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环境”是无可争议的关键词。太湖等地此起彼伏爆发的蓝藻等水污染危机，说明20多年积累的环境问题已到了危险的临界点；厦门PX事件与北京六里屯事件则显示了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迫切需求；甘肃徽县铅中毒与湖南岳阳砷排放表明环境问题已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健康；全球变暖和碳排放又给中国带来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以此为始，“环境”正式进入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核心。这比我们当初预料的早得多。
　　中国的人均资源少、环境容量小，走不成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发展的路子；因为那些发达国家早已制订好了有利于他们的各项国际规则，使中国的污染成本不能像他们当初那样转移出去，只能自己硬扛；因为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道路，更非帝国主义，不能搞生态殖民主义。我们不仅需要对自己的人民，也对世界人民负责。我们只能在人均3000美元时提前解决环境问题。况且，解决环境问题也为中国各项变革提供了试验田。因为环境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几乎囊括了这个时代中所遇到的绝大部分信息，是一个大转型社会的缩影。
　　温家宝总理指出，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实现“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必要的行政办法”指的便是“区域限批”这类手段，而经济手段则指的是全新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什么是环境经济政策?即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与传统的行政手段“外部约束”相比，环境经济政策是一种“内在约束”力量。
　　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国际社会迄今为止，解决环境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期制度的办法。面对中国严峻的环境形势，我们应比发达国家更迫切需要出台环境经济政策。
　　我们应先建立哪些环境经济政策?
　　绿色税收，如果宽泛的理解，环境税(绿色税)包括专项环境税、与环境相关的资源能源税和税收优惠，以及消除不利于环保的补贴政策和收费政策。严格来讲，环境税主要是指对开发、保护、使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破坏和保护的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
　　实行环境税，环境经济政策等于成功了三分之一。
　　环境收费。对那些传统的环境收费政策仍应继续。
　　绿色资本市场。通过直接或间接“斩断”污染企业资金链条，等于对它们开征了间接污染税。
　　生态补偿。它是以改善或恢复生态功能为目的，以调整保护或破坏环境的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分配关系为对象，具有经济激励作用的一种制度。
　　排污权交易。由环境主管部门根据区域的环境质量标准、现状、污染源情况、经济技术水平等综合考虑来确定一个排污权总量，然后建立起排污权交易市场。
　　排污权交易最大的好处就是既能降低污染控制的总成本，又能调动污染者治污的积极性。比如环保部门可以通过逐年压缩发放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份额来达到“减排”目标。而只要市场上排污权越少，价格就越责，企业治理污染的动力就越大。
　　绿色贸易。首先得看好两道门。一是出口：严格限制能源产品、低附加值矿产品和野生生物资源的出口，逐步取消“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必要时开征出口关税；另一个是进口，应强化废物进口监管。
　　绿色保险。又叫生态保险，其中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最具代表性，就是由保险，公司对污染受害者进行赔偿。一旦事故发生，由保险公司给被害者提供赔偿，企业避免了破产，政府又减轻了财政负担。
　　上面说的7项政策在国内外学术界、在各相关部门都已经反复探讨过，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在我国政策实践中却迟迟没有推行。重要的原因是它涉及到各个部门、行业和地区间的权能和利益调整。
　　我认为，一旦推行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不仅对中国环保事业有重大意义，也为中国科学发展观与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将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