会是由承办省来办，亏不了总局的钱。”
“全运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早就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取消。”社会学专家郑也夫说，“有多少老百姓还关心全运会的比赛？”“把竞技体育还给各项目的单项锦标赛，省下的钱可以多送运动员出国比赛，让他们去奥运会为国争光，另外，更多的钱要花在老百姓身上，号召全民健身，这才是国家体育总局应该做的。”“我都想不出这种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继续举办的道理。”“改来改去还不都是一样？只要全运会仍然存在，就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很多关注全运会赛制改革的专家都有些泄气，“现实情况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有全运会的成绩不再牵扯各地方体育局领导的切身利益，才能改变骂声一片的现状。”
即便是放在举国体育体制和奥运争光计划的使命下去考量，全运会显然也在逐渐背离它的初始目标。因急功近利而带来的老将临时复出、滥服兴奋剂、“内定”比赛结果、青少年训练成人化等现象，都对我国体育人才的培养构成了直接的损害。
无论反对举办全运会的声音多么响亮，理由多么充分，全运会也不会在南京画上句号。２００９年在山东举办第十一届全运会已成定局，问题虽多，但全运会还将继续举办下去。
缺失
什么是体育？体育传承的是什么精神？有不少人并不十分的明白。
“体育到底是什么？”这是一名长期在国外训练、比赛的年轻选手的困惑。“比赛不看成绩那还看什么？”这是一名地方体育局领导人对记者的反问。
在中国，体育精神被理解得太过狭隘。吉林体育学院院长宋继新教授说，事实上锦标主义在中国体育界，甚至不少中国人心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地方队把在全运会上夺金夺牌视为自己的最高使命，整个中国体育界把奥运争光计划作为我国竞技体育的最高目标。
体育的最高境界理应是传承奥林匹克精神，也就是号召人们在运动中超越自我，向“更高、更快、更强”冲刺，名次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通过运动发现自我价值，并让实现这种价值的过程感染周围的人们。而公平与尊重正是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精髓，也是竞技体育的道德底线。
在中国，体育基本精神在一些人身上已经缺失甚至沦丧！他们的眼睛里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自己的利益——金牌背后的奖金，完全成了金钱的奴隶！金钱的诱惑已经取代理想价值的实现而成为促使运动员取得好成绩的动力。在全运会上，每个运动员在全运会结束后都会得到来自地方的巨额奖励，奖金额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地方上对运动员价值的评判标准。一些体育局领导人承认，假如没有奖金的刺激，很多运动员的成绩就不会有现在这样好。由此我们看到，中国竞技体育在粗鄙化进入市场的过程中，正在发生的一种畸变——不是走向市场化，而是走向市侩化。公正透明、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在这里已经沦落，取而代之的是一切以名利为主，惟名是争，惟利是图。
全运会体育精神的沦丧，固然有运动员个人体育道德和体育修养不高的因素，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现在仍然奉行的惟奥运金牌是举的举国体制。这种体制除了衍生种种黑幕和腐败，戕害体育精神外，对中国体育的伤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国家而言，每年不惜花费数十亿元人民币来发展竞技体育，特别是将其中的绝大部分用于培养金牌运动员，而非国民健身强体，这既是对纳税人资源的浪费，更从根本上有违体育的宗旨和目的。对运动员而言，他们不是抱着一种参与的态度从事体育，而是为了拿奖牌以及奖牌背后的名利，使得他们不能快乐地投身于锻炼，而是以损害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来博取一金。很多得不了金牌的运动员几乎把青少年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体育。他们中的很多人除了所从事的体育外，没有其他谋生本领，在市场经济下，这些人退役后很难融入社会生活。对体育官员而言，在举国体制的背景下，他们的命运也前所未有地和竞技体育运动的成绩联系在一起。每块金牌都包含着他们的悲或喜，决定着他们的政绩和升迁。竞技体育变成了官员的政绩工程。
经历了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体育体制除了在行政和市场间挣扎的足球外，其他方面与２０多年前甚至５０多年前并无二致。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个中原因很复杂，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是，在中国的体育界，围绕着体育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形成了一个体育官员、获奖运动员及其教练，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利益链条。正是这群举国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阻碍了中国体育从金牌体育到群众体育的转变。
