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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淫书”《金瓶梅》在江户时代传入日本，作为汉语学习的教材以及了解中国风俗习惯的重要书目，日本的学者对其进行注解、翻译、乃至再创作。日本现存有关《金瓶梅》的直接相关资料有限，但是通过分析整理现存的字典、随笔以及洒落本这些侧面资料中队其的记载，便可以窥得江户时代《金瓶梅》在日本真实的传播情况。
关键词：《俗语解》；汉学；曲亭马琴；喜多村信节；《当世花街谈义》
《金瓶梅》，明代长篇小说，作者兰陵笑笑生，是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情节由两条主线串联起来：一条是主人公西门庆与他的六房妻妾之间的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以及西门庆与其他情人之间错综复杂的暧昧关系；另一条是西门庆升官发财的过程，以及走向死亡、家庭离散的经过。
《金瓶梅》于17世纪初传入日本，与合称为“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相比，其对日本文化及文学的影响稍显逊色，保留下来的相关资料也极其有限。迄今为止，国内和日本关于《金瓶梅》在日本的传播的先行研究主要有：马兴国（1989）《金瓶梅》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张义宏（2012）日本《金瓶梅》译介述评；长泽规矩也（1939）「我が国における金瓶梅の流行」；泽田瑞穗（1965）「『金瓶梅』の研究と資料」；小野忍（1973）「『金瓶梅』の邦訳·欧訳」；泽天瑞穗主编，寺村政男、堀诚增补（1981）『増修 金瓶梅研究資料要覧』；日下翠（1996）『金瓶梅 天下第一の奇書』；荒木猛（2009）「金瓶梅研究」；川岛优子（2010，2011）「江戸時代における『金瓶梅』の受容（1）―辞書、随筆、洒落本を中心として―」、「江戸時代における『金瓶梅』の受容（2）―曲亭馬琴の記述を中心として―」。其中，国内的先行研究注重《金瓶梅》传入日本的时间和版本的整理，没有涉及到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在日本，川岛优子之前的研究普遍认为，《金瓶梅》虽然传到日本，但是因为被认为是“淫书”而最多只有“部分学习汉语的人”、“好奇心强的人”或者“部分热衷者”“偷偷地从书桌里拿出来阅读”。川岛优子通过研究江户时代的字典，随笔，洒落本中涉及《金瓶梅》的记录，提出了不同看法。本文拟通过整理国内国外的研究资料，将目光聚焦于江户时代《金瓶梅》在日本的传播及接受情况。
《金瓶梅》的版本共有三类：词话本，又称万历本，序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所作；崇祯本，又称修订本，在词话本的基础上略有改动，发行于崇祯年间（1628-1644）；张竹坡批评本，附有清代文人张竹坡鉴赏文字的《第一奇书金瓶梅》，该版本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流传最广的版本。马兴国（1989）《<金瓶梅>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中论证了上述三类版本传入日本的时间分别为，1643年以前；1644年以前；以及1713年以前。即在中国发行出版不久就传入日本。其中词话本和崇祯本是比较珍贵的书目很难流传到普通读者手里，只有少部分读者可以接触到。张竹坡批评本无论是从现存状况还是从日本输入书目记录来看，都可以推测是在日本流传最广的版本。在经济条件和购书渠道允许的情况下，普通读者也可以阅读到《金瓶梅》。
日本文人随之对传入日本的《金瓶梅》做了一定的注解、翻译、再创作的工作。现存可查直接相关资料有：被称为“金瓶梅字典”的《金瓶梅译文》、现藏于鹿儿岛大学附属图书馆玉里文库的《金瓶梅》训译本（以下简称为“玉里本”）以及曲亭马琴以《金瓶梅》为原型的再创作《新编金瓶梅》三部。除此三部直接相关资料以外，本文还将整理出现《金瓶梅》相关记录的字典，随笔等。
