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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春蚕》历来为人推祟，是大、中学校语文教材中的传统名篇，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均给予很高的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就说它是反映1932年前后的中国农村“丰收成灾”这类题材中出现的优秀作品，还说“茅盾推出了‘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这不论在茅盾的创作中，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都标志着一个新的里程”〔1〕。在三部曲中，人们又公认《春蚕》是压卷之作，于是它就成了“经典”。
果真如此吗﹖吴组缃就不以为然。他独具慧眼地指出这篇小说的严重失误：存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与人物性格一定程度的游离，以及架空生活真实情况出现”，虽然“并不是作家毫无生活”，但是“作家从分析中国社会性的概念出发，离开了生活真实做文章。”吴组缃从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老通宝不惜孤注一掷以借债举措买桑叶养蚕以致一败涂地的败笔：“第一，世界不太平，外国侵略和国内战争早已存在，至少茧厂驻兵，塘旁挖有壕沟，在这次养蚕之前是老通宝早已耳闻目睹的事实，他岂能不警惕﹖而要等到收了茧，张财发来告诉他，才知道这些事情。第二，叶价到了大眠的要紧关头就会飞涨，这并非这时特有现象，平常也是如此。这正如节日食品要涨价，春天青黄不接时粮食要涨价一样。富于养蚕经验的老通宝怎能不知道，又怎么可能在思想行动上毫无考虑与准备﹖第三，三张纸的蚕种该吃多少叶，当早有预算，早先筹划好了，岂能等到临时突如其来的桑叶不够而措手不及，出乎意外地将桑地抵押出去﹖而且差了那么多：三十担！第四，‘无桑不能养蚕’，‘不拿热钱赶冷钱’，这是农村流行的成语和格言，也是农民的重要生活经验及常识。因为丝茧并非生活的必须品，而且丝茧价钱的涨落历来操纵在厂商手里。农民们只是以此为副业，将自己田边或地中的桑叶养蚕，以增加收入，一般是不肯指望着买桑叶来养蚕的。何况老通宝家共需七十五担叶，而其中指望着买叶的竟占了六十担之多。这不是农业户的养蚕办法。”〔2〕
吴组缃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他的出生地安徽泾县茂林镇就是著名的桑蚕之乡。长期生活在蚕农之中，对他们的生活习性与情感世界是了如指掌的。而且他也是杰出的小说大家。因此，他对《春蚕》鞭辟入里的解剖实质上是指出小说中的老通宝的投机行为与一贯保守性格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利昂·塞米利安说：“构成小说结构的第一步也许是弄清人物的动机，这些动机是导致人为行动的原因。”他同时又认为，人物的动机必须和人物性格有内在联系，它不自主地要受到人物性格的制约。“如果人物性格的发展缺乏一贯性，人物形象就会失去说服力”〔3〕。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更是认为“性格就是命运”。老通宝历经沧桑，又生活在较为闭塞的三十年代农村中，这注定这个人物已没有可塑性了。老通宝形象是作家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虚假是那么明显：一方面要突出他的投机行为；另一面是作家丝丝入扣的描写，告诉了我们这是一个因循守旧，胆小怕事、安分守己的淳朴的农民。造成老通宝形象失真的原因，显然是主题先行带来的后果。在《关于〈霜叶红于二月花〉》一文中，吴组缃就指出“他作品的主题，往往似乎从演绎而来，而不是从归纳下手，似乎不是从具体的现实着眼，而是受着抽象概念的指引与限制，因此，他的一部小说，往往似乎只是为社会科学之类举出一个例证。”〔４〕吴组缃的上述见解恰恰为阐释《春蚕》创作做了最好的诠释，那就是茅盾写《春蚕》并不是因生活积累而有的创作冲动，只是根据他当时从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消息：“浙东今年春蚕丰收，蚕农相继破产”而予以演绎。