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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凡事都有对立面，一切都是相反相成的：有正面就有反面，有成功就有失败，有高尚就有卑贱，有美好就有丑恶。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比较才有鉴别”，两种性质不同的事物或者一种事物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一经对比，就可以轻易地分辨出彼此间的差异：真与假对比，可以去伪存真；善与恶对比，可以抑恶扬善；是与非对比，可以拨乱反正……将这种思维方式用于议论文的结构安排，就是议论文写作中常见的对照式结构。
对照式论证就是从论题的正反两个方面入手，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分论点或摆出正反两方面的论据，加以论证，通过正反对比论证得出结论。正反两个方面可以是用一种事物或意见来映衬另一种事物或意見，也可以是把两种事物或一种事物的两个方面加以对比。对照式结构有两种基本类型：
一、破立结合型
破立结合即先论证正面观点，再批驳反面观点；或先批驳反面观点，再论证正面观点；或边批驳反面观点边论证正面观点。无论是先立后破，先破后立，还是边破边立，文章所驳斥的错误观点都应是文章所立论点的对立面。破的目的是为了立，是为了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是为了从反面证明正面的论点，以使正面的论点立得更稳，更令人信服，从而更牢固地确立正面的论点。如鲁迅先生的经典名篇《拿来主义》就是运用先破后立、破立结合这种对照式结构的典范。作者先分析论证了“闭关主义”早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在只是“送去”，则必然亡国灭种沦为乞丐，听凭“送来”“抛给”，则必会大受其害，然后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要实行“拿来主义”的正确主张：“‘送去’之外，还得‘拿来’”“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同时也完成了对“为什么要‘拿来’”的证明，然后又通过一个综合的比喻论证了怎样才是正确的“拿来”。先破后立，破是为了立，破得清楚，才能立得明白。
二、正反对比型
正反对比即正面说了反面说或反面说了正面说。这种类型就是在本论部分直接摆出正反两方面的分论点或论据进行对比，分析论证，最后得出结论。这种类型的正反对比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将发生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的两种性质截然相反的或者有差异的事物进行比较。通过这样的对比，对错误的或者差的事物予以否定，对正确的或者好的事物进行肯定。这种对比叫做“横比”。另一种情况是将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的不同情况进行比较。这种对比叫做“纵比”。这种类型因为思路明晰、结构简洁，而且对比鲜明、论证充分，有利于突出论点，增强说服力，好写好评，因而成了一种最受考生欢迎的结构模式。这种模式的本论部分一般从正反两个层次证明论点（两层对照，正反顺序可颠倒）：正面论证——论点+论据+小结；反面论证——论点+论据+小结。
该说就说
江蘇一考生
冯小刚导演在《一九四二》发布会上，面对诸多记者“为什么要用如此直接的方式揭当年的痛处”的提问，淡淡地回了一句：“没什么值得掩饰的。”
的确如此，痛了，就直接说出来，让人们看到痛处，去治疗。一直捂着伤口，不让他人知道，虽会让人赞许你的坚强勇敢，却也使得伤口溃烂，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期，从此留下难以抚平的伤痕。
季羡林便是一位从不掩饰自己苦痛的人。他在《牛棚杂忆》中回忆“文革”被批斗时的情景：“‘这样残酷的批斗，原来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我心里想，‘有此一斗，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季老用如此通透的态度表现自己所受的屈辱与折磨，纵然写得幽默风趣，但仍能使我们窥得当年的黑暗。季老豁达而不郁结，相比之下，傅雷上吊，老舍跳湖，顾圣婴自杀……也许就因在痛苦中沉默，最终踏上了不归路，他们的逝去让中国人民一度为之叹息。如果他们能够忍受一时痛苦，也许他们的人生就是另一番天地了。
人生在世，往往会经历种种的痛，国家、民族也难免如此，民族的痛就更不该掩饰了。
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言：“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事实正是如此。当年索尔仁尼琴因《古拉格群岛》这本真实揭露了苏联黑暗社会的著作而被削去国籍、流放国外。这就显出当年苏联的心虚了。然而，即便作家被赶出国门，《古拉格群岛》也从未停止出版。忧国之痛同样弥漫于中国作家的心中。郁达夫写《沉沦》，表现中国青年身在东瀛，与日本侍女的交往中，竟然吟起了典雅的对于故国的愁思之诗：“一饭千金图报易，五噫几辈出关难。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亡国之危，弱国民众的心灵压抑，激起了郁达夫深沉的悲怆。以上两位作家肩负重任，他们痛苦的心血，流淌在自己作品的字里行间，充满着激愤的情感。
痛了，就要直接说出来，只有说出来才能引起重视，才能得到治疗。日本拒不承认侵华事实，这不仅仅是他们的耻辱，更是他们的悲哀。一个民族连自己的痛处都不敢说出来，那么他们还有什么未来可言？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想，真正有担当的人，敢于说出自己的痛处，敢于直面自己的痛处。不说出来，如何勇敢地面对？
该说就说，没什么值得掩饰的！
点评
