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中国的网络舆论为鄂西一个偏僻小镇的弱女子的命运担忧。这位名叫邓玉娇的女服务员因不堪被三个索要“特殊服务”的基层官员的凌辱，愤而用一把修脚刀将其中一名官员刺死。
　　就案件本身来说，并不复杂，但毕竟人命关天，所以笔者希望此案能够得到公开公正的审理。然而，令人关注的不仅在于案件本身，更在于这起看似普通的案件披露后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以及舆论对邓玉娇和死者那种泾渭分明的态度。对死者——野三关镇招商办主任邓贵大及其他两位官员，公众几乎没有同情的，甚至许多人认为他该死；而对邓玉娇这位“凶手”，公众不仅寄予深深的同情和理解，甚至喻其为替天行道的“抗暴英雄”。截然相反的评价凸显了怎样的社会心理，有什么值得我们反思和注意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我想，这里面有两方面原因不能忽视：一是邓玉娇这位民女，虽处娱乐场所，却能做到洁身自好，并在面对三个大男人的侮辱和强暴时，不是选择忍受侮辱，而是选择了反抗，这对那种笑贫不笑娼、自我堕落的社会道德是一记棒喝；二是这起案件唤起了人们对一些官员贪污腐化、欺压底层民众的集体记忆。例如，在邓玉娇案之前，媒体刚爆出贵州习水县官员集体嫖幼女案，此外，还有林嘉祥“调戏”幼女案、国税局长买处案等等，一些官员的胡作非为，令官员群体在很多民众心目中，成为违法乱纪、贪腐成风的一个特殊人群。有评论就指出，邓玉娇案存在着三种权力，即政治权力、性权力、金钱权力，它们统一到官员身上，因为现实中只有官员群体才能做到全部拥有这三种权力。所以，该案实际上又凸显了地方权势集团与民众关系的紧张。
　　正因此，邓玉娇案也就带有鲜明的象征意味极强的二元对立的因子或者图景，一些网民将之概括为弱者vs强者，屁民vs狗官，被迫害者vs压迫者，百姓vs官僚，无权者vs特权强权等等。这些简单的二元对立图景严格地讲经不起推敲，却得到强有力的社会现实的支持。在过去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似乎都印证了它，邓玉娇案不过是把人们潜意识中存在的这套印象再次强化而已。
　　最近几年，社会学家频频用“断裂”这词来概括中国目前社会结构。而在各种断裂关系中，一个共识是，以官员为代表的权势阶层与底层民众的矛盾和对立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官民对立中，又主要是基层官员与基层百姓的对立。学者郑永年前不久著文指出，在任何社会，政府本来是社会正义的提供者，但一些基层政府作为政权和人民的连接点，它们非但不能代表和保护人民的利益，政府本身反而成了公共安全的最大威胁和非正义的制造者。造成基层政府无政府状态的原因，他认为是改革过程中的金钱主义全面有效地取代了传统的道德主义，使得基层政权高度非道德化或者道德虚无化，而一旦执政的道德解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制约地方官员的行为，所以才出现父母官欺压人民、强暴民女的事情。邓玉娇案恰恰带有此种印记。
　　郑永年的解释是否一定准确，我们可以存疑，但不能否认不少地方的基层政府的确很大程度上存在无政府或非正义状态。当政府不能善待治下的民众，不能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利并侵犯他们的生存空间时，那么政府和民众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特别是当双方彼此缺乏信任、无法相互包容的时候，任何一件小事都会被放大，并被无限上纲。在邓玉娇一案中，正是死者政府招商办主任的官员身份，使其丧失了人们的基本同情。
　　官民对立走到今天这一步，是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的必然结果。多年以来，由于在推进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地约束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没有有效地赋权于民，致使民众的各种权益在发展的名义下受到严重侵害，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背负了制度与结构变迁的代价，却被排斥在应该享有改革与发展成果的群体之外。
　　因此，要弥合断裂的社会，修复恶化的官民对立关系，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可以孤立存在的制度，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需要种种政治社会的制度安排来和它配套，其中最主要的是公民要有政治权利。如果公民在上层建筑领域所享有的政治权利缺失，就无法对其在经济基础领域所享有的社会和经济权利，提供相应的保障。
　　随着互联网日益深入地介入公众生活，人们的权利实现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他们不再被动等待执政者赋予自己权利，而是主动去争取本属于自身的权利。但对于这种变化，执政者尤其是部分基层执政者，相当程度处于一种不自觉状态，还习惯用管制的方式粗暴对待底层民众的权利要求。需要指出的是，当基层政府鉴于知识水平和利益结构而无力进行自我转型时，高层特别是中央就必须以强大的行政力推动它们去转型，化解官民之间的紧张关系。
　　前不久，中国政府颁发了2009年至2012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这是好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之得到真正落实。今年发生的一系列官民对立的事件说明，如果不规范和限制政府的权力，不将官员赶到权力的笼子里去，那么，等待我们这个社会的可能是更多修脚刀的出现。（作者系中央党校学者，知名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