茅盾在《我怎样写〈春蚕〉》一文中说：“……先是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政治混乱造成了农村破产，而在这中间的浙江蚕丝业的破产和以育蚕为主要生产的农民的贫困，则又有其特殊原因——就是中国丝厂经在纽约和里昂受了日本丝的压迫而陷于破产（日本丝的外销是受本国政府扶助津贴的，中国丝不但没有受到扶助津贴，且受苛捐杂费之困），丝厂主和茧商（二者是一体的）为要苟延残喘便加倍剥削蚕农，以为补偿。事实上，在春蚕上簇的时候，茧商们的托拉斯组织已经定下蚕价，注定了蚕农的亏本，而在中间又有‘叶行’加重剥削，结果是春蚕愈熟，蚕农愈困顿。从这一认识出发，算是《春蚕》的主题已经有了，其次便是处理人物，构造故事。”
我们认为这正是他不自觉地“夫子自道”。在茅盾看来，也许认为这是一种成功的写作经验，但从客观效果看，正是导致老通宝人物形象彻底失败的症结所在。茅盾在未成为小说家前是文艺理论家，主题先行已经成为他一种惯性思维。还需要进一步补充的，《春蚕》完成于1932年，与此同时茅盾正在写作《子夜》，也是1932年12月脱稿。另一中篇小说《林家铺子》也写于这一时期。可以说三部小说几乎同时交叉进行，于是便出现了我们称之为“串台现象”。即茅盾在创作老通宝这一形象时也不经意间将吴荪甫、林老板的投机心理投射到老通宝身上，成了一种叠加。就如同我们正在听甲台广播，此时突然就混进了乙台的声音。
《春蚕》是一部明显的失败之作，但令人困惑不解的，多年来，虽经吴组缃点破，文学史家和教材选家们却仍然异口同声进行炒作将它视为“经典”。无独有偶，同样是一部漏洞百出、比《春蚕》更为下乘之作的《半夜鸡叫》，被炒作后也视为“经典”并入选小学语文课本，还被拍成卡通片。小说基本情节是地主周扒皮为了促使长工多干活，半夜里起来钻进鸡窝学鸡叫，引得窝里的公鸡也跟着叫，然后周扒皮以天亮为由赶着长工们下地干活。小说的题旨是以揭露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而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为己任的。小说情节明显地是违反生活常识的胡编乱造，然而却从未有人提出置疑。直到2000年7月，一位读者才斗胆地“对我光荣前辈留下的伟大经典产生疑问”，这才使人如梦初醒。他共有六大疑问，其最主要的理由如下：“周扒皮天天晚上那么折腾，白天他还监工不﹖监工，不把他累死！当然，作品已经告诉我们，长工下地之后，周扒皮回屋睡觉去了。可是这样一来，他不担心长工们到庄稼地里怠工或睡大觉吗﹖”“劳动力是生产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周扒皮半夜把长工轰到地里去锄草，却又无法锄草，白白浪费人力资源，时间一长，必把身体拖垮，日后到了抢种抢收时咋办﹖周扒皮如此没事找事瞎折腾，是不是患有‘运动症’﹖”小说破绽如此之多，居然这么多年来读者浑然不觉，无怪乎这位读者说：“显然，‘半夜鸡叫’违背生活常识。它对当时口口声声提倡的文艺创作必须‘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圣经’来了个地道的‘黑色幽默’。而且不无荒唐的是中国有那么多明白人，为啥就没有对其提出质疑﹖”〔5〕
孤立地看，《春蚕》与《半也鸡叫》这样的虚假之作似乎是文坛上个别现象，但从宏观上考察，它几乎涉及文艺创作各个领域，经过炒作并最后登上“神坛”，“文革”中的八个样板戏就是这样的登峰造极之作。这些作品里虽然人物情节各异，但他们都是不食人间烟火，除革命之外，没有任何一点个人空间的“圣人”。一位读者在评价《子夜》时说：“远看差一点误以为是活灵活现、跃跃欲动的尘世众生相，走近一看，才知道是蜡像馆的仿真偶人，永远不知疲倦地端着那个被规定的姿势，仅仅缺一口精气神。”〔6〕《子夜》尚且如此，其他等而下之的伪作更是地道的“仿真偶人”了。
人们之所以对荒谬的弄虚作假失去了审视，也与特定时代话语权被垄断有关，如果在一个时代只允许一个声音发号施令，那么再也没有第二人可以说话了。作家王小波曾把自己生活的时代称为“愚人节”，这是极其深刻的说法，但需要强调的，人们之所以被“愚”，实乃文化指令使之然，一种符号化后的必然后果。
注释：
〔1〕郭志刚、孙中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339页。