据考证，《金瓶梅译文》约成书于1750年，作者冈南闲乔，现存四部手抄本。该书对《金瓶梅》每章中出现的词语进行注解合成集，但是注解中屡屡出现“不详”、“可考”等文字，所以是一部不甚完备的译本。玉里本《金瓶梅》训译本，在抄写张竹坡批评本全书的基础上给汉字注上日语假名读音，同时在空白处添加注释。被称为《金瓶梅》的字典，是现存最早的《金瓶梅》日语译本。《金瓶梅译文》和玉里本是在在当时编纂汉语字典的潮流下成书的，甚至在玉里本中详细记载了《金瓶梅》读书会的情况。也就是说《金瓶梅》与其他传入日本的白话小说一样，是汉学研究的对象。阅读《金瓶梅》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所谓的需求，更多的是在学习汉语，了解中国。
江户时代后期，儒学者开始编写汉语（日语说法为“唐话”）词典，其中《俗语解》（又名《清语解释》）当首屈一指。《俗语解》共八册，编者不详，成立年代推算约为1782年以前，由泽田重渊在京都开设的风月堂书店编著。该书在当时并为公开出版，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该书将中国小说、传奇中的俗语以日语假名的顺序分类排列，予以注解，并附有小说、戏曲中的用法范例以及在华日本人的阐释。据川岛优子的研究表示，《俗语解》中收录了掏渌、搅缠、到底、箩圈、血口子、挨光、斜部、品玉二十余词，这些词语出现的位置涉及小说全文。其中，掏渌（劳碌）、箩圈、响榧子（用拇指和中指相捻而发声的手技动作含有轻佻意味）等出现在《金瓶梅》中的词汇，很少、甚至没有出现在其他中国长篇小说中。因此可以看出在江户时代，《金瓶梅》是人们学习汉语的教材，也是研究汉语的专家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金瓶梅》不是作为“淫书”被“偷偷阅读”，而属于学知识，做学问层面的书籍。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川岛优子还列举了其他词典中关于《金瓶梅》的记载。《奇字抄录》、《小说字引》、《水浒字引外集》等汉语字典的引用书目中出现了《金瓶梅》。《奇字抄录》，成立年代不详，收录白话文中的俗字[1]或者简体字。《小说字引》，1791年出版发行，以笔画索引的排列方式收录小说中常见的词句，并附有简单的解释。《水浒字引外集》，以笔画索引的排列方式收录《水浒传》中出现的词句，比附有简单的解释。这部字典中虽然出现了《金瓶梅》《金瓶梅译文》等引用书目，据“盖马琴引书矣”一句推测，应当是将马琴编写《新编水浒画传》的引用书目照搬过去的。
除字典以外，从收录于《日本随笔大成》的马琴著《玄同放言》以及喜多村信节著《嬉游笑览》两部随笔集亦可见当时《金瓶梅》在日的收容情况。 《玄同放言》，作者曲亭马琴，前半部分发行于1817年，后半部分发行于1820年。是马琴对历史，地理，任务，语言等的考证集。分为天部、地部、植物部、人事部、器用部、动物部、杂部等各部，涉及472项，引用书目约为198部。书中有一句描述《封神演义》与《通俗武王军谈》关系的话说“但是，通俗武王军谈的原著也是一本书，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水浒传与金瓶梅[2]”。马琴用《水浒传》和《金瓶梅》的关系类比《封神演义》与《通俗武王军谈》，即《通俗武王军谈》的原始材料取自《封神演义》。《金瓶梅》取材自《水浒传》作为举例来解释其他类似的情况，可见二者在日本确实有一定的知名度。另外，马琴于1806年发行的《新编水浒画传》初篇“编译引书”目录中出现了《金瓶梅》以及《金瓶梅译文》，1831年又在改编《金瓶梅》的基础上创作《新编金瓶梅》。三部书证明马琴在文化年间[3]始终对《金瓶梅》保持浓厚的兴趣。可想而知马琴也许就将《金瓶梅》至于触手可及的地方。
