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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人民大会堂，我手脚都不知怎么放了。挂着奖章，披着绶带，捧着沉甸甸的证书和奖杯，那份激动很难用语言表达。”蔡金萍笑着回忆起去年9月被授予“第四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时的情景。此时的我正坐在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蔡金萍的办公室里，窗外下着小雨，天很阴沉，但是蔡金萍一脸明媚，黑色羽绒服外一条艳黄色的围巾衬得她分外年轻。
“上海那么多戏种、曲种，那么多优秀的演艺工作者，最后大家推荐了我，相信这也是大家对儿童戏剧以及儿童戏剧工作者的一份鼓励。”提及“德艺双馨”的这份殊荣，蔡金萍非常谦虚，她再三强调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奖项。在接受我的专访时，作为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兼艺术总监、上海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蔡金萍谈剧院、谈儿童剧也多于谈她自己。不过，蔡金萍说话时，悦耳甜美的声音、抑扬顿挫的语调及非常丰富的表情，不断地提醒着我，除了管理者外，她还是个优秀的演员，曾获得过中国戏剧“梅花奖”、话剧“金狮奖”，还是国内第一个办儿童剧专场演出的演员。回忆起这段从艺的经历，蔡金萍神采奕奕，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哪怕是提到曾经异常艰苦的训练，脸上也是幸福的。
儿童戏剧工作者犹如儿科大夫
1975年6月，13岁的蔡金萍考入了儿童艺术剧院学馆，这也属于文革后上海开办的第一批学馆。蔡金萍告诉我，刚进学馆时，她还特地量了一下身高，146；称了一下体重，64斤，可见她当时的激动之情。那时候，文艺生活比较匮乏，看一场戏是了不得的事情，学生中往往是班干部，要有很好表现，才可能有机会看戏，而蔡金萍一脚踏进了剧院，成为了其中的一份子，这对她而言是莫大的荣耀。
不过，也有人认为，凡是跟儿童有关的都比较简单，事实并非如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文革，很多艺术家、学者没有舞台实践的机会，便选择从事教学工作。因此，当时儿艺学馆学生38个，老师竟有40多个，师资特别厉害，每天课程也排得满满的，上午练功下午文化课。除了台词课、表演课外，还有芭蕾课、民族舞课等，都是很专业的老师教授，比如武功课，请的是杂技团的老师。
“武功课特别苦，像翻跟斗，要从三张桌子叠起来那么高的高度翻下来。那个时候，我们不知掉过多少眼泪。”蔡金萍笑着回忆道，“老师要求特别严格，我们私底下很惧怕武功老师，甚至骂老师是法西斯。学馆是封闭式教学，半年才能回一次家，父母隔一个双休日来看望一下。因为训练太苦，有一次我们16位女同学一时冲动集体出走。”
“后来怎么样？”我好奇地问道，心中暗想，当年她们还蛮叛逆的嘛。
“后来我们出校门走了一段路后，冷静下来，觉得这样不好，爸爸妈妈、老师会着急的，所以又半道回去了。”蔡金萍呵呵笑着回答道。虽然当时惧怕武功老师，不过回想起来，蔡金萍满是感激之情。“现在来看，其实当时的这种培养方式就是音乐剧的培养方式，你要会唱会跳会翻，要全能。老院长任德耀老师曾说，儿童戏剧工作者犹如儿科大夫，也就是全科大夫，他什么都要明白，孩子痛的时候不会说，你要懂得他们的心理。老院长的话对我启发很大。我觉得‘小儿科’其实是个大天地。”
虽然提起训练是一把辛酸泪，不过在学馆、在剧院，蔡金萍感受着家一般的温暖。“我们也感受到来自宋庆龄女士的关怀。我们这批学员学习的时候，宋奶奶还健在。有时，剧院参与北京的活动，宋奶奶也会在宋办接见我们，她会说，我的孩子们，我的剧团来了。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是宋庆龄女士于1947年亲手创办的，所以她对我们有极高的期望，视为掌上明珠。逢年过节，她都会派人送年糕、青鱼或者巧克力给我们演员吃，让人感到很温暖。1979年左右，我主演的一个儿童剧《长发姑娘》获得了一个奖，宋先生还特地写信鼓励我们，希望我们戒骄戒躁，不断进步。”蔡金萍说道。
除了儿童剧，蔡金萍也非常喜欢声乐，曾自己掏钱找上海歌剧院的老师学习。临近毕业时，她准备报考上海音乐学院。这时，剧院管弦乐队负责指挥的莫天平老师对她说：“艺术是相通的。你在戏剧方面还是蛮有发展潜力的，事实上，留在剧院同样也可以继续保持你的爱好，未必非要丢下戏剧，你自己想一想。”这番话触动了蔡金萍，思虑一番后，她听从了前辈的建议。
1979年学馆毕业后，蔡金萍成为了儿艺的演员，陆续演了儿童剧《花木兰替父从军》《我不是坏孩子》《生命的瞬间》《威尼斯商人》等，其中儿童剧《花木兰替父从军》获得上海市青年演员汇演“红花奖”。这是个女扮男装的戏，颇有难度，尤其是有舞打场面，对演员武功方面的要求比较高。蔡金萍自知自己综合能力比较强，但武功是短板，因此拼命练习，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赶去剧院练功房抢占好位置。剧中花木兰要舞长穗剑，一般一个专业人士要练三个月才能把这段剑舞练熟，但是排戏哪有这么长时间。练了15天后，联排时，蔡金萍将长穗剑舞得有模有样，简直可以跟舞蹈演员媲美，在场的人都不由为她鼓掌，导演甚至激动得拥抱了她。虽然练得手上都是泡，但蔡金萍高兴得热泪盈眶。