〔2〕〔4〕吴组湘：《苑外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法）利昂·塞半利安：《现代小说美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76页。
〔5〕李景田：《听鸡叫想到〈半夜鸡叫〉》，《书屋》2000年第7期。
〔6〕庄周：《齐人物论》，《书屋》2000年第10期。
果真如此吗﹖吴组缃就不以为然。他独具慧眼地指出这篇小说的严重失误：存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与人物性格一定程度的游离，以及架空生活真实情况出现”，虽然“并不是作家毫无生活”，但是“作家从分析中国社会性的概念出发，离开了生活真实做文章。”吴组缃从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老通宝不惜孤注一掷以借债举措买桑叶养蚕以致一败涂地的败笔：“第一，世界不太平，外国侵略和国内战争早已存在，至少茧厂驻兵，塘旁挖有壕沟，在这次养蚕之前是老通宝早已耳闻目睹的事实，他岂能不警惕﹖而要等到收了茧，张财发来告诉他，才知道这些事情。第二，叶价到了大眠的要紧关头就会飞涨，这并非这时特有现象，平常也是如此。这正如节日食品要涨价，春天青黄不接时粮食要涨价一样。富于养蚕经验的老通宝怎能不知道，又怎么可能在思想行动上毫无考虑与准备﹖第三，三张纸的蚕种该吃多少叶，当早有预算，早先筹划好了，岂能等到临时突如其来的桑叶不够而措手不及，出乎意外地将桑地抵押出去﹖而且差了那么多：三十担！第四，‘无桑不能养蚕’，‘不拿热钱赶冷钱’，这是农村流行的成语和格言，也是农民的重要生活经验及常识。因为丝茧并非生活的必须品，而且丝茧价钱的涨落历来操纵在厂商手里。农民们只是以此为副业，将自己田边或地中的桑叶养蚕，以增加收入，一般是不肯指望着买桑叶来养蚕的。何况老通宝家共需七十五担叶，而其中指望着买叶的竟占了六十担之多。这不是农业户的养蚕办法。”〔2〕
吴组缃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他的出生地安徽泾县茂林镇就是著名的桑蚕之乡。长期生活在蚕农之中，对他们的生活习性与情感世界是了如指掌的。而且他也是杰出的小说大家。因此，他对《春蚕》鞭辟入里的解剖实质上是指出小说中的老通宝的投机行为与一贯保守性格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利昂·塞米利安说：“构成小说结构的第一步也许是弄清人物的动机，这些动机是导致人为行动的原因。”他同时又认为，人物的动机必须和人物性格有内在联系，它不自主地要受到人物性格的制约。“如果人物性格的发展缺乏一贯性，人物形象就会失去说服力”〔3〕。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更是认为“性格就是命运”。老通宝历经沧桑，又生活在较为闭塞的三十年代农村中，这注定这个人物已没有可塑性了。老通宝形象是作家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虚假是那么明显：一方面要突出他的投机行为；另一面是作家丝丝入扣的描写，告诉了我们这是一个因循守旧，胆小怕事、安分守己的淳朴的农民。造成老通宝形象失真的原因，显然是主题先行带来的后果。在《关于〈霜叶红于二月花〉》一文中，吴组缃就指出“他作品的主题，往往似乎从演绎而来，而不是从归纳下手，似乎不是从具体的现实着眼，而是受着抽象概念的指引与限制，因此，他的一部小说，往往似乎只是为社会科学之类举出一个例证。”〔４〕吴组缃的上述见解恰恰为阐释《春蚕》创作做了最好的诠释，那就是茅盾写《春蚕》并不是因生活积累而有的创作冲动，只是根据他当时从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消息：“浙东今年春蚕丰收，蚕农相继破产”而予以演绎。茅盾在《我怎样写〈春蚕〉》一文中说：“……先是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政治混乱造成了农村破产，而在这中间的浙江蚕丝业的破产和以育蚕为主要生产的农民的贫困，则又有其特殊原因——就是中国丝厂经在纽约和里昂受了日本丝的压迫而陷于破产（日本丝的外销是受本国政府扶助津贴的，中国丝不但没有受到扶助津贴，且受苛捐杂费之困），丝厂主和茧商（二者是一体的）为要苟延残喘便加倍剥削蚕农，以为补偿。事实上，在春蚕上簇的时候，茧商们的托拉斯组织已经定下蚕价，注定了蚕农的亏本，而在中间又有‘叶行’加重剥削，结果是春蚕愈熟，蚕农愈困顿。从这一认识出发，算是《春蚕》的主题已经有了，其次便是处理人物，构造故事。”