《嬉游笑览》，作者为国学家喜多村信节，1830年发行。该书是一部记录江户时代的风俗习惯、歌舞音乐的随笔。堪称描绘江户时代社会、风俗的百科全书。该书用《金瓶梅》中的片段解释“侏儒”和“まり、円社”两项词语。前者涉及李瓶儿请道士赠送小孩用的道士衣服玩具给自己的独生子这一节（第三十九回）。后者涉及出现于第十五回的“圆社[4]”。同时，这两项记载不是单纯的词语解释，还谈到了一些作者对《金瓶梅》的理解。上面提到的《金瓶梅》训译本“玉里本”中记载了文政十一年～十二年（1827-1828）年间以汉语学者远山荷塘为中心在江户开展的《金瓶梅》读书会的情况。喜多村信节也参加了此次读书会，并在读书会上展示《金瓶梅》中出现的俗语的日语翻译。当时正值《嬉游笑览》执笔前期，所以可以猜测，作者将在读书会上了解到的中国的风俗习惯等知识写进了自己的著作。也就是说，喜多村信节一直以来都是以学术的、积极的态度阅读《金瓶梅》。
从当时的洒落本也可以了解到江户时代《金瓶梅》在日的传播情况。《洒落本大成》中收录的《当世花街谈义》属于遊里文学，发行于1754年，创作蓝本是展示把佛法牵强附会于吉原的滑稽的《白增谱言经》。在这部小说讲述了在吉原这片净土上，被视为如来的遊女与客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其中有一位自恃有学问的客人为了在遊女面前作诗、唱歌、讲《金瓶梅》和《觉悟禅》的故事，来炫耀自己汉语知识丰富。难道正因为是在吉原，《金瓶梅》才会被提到吗？原文中说《金瓶梅》是“用来假装笃实的道学学者的道具”，也就是说，在当时人们的印象里，《金瓶梅》不是以淫书的身份出现在《当世花街谈义》，反而是可以用来炫耀的汉学资本。
从上述整理中可以看出，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金瓶梅》不仅拥有一定的知名度，而且与《水浒传》的关系也广为人知。同时《金瓶梅》作为汉语学习的教材被汉学家所阅读、注解，是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民俗习惯的重要工具，而且是小说家创作的有效素材。江户时代的《金瓶梅》在学术的范围下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被阅读探讨。绝不是先前研究中所说的是“淫书”《金瓶梅》只被“部分学习汉语的人”、“好奇心强的人” “偷偷地从书桌里拿出来阅读”。
参考文献：
[1]俗字，虽非正字，但是通用于世间的字，以及字体不合规范的字。
[2]笔者译
[3]1804-1818，日本光格、仁孝天皇时代的年号
[4]蹴鞠小组，在宴会上边沿蹴鞠的艺人集团
关键词：《俗语解》；汉学；曲亭马琴；喜多村信节；《当世花街谈义》
《金瓶梅》，明代长篇小说，作者兰陵笑笑生，是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情节由两条主线串联起来：一条是主人公西门庆与他的六房妻妾之间的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以及西门庆与其他情人之间错综复杂的暧昧关系；另一条是西门庆升官发财的过程，以及走向死亡、家庭离散的经过。
《金瓶梅》于17世纪初传入日本，与合称为“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相比，其对日本文化及文学的影响稍显逊色，保留下来的相关资料也极其有限。迄今为止，国内和日本关于《金瓶梅》在日本的传播的先行研究主要有：马兴国（1989）《金瓶梅》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张义宏（2012）日本《金瓶梅》译介述评；长泽规矩也（1939）「我が国における金瓶梅の流行」；泽田瑞穗（1965）「『金瓶梅』の研究と資料」；小野忍（1973）「『金瓶梅』の邦訳·欧訳」；泽天瑞穗主编，寺村政男、堀诚增补（1981）『増修 金瓶梅研究資料要覧』；日下翠（1996）『金瓶梅 天下第一の奇書』；荒木猛（2009）「金瓶梅研究」；川岛优子（2010，2011）「江戸時代における『金瓶梅』の受容（1）―辞書、随筆、洒落本を中心として―」、「江戸時代における『金瓶梅』の受容（2）―曲亭馬琴の記述を中心として―」。其中，国内的先行研究注重《金瓶梅》传入日本的时间和版本的整理，没有涉及到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在日本，川岛优子之前的研究普遍认为，《金瓶梅》虽然传到日本，但是因为被认为是“淫书”而最多只有“部分学习汉语的人”、“好奇心强的人”或者“部分热衷者”“偷偷地从书桌里拿出来阅读”。川岛优子通过研究江户时代的字典，随笔，洒落本中涉及《金瓶梅》的记录，提出了不同看法。本文拟通过整理国内国外的研究资料，将目光聚焦于江户时代《金瓶梅》在日本的传播及接受情况。
