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文人，没有不爱书的。文人爱读书，不少还是藏书家。文人藏书之风兴于北宋。这是因为，北宋的毕升发明了以活字印刷术，图书也就此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各种版本的古籍以及时人的著作，都大量印刷出版，许多文人亲自校对书籍，以正谬误，然后分类收藏，由此诞生了许多的藏书名家。
　　 在当时，许多文人名士都以藏书为乐事，私人藏书动辄上万卷。大学者司马光，指着他所收藏的万余卷文史书籍，语重心长地告诉儿子：“商人收藏货物钱财，而我所拥有的就是这些书了。”南宋著名词人李清照、金石学家赵明诚夫妇，藏书数万卷。金兵南侵，举家出逃，迫不得已时宁可遗弃衣物、辎重，而绝不舍得丢掉书籍、拓本。文人对这份家产视如生命，希望它们象自己的血脉一样子孙万代薪火相传。
　　 北宋著名词人晏殊之子晏几道，也以藏书多而闻名，以至于家道中落以后，每次搬家，他的妻子都要为搬书而烦恼。另外，江陵有个叫做田伟的小吏，在家里建有博古堂，藏书多达57000余卷。黄庭坚到他家里作客，看到他的藏书都惊呆了，叹曰：“吾尝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名士图书之富，未有及田氏者。”黄庭坚的舅舅李常，为唐代皇室的后裔，他年轻时藏书读书的僧房，后被命名为“李氏山房”，藏书也多达九千多部。
　　 现代国学大师、语言学家黄侃，因为爱书被世人称为“书淫”。黄侃不以为讽，反而极为喜欢。黄侃藏书达三万卷之多，他以购书为乐，每月发薪水都要去买书，有时将一个月的工资全部用于买书。一次，黄侃购《四部丛刊》2000余册，耗资430元（他的月薪仅294元）；另一次，他一次斥1600元巨资购买《道藏》。因黄侃购书，夫人常常为生计发愁，只能暗中向娘家求助。即便如此，黄侃还是不知足，他在诗中说：“十载仅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
　　 鲁迅，藏书共14000多册。其中中文线装古籍占了很大的比例。另外还有80多部完整的丛书，如《知不足斋丛书》、《观古堂汇刻书》、《四部丛刊》等。鲁迅藏书的主渠道，是他自己购买的，其中饱含着收购的精心，也不乏收购的艰难。还有一部分藏书是托朋友购买，主要是通过曹靖华、陈学昭等人。当然还有当时与他有关系的，如北新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的赠书。著译者赠送的，包括像胡适、林语堂、郁达夫、郭沫若、巴金等人，也将自己的书题字签名后送给鲁迅。
　　 著名小说家郁达夫好藏书。1909年，13岁的郁达夫从嘉兴回乡，路过杭州，没有去观赏湖光山色，而是用仅剩的一点钱，买了一大堆旧书。从此，他养成了买书的习惯，并将这一习惯保持了一生。在新加坡，郁达夫买了3000册英文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看中文书？连一本《辞海》也不买？”郁说：“9岁会作诗，18岁赴日留学，读的中文书数以万计，专攻过《辞海》，现在应该多读英文书了。”
　　 著名散文家梁实秋藏书甚多。有一年忘了晒书，大饱了蠹鱼，他扼腕痛惜，篆印一枚曰“饱蠹楼”，借以自警。著名作家唐弢，以收藏近现代期刊及现代作家珍本著作而闻名，有《晦庵书话》、《晦庵序跋》等流传于世。唐弢的藏书，巴金的一句话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学馆有了唐弢的藏书，文学馆就有了一半。”
　　 藏书是文人之癖，然而藏书不是目的。文人藏书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装潢门面，在他们看来，好书就像一坛老酒，一壶清茶。藏之愈久，品之愈香。他们用读书来倾听，用写作来倾诉，用藏书来积淀。只是如今书价高涨，文人已经离书的风雅很远很远，这不能不让我们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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