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１９２７年４月到７月，国民党反动派连续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马日事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开始镇压中国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其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造了两种工农武装割据的形式，一种是“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武装割据；一种是东固“李文林式”的武装割据。
“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工农武装割据又叫“公开割据”方式，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我们党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其后开始了公开夺取政权的斗争，各地武装起义风起云涌，较大的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黄安麻城起义、海陆丰起义、广州起义、弋阳横峰起义、平江起义等。所有这些斗争一开始就采取了“公开割据”方式。尽管名称不一，但都建立了公开的工农民主性质的政权：有的叫苏维埃政权或政府（如海陆丰、井冈山、广州等地），有的叫农民政府（如黄安麻城），有的叫工农民主政府（如弋阳、横峰政府开始叫工农民主政府）。其中，１１月中旬在海陆丰地区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早的工农民主政权。这些革命政权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下巍然屹立，形成赤白对立的两个世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的武装割据方式。和朱德、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以及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情况相类似，大革命失败后，１９２８年１月，方志敏、邵式平独立领导了弋阳、横峰起义，建立公开的红色政权，并采取逐步发展的方式，将根据地扩大到江西东北部、福建北部、安徽南部以及浙江西部等地，将地方游击队一步步发展为正规红军，建立了比较稳固的根据地和公开的工农民主政权。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开始总结各地斗争经验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和１１月，他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斗争》，深刻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许多思想。１９３０年１月５日，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总结说：“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随着毛泽东在革命中的影响的扩大，“公开割据”方式也逐渐成为主要的割据方式。
和朱德、毛泽东、方志敏等人创造“公开割据”方式几乎同时，还有一种割据方式。这就是江西省吉安县东固根据地创造的“李文林式”的武装割据，又叫“秘密割据”方式。
东固位于吉安县东南，距井冈山约１４０公里。大革命失败后。赖经邦等人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在这里发动武装起义，成立区委，打土豪兴农会，建立工农武装，影响广泛。当时有“东井冈”之称。同时，李文林等也在家乡开始秘密军事斗争。
李文林，原名周郁文，江西吉水人，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回家乡开展斗争。１９２８年春，李文林等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兴国和东固活跃起来。他们凭着２５支枪起家，采取“秘密割据”的斗争形式，建立了红军第七、九纵队。他们把反动势力驱赶走以后，建立起秘密的党部和群众组织：政权是我们的，但不挂牌子办公，没有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所有党组织、农民协会、苏维埃政权政府都是秘密的；除了对十恶不赦之徒实行严惩外，对其他如中小地主、富农等都实行统战政策；根据地邮路交通照常，商业贸易照常，看不见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与省委和特委的关系密切，交通也方便；不做烧房子之类的过激行动。为了打破封锁、活跃市场和发展经济，他们还在１９２８年１０月份组建了以黄启绶为行长的东固平民银行，中国红色政权的第一张纸币——
东固平民银行铜元票，就发行于此。这是当时各根据地中的第一家苏区银行。这种斗争策略，目的是联合各阶层的经济力量，取得各阶层的援助以开展反封锁斗争。由于群众基础好，所以敌人来了，根本找不到目标，对他们无可奈何。
１９２８年９月和１９２９年１月，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以原红军第七、九纵队为基础分别组建起来，李文林任第二团党委书记、团长兼第二、四团政委，段月泉（即段起凤，１９３２年６月在“肃反”中被错杀。）为第四团团长。他们率领部队采取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纵横驰骋，消灭了许多靖卫团队，还打败过敌人的一个正规军；曾经攻克乐安、兴国等县城，逐渐创立了以东固、延福、桥头为中心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全盛时期面积达到２０００平方公里，人口１５万。李文林对创建中共赣西南的武装力量做出过重大贡献，也为红四军由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转战奠定了基础。李文林本人后来任过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可惜后来在“肃反”中被错误地杀害了。