今天，人们固然还会为一场比赛而悲喜，体育固然还有激励人的作用，然而人们对体育的认识，正在回归体育的本质。像当年女排连冠所引发的全民族自豪感，或中国足球队败于香港足球队所激起的“５·１９”骚乱，都已一去不返了。尽管雅典奥运会中国取得了世界金牌第二的好成绩，但会后社会对举国体制的反思和批判却甚于以往，这正是社会要求体育变革的反映。
在十运会乒乓球赛场上，没有比赛的小选手都坐在观众席上观看比赛。记者与他们聊起比赛时，这些年轻人都掩饰不住自己对冠军的渴望。“比赛当然就是要争取最好的成绩了。”“谁不想拿金牌啊！”……当被问及退役后有什么打算时，这群小选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退役后我们能做什么呢？除了打乒乓球，我不会做别的呀！”“退役就是失业，我只想趁着现在能打球抓紧时间挣点养老钱。”“别提退役，如果不打球我就死定了，只能靠别人养活了。”一名河北队选手的一番话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如果以后能有一份好工作，我宁愿今天不拿金牌。”
“东亚病夫”这个称呼，曾经深深地刺痛着中国人的心。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中国人在体质上和运动成绩上已经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进步，但是在精神上，我们也完全真正地健康起来了吗？
即便是在体育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黑幕、丑闻也无法与体育绝缘。但是，至少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有更多的人和体育健儿是在运动中超越自我，是在运动中感受快乐，他们涉足体育运动和参加体育比赛绝不可能都是因为要完成某种任务。
面对十运丑闻与黑幕，我们要问，全运会能够真正成为中国体育健儿实现自我价值和展示风采的舞台吗？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副司长郭建军说：“在这次全运会上，一些项目出现了不领奖、无故弃权、不进行真实比赛、干扰赛场秩序、故意犯规、服用违禁药物和逃避兴奋剂检查等违反体育道德，背离全运会宗旨的行为。这些问题反映出某些参赛单位在追求比赛成绩的同时，放松了对运动队思想道德的教育和培养，对体育在培养健全的人格和精神，树立积极向上的社会价值观，弘扬团结协作、公平竞争的社会风尚中的作用，认识还不到位。”“不管什么样的竞赛制度，不管什么样的计分办法，其根本宗旨都是弘扬体育精神，提高竞技水平，培养新人，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赛原则。”没有规则就没有体育，体育是最讲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对于中国竞技体育的现状，业内人士十分忧虑，竞技场上的不正之风再不遏制，中国体育就可能走入死胡同，这绝非危言耸听。分析出现在竞技场上的种种是是非非，是官本位、金钱至上、狭隘的地方主义在作祟。这些传统文化的糟粕不仅侵蚀着社会机体，也毒害着中国的竞技体育。中国足球联赛的没落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十运会消极比赛的乱象，是一种虚荣的举国体制下造就的虚荣体育人格的集体释放。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全运会的利弊得失，而是要借此契机重新审视我们的体育战略，提倡更健康、科学的体育观。现在，真正能够拯救中国体育的，应当是体育内在的人文精神的回归。
竞技体育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金牌，而应当是人文关怀和人的全面发展。很多发达国家并没有脱离教育的纯体育，也没有从小就靠政府供养的专业运动员；遍布各地的体育俱乐部，依靠市场化的运作，担负着运动员的选拔、培训和比赛任务，各类学校学生在必须完成学业的同时，根据个人爱好聘请专业体育教练，指导学生从事专业体育训练；只有参加奥运会等一系列世界大赛，国家才集中组织参赛。发达国家参赛的运动员硕士、博士比比皆是，他们对待体育的态度就是健康快乐和个人爱好。在世界体育赛场，可以看到他们轻松的面容和中国运动员严肃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相比较而言，中国的专业体育运动员肩上的背囊要沉重得多。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宏伟目标。毕竟体育是人民的体育、大众的体育。希望中国的体育精神得到重新打造，一种为国家、为人民拚搏的意识，一种公正执法、严格要求的形象，一种精益求精、勇攀高峰的精神，一种创新发展、与日俱增的时代强音。人文体育时代的到来，就是体育回归自我、全面展现体育功能和魅力的时代。
方向
体育是人民的，只有广大人民积极参与，体育才走上了正途。如今，在竞技体育走向世界的同时，全民健身已经成为了一个体育强国的重要内容。
十运会有个动人的主题口号——“体育的盛会、人民的节日”。这个口号高度契合了体育的人民性。是的，体育向来就是扎根在人民的土壤中，没有人民的支持与参与，体育充其量只能是少数人的游戏。