文章正反对比，拿捏精准。主体部分由个人之痛延伸到国家、民族之痛，写索尔仁尼琴、郁达夫身处痛苦境地却胸怀天下黎民，再写日本的相形见绌，不愿也不敢承认自己的错，将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两相对比，便将“该说就说”这一论点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对照式论证就是从论题的正反两个方面入手，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分论点或摆出正反两方面的论据，加以论证，通过正反对比论证得出结论。正反两个方面可以是用一种事物或意见来映衬另一种事物或意見，也可以是把两种事物或一种事物的两个方面加以对比。对照式结构有两种基本类型：
一、破立结合型
破立结合即先论证正面观点，再批驳反面观点；或先批驳反面观点，再论证正面观点；或边批驳反面观点边论证正面观点。无论是先立后破，先破后立，还是边破边立，文章所驳斥的错误观点都应是文章所立论点的对立面。破的目的是为了立，是为了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是为了从反面证明正面的论点，以使正面的论点立得更稳，更令人信服，从而更牢固地确立正面的论点。如鲁迅先生的经典名篇《拿来主义》就是运用先破后立、破立结合这种对照式结构的典范。作者先分析论证了“闭关主义”早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在只是“送去”，则必然亡国灭种沦为乞丐，听凭“送来”“抛给”，则必会大受其害，然后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要实行“拿来主义”的正确主张：“‘送去’之外，还得‘拿来’”“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同时也完成了对“为什么要‘拿来’”的证明，然后又通过一个综合的比喻论证了怎样才是正确的“拿来”。先破后立，破是为了立，破得清楚，才能立得明白。
二、正反对比型
正反对比即正面说了反面说或反面说了正面说。这种类型就是在本论部分直接摆出正反两方面的分论点或论据进行对比，分析论证，最后得出结论。这种类型的正反对比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将发生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的两种性质截然相反的或者有差异的事物进行比较。通过这样的对比，对错误的或者差的事物予以否定，对正确的或者好的事物进行肯定。这种对比叫做“横比”。另一种情况是将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的不同情况进行比较。这种对比叫做“纵比”。这种类型因为思路明晰、结构简洁，而且对比鲜明、论证充分，有利于突出论点，增强说服力，好写好评，因而成了一种最受考生欢迎的结构模式。这种模式的本论部分一般从正反两个层次证明论点（两层对照，正反顺序可颠倒）：正面论证——论点+论据+小结；反面论证——论点+论据+小结。
该说就说
江蘇一考生
冯小刚导演在《一九四二》发布会上，面对诸多记者“为什么要用如此直接的方式揭当年的痛处”的提问，淡淡地回了一句：“没什么值得掩饰的。”
的确如此，痛了，就直接说出来，让人们看到痛处，去治疗。一直捂着伤口，不让他人知道，虽会让人赞许你的坚强勇敢，却也使得伤口溃烂，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期，从此留下难以抚平的伤痕。
季羡林便是一位从不掩饰自己苦痛的人。他在《牛棚杂忆》中回忆“文革”被批斗时的情景：“‘这样残酷的批斗，原来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我心里想，‘有此一斗，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季老用如此通透的态度表现自己所受的屈辱与折磨，纵然写得幽默风趣，但仍能使我们窥得当年的黑暗。季老豁达而不郁结，相比之下，傅雷上吊，老舍跳湖，顾圣婴自杀……也许就因在痛苦中沉默，最终踏上了不归路，他们的逝去让中国人民一度为之叹息。如果他们能够忍受一时痛苦，也许他们的人生就是另一番天地了。
人生在世，往往会经历种种的痛，国家、民族也难免如此，民族的痛就更不该掩饰了。
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言：“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事实正是如此。当年索尔仁尼琴因《古拉格群岛》这本真实揭露了苏联黑暗社会的著作而被削去国籍、流放国外。这就显出当年苏联的心虚了。然而，即便作家被赶出国门，《古拉格群岛》也从未停止出版。忧国之痛同样弥漫于中国作家的心中。郁达夫写《沉沦》，表现中国青年身在东瀛，与日本侍女的交往中，竟然吟起了典雅的对于故国的愁思之诗：“一饭千金图报易，五噫几辈出关难。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亡国之危，弱国民众的心灵压抑，激起了郁达夫深沉的悲怆。以上两位作家肩负重任，他们痛苦的心血，流淌在自己作品的字里行间，充满着激愤的情感。
痛了，就要直接说出来，只有说出来才能引起重视，才能得到治疗。日本拒不承认侵华事实，这不仅仅是他们的耻辱，更是他们的悲哀。一个民族连自己的痛处都不敢说出来，那么他们还有什么未来可言？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想，真正有担当的人，敢于说出自己的痛处，敢于直面自己的痛处。不说出来，如何勇敢地面对？
该说就说，没什么值得掩饰的！
点评
文章正反对比，拿捏精准。主体部分由个人之痛延伸到国家、民族之痛，写索尔仁尼琴、郁达夫身处痛苦境地却胸怀天下黎民，再写日本的相形见绌，不愿也不敢承认自己的错，将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两相对比，便将“该说就说”这一论点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