自我挑战的成功让蔡金萍忘却了伤痛，而观众的热情反馈也消减了演出带来的疲惫。一天，演完《长发姑娘》后，蔡金萍准备回家，刚走到剧院门口，一个小观众跑过来拉住她说：“长发姐姐，长发姐姐，我要告诉你，我以前一直浪费自来水，但是看了你这个戏以后，我绝对不再浪费自来水了。”一旁孩子的母亲忙解释道：“以前孩子在家里一直喜欢玩水，我们不知对孩子讲过多少遍节约水的道理，就是不起作用，没想到看了这出儿童剧，小孩一下子懂事了哎，还要特地过来告诉你长发姐姐一声。”原来，《长发姑娘》这个剧讲的是善良的长发姑娘为了给缺水的乡亲引来山泉而勇斗恶魔，最后以自己的牺牲换来潺潺清流的故事，孩子看懂了。听了那位小观众的话，蔡金萍非常感动，也深切感受到儿童剧如同一位启蒙老师，对孩子的成长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福会的一位舞蹈老师陈白桦开了一个“蓝天白云”个人舞蹈专场。作为报幕员的蔡金萍一边尽力主持，一边心底泛起涟漪，“舞蹈演员能开专场，儿童剧演员为何不能开呢？”随后，她就去找中福会的领导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不是电影演员才能发光的，我们儿童剧演员也有十八般武艺，也要让大家知道。”领导一听，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想法，立马答应了。不过，当时剧院的经济状况不好，无法给予资助拍，蔡金萍便找朋友赞助，也获得了宋庆龄基金会的支持。那时，国内尚没有儿童剧演员办专场演出的先例，蔡金萍的老师们就纷纷帮她出谋划策。 首先，精选三出儿童剧的片段。第一出是经典儿童剧《马兰花》，蔡金萍一人分饰大兰、小兰两个角色。这也是当时的儿童艺术剧院院长的想法，已高龄的老院长亲自帮蔡金萍排戏，用不同的灯光、服装以及运用戏曲的表现手法，把大兰、小兰区分开来。这也很考验演员的演技，在肢体塑造、声音等方面要能有瞬间变化的能力。第二出是美国儿童剧名作《纽约少年》的片段，蔡金萍演流浪儿迪克，她第一次演这个角色还遭到美国导演的反对，为什么让女的演男孩？最终导演被她的表演所征服。第三出剧目是获过奖的《花木兰》片段。
在这场专场演出中，蔡金萍共扮演了4个角色，有女孩、男孩，还有女扮男装的，角色反差很大。为了使演出连贯，蔡金萍特意唱了5首歌，把三个片段串联起来，还用胶卷拍了一些花絮在现场播放。1994年1月蔡金萍在上海举办了“儿童剧青年演员蔡金萍专场演出”，在戏剧界引起不小的反响。1994年，蔡金萍主演的儿童剧《雁奴沙沙》与“蔡金萍儿童剧专场”一起进京演出。大家看惯了唱歌跳舞的专场，很好奇戏剧怎么搞专场演出。一时间京城很多业内人士都赶来观看。迥异的几个人物被演绎得丝丝入扣，展现了唱念做打全方面的才艺，蔡金萍的表演赢得业内外的肯定。中国戏剧家协会特地为蔡金萍开了专题研讨会，有人跟她开玩笑说，“蔡金萍再得不到梅花奖就没话讲了”。果然，1994年，她凭借出色的表演获得第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三届话剧“金狮奖”。
若丢掉了业务，我就一无是处了
一举拿到戏剧界最高奖，而且是儿艺第一个拿到梅花奖的演员，这份突然从天而降的荣誉能让人激动得晕眩一阵子了，但蔡金萍很清醒，她很快想到的是：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这时蔡金萍想到了父亲。蔡金萍的父母并不从事文艺工作，但都很开明。“特别是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父亲是机关干部。1982年，我20岁的时候，他因一起医疗事故去世了。父亲去世一年后，他之前所在单位分房子，职工们都说，应该给小蔡。因为以前每次分房子，父亲都让给了别人。父亲的积极向上，对同事的那种宽容、照顾，大家都记得。父亲曾跟我说，你很早就去剧院学习，专业上比较扎实，但你没有正规系统地去学文化，这方面会有缺失，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你要去读大学，甚至可以去国外学习。那时很少有人出国，可见父亲很有先见之明。”
在父亲的影响下，蔡金萍舍弃外在众多诱惑，把自己关进房间，重新翻开枯燥的课本，为参加成人高考做准备。她打算报考上海戏剧学院表导演专业的干部专修班。为了征得儿艺院长同意，蔡金萍做出承诺：学费之类所有的费用自己承担，剧院一有重要演出，随叫随到。蔡金萍的诚意打动了院长，获得了同意，但是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并不容易。
儿童剧的演出一般在白天，万一碰上考试怎么办呢？没想到，真的是好事多磨，当年5月份成人高考那天，恰巧蔡金萍主演的《雁奴莎莎》因获“五个一”工程奖，有演出任务。话说，戏比天大，救场如救火，蔡金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舞台，但又心有不甘。于是，她找到当时的上戏院长荣广润，说明了自身的情况，并恳求道：“先让我进这个班学习，如果第二年考试我没达到高考分数线，你不要给我任何文凭。”蔡金萍的诚意让上戏网开一面，但随之她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重新捡起课本很辛苦，尤其是数学之类。但我也是很要面子的人，第二年成人高考前，深更半夜都在复习，后来考得挺好的，也是圆了父亲的一个梦。”