中国无论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方面都存在有很大不足。人均体育场地、人均体育消费和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仍然处在较低水平。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体育发展程度差距较大。竞技体育优势项目不多，综合实力与传统的体育强国相比也还有明显的差距。在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中国体育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新世纪的前二十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转型期。这个阶段社会发展的诸多特点和问题，也都会在体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有所反映。
在现代社会，国家发展体育运动的根本目标应当有两个：一是提高全体国民的健康水平；二是在国民中弘扬公平竞争、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这是当今世界对体育运动的一种共识。如果从这一宗旨出发，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举国体制显然是一种落后的制度。统一之后的德国在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数量尚不及面积和人口不足全德１／３的前东德，但这丝毫无损德国的世界形象。新华社的一篇评论指出：“中国竞技体育在国际赛场上高歌猛进的时候，国民体质却出现了下滑的势头。”
今后，政府投入体育事业的财政经费应当主要用于全民体育，即兴建和维护供普通大众健身锻炼的体育场馆和设施。这些场馆设施应该基本免费，即使收费也应是象征性的。竞技运动的经济模式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拥有广大群众基础、观赏性较强、具有市场开发价值的项目如足球、篮球、网球等，应当尽量市场化，俱乐部通过商业运作形成投入产出的自我循环；第二类群众基础较弱、观赏性不强、难以市场化的项目如射击、体操、水上运动等，国家可以通过税收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金投入，逐步形成带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财务模式。今后，国家将应该基本不再向竞技性的职业体育直接投资，取消省及省以下地方专业运动队，而国家级竞技运动队则转为参加国际大赛而组建的临时机构。另外，减少和缩小四年一度的全国运动会的项目和规模，并将它转变为中国参加亚运会和奥运会的选拔赛，明确不以省为单元，团体项目可以跨省自由组合。从政治角度看，取消省级考核评比也有助于缓解地方矛盾。
舆论普遍认为，２００８年以后，中国需要改革体育体制、推进全民体育，使体育真正成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的体育依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依然扮演着手拿指挥棒的领导者角色。目前中国体育实行的还是行政领导，国家体育总局还是个正经八百的衙门，下面是各种半官半商的专业体育协会和按照行政区划分的各级体委。例如足球俱乐部，表面上属于各自老板，但管理职能和电视转播总卖权却握在足协手中，几年时间积聚起几千万元赢利，而各俱乐部的投资人却很难收回投资。对比ＮＢＡ各球队老板组成业主委员会、再聘任总裁的做法，我们目前的体制似乎有点奇怪。有位评论员说，中国体育是国人甚至全球华人的精神食粮和支柱，而目前中国的体育是鸦片，他的作用只不过是让我们有片刻的欲仙欲死而已。
面对体育，政府也十分尴尬，每年的巨额拨款以及体育市场化的艰难推进，还有中国国民对奥运会高成绩的心理依赖，已经让国家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备战奥运会，国家的专项资金拨款肯定超过４０亿。”一位专家如是说。中国体育的花费是巨大的，而带来的社会效应却不多，足球刚有一点点脂肪就被吸干了，国家队队员一旦和社会上某个公司签约就被开除了，这是违反和谐社会建设的。“人们可以花钱去培养运动员，这样一来，社会的参与度越来越增大了。体育事业不仅仅是国家的事情，而且是全民精神的一种体现。”当严格实行政企分开，企业不设上级主管部门之后，政府与体育产业的关系就是宏观控制与依法征税。