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４日，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占领宁都后，听说附近的东固山有苏区，活动着李文林领导的游击队，于是连日向东固进发。２月１７日，红军来到东固与江西红军第二、四团会师了。陈毅当时写了一首《红四军军次葛拗突围赴东固口占》。诗的最后四句说：“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据参加会师的萧克将军回忆，行军过程中，沿途没有井冈山地区的那种热闹场面，看不到苏维埃的各种宣传标语，也没看见农民协会和苏维埃政府的招牌，尤其明显的是没有烧房子的现象。后来到了东固所见也是一样。部队的军需供给也安排得井井有条，不仅有饭吃，还有蔬菜、猪肉吃，有群众来联欢慰劳。红军停留了八天（有说五六天、一星期），“没打土豪，但生活得很好。”在东固苏区，许多领导人的穿着也很平民化，看不出是红军领导人。萧克“记得最清楚的是二、四团的代表，他穿着棉布长袍，像个绅士，不像军人，他在大会上讲话既文雅又激昂。他说，大家欢迎红四军到来，我们这里有很好的群众，还有很有战斗力的部队，我们的战术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上山，敌人找不到我们，我们可以看住他，有条件的话打他一两个团没有问题。我们对于这位不像军人的军队代表的演说，很有好感”。
对比之下，红四军中有人觉得这种“秘密割据”方式很有价值。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采取秘密割据的形式对革命有利。而采取公开割据的一些小区域苏维埃政权相继垮台，如湘潭、醴陵、平江、永新，而莲花、遂川不仅失掉群众，连党组织也几乎损失了。这样不仅不能解决群众的经济困难，反而破坏了农村城镇的经济基础。因此，“秘密割据”方式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当时，红四军前委在于都给湘赣边界特委写的信中就认为，“用这种方法，游击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点可以很多，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他们那时就感到“在全国或一省总暴动以前政权的形式和武装的组织大须讨论，依照两年来的经验，在全国至少在一省用总暴动办法推翻统治阶级政权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益的”。５月１０日，湘赣边界特委第二届第四次执委会还根据前委来信的指示，介绍了东固根据地的工作经验。这说明红四军领导人开始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了。龚楷在总结井冈山失守经验时说：“任何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都是靠不住的。”这些认识是对过去赤白公开对立斗争模式的一个突破。
“李文林式”割据方式虽然引起了毛泽东等人的注意，但后来由于党内“左”的思想影响以及当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而被忽视。蒋桂战争和一连串的军阀混战，使形势非常有利，红军所向披靡，困难较少，“朱毛红军”的声威越来越大，谁也意识不到“秘密割据”的重要性了。会师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经改编加入赣西南红三军（黄公略指挥），东固根据地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而公开化。“李文林式”的秘密割据方式逐渐被忽视了。
“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工农武装割据又叫“公开割据”方式，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我们党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其后开始了公开夺取政权的斗争，各地武装起义风起云涌，较大的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黄安麻城起义、海陆丰起义、广州起义、弋阳横峰起义、平江起义等。所有这些斗争一开始就采取了“公开割据”方式。尽管名称不一，但都建立了公开的工农民主性质的政权：有的叫苏维埃政权或政府（如海陆丰、井冈山、广州等地），有的叫农民政府（如黄安麻城），有的叫工农民主政府（如弋阳、横峰政府开始叫工农民主政府）。其中，１１月中旬在海陆丰地区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早的工农民主政权。这些革命政权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下巍然屹立，形成赤白对立的两个世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的武装割据方式。和朱德、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以及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情况相类似，大革命失败后，１９２８年１月，方志敏、邵式平独立领导了弋阳、横峰起义，建立公开的红色政权，并采取逐步发展的方式，将根据地扩大到江西东北部、福建北部、安徽南部以及浙江西部等地，将地方游击队一步步发展为正规红军，建立了比较稳固的根据地和公开的工农民主政权。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开始总结各地斗争经验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和１１月，他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斗争》，深刻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许多思想。１９３０年１月５日，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总结说：“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随着毛泽东在革命中的影响的扩大，“公开割据”方式也逐渐成为主要的割据方式。
和朱德、毛泽东、方志敏等人创造“公开割据”方式几乎同时，还有一种割据方式。这就是江西省吉安县东固根据地创造的“李文林式”的武装割据，又叫“秘密割据”方式。