演戏上有了成绩何不趁热打铁再上一步，为何要停滞下来转去学习导演呢？我问她。“其实也是想拓展一下自己，演员是很自我的，只要自己演好，跟对手交流好，就行。但导演是舞台上的指挥者，需要全盘考虑，这也为后来我走上管理岗位做了铺垫。”
上世纪九十年代，儿童剧市场萧条，儿艺排演的戏也不多。不想荒废时间的蔡金萍就自己在外面办了一个学校：金萍儿童戏剧学校，办得红红火火。过了几年，中福会的领导找她谈话，希望她担任儿艺艺术总监一职。不过，领导提出，这就需要把外边的学校关掉，因为她是法人代表。一般人碰到这种选择，总要考虑几天权衡一下，但蔡金萍爽快地一口答应，说明骨子里还是更喜欢舞台。
那时，剧院受资金制约，上演的大都是《马兰花》《花木兰》等传统剧目，作为艺术总监的蔡金萍希望能再为孩子们排些新戏。2003年，纪念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40周年之际，一家民营企业愿意出资搞一出关于雷锋的儿童剧。然而，最终由于种种原因，赞助企业的资金未能到位，眼看剧目就要夭折，蔡金萍大胆建议：儿艺自己出钱搞这台戏。当时的剧院副院长拿出了6万表示支持，但这是杯水车薪。为了让襁褓中的戏能面世，蔡金萍尽心策划运作方案，联系演出场所，亲自跑市场，最后跟浦东青少年宫合作，趁着学雷锋月，让孩子们在广场上看戏，一个月里演了四十多场，首轮演出就收回投资。“6万块早就赚回来了，还盈利了几千块钱，那时这是了不得的事，在儿童艺术剧院历史上也尚属首次。当时的心情比我获了奖还开心。”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蔡金萍依然很兴奋。
2003年也是蔡金萍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的第一年，她递交了建儿童艺术剧场的提案。坚持呼吁了9年后，提案终于有了结果，上海儿童艺术剧场于2013年6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对此，有人为蔡金萍高兴，也有人替她操心，多了一个剧场，就不怕影响马兰花剧场的票房吗？
“我觉得要有胸怀，不要觉得儿童艺术剧场只是我们中福会的剧场，这应该是上海的孩子们的剧场，当然，两个剧场功能会不一样，马兰花剧场是典型的镜框式舞台，主要上演我们自己排的剧目，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应该有自己的定位，要把国内外最好的儿童剧请进里面上演。”蔡金萍说道。
对于马兰花剧场，一贯敢于做梦、敢为人先的蔡金萍有过一些创新设想，比如建亲子剧场。“我们发现，很多家长是陪孩子来看戏，对儿童剧本身并不感兴趣。我就想，何不在马兰花剧场旁边再开个剧场，演适合爸爸妈妈们或爷爷奶奶们看的戏，比如老年题材的戏，看完后，接孩子一起走。而且我们有很多老艺术家也很乐意继续在舞台上表演。这个想法还在设想当中，也要慢慢来……” 从艺术总监到剧院院长，蔡金萍自称是管理方面的“学生”，边做边学，不断更新理念。作为艺术家，她也不忘自己的本行，最近又导演了儿童剧《泰坦尼克号》。
“很感谢编剧杜村老师，他跟我说，泰坦尼克号可以做一个儿童剧。他说，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大家物质条件都不错，但地铁上、公交车上，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有几个是让座给孩子、老人们的？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泰坦尼克号上有很多世界富豪，但人家在生死面前都表现得很绅士。十多天后，杜村发了一个剧本给我，用拟人化的手法写了一群老鼠、一群猫、一群狗在泰坦尼克号上发生的故事。猫和鼠本是天敌，但是在灾难面前，没有天敌。我很喜欢这个剧本，愿意排这个戏。”蔡金萍说道。为了更好地呈现这个戏，她还邀请了俄罗斯的舞美设计和视频设计团队，耗费近一年时间精心打造这部戏。
由于深厚的内涵以及生动有趣的呈现，儿童剧《泰坦尼克号》打破了“儿童剧只给儿童看”的惯性，观众席上，从三四岁小孩到八十多岁的老人都看得津津有味。有一位学者看后对蔡金萍说，你们做了一个很伟大的戏，从小动物身上折射出一个大的理念，具有人文关怀，电影只是爱情线，你们还讲了亲情、友情，升华了电影主题。
“杜村觉得世界名著是创作的金库，他准备写一个世界经典名著卡通系列。我很赞同他的想法。我们剧院今后的发展规划中，会更加注重‘质’，继续打造优秀剧目，让孩子们接受更多的经典文化。另外我们会加强与国外各方面的交流，比如跟日本最具创意综艺节目《超级变变变》合作，共同打造中国的《超级变变变》。”蔡金萍介绍道。
作为院长，做好剧院的“舵手”就行了，为何还要当“水手”亲自导戏呢？我有些疑惑。“也有剧院的老领导劝我，你工作那么多就不要排戏了。我当时回答道，领导，您当初看重我、选择我当这个院长是因为我业务上的能力。做了管理工作后，我排戏的量可以减少，但是不能丢掉业务。我又没有正规学过管理，如果不做戏了，我就一无是处。所以作为业务院长，我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带动这支团队。当然等年轻导演上来了，我也会完全退居二线。”
“一无是处”这个词在我听来有些言重了，一般人谈到自己时总会不由自主地“美化”一下，而蔡金萍如此“低估”自己，倒也能反衬出她对管理工作的慎重和对艺术的热爱。
儿童剧不只是让孩子高兴，还要给予审美高度
去年12月底，蔡金萍又获得了“第五届上海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的荣誉称号。从全国的“德艺双馨”到上海的“德艺双馨”，能获得这样的殊荣靠的不仅仅是她专业上的成绩。