中国体育的发展始终受到国家的重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国家发展体育事业”的内容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１９９５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国务院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近年来，国务院又先后发布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和《反兴奋剂条例》，为体育发展提供了保障。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４日，中国法学会网举办“从十运会谈加强和完善体育法制建设”座谈会，来自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组委以及中国政法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的官员、学者，围绕体育道德、反兴奋剂、黑哨、假摔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对话式的研讨。学者们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进入体育，体育进入市场，二者互相结合，互相影响。一方面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发展，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使得竞技体育越来越吸引社会公众的眼球，但同时也导致了竞技比赛中的假、黑、药等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的性质，体育界和法学界观点几乎针锋相对。法学学者认为我国现有体育法是原则立法，刚性不足，导致对于竞赛中违法违规行为找不到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制裁。体育学者认为，假、黑、药等问题中，有违法违规行为，但多数属合理利用竞赛规则、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还有一些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研讨中，学者一致认为法制是体育的必由之路，而对如何完善我国体育法制又有两说。一说认为是完善体育立法；另一说则认为，我国现行的体育法制体系能够解决体育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落实制度和解决实施中的问题。持前一说者认为，近年来，国务院颁布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反兴奋剂条例等，为解决体育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突出问题，提供了依据。但总体看，加强体育立法，完善执法体系仍是体育法制面临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加大体育执法力度。体育执法离不开对事实问题的调查，为此，要特别加强体育管理机构的事实调查能力，做到依法管理，执法必严。这些学者还提出，目前体育规则的制定缺乏透明度，规则实施中主要依靠行业内部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随意性较大。对于在体育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体育行业不愿非体育行业插手，习惯于自己解决、内部解决，缺乏相对独立的执法主体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因此，加强监督也是体育法制建设题中应有之义。
持后一说者认为，体育法颁布十年来，我国已建立起体育法制体系，在一些理论问题的研究上也有重大突破，一些条例的制定如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反兴奋剂条例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现有的法律足以满足国际奥委会对法制的要求。但法律和规则、政策、体制是有区别的，把竞技比赛中黑哨、假摔等体育行业内部问题，上升为法律问题是不合适的。在体育行业中，道德层面、规则层面的东西与法律是有一定区别的，不能全部使用法律来调整。十运会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多层面的，其解决方法也是多层次的。对技术层面的问题，通过体育行业内部的技术规范就可以解决，这也是国际体育界通行的惯例；对于违法违规行为则需要体育法和配套规章来解决。体育法制建设应在完善竞赛制度方面有更大作为。
法治是需要环境的，体育法制的实现，同样需要良好的体育法制环境。让环境产生力量，也是这次研讨会体育和法学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改善我国的体育法制环境，与会学者的共识是：一要靠道德建设，二要靠完善赛制；三要靠法治，四要靠监督。体育活动的比赛规则要体现公平，竞赛制度设计要体现诚信；在体育职业准入资格中，增加体育法制培训等项内容，运用竞技比赛中的典型案例进行法制教育，提高体育人的诚信意识和公平观念；增强运动员、体育工作人员的法制观念，健全体育执法机构；在加强体育界自我监督的同时，加强社会监督。通过良好的体育法制环境，维护人们对法律和公平的信仰。
显然，体育法制建设不是其行业自身能够完成的，有赖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发展，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十运会上频发的丑闻，还促使国家体育总局下定决心，要在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前完成体育仲裁法庭的筹备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法规处处长陈岩称，体育仲裁法庭的建立将有助于改变国内赛场上裁判判罚争议不断增加、运动员弃权、假赛等赛事丑闻频发的现状。