东固位于吉安县东南，距井冈山约１４０公里。大革命失败后。赖经邦等人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在这里发动武装起义，成立区委，打土豪兴农会，建立工农武装，影响广泛。当时有“东井冈”之称。同时，李文林等也在家乡开始秘密军事斗争。
李文林，原名周郁文，江西吉水人，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回家乡开展斗争。１９２８年春，李文林等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兴国和东固活跃起来。他们凭着２５支枪起家，采取“秘密割据”的斗争形式，建立了红军第七、九纵队。他们把反动势力驱赶走以后，建立起秘密的党部和群众组织：政权是我们的，但不挂牌子办公，没有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所有党组织、农民协会、苏维埃政权政府都是秘密的；除了对十恶不赦之徒实行严惩外，对其他如中小地主、富农等都实行统战政策；根据地邮路交通照常，商业贸易照常，看不见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与省委和特委的关系密切，交通也方便；不做烧房子之类的过激行动。为了打破封锁、活跃市场和发展经济，他们还在１９２８年１０月份组建了以黄启绶为行长的东固平民银行，中国红色政权的第一张纸币——
东固平民银行铜元票，就发行于此。这是当时各根据地中的第一家苏区银行。这种斗争策略，目的是联合各阶层的经济力量，取得各阶层的援助以开展反封锁斗争。由于群众基础好，所以敌人来了，根本找不到目标，对他们无可奈何。
１９２８年９月和１９２９年１月，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以原红军第七、九纵队为基础分别组建起来，李文林任第二团党委书记、团长兼第二、四团政委，段月泉（即段起凤，１９３２年６月在“肃反”中被错杀。）为第四团团长。他们率领部队采取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纵横驰骋，消灭了许多靖卫团队，还打败过敌人的一个正规军；曾经攻克乐安、兴国等县城，逐渐创立了以东固、延福、桥头为中心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全盛时期面积达到２０００平方公里，人口１５万。李文林对创建中共赣西南的武装力量做出过重大贡献，也为红四军由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转战奠定了基础。李文林本人后来任过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可惜后来在“肃反”中被错误地杀害了。
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４日，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占领宁都后，听说附近的东固山有苏区，活动着李文林领导的游击队，于是连日向东固进发。２月１７日，红军来到东固与江西红军第二、四团会师了。陈毅当时写了一首《红四军军次葛拗突围赴东固口占》。诗的最后四句说：“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据参加会师的萧克将军回忆，行军过程中，沿途没有井冈山地区的那种热闹场面，看不到苏维埃的各种宣传标语，也没看见农民协会和苏维埃政府的招牌，尤其明显的是没有烧房子的现象。后来到了东固所见也是一样。部队的军需供给也安排得井井有条，不仅有饭吃，还有蔬菜、猪肉吃，有群众来联欢慰劳。红军停留了八天（有说五六天、一星期），“没打土豪，但生活得很好。”在东固苏区，许多领导人的穿着也很平民化，看不出是红军领导人。萧克“记得最清楚的是二、四团的代表，他穿着棉布长袍，像个绅士，不像军人，他在大会上讲话既文雅又激昂。他说，大家欢迎红四军到来，我们这里有很好的群众，还有很有战斗力的部队，我们的战术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上山，敌人找不到我们，我们可以看住他，有条件的话打他一两个团没有问题。我们对于这位不像军人的军队代表的演说，很有好感”。
对比之下，红四军中有人觉得这种“秘密割据”方式很有价值。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采取秘密割据的形式对革命有利。而采取公开割据的一些小区域苏维埃政权相继垮台，如湘潭、醴陵、平江、永新，而莲花、遂川不仅失掉群众，连党组织也几乎损失了。这样不仅不能解决群众的经济困难，反而破坏了农村城镇的经济基础。因此，“秘密割据”方式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当时，红四军前委在于都给湘赣边界特委写的信中就认为，“用这种方法，游击区域可以很广，即是说发动群众的地点可以很多，可以在许多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的秘密组织”，“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他们那时就感到“在全国或一省总暴动以前政权的形式和武装的组织大须讨论，依照两年来的经验，在全国至少在一省用总暴动办法推翻统治阶级政权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益的”。５月１０日，湘赣边界特委第二届第四次执委会还根据前委来信的指示，介绍了东固根据地的工作经验。这说明红四军领导人开始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了。龚楷在总结井冈山失守经验时说：“任何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都是靠不住的。”这些认识是对过去赤白公开对立斗争模式的一个突破。
“李文林式”割据方式虽然引起了毛泽东等人的注意，但后来由于党内“左”的思想影响以及当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而被忽视。蒋桂战争和一连串的军阀混战，使形势非常有利，红军所向披靡，困难较少，“朱毛红军”的声威越来越大，谁也意识不到“秘密割据”的重要性了。会师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经改编加入赣西南红三军（黄公略指挥），东固根据地则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而公开化。“李文林式”的秘密割据方式逐渐被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