除了跟儿童剧相关的场合，在其他很多文艺活动中都能看到蔡金萍的身影。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就开始“不务正业”了。刚毕业时，剧院演出任务很少，蔡金萍又属于年轻梯队，有时要等三五年才轮到一个戏。于是，不愿浪费时间的蔡金萍就积极参加上海市妇联、教委、文联等单位组织的很多社会公益活动；参加上海歌剧院的轻骑小分队，经常下基层演出；还参演《穷街》《人生急转弯》《老娘舅》《封神榜》等电视剧，获得观众认可。
“我觉得从事艺术的人应该多接触社会，这对创作很有好处。”蔡金萍感慨道。她不仅自己“走出去”，后来还带着剧院的团队“走出去”。“现在的创作不像以前那么单一。以前我们只顾在剧院自己搞创作，近十年来，我们更多地拓展跟外面的合作，比如我们已经与龙华烈士陵园合作了整整十年，创作关于烈士的课本剧，让孩子们写一些感悟。我们还跟市教委合作，培养戏剧老师，让剧院已退休但非常有经验的老职工进校园辅导学生排戏。我们还举办马兰花杯上海市亲子戏剧表演大赛等活动，进行多样式的戏剧普及。”
在现实生活的土壤里，蔡金萍也找到了创作的灵感。在一次教师节活动中，她接触到了搞特殊教育的老师，深感他们对智障孩子的执着。2008年，蔡金萍创排了一个戏《灿烂的阳光》，讲述了上海“阳光之家”智障青少年的生活。这个比较“冷门”的现实题材剧目因内容真实、内涵深刻，赢得了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的热烈掌声，不少观众感动得流下眼泪。2015年剧组又受邀参加俄罗斯圣彼得堡“彩虹”国际戏剧节的演出，以超越国界、超越语言的人文情怀深深打动了俄罗斯观众。
作为一个院团，搞好剧目是重中之重，不过创作之余，蔡金萍也会带领团队尽可能多的服务社会，释放爱心。“我们跟上海市残联已经有五六年的合作。我们不光是排戏，还要文化共享，帮助残疾人。比如我们会派剧院优秀的老师去给盲童上朗诵课。教课中也碰到很多困难。一般我们都是启发朗诵者联想某些事物或场景，以加强朗诵时的情感。但盲童没有看到过，无法联想。随后我们慢慢发现，他们的耳朵特别灵敏，对音乐的感觉特别好，于是就想到用音乐启发、调动他们的情感，事后发觉效果很好。后来很多盲童拿到了全国朗诵考级的证书，有利于他们就业。另外，看到残联艺术团总是高价请化妆师，我们就为聋哑儿童开办了化妆班，通过我们的培训，很多孩子都考了化妆上岗证。”蔡金萍介绍道。
已进入知天命之年的蔡金萍，乐观爽朗，脸上总是笑盈盈的，皮肤很有光泽，眼角几乎看不出时间的痕迹。很多人惊讶于她外表的年轻，有什么神秘的“驻颜术”？对此，她总会笑答：“因为我搞的是儿童剧啊，心态年轻，不用涂化妆品就能显年轻，如果你也想像我一样，就来搞儿童剧啊。”
记者：和你同期毕业的演员很多都改了行。你也面对过不少选择，碰到过很多诱惑，是什么让你对儿童剧始终痴心不变？
蔡金萍：我们学馆38个学员中至今还留在儿童剧领域的可能不到10个。有一阶段，戏剧发展陷入低谷，要坚守真的很难，于是有的出国了，有的经商了。现在转去其他行当的，成功的也很多，比如陆毅就是从儿艺考上上戏的。我觉得人各有志，不去评判别人怎么做，如果自己热爱这个事业就坚持下去，无怨无悔。
记者：无论曝光度还是薪酬，影视演员比戏剧演员要高得多，而在戏剧演员中，儿童剧演员又是比较吃亏的，暂不说工资相对低，套着各种头套的演员，往往只让孩子记住了角色而不知演员真名，在各种评奖时儿童剧也容易受到冷落。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剧院如何留住人才呢？
蔡金萍：要让年轻人留下来还是要靠制度，要多关心他们，特别是与年轻人多沟通，要让他们知道这个事业的价值，并告诉他们儿童剧院也可以培养出明星。此外，我们这行是吃青春饭的，一些有经验的演员到了四五十岁，一般不能再在台上担当主要角色，这时我们往往会安排他们进剧院下属的上海儿童艺术进修学校去做教师，继续发挥他们的余热。儿童剧演员中，有一部分人做这个工作只是为了拿一份工资，但还有很大一部分人走上这个岗位首先是因为真的爱孩子。作为儿童剧演员，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爱心。外面的人到我们剧院交流，都会觉得我们的职工很单纯、不复杂，这要感谢孩子们。由于儿童剧的特殊性，我们经常要跟孩子接触，去了解、研究孩子，这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我们的性格。
记者：你觉得目前儿童剧市场如何？
蔡金萍：马上就是二孩时代，儿童剧的需求量会更大。近些年，上海出现不少制作儿童剧的民营院团，在繁荣市场上作出很大贡献，但是有的剧团在质量上、选题方面还不够严谨。很小的孩子其实是没有辨别力的，需要我们去引导，不能只是孩子看得高兴就行，还要给予审美高度。因此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在这方面多关注，加强对儿童剧目内容的审核。作为国有院团，我们也愿意与民营院团多交流。我们要坚持做高端优质的剧目，做个示范性的院团，并带动其他院团。儿童剧的发展单靠我们一家剧院是不行的，需要各个剧团一起努力，精益求精，达到良性循环。
记者：现在市场上不少儿童剧存在弱智化、粗制滥造的弊病，但比这更糟糕的是，有的儿童剧哗众取宠、价值观上有问题，这更令人担忧。