我们认为这正是他不自觉地“夫子自道”。在茅盾看来，也许认为这是一种成功的写作经验，但从客观效果看，正是导致老通宝人物形象彻底失败的症结所在。茅盾在未成为小说家前是文艺理论家，主题先行已经成为他一种惯性思维。还需要进一步补充的，《春蚕》完成于1932年，与此同时茅盾正在写作《子夜》，也是1932年12月脱稿。另一中篇小说《林家铺子》也写于这一时期。可以说三部小说几乎同时交叉进行，于是便出现了我们称之为“串台现象”。即茅盾在创作老通宝这一形象时也不经意间将吴荪甫、林老板的投机心理投射到老通宝身上，成了一种叠加。就如同我们正在听甲台广播，此时突然就混进了乙台的声音。
《春蚕》是一部明显的失败之作，但令人困惑不解的，多年来，虽经吴组缃点破，文学史家和教材选家们却仍然异口同声进行炒作将它视为“经典”。无独有偶，同样是一部漏洞百出、比《春蚕》更为下乘之作的《半夜鸡叫》，被炒作后也视为“经典”并入选小学语文课本，还被拍成卡通片。小说基本情节是地主周扒皮为了促使长工多干活，半夜里起来钻进鸡窝学鸡叫，引得窝里的公鸡也跟着叫，然后周扒皮以天亮为由赶着长工们下地干活。小说的题旨是以揭露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而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为己任的。小说情节明显地是违反生活常识的胡编乱造，然而却从未有人提出置疑。直到2000年7月，一位读者才斗胆地“对我光荣前辈留下的伟大经典产生疑问”，这才使人如梦初醒。他共有六大疑问，其最主要的理由如下：“周扒皮天天晚上那么折腾，白天他还监工不﹖监工，不把他累死！当然，作品已经告诉我们，长工下地之后，周扒皮回屋睡觉去了。可是这样一来，他不担心长工们到庄稼地里怠工或睡大觉吗﹖”“劳动力是生产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周扒皮半夜把长工轰到地里去锄草，却又无法锄草，白白浪费人力资源，时间一长，必把身体拖垮，日后到了抢种抢收时咋办﹖周扒皮如此没事找事瞎折腾，是不是患有‘运动症’﹖”小说破绽如此之多，居然这么多年来读者浑然不觉，无怪乎这位读者说：“显然，‘半夜鸡叫’违背生活常识。它对当时口口声声提倡的文艺创作必须‘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圣经’来了个地道的‘黑色幽默’。而且不无荒唐的是中国有那么多明白人，为啥就没有对其提出质疑﹖”〔5〕
孤立地看，《春蚕》与《半也鸡叫》这样的虚假之作似乎是文坛上个别现象，但从宏观上考察，它几乎涉及文艺创作各个领域，经过炒作并最后登上“神坛”，“文革”中的八个样板戏就是这样的登峰造极之作。这些作品里虽然人物情节各异，但他们都是不食人间烟火，除革命之外，没有任何一点个人空间的“圣人”。一位读者在评价《子夜》时说：“远看差一点误以为是活灵活现、跃跃欲动的尘世众生相，走近一看，才知道是蜡像馆的仿真偶人，永远不知疲倦地端着那个被规定的姿势，仅仅缺一口精气神。”〔6〕《子夜》尚且如此，其他等而下之的伪作更是地道的“仿真偶人”了。
人们之所以对荒谬的弄虚作假失去了审视，也与特定时代话语权被垄断有关，如果在一个时代只允许一个声音发号施令，那么再也没有第二人可以说话了。作家王小波曾把自己生活的时代称为“愚人节”，这是极其深刻的说法，但需要强调的，人们之所以被“愚”，实乃文化指令使之然，一种符号化后的必然后果。
注释：
〔1〕郭志刚、孙中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339页。
〔2〕〔4〕吴组湘：《苑外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法）利昂·塞半利安：《现代小说美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76页。
〔5〕李景田：《听鸡叫想到〈半夜鸡叫〉》，《书屋》2000年第7期。
〔6〕庄周：《齐人物论》，《书屋》200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