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名誉主席魏纪中表示：“十运会上发生的丑闻基本上在九运会时都有先例，全运会在一块石头上绊倒两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竞技体育缺乏法治。”魏纪中同时指出，所谓缺乏法治并不是指中国现在有关体育的法规、规章不够完备，而是在这些法规、规章的立法程序和执法力度上存在问题。目前，在中国竞技体育界存在着某种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十运会期间，也有地方队官员表示，很多纠纷发生后不仅很难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是因为具有裁决权的竞赛委员会都很可能早已经被某方当事人收买了。在整个体育圈内部，每个人事实上都或多或少地被牵扯进以某个地方、某个教练、某个官员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中，在这种情况下，指望体育圈内部在遇到问题时公平、公正地解决是不现实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关系网的客观存在，导致维护体育赛场正常秩序的法规变得软弱无力。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和所有比赛一样，全运会同样要求裁判员执法公平，要求运动员依照体育竞赛精神比赛，但全运会赛场上多次发生违背比赛宗旨的事件表明，至少在全运会上，维护赛场正常秩序的相关法规、规章对不正常事件缺乏足够的制约力和威慑力，大行其道的却是一些当事人利益分配的默契和潜规则。
正是看到了这种“无力”，国家体育总局设想于今年或２００７年完成体育仲裁法庭配套法规的起草，并上报国务院，正式提请设立体育仲裁法庭。虽然与中国体育仲裁法庭相配套的法规正在制订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体育仲裁法庭将由第三方人士组成。
由第三方人士组成的体育仲裁法庭将独立于国家体育总局和各体育单项行业协会之外，与体育圈有利益关系甚至连带关系的人士都将回避。体育仲裁法庭有可能单独组建，也有可能以仲裁委员会的形式挂靠在中国奥委会旗下。考虑到国内赛事的客观需要，依照《体育法》中有关设立体育仲裁法庭的规定，国家体育总局计划在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将体育仲裁真正实行起来。
但体育仲裁绝非根除体坛丑闻的灵丹妙药，体育仲裁只是加强了体育行业内的法治力度，赛场风气的优化最重要的还是要依赖体育从业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
体育见证的是文明的前进脚步。历经千百年的发展，体育已经成为极为壮观的社会文化现象。目前，体育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工作，在社会生活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有人说，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体育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中国４年一次的全运会，集体育界的成就与痼疾之大成。中国竞技体育的整体水平虽有冲天一跃，但体育界的观念与体制，却成为科学发展队列里的落后者。”《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把“社区体育设施建设”和“全民健身运动”放在“竞技体育”之前，已经为十运会上出现的体育改革困局点了题。与之相关的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已经纳入了“十一五”规划的视野。多年来，在财政资金向不同体育领域的投入上，在管理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上，在体育官员的政绩考核簿上，究竟谁在前，谁在后？解十运之惑，钥匙在此。十运会落幕之际，北京奥运的场馆建设和竞赛筹备已进中局。这个时候把体育着力点转向全民健身，无异于为２００８年的金牌战略“撤火”。为了确保３年后东道主的金牌大丰收，按照中国体育界的习惯做法，又必须以２００９年山东全运会上对竞技成绩的再次大比拼为诱饵，调动全国各级体育部门、体育官员在未来３年里的能动性。在一个如此硬朗的短期目标面前，中国体育人能拿得出顺应潮流、紧跟时代的改革勇气吗？我们期盼着一个答案。因为等北京奥运和山东全运依次落幕之后再谋改革，下一个５年就只剩最后的１年。因为未来３年、４年的时间内涵，并不仅是某些官员的在职任期，而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段重要战略机遇期。金牌要拿，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任何领域里的发展与改革都不能停顿，不能迟滞。否则，“十运”之惑，就将变为“十一运”之惑；“十五”之憾，就将成为“十一五”之憾。
（责编：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