蔡金萍：儿童剧虽然是“小儿科”，但责任重大。习总书记说，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说明孩子的教育很重要。我们用不同的样式传递给孩子的所有东西都必须是真善美的，具有正能量的。儿艺是宋庆龄女士亲自创办的剧院，我们要做宋庆龄事业的追随者，她一直说要用戏剧点燃孩子们的想象力，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予孩子，这些话现在看来还是很有意义，我们要继续践行下去。
“上海那么多戏种、曲种，那么多优秀的演艺工作者，最后大家推荐了我，相信这也是大家对儿童戏剧以及儿童戏剧工作者的一份鼓励。”提及“德艺双馨”的这份殊荣，蔡金萍非常谦虚，她再三强调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奖项。在接受我的专访时，作为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兼艺术总监、上海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蔡金萍谈剧院、谈儿童剧也多于谈她自己。不过，蔡金萍说话时，悦耳甜美的声音、抑扬顿挫的语调及非常丰富的表情，不断地提醒着我，除了管理者外，她还是个优秀的演员，曾获得过中国戏剧“梅花奖”、话剧“金狮奖”，还是国内第一个办儿童剧专场演出的演员。回忆起这段从艺的经历，蔡金萍神采奕奕，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哪怕是提到曾经异常艰苦的训练，脸上也是幸福的。
儿童戏剧工作者犹如儿科大夫
1975年6月，13岁的蔡金萍考入了儿童艺术剧院学馆，这也属于文革后上海开办的第一批学馆。蔡金萍告诉我，刚进学馆时，她还特地量了一下身高，146；称了一下体重，64斤，可见她当时的激动之情。那时候，文艺生活比较匮乏，看一场戏是了不得的事情，学生中往往是班干部，要有很好表现，才可能有机会看戏，而蔡金萍一脚踏进了剧院，成为了其中的一份子，这对她而言是莫大的荣耀。
不过，也有人认为，凡是跟儿童有关的都比较简单，事实并非如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文革，很多艺术家、学者没有舞台实践的机会，便选择从事教学工作。因此，当时儿艺学馆学生38个，老师竟有40多个，师资特别厉害，每天课程也排得满满的，上午练功下午文化课。除了台词课、表演课外，还有芭蕾课、民族舞课等，都是很专业的老师教授，比如武功课，请的是杂技团的老师。
“武功课特别苦，像翻跟斗，要从三张桌子叠起来那么高的高度翻下来。那个时候，我们不知掉过多少眼泪。”蔡金萍笑着回忆道，“老师要求特别严格，我们私底下很惧怕武功老师，甚至骂老师是法西斯。学馆是封闭式教学，半年才能回一次家，父母隔一个双休日来看望一下。因为训练太苦，有一次我们16位女同学一时冲动集体出走。”
“后来怎么样？”我好奇地问道，心中暗想，当年她们还蛮叛逆的嘛。
“后来我们出校门走了一段路后，冷静下来，觉得这样不好，爸爸妈妈、老师会着急的，所以又半道回去了。”蔡金萍呵呵笑着回答道。虽然当时惧怕武功老师，不过回想起来，蔡金萍满是感激之情。“现在来看，其实当时的这种培养方式就是音乐剧的培养方式，你要会唱会跳会翻，要全能。老院长任德耀老师曾说，儿童戏剧工作者犹如儿科大夫，也就是全科大夫，他什么都要明白，孩子痛的时候不会说，你要懂得他们的心理。老院长的话对我启发很大。我觉得‘小儿科’其实是个大天地。”
虽然提起训练是一把辛酸泪，不过在学馆、在剧院，蔡金萍感受着家一般的温暖。“我们也感受到来自宋庆龄女士的关怀。我们这批学员学习的时候，宋奶奶还健在。有时，剧院参与北京的活动，宋奶奶也会在宋办接见我们，她会说，我的孩子们，我的剧团来了。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是宋庆龄女士于1947年亲手创办的，所以她对我们有极高的期望，视为掌上明珠。逢年过节，她都会派人送年糕、青鱼或者巧克力给我们演员吃，让人感到很温暖。1979年左右，我主演的一个儿童剧《长发姑娘》获得了一个奖，宋先生还特地写信鼓励我们，希望我们戒骄戒躁，不断进步。”蔡金萍说道。
除了儿童剧，蔡金萍也非常喜欢声乐，曾自己掏钱找上海歌剧院的老师学习。临近毕业时，她准备报考上海音乐学院。这时，剧院管弦乐队负责指挥的莫天平老师对她说：“艺术是相通的。你在戏剧方面还是蛮有发展潜力的，事实上，留在剧院同样也可以继续保持你的爱好，未必非要丢下戏剧，你自己想一想。”这番话触动了蔡金萍，思虑一番后，她听从了前辈的建议。
1979年学馆毕业后，蔡金萍成为了儿艺的演员，陆续演了儿童剧《花木兰替父从军》《我不是坏孩子》《生命的瞬间》《威尼斯商人》等，其中儿童剧《花木兰替父从军》获得上海市青年演员汇演“红花奖”。这是个女扮男装的戏，颇有难度，尤其是有舞打场面，对演员武功方面的要求比较高。蔡金萍自知自己综合能力比较强，但武功是短板，因此拼命练习，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赶去剧院练功房抢占好位置。剧中花木兰要舞长穗剑，一般一个专业人士要练三个月才能把这段剑舞练熟，但是排戏哪有这么长时间。练了15天后，联排时，蔡金萍将长穗剑舞得有模有样，简直可以跟舞蹈演员媲美，在场的人都不由为她鼓掌，导演甚至激动得拥抱了她。虽然练得手上都是泡，但蔡金萍高兴得热泪盈眶。
