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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的政治意义
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WTO问题达成协议，使中国“入世”的进程大大加快，预计2000年上半年就能基本完成进入WTO的各个程序。同美国达成这项“双赢”协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作出的最具全局意义的战略决策之一。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参与到国际社会中去，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发展中的大国应有的姿态，是有信心、有勇气的表现。
随着联合国名下的一些国际经济组织日益“空洞化”，WTO在协调和规范国际经贸方面的作用明显增加。拥有134个成员国的WTO已有“经济联合国”之称。试想，如果中国继续以观察员身份参加WTO会议，在会场被安排“入另座”，在所有正式大小成员国发言之后，再视是否有机会发言，那是一种什么滋味？无论从哪方面看，加入世贸组织都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和必由之路。
过去中美几次有希望在“复关”谈判中取得突破性进展，都因政治关系急转直下而受到挫折。今年5月北约导弹袭击中国大使馆事件，又一次使中美WTO谈判突然中断。中国妥善处理中美政治关系，克林顿急于显示他在总统任期最后一段的重要政绩，都是此次谈判能达成协议的政治原因。几位想竞选总统的美国政治家，虽然在对华政策上表态各不相同，但一致表示欢迎中美达成WTO协议，说明这件事对进一步改善中国在美国的形象是有利的。
中美签订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协议之后，仍然存在美国国会阻挠的可能性，但这种危险已经不大。克林顿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是留有一定“余量”的。克林顿政府一面与国会领袖进行过多次磋商，一面征求大企业家的意见，而且通过他们去做国会的工作。最后，克林顿派遣总统经济政策助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斯珀林同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一起参加最后阶段的北京谈判，也是有政治用意的。斯珀林跟国会交往密切。今年4月朱基总理访美时，他因担心国会的阻力而力主拖延谈判进程。这次斯珀林兴高采烈地参加北京的签字仪式，表明美国内各派已就中国加入WTO一事形成了基本共识，应能起到减少国会反对意见的效果。
不过，中国加入WTO的主要政治意义还不在外交方面，而在于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与改革。WTO协议以国际义务的方式确认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的一揽子方案和许多方面的确切时间表，反映了国家最高决策层以开放驱动改革、以改革推进开放的战略考虑。
短期内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多难题
在WTO签约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巴尔舍夫斯基明确表示了该协议为起伏不定的中美关系“定锚”的希望：“这样广泛深入、强调法治、与中国国内改革进程相一致的协议，以一种最基本的方式为中美两国关系‘定锚''，并且有助于两国间总体关系更趋稳定。”还有的美国评论家，把中美签订WTO协议和两件事相提并论，一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二是1979年中美建交。可见美国方面对此协议的期望值相当之高。
但是，任何以为WTO协议将戏剧性地改善中美关系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首先，中国加入WTO将推进两国贸易关系和美国在华投资，固然是好事，但经济摩擦也因此而更加频繁，涉及的领域更多。不幸的是，在双边政治关系还较脆弱的情况下，经济摩擦不可避免地会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例如，美方的企业集团几乎肯定要抱怨中国履行承诺不够彻底、“红头文件”干预、决策程序不够透明、统计数字不准确、官员腐败等等，并且肯定要把这些问题归咎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不符合西方市场经济规范，进而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按照他们那套去规范市场，改变运行机制。中美两国的法律制度差距甚大，法律纠纷也会层出不穷。美国对中国市场化、法治化的期望值越高，中国进入WTO后所面临的压力就越大。
其次，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对手的美国，在WTO谈判和执行协议的过程中，不仅有经济利益追求，也确实有长远的政治目标。这就是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将中国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加入WTO后，困扰了中美关系近10年的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现美国改称为“正常贸易关系”问题）理应一劳永逸地解决。但是，美国国会的反华势力不会善罢甘休，而是要寻找取代最惠国待遇问题、牵制中国行为的新筹码。两国经济关系更加密切，各方面的社会交往就会随之增加，美国人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渗透活动、情报搜集活动也都将升级，从而添加政治麻烦。
在中国方面，某些产业的国内市场在“入世”后将受到冲击。由于劳动力流动迅速，不同行业、地区的收入不平衡，竞争愈发激烈，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可能增加。美国人的经济霸权、政治压力、文化冲击，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抵制、舆论的揭露批评和社会的反弹。“新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垄断和剥削”、“文化侵略”、“买办阶层”、“崇洋媚外”等等，在很多人眼里正在从概念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时，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的界限不那么分明了；哪些是西方企业界出于经济利益提出的要求（有些要求如保护知识产权从长远看是合理的），哪些是借经济诉求而旨在破坏中国稳定的别有用心的政治图谋，不那么容易分清；辨别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进行的改革，什么是西方逼迫我们采取而我们不该采取的调整措施，在具体操作时也不那么简单。
