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进行的高等教育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向参加座谈的几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说出了他“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大师级杰出人才的培养问题。
　　温总理的焦虑，实则是眼下中国大学发展，甚至是整个教育的“焦虑”。想到多年前，高校一窝蜂地响应“号召”，开始“造就”、“培养”创新型人才，并推出“创新人才培养工程”、构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设立各类“创新学分”，创新出“创新性一票否决”，笔者意识到，一旦培养大师、造就大师口号深入人心，随之而来的就可能是各种工程、各种点子、各种名堂。大师级人才，是无法这样去造就和培养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出大师级人才，靠的是人文滋养。
　　人文滋养来源于鼓励个性发展的价值观念。到今天为止，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教育妨碍着学生的个性发展。某个学生喜欢玩昆虫，家长会一把将其抓回家，告诉他学习英语、数学和语文才是他的正事；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极力主张抹杀学生的个性。除了少数有自主招生权的高校之外，每年500多万进入大学校门的学生，至少有99％以上，要求通过统一考试达到一定的分数门槛，无论学体育、学艺术、学文学、学科学，均是如此；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念也影响学生的个性发展。人们习惯于学生苦读“圣贤书”成才，却看不惯某个人唱唱歌就走红、跑跑步就成名，人们习惯于赞扬“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却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而不见，“鄙视”“一夜成名”，人们习惯于把大学当作成才的唯一途径。笔者对各个学科领域诸如美术、音乐均要培养博士、硕士很是理解，学历不高，层次就不高。现在，几乎所有用人单位都把学历标准作为用人的要求之一，也就成了情理中事。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价值观之下，个性发展是多么困难的事，个性人才又是多么难以生存。不上大学、没有学历，生存都将困难，更何谈成为杰出人才。
　　人文滋养来源于注重启发引导的培养理念。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以记忆能力代替了学习能力，以学习能力代替了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创意能力。只知记忆、背诵的学生进入高等教育阶段，也延续了以前的学习方法，要么以考研为目标，努力攻克几门考研课程；要么以专升本为学习目的，一进大学校门就准备“第二次”高考，而没有以上升学目标的学生，则很多时间在茫然中度日。
　　人文滋养来源于激励探索精神的考核体系。我国的教育考核与人才评价，都倾向于鼓励学生“听话”，鼓励人才“老实、本分”。听老师的话、听家长的话，按老师和家长的话去做的孩子，就是乖孩子，就会受到表扬。学生听到最多的，是“不准”，“不许”，“不能”，“不要”。
　　上课不许“乱说话”，大人场合不能“乱插嘴”。久而久之，老师和家长的选择代替了学生的自主选择，老师和家长的管理代替了学生的自主管理，老师和家长的意志代替了学生的自我意识，学生们变得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主张。中国大学课堂上，如果老师在课堂提问，超过半数以上学生低着头担心被点名的极其普遍，更不用说学生自主提问了。就是博士生写论文，也必须“中规中矩”，否则要是有一位“专家”说你格式不规范、观点太偏颇，就可能被“毙”——这同样适用于大学教授们进行课题研究，申请课题必须投立项者所好，而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或者研究本身的规律去进行。我们的人才评价，依旧强调老实、本分，只关注人才对规则(规则的制订本身也存在问题)的执行，比如全勤、比如工作态度踏实，这导致人们以不出问题为标准，畏惧失败而不敢去探索、去创新。
　　在这方面，也许我们可以从国外对人才的评价中找到答案。美国3M公司有一条“15％规则”，允许每个技术人员可用15％的时间去“干私活”，即搞个人感兴趣的任何东西，不管它是否与工作有关，是否直接有利于公司。只要你喜欢、感兴趣就行，比如，做胶带研究的可以去做机械研究，这在公司里被认为是非常正常的，没有人来指责你，你可以天马行空。一位世界500强老总，在比较美国人才和中国人才差距时说，美国员工会在完成自己的项目时，同时关注其他同事的项目，并对其他同事的项目发生兴趣，这样会让他们有更全局的视野，发现自己从事项目可能与其他项目的借鉴与合作之处，而更多的中国员工，则只关注自身的项目，而对其他项目没有多大兴趣，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视野的局限、思维的局限也就形成了他们事业的局限。
　　综上可知，大师级人才的培养，并非独立事件，并非高等学校可以通过一些工程、一些活动就可解决的难题。这需要整个社会、整个教育重新全面思考教育，思考人才培养，彻底转变教育观、人才观，中国的大师级人才就会不期而至。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