《金瓶梅》的版本共有三类：词话本，又称万历本，序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所作；崇祯本，又称修订本，在词话本的基础上略有改动，发行于崇祯年间（1628-1644）；张竹坡批评本，附有清代文人张竹坡鉴赏文字的《第一奇书金瓶梅》，该版本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流传最广的版本。马兴国（1989）《<金瓶梅>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中论证了上述三类版本传入日本的时间分别为，1643年以前；1644年以前；以及1713年以前。即在中国发行出版不久就传入日本。其中词话本和崇祯本是比较珍贵的书目很难流传到普通读者手里，只有少部分读者可以接触到。张竹坡批评本无论是从现存状况还是从日本输入书目记录来看，都可以推测是在日本流传最广的版本。在经济条件和购书渠道允许的情况下，普通读者也可以阅读到《金瓶梅》。
日本文人随之对传入日本的《金瓶梅》做了一定的注解、翻译、再创作的工作。现存可查直接相关资料有：被称为“金瓶梅字典”的《金瓶梅译文》、现藏于鹿儿岛大学附属图书馆玉里文库的《金瓶梅》训译本（以下简称为“玉里本”）以及曲亭马琴以《金瓶梅》为原型的再创作《新编金瓶梅》三部。除此三部直接相关资料以外，本文还将整理出现《金瓶梅》相关记录的字典，随笔等。
据考证，《金瓶梅译文》约成书于1750年，作者冈南闲乔，现存四部手抄本。该书对《金瓶梅》每章中出现的词语进行注解合成集，但是注解中屡屡出现“不详”、“可考”等文字，所以是一部不甚完备的译本。玉里本《金瓶梅》训译本，在抄写张竹坡批评本全书的基础上给汉字注上日语假名读音，同时在空白处添加注释。被称为《金瓶梅》的字典，是现存最早的《金瓶梅》日语译本。《金瓶梅译文》和玉里本是在在当时编纂汉语字典的潮流下成书的，甚至在玉里本中详细记载了《金瓶梅》读书会的情况。也就是说《金瓶梅》与其他传入日本的白话小说一样，是汉学研究的对象。阅读《金瓶梅》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所谓的需求，更多的是在学习汉语，了解中国。
江户时代后期，儒学者开始编写汉语（日语说法为“唐话”）词典，其中《俗语解》（又名《清语解释》）当首屈一指。《俗语解》共八册，编者不详，成立年代推算约为1782年以前，由泽田重渊在京都开设的风月堂书店编著。该书在当时并为公开出版，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该书将中国小说、传奇中的俗语以日语假名的顺序分类排列，予以注解，并附有小说、戏曲中的用法范例以及在华日本人的阐释。据川岛优子的研究表示，《俗语解》中收录了掏渌、搅缠、到底、箩圈、血口子、挨光、斜部、品玉二十余词，这些词语出现的位置涉及小说全文。其中，掏渌（劳碌）、箩圈、响榧子（用拇指和中指相捻而发声的手技动作含有轻佻意味）等出现在《金瓶梅》中的词汇，很少、甚至没有出现在其他中国长篇小说中。因此可以看出在江户时代，《金瓶梅》是人们学习汉语的教材，也是研究汉语的专家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金瓶梅》不是作为“淫书”被“偷偷阅读”，而属于学知识，做学问层面的书籍。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川岛优子还列举了其他词典中关于《金瓶梅》的记载。《奇字抄录》、《小说字引》、《水浒字引外集》等汉语字典的引用书目中出现了《金瓶梅》。《奇字抄录》，成立年代不详，收录白话文中的俗字[1]或者简体字。《小说字引》，1791年出版发行，以笔画索引的排列方式收录小说中常见的词句，并附有简单的解释。《水浒字引外集》，以笔画索引的排列方式收录《水浒传》中出现的词句，比附有简单的解释。这部字典中虽然出现了《金瓶梅》《金瓶梅译文》等引用书目，据“盖马琴引书矣”一句推测，应当是将马琴编写《新编水浒画传》的引用书目照搬过去的。