自我挑战的成功让蔡金萍忘却了伤痛，而观众的热情反馈也消减了演出带来的疲惫。一天，演完《长发姑娘》后，蔡金萍准备回家，刚走到剧院门口，一个小观众跑过来拉住她说：“长发姐姐，长发姐姐，我要告诉你，我以前一直浪费自来水，但是看了你这个戏以后，我绝对不再浪费自来水了。”一旁孩子的母亲忙解释道：“以前孩子在家里一直喜欢玩水，我们不知对孩子讲过多少遍节约水的道理，就是不起作用，没想到看了这出儿童剧，小孩一下子懂事了哎，还要特地过来告诉你长发姐姐一声。”原来，《长发姑娘》这个剧讲的是善良的长发姑娘为了给缺水的乡亲引来山泉而勇斗恶魔，最后以自己的牺牲换来潺潺清流的故事，孩子看懂了。听了那位小观众的话，蔡金萍非常感动，也深切感受到儿童剧如同一位启蒙老师，对孩子的成长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福会的一位舞蹈老师陈白桦开了一个“蓝天白云”个人舞蹈专场。作为报幕员的蔡金萍一边尽力主持，一边心底泛起涟漪，“舞蹈演员能开专场，儿童剧演员为何不能开呢？”随后，她就去找中福会的领导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不是电影演员才能发光的，我们儿童剧演员也有十八般武艺，也要让大家知道。”领导一听，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想法，立马答应了。不过，当时剧院的经济状况不好，无法给予资助拍，蔡金萍便找朋友赞助，也获得了宋庆龄基金会的支持。那时，国内尚没有儿童剧演员办专场演出的先例，蔡金萍的老师们就纷纷帮她出谋划策。 首先，精选三出儿童剧的片段。第一出是经典儿童剧《马兰花》，蔡金萍一人分饰大兰、小兰两个角色。这也是当时的儿童艺术剧院院长的想法，已高龄的老院长亲自帮蔡金萍排戏，用不同的灯光、服装以及运用戏曲的表现手法，把大兰、小兰区分开来。这也很考验演员的演技，在肢体塑造、声音等方面要能有瞬间变化的能力。第二出是美国儿童剧名作《纽约少年》的片段，蔡金萍演流浪儿迪克，她第一次演这个角色还遭到美国导演的反对，为什么让女的演男孩？最终导演被她的表演所征服。第三出剧目是获过奖的《花木兰》片段。
在这场专场演出中，蔡金萍共扮演了4个角色，有女孩、男孩，还有女扮男装的，角色反差很大。为了使演出连贯，蔡金萍特意唱了5首歌，把三个片段串联起来，还用胶卷拍了一些花絮在现场播放。1994年1月蔡金萍在上海举办了“儿童剧青年演员蔡金萍专场演出”，在戏剧界引起不小的反响。1994年，蔡金萍主演的儿童剧《雁奴沙沙》与“蔡金萍儿童剧专场”一起进京演出。大家看惯了唱歌跳舞的专场，很好奇戏剧怎么搞专场演出。一时间京城很多业内人士都赶来观看。迥异的几个人物被演绎得丝丝入扣，展现了唱念做打全方面的才艺，蔡金萍的表演赢得业内外的肯定。中国戏剧家协会特地为蔡金萍开了专题研讨会，有人跟她开玩笑说，“蔡金萍再得不到梅花奖就没话讲了”。果然，1994年，她凭借出色的表演获得第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三届话剧“金狮奖”。
若丢掉了业务，我就一无是处了
一举拿到戏剧界最高奖，而且是儿艺第一个拿到梅花奖的演员，这份突然从天而降的荣誉能让人激动得晕眩一阵子了，但蔡金萍很清醒，她很快想到的是：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这时蔡金萍想到了父亲。蔡金萍的父母并不从事文艺工作，但都很开明。“特别是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父亲是机关干部。1982年，我20岁的时候，他因一起医疗事故去世了。父亲去世一年后，他之前所在单位分房子，职工们都说，应该给小蔡。因为以前每次分房子，父亲都让给了别人。父亲的积极向上，对同事的那种宽容、照顾，大家都记得。父亲曾跟我说，你很早就去剧院学习，专业上比较扎实，但你没有正规系统地去学文化，这方面会有缺失，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你要去读大学，甚至可以去国外学习。那时很少有人出国，可见父亲很有先见之明。”
在父亲的影响下，蔡金萍舍弃外在众多诱惑，把自己关进房间，重新翻开枯燥的课本，为参加成人高考做准备。她打算报考上海戏剧学院表导演专业的干部专修班。为了征得儿艺院长同意，蔡金萍做出承诺：学费之类所有的费用自己承担，剧院一有重要演出，随叫随到。蔡金萍的诚意打动了院长，获得了同意，但是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并不容易。
儿童剧的演出一般在白天，万一碰上考试怎么办呢？没想到，真的是好事多磨，当年5月份成人高考那天，恰巧蔡金萍主演的《雁奴莎莎》因获“五个一”工程奖，有演出任务。话说，戏比天大，救场如救火，蔡金萍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舞台，但又心有不甘。于是，她找到当时的上戏院长荣广润，说明了自身的情况，并恳求道：“先让我进这个班学习，如果第二年考试我没达到高考分数线，你不要给我任何文凭。”蔡金萍的诚意让上戏网开一面，但随之她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重新捡起课本很辛苦，尤其是数学之类。但我也是很要面子的人，第二年成人高考前，深更半夜都在复习，后来考得挺好的，也是圆了父亲的一个梦。”
演戏上有了成绩何不趁热打铁再上一步，为何要停滞下来转去学习导演呢？我问她。“其实也是想拓展一下自己，演员是很自我的，只要自己演好，跟对手交流好，就行。但导演是舞台上的指挥者，需要全盘考虑，这也为后来我走上管理岗位做了铺垫。”
上世纪九十年代，儿童剧市场萧条，儿艺排演的戏也不多。不想荒废时间的蔡金萍就自己在外面办了一个学校：金萍儿童戏剧学校，办得红红火火。过了几年，中福会的领导找她谈话，希望她担任儿艺艺术总监一职。不过，领导提出，这就需要把外边的学校关掉，因为她是法人代表。一般人碰到这种选择，总要考虑几天权衡一下，但蔡金萍爽快地一口答应，说明骨子里还是更喜欢舞台。