所以，至少在中国加入WTO后的一段时间内，中美之间的经济纠纷和政治龃龉不但难以减少，甚至有可能增加。巴尔舍夫斯基的“定锚说”，恐怕是一厢情愿。不过，由于相互间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大，全面政治对抗造成的损失越来越难以承受，因此中国加入WTO对中美政治关系也是利大于弊。
经济交往与政治关系何时能够并轨？
10年来，中美关系的风风雨雨，展现了国际关系史上没有先例、难以解释的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经贸等方面的往来急剧扩大，双边贸易额从1990年以来翻了两番，从200亿美元增加到800亿美元以上（美方统计）。现在从美国直飞中国大陆的商业航班每周有27次，到2001年预计将达到每周54次。另一方面，双边政治关系却经常大起大落，经历了“六四”风波、李登辉访美、美国导弹袭击中国使馆三次严重危机和无数次大小“地震”，至今没有完全稳定下来。
更令人担忧的是，“台独”倾向的发展，使人开始设想中美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明年3月台湾大选，5月新领导人正式登台。李登辉想维持自己的权势，留下一个“台湾之父”的历史地位，不会甘心静悄悄退出政治舞台。明年的台湾政治和两岸关系，一定是多事之秋。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摊牌，只是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
美国同日本联合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已成定局，同台湾搞TMD合作也在筹划之中，对台湾的武器出售有增无减，这些都增加了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军备控制问题可能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新的焦点。美国在中国周边布局造势，企图利用南海、中国国内的民族、宗教等问题牵制中国的国际影响，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复杂化。美国国内的反华舆论没有收敛之势。从这些事态发展看，今后一两年的中美政治关系也不会风平浪静，不能排除出现突发事件而又一次下滑的可能。
这样看来，加入WTO虽然有一定的政治抗震作用，但中美经贸关系和政治安全关系仍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政治上相互不信任，战略上的敌意增加，不是WTO协议能够补救的。反过来看，上述贸易数字和航班数字所反映出来的发展两国民间关系的内在动力和积极性，也不会因为政治突发事件和安全问题上的对峙而受到多么大的挫折。这是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在中美关系中的必然表现。
中美关系要想稳定下来，经济合作和政治关系必须朝向同一个方向。这需要很长的一个“磨合期”。对于中国来说，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政府组织同企业和其他民间力量的相互配合，掌握好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平衡，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将更具紧迫性。
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WTO问题达成协议，使中国“入世”的进程大大加快，预计2000年上半年就能基本完成进入WTO的各个程序。同美国达成这项“双赢”协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作出的最具全局意义的战略决策之一。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参与到国际社会中去，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发展中的大国应有的姿态，是有信心、有勇气的表现。
随着联合国名下的一些国际经济组织日益“空洞化”，WTO在协调和规范国际经贸方面的作用明显增加。拥有134个成员国的WTO已有“经济联合国”之称。试想，如果中国继续以观察员身份参加WTO会议，在会场被安排“入另座”，在所有正式大小成员国发言之后，再视是否有机会发言，那是一种什么滋味？无论从哪方面看，加入世贸组织都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和必由之路。
过去中美几次有希望在“复关”谈判中取得突破性进展，都因政治关系急转直下而受到挫折。今年5月北约导弹袭击中国大使馆事件，又一次使中美WTO谈判突然中断。中国妥善处理中美政治关系，克林顿急于显示他在总统任期最后一段的重要政绩，都是此次谈判能达成协议的政治原因。几位想竞选总统的美国政治家，虽然在对华政策上表态各不相同，但一致表示欢迎中美达成WTO协议，说明这件事对进一步改善中国在美国的形象是有利的。
中美签订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协议之后，仍然存在美国国会阻挠的可能性，但这种危险已经不大。克林顿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是留有一定“余量”的。克林顿政府一面与国会领袖进行过多次磋商，一面征求大企业家的意见，而且通过他们去做国会的工作。最后，克林顿派遣总统经济政策助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斯珀林同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一起参加最后阶段的北京谈判，也是有政治用意的。斯珀林跟国会交往密切。今年4月朱基总理访美时，他因担心国会的阻力而力主拖延谈判进程。这次斯珀林兴高采烈地参加北京的签字仪式，表明美国内各派已就中国加入WTO一事形成了基本共识，应能起到减少国会反对意见的效果。
不过，中国加入WTO的主要政治意义还不在外交方面，而在于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与改革。WTO协议以国际义务的方式确认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的一揽子方案和许多方面的确切时间表，反映了国家最高决策层以开放驱动改革、以改革推进开放的战略考虑。
短期内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多难题
在WTO签约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巴尔舍夫斯基明确表示了该协议为起伏不定的中美关系“定锚”的希望：“这样广泛深入、强调法治、与中国国内改革进程相一致的协议，以一种最基本的方式为中美两国关系‘定锚''，并且有助于两国间总体关系更趋稳定。”还有的美国评论家，把中美签订WTO协议和两件事相提并论，一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二是1979年中美建交。可见美国方面对此协议的期望值相当之高。