除字典以外，从收录于《日本随笔大成》的马琴著《玄同放言》以及喜多村信节著《嬉游笑览》两部随笔集亦可见当时《金瓶梅》在日的收容情况。 《玄同放言》，作者曲亭马琴，前半部分发行于1817年，后半部分发行于1820年。是马琴对历史，地理，任务，语言等的考证集。分为天部、地部、植物部、人事部、器用部、动物部、杂部等各部，涉及472项，引用书目约为198部。书中有一句描述《封神演义》与《通俗武王军谈》关系的话说“但是，通俗武王军谈的原著也是一本书，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水浒传与金瓶梅[2]”。马琴用《水浒传》和《金瓶梅》的关系类比《封神演义》与《通俗武王军谈》，即《通俗武王军谈》的原始材料取自《封神演义》。《金瓶梅》取材自《水浒传》作为举例来解释其他类似的情况，可见二者在日本确实有一定的知名度。另外，马琴于1806年发行的《新编水浒画传》初篇“编译引书”目录中出现了《金瓶梅》以及《金瓶梅译文》，1831年又在改编《金瓶梅》的基础上创作《新编金瓶梅》。三部书证明马琴在文化年间[3]始终对《金瓶梅》保持浓厚的兴趣。可想而知马琴也许就将《金瓶梅》至于触手可及的地方。
《嬉游笑览》，作者为国学家喜多村信节，1830年发行。该书是一部记录江户时代的风俗习惯、歌舞音乐的随笔。堪称描绘江户时代社会、风俗的百科全书。该书用《金瓶梅》中的片段解释“侏儒”和“まり、円社”两项词语。前者涉及李瓶儿请道士赠送小孩用的道士衣服玩具给自己的独生子这一节（第三十九回）。后者涉及出现于第十五回的“圆社[4]”。同时，这两项记载不是单纯的词语解释，还谈到了一些作者对《金瓶梅》的理解。上面提到的《金瓶梅》训译本“玉里本”中记载了文政十一年～十二年（1827-1828）年间以汉语学者远山荷塘为中心在江户开展的《金瓶梅》读书会的情况。喜多村信节也参加了此次读书会，并在读书会上展示《金瓶梅》中出现的俗语的日语翻译。当时正值《嬉游笑览》执笔前期，所以可以猜测，作者将在读书会上了解到的中国的风俗习惯等知识写进了自己的著作。也就是说，喜多村信节一直以来都是以学术的、积极的态度阅读《金瓶梅》。
从当时的洒落本也可以了解到江户时代《金瓶梅》在日的传播情况。《洒落本大成》中收录的《当世花街谈义》属于遊里文学，发行于1754年，创作蓝本是展示把佛法牵强附会于吉原的滑稽的《白增谱言经》。在这部小说讲述了在吉原这片净土上，被视为如来的遊女与客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其中有一位自恃有学问的客人为了在遊女面前作诗、唱歌、讲《金瓶梅》和《觉悟禅》的故事，来炫耀自己汉语知识丰富。难道正因为是在吉原，《金瓶梅》才会被提到吗？原文中说《金瓶梅》是“用来假装笃实的道学学者的道具”，也就是说，在当时人们的印象里，《金瓶梅》不是以淫书的身份出现在《当世花街谈义》，反而是可以用来炫耀的汉学资本。
从上述整理中可以看出，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金瓶梅》不仅拥有一定的知名度，而且与《水浒传》的关系也广为人知。同时《金瓶梅》作为汉语学习的教材被汉学家所阅读、注解，是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民俗习惯的重要工具，而且是小说家创作的有效素材。江户时代的《金瓶梅》在学术的范围下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被阅读探讨。绝不是先前研究中所说的是“淫书”《金瓶梅》只被“部分学习汉语的人”、“好奇心强的人” “偷偷地从书桌里拿出来阅读”。
参考文献：
[1]俗字，虽非正字，但是通用于世间的字，以及字体不合规范的字。
[2]笔者译
[3]1804-1818，日本光格、仁孝天皇时代的年号
[4]蹴鞠小组，在宴会上边沿蹴鞠的艺人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