那时，剧院受资金制约，上演的大都是《马兰花》《花木兰》等传统剧目，作为艺术总监的蔡金萍希望能再为孩子们排些新戏。2003年，纪念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40周年之际，一家民营企业愿意出资搞一出关于雷锋的儿童剧。然而，最终由于种种原因，赞助企业的资金未能到位，眼看剧目就要夭折，蔡金萍大胆建议：儿艺自己出钱搞这台戏。当时的剧院副院长拿出了6万表示支持，但这是杯水车薪。为了让襁褓中的戏能面世，蔡金萍尽心策划运作方案，联系演出场所，亲自跑市场，最后跟浦东青少年宫合作，趁着学雷锋月，让孩子们在广场上看戏，一个月里演了四十多场，首轮演出就收回投资。“6万块早就赚回来了，还盈利了几千块钱，那时这是了不得的事，在儿童艺术剧院历史上也尚属首次。当时的心情比我获了奖还开心。”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蔡金萍依然很兴奋。
2003年也是蔡金萍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的第一年，她递交了建儿童艺术剧场的提案。坚持呼吁了9年后，提案终于有了结果，上海儿童艺术剧场于2013年6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对此，有人为蔡金萍高兴，也有人替她操心，多了一个剧场，就不怕影响马兰花剧场的票房吗？
“我觉得要有胸怀，不要觉得儿童艺术剧场只是我们中福会的剧场，这应该是上海的孩子们的剧场，当然，两个剧场功能会不一样，马兰花剧场是典型的镜框式舞台，主要上演我们自己排的剧目，上海儿童艺术剧场应该有自己的定位，要把国内外最好的儿童剧请进里面上演。”蔡金萍说道。
对于马兰花剧场，一贯敢于做梦、敢为人先的蔡金萍有过一些创新设想，比如建亲子剧场。“我们发现，很多家长是陪孩子来看戏，对儿童剧本身并不感兴趣。我就想，何不在马兰花剧场旁边再开个剧场，演适合爸爸妈妈们或爷爷奶奶们看的戏，比如老年题材的戏，看完后，接孩子一起走。而且我们有很多老艺术家也很乐意继续在舞台上表演。这个想法还在设想当中，也要慢慢来……” 从艺术总监到剧院院长，蔡金萍自称是管理方面的“学生”，边做边学，不断更新理念。作为艺术家，她也不忘自己的本行，最近又导演了儿童剧《泰坦尼克号》。
“很感谢编剧杜村老师，他跟我说，泰坦尼克号可以做一个儿童剧。他说，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大家物质条件都不错，但地铁上、公交车上，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有几个是让座给孩子、老人们的？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泰坦尼克号上有很多世界富豪，但人家在生死面前都表现得很绅士。十多天后，杜村发了一个剧本给我，用拟人化的手法写了一群老鼠、一群猫、一群狗在泰坦尼克号上发生的故事。猫和鼠本是天敌，但是在灾难面前，没有天敌。我很喜欢这个剧本，愿意排这个戏。”蔡金萍说道。为了更好地呈现这个戏，她还邀请了俄罗斯的舞美设计和视频设计团队，耗费近一年时间精心打造这部戏。
由于深厚的内涵以及生动有趣的呈现，儿童剧《泰坦尼克号》打破了“儿童剧只给儿童看”的惯性，观众席上，从三四岁小孩到八十多岁的老人都看得津津有味。有一位学者看后对蔡金萍说，你们做了一个很伟大的戏，从小动物身上折射出一个大的理念，具有人文关怀，电影只是爱情线，你们还讲了亲情、友情，升华了电影主题。
“杜村觉得世界名著是创作的金库，他准备写一个世界经典名著卡通系列。我很赞同他的想法。我们剧院今后的发展规划中，会更加注重‘质’，继续打造优秀剧目，让孩子们接受更多的经典文化。另外我们会加强与国外各方面的交流，比如跟日本最具创意综艺节目《超级变变变》合作，共同打造中国的《超级变变变》。”蔡金萍介绍道。
作为院长，做好剧院的“舵手”就行了，为何还要当“水手”亲自导戏呢？我有些疑惑。“也有剧院的老领导劝我，你工作那么多就不要排戏了。我当时回答道，领导，您当初看重我、选择我当这个院长是因为我业务上的能力。做了管理工作后，我排戏的量可以减少，但是不能丢掉业务。我又没有正规学过管理，如果不做戏了，我就一无是处。所以作为业务院长，我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带动这支团队。当然等年轻导演上来了，我也会完全退居二线。”
“一无是处”这个词在我听来有些言重了，一般人谈到自己时总会不由自主地“美化”一下，而蔡金萍如此“低估”自己，倒也能反衬出她对管理工作的慎重和对艺术的热爱。
儿童剧不只是让孩子高兴，还要给予审美高度
去年12月底，蔡金萍又获得了“第五届上海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的荣誉称号。从全国的“德艺双馨”到上海的“德艺双馨”，能获得这样的殊荣靠的不仅仅是她专业上的成绩。
除了跟儿童剧相关的场合，在其他很多文艺活动中都能看到蔡金萍的身影。事实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就开始“不务正业”了。刚毕业时，剧院演出任务很少，蔡金萍又属于年轻梯队，有时要等三五年才轮到一个戏。于是，不愿浪费时间的蔡金萍就积极参加上海市妇联、教委、文联等单位组织的很多社会公益活动；参加上海歌剧院的轻骑小分队，经常下基层演出；还参演《穷街》《人生急转弯》《老娘舅》《封神榜》等电视剧，获得观众认可。