但是，任何以为WTO协议将戏剧性地改善中美关系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首先，中国加入WTO将推进两国贸易关系和美国在华投资，固然是好事，但经济摩擦也因此而更加频繁，涉及的领域更多。不幸的是，在双边政治关系还较脆弱的情况下，经济摩擦不可避免地会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例如，美方的企业集团几乎肯定要抱怨中国履行承诺不够彻底、“红头文件”干预、决策程序不够透明、统计数字不准确、官员腐败等等，并且肯定要把这些问题归咎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不符合西方市场经济规范，进而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按照他们那套去规范市场，改变运行机制。中美两国的法律制度差距甚大，法律纠纷也会层出不穷。美国对中国市场化、法治化的期望值越高，中国进入WTO后所面临的压力就越大。
其次，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对手的美国，在WTO谈判和执行协议的过程中，不仅有经济利益追求，也确实有长远的政治目标。这就是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将中国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加入WTO后，困扰了中美关系近10年的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现美国改称为“正常贸易关系”问题）理应一劳永逸地解决。但是，美国国会的反华势力不会善罢甘休，而是要寻找取代最惠国待遇问题、牵制中国行为的新筹码。两国经济关系更加密切，各方面的社会交往就会随之增加，美国人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渗透活动、情报搜集活动也都将升级，从而添加政治麻烦。
在中国方面，某些产业的国内市场在“入世”后将受到冲击。由于劳动力流动迅速，不同行业、地区的收入不平衡，竞争愈发激烈，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可能增加。美国人的经济霸权、政治压力、文化冲击，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抵制、舆论的揭露批评和社会的反弹。“新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垄断和剥削”、“文化侵略”、“买办阶层”、“崇洋媚外”等等，在很多人眼里正在从概念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时，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的界限不那么分明了；哪些是西方企业界出于经济利益提出的要求（有些要求如保护知识产权从长远看是合理的），哪些是借经济诉求而旨在破坏中国稳定的别有用心的政治图谋，不那么容易分清；辨别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进行的改革，什么是西方逼迫我们采取而我们不该采取的调整措施，在具体操作时也不那么简单。
所以，至少在中国加入WTO后的一段时间内，中美之间的经济纠纷和政治龃龉不但难以减少，甚至有可能增加。巴尔舍夫斯基的“定锚说”，恐怕是一厢情愿。不过，由于相互间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大，全面政治对抗造成的损失越来越难以承受，因此中国加入WTO对中美政治关系也是利大于弊。
经济交往与政治关系何时能够并轨？
10年来，中美关系的风风雨雨，展现了国际关系史上没有先例、难以解释的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经贸等方面的往来急剧扩大，双边贸易额从1990年以来翻了两番，从200亿美元增加到800亿美元以上（美方统计）。现在从美国直飞中国大陆的商业航班每周有27次，到2001年预计将达到每周54次。另一方面，双边政治关系却经常大起大落，经历了“六四”风波、李登辉访美、美国导弹袭击中国使馆三次严重危机和无数次大小“地震”，至今没有完全稳定下来。
更令人担忧的是，“台独”倾向的发展，使人开始设想中美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明年3月台湾大选，5月新领导人正式登台。李登辉想维持自己的权势，留下一个“台湾之父”的历史地位，不会甘心静悄悄退出政治舞台。明年的台湾政治和两岸关系，一定是多事之秋。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摊牌，只是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
美国同日本联合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已成定局，同台湾搞TMD合作也在筹划之中，对台湾的武器出售有增无减，这些都增加了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军备控制问题可能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新的焦点。美国在中国周边布局造势，企图利用南海、中国国内的民族、宗教等问题牵制中国的国际影响，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复杂化。美国国内的反华舆论没有收敛之势。从这些事态发展看，今后一两年的中美政治关系也不会风平浪静，不能排除出现突发事件而又一次下滑的可能。
这样看来，加入WTO虽然有一定的政治抗震作用，但中美经贸关系和政治安全关系仍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政治上相互不信任，战略上的敌意增加，不是WTO协议能够补救的。反过来看，上述贸易数字和航班数字所反映出来的发展两国民间关系的内在动力和积极性，也不会因为政治突发事件和安全问题上的对峙而受到多么大的挫折。这是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在中美关系中的必然表现。
中美关系要想稳定下来，经济合作和政治关系必须朝向同一个方向。这需要很长的一个“磨合期”。对于中国来说，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政府组织同企业和其他民间力量的相互配合，掌握好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平衡，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将更具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