“我觉得从事艺术的人应该多接触社会，这对创作很有好处。”蔡金萍感慨道。她不仅自己“走出去”，后来还带着剧院的团队“走出去”。“现在的创作不像以前那么单一。以前我们只顾在剧院自己搞创作，近十年来，我们更多地拓展跟外面的合作，比如我们已经与龙华烈士陵园合作了整整十年，创作关于烈士的课本剧，让孩子们写一些感悟。我们还跟市教委合作，培养戏剧老师，让剧院已退休但非常有经验的老职工进校园辅导学生排戏。我们还举办马兰花杯上海市亲子戏剧表演大赛等活动，进行多样式的戏剧普及。”
在现实生活的土壤里，蔡金萍也找到了创作的灵感。在一次教师节活动中，她接触到了搞特殊教育的老师，深感他们对智障孩子的执着。2008年，蔡金萍创排了一个戏《灿烂的阳光》，讲述了上海“阳光之家”智障青少年的生活。这个比较“冷门”的现实题材剧目因内容真实、内涵深刻，赢得了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的热烈掌声，不少观众感动得流下眼泪。2015年剧组又受邀参加俄罗斯圣彼得堡“彩虹”国际戏剧节的演出，以超越国界、超越语言的人文情怀深深打动了俄罗斯观众。
作为一个院团，搞好剧目是重中之重，不过创作之余，蔡金萍也会带领团队尽可能多的服务社会，释放爱心。“我们跟上海市残联已经有五六年的合作。我们不光是排戏，还要文化共享，帮助残疾人。比如我们会派剧院优秀的老师去给盲童上朗诵课。教课中也碰到很多困难。一般我们都是启发朗诵者联想某些事物或场景，以加强朗诵时的情感。但盲童没有看到过，无法联想。随后我们慢慢发现，他们的耳朵特别灵敏，对音乐的感觉特别好，于是就想到用音乐启发、调动他们的情感，事后发觉效果很好。后来很多盲童拿到了全国朗诵考级的证书，有利于他们就业。另外，看到残联艺术团总是高价请化妆师，我们就为聋哑儿童开办了化妆班，通过我们的培训，很多孩子都考了化妆上岗证。”蔡金萍介绍道。
已进入知天命之年的蔡金萍，乐观爽朗，脸上总是笑盈盈的，皮肤很有光泽，眼角几乎看不出时间的痕迹。很多人惊讶于她外表的年轻，有什么神秘的“驻颜术”？对此，她总会笑答：“因为我搞的是儿童剧啊，心态年轻，不用涂化妆品就能显年轻，如果你也想像我一样，就来搞儿童剧啊。”
记者：和你同期毕业的演员很多都改了行。你也面对过不少选择，碰到过很多诱惑，是什么让你对儿童剧始终痴心不变？
蔡金萍：我们学馆38个学员中至今还留在儿童剧领域的可能不到10个。有一阶段，戏剧发展陷入低谷，要坚守真的很难，于是有的出国了，有的经商了。现在转去其他行当的，成功的也很多，比如陆毅就是从儿艺考上上戏的。我觉得人各有志，不去评判别人怎么做，如果自己热爱这个事业就坚持下去，无怨无悔。
记者：无论曝光度还是薪酬，影视演员比戏剧演员要高得多，而在戏剧演员中，儿童剧演员又是比较吃亏的，暂不说工资相对低，套着各种头套的演员，往往只让孩子记住了角色而不知演员真名，在各种评奖时儿童剧也容易受到冷落。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剧院如何留住人才呢？
蔡金萍：要让年轻人留下来还是要靠制度，要多关心他们，特别是与年轻人多沟通，要让他们知道这个事业的价值，并告诉他们儿童剧院也可以培养出明星。此外，我们这行是吃青春饭的，一些有经验的演员到了四五十岁，一般不能再在台上担当主要角色，这时我们往往会安排他们进剧院下属的上海儿童艺术进修学校去做教师，继续发挥他们的余热。儿童剧演员中，有一部分人做这个工作只是为了拿一份工资，但还有很大一部分人走上这个岗位首先是因为真的爱孩子。作为儿童剧演员，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爱心。外面的人到我们剧院交流，都会觉得我们的职工很单纯、不复杂，这要感谢孩子们。由于儿童剧的特殊性，我们经常要跟孩子接触，去了解、研究孩子，这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我们的性格。
记者：你觉得目前儿童剧市场如何？
蔡金萍：马上就是二孩时代，儿童剧的需求量会更大。近些年，上海出现不少制作儿童剧的民营院团，在繁荣市场上作出很大贡献，但是有的剧团在质量上、选题方面还不够严谨。很小的孩子其实是没有辨别力的，需要我们去引导，不能只是孩子看得高兴就行，还要给予审美高度。因此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在这方面多关注，加强对儿童剧目内容的审核。作为国有院团，我们也愿意与民营院团多交流。我们要坚持做高端优质的剧目，做个示范性的院团，并带动其他院团。儿童剧的发展单靠我们一家剧院是不行的，需要各个剧团一起努力，精益求精，达到良性循环。
记者：现在市场上不少儿童剧存在弱智化、粗制滥造的弊病，但比这更糟糕的是，有的儿童剧哗众取宠、价值观上有问题，这更令人担忧。
蔡金萍：儿童剧虽然是“小儿科”，但责任重大。习总书记说，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说明孩子的教育很重要。我们用不同的样式传递给孩子的所有东西都必须是真善美的，具有正能量的。儿艺是宋庆龄女士亲自创办的剧院，我们要做宋庆龄事业的追随者，她一直说要用戏剧点燃孩子们的想象力，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予孩子，这些话现在看来还是很有意义，我们要继续践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