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都有焦躁和不安，都有失落。如果是在一个发生着巨变的年代，这种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显得更为迫切。“there are known knowns, there are known unknowns, there are unknown knowns, there are unknown unknowns.”
　　在一直被认为是渐进式变革的中国，最为根本的变革是价格变革—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更新—与市场和平等交易接轨。在工资、资本以及日渐兴盛的技术、创意成为生产要素的年代，在没有经历过科学管理、真正的大规模生产洗礼的中国，这种引导变革和探索方向的主要参与者，无疑正是经济学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价格双轨制改革，“吴市场”，“厉股份”，国有企业改革，甚至大学扩招—备受争议的产业化，甚至黄金周，火车票价格，对中国移动这样的巨头的批判，反垄断，产权交易，物权法，等等不一而足，无不闪烁着经济学、经济学人的身影和思维的火花。
　　毋庸置疑，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以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触角伸到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所谓“章鱼一样的经济学”；另一方面，经济建设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议题之一，为更多的经济学家提供了舞台。拥有传奇人生经历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勇敢地从宝岛台湾投奔祖国大陆，并在世界经济学的重镇—芝加哥大学学成之后，成为第一位归国的“海龟”经济学博士，是因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因此，在中国，经济学家看起来更应该像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应该成为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探索者之一。他们应该参与到为更多的人谋取福利的队伍中去。这是公众的期待，当然也许是一个想当然的错觉—这种错觉来自于经济学人对自身的信任甚至自负。
　　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并不以为然，他们可能与一个物理学家、化学家或者生物学家一样，只醉心于纯粹的学术，“两耳不闻窗外事”。那些影响深远的经济学思想的发现者未必一开始就怀揣“达则兼济天下”的政治野心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气概。驱使他们的不是丰厚的千万瑞典克朗，也不是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荣耀或者财政部长、央行行长的诱人权力，而是解释问题的持续热情。芝加哥大学新闻处对经济学家（人）的分类包括：①理论经济学者，包括做实证工作的；②政策分析经济学者，包括搞调研的、做官的以及对媒体发言的；③企业经济学者，包括做经营的、做咨询的。如果媒体或者大众不能清楚地界定他们的区别，就不能充分理解自己的判断的合理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正如许多媒体领袖所说—我们并没有足够丰裕的财经媒体从业者—记者和商业观察家，那么这种错位可能导致，我们对某些经济学家的言论或者行为发出岩浆一样炙热的怒火。不幸的是，这种情况正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大地上演。尽管，还有一个原因是，经济学人本身也未弄清楚自己到底在三种人中更倾向于哪种角色。经济学人正成为中国获得“唾沫”和骂声最多的人群之一。
　　


　　我们试图“陈列”经济学界的诸多“怪现象”。我们想象这些怪现象仅仅是一种认知上的错位，但是仍然要表达对经济学人应有角色的期待。我们相信，在一个媒体与经济学人持续接触并且日益频繁的今天，每一个经济学者所发表的看法都的确是深思熟虑的，是“十年磨一剑”的精髓；其次，他们在发表观点之前，没有进行过某种不合适的交易—这种交易不是对其知识的首肯，而是在出卖社会对他们的尊敬和信任；第三，我们希望经济学人在谈问题的时候，是本着科学的精神、“兼容并包”的姿态以及“我不同意你所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胸怀；第四，我们渴望经济学人淡化他们的焦虑感，多一分从容，多一分自信，多一分“累死书桌”或者“讲台”的勤恳。
　　的确，我们吹毛求疵。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家与国家的未来、企业的运营生态以及人民的福祉如此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界的确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当然，我们会坦诚地看待时代的局限。
　　
　　非理性的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就一定是“理性的经济人”吗？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已经遭受到许多冲击，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尝试把心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弗农?斯密斯则尝试“通过实验室进行经济方面的经验性分析”，开创了实验经济学。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的新闻公报说，“传统上，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筑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和能做出理性决策的假设之上，而且经济学还被普遍视为是一种依赖实际观察而不是可控的实验室实验的非实验性科学。然而，现在，经济学研究越来越置身于修正和试验基础经济理论前提，并越来越依赖于在实验室里而不是从实地获得的数据。”
　　不过，这是否对“在确定目标和约束条件下进行最优化选择”的“理性”定义造成剧烈的冲击，仍需观察。如果我们把利益不仅仅定义为财富，“自利”就会在更为宽广的层面成立；如果我们的目光不仅仅局限在某些单独的案例，或者在一个长期（Long term）的时间序列来观察，那么这种“理性”成立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再则，由于人们进行劳动协作，专业化和一体化加强，那么作为劳动共同体的现代组织—企业的理性就显得更为重要，更加有说服力。
　　对于经济学家而言，理性可能类似信仰。那么他们足够理性吗？未必。 在2006年的一个论坛上。杨帆，这个自称左派经济学家和非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人，见到他们眼里的顽固的“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张维迎。他对张维迎说，“骂了很多年。”“骂得好，骂得好。”张维迎说。
　　这次同台“竞技”并未终结他们的“骂”。相反，张维迎在这次论坛上发表了他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这篇文章提到“理性思考”的人至少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学会换位思考。当然在现实中，每一项政策起步的时候，每个人都处在特定的位置，变革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要做到完全超脱是很难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强调理性思考的重要性。至少对学者来说，应该做到超脱，否则，就丧失了学者的独立性。
　　


　　第二，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把这项政策与可行的替代政策(alternative)相比较，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一些哗众取宠的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相容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蛊惑人心，对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害无益。
　　第三，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讲事实，摆道理，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而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用个案推出一般结论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
　　第四，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也就是如何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蛋糕做大，实现多赢，使全体民众和整个社会受益，而不是向后看，纠缠于历史旧账。
　　姑且不论张维迎的看法是否正确，张维迎如此大张旗鼓地来谈一个学者本应具有的常识或者说基本素养，本身就映射出理性思考的严重缺失。事实上，张维迎在自己尚且并不“风光”的时候就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早在1996年，他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所有制，治理结构和委托代理关系》中就专列了一节，批判崔之元博士：
　　


　　崔之元是一位非常博学的学者，但当他在不同学科之间天马行空般地穿梭时，他似乎忽视了理论研究应该遵守的基本逻辑推理。事实上，他常常是用文献或事实引证代替逻辑推理……崔之元常常从一个案例就引申出一套理论，动辄说某某理论出现危机了。他对河南省南街村的“共产主义制度”的推崇就说明了这一点。你当然可以找出一位没有双手靠脚趾画画成名的人，但你怎么能由此就说所有想成为画家的人都应该把手剁掉呢？
　　我们达到理性思维的边界之前，就呼吁直觉的意义或者“有限理性”。如果关心社会事务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我们坚信当代知识分子还保留着某种治世情结，那么这种假设就是完全合理的）都无法进行理性思维，那么，社会的前途和未来无异于掌握在赌徒手中。尽管理性是有限的，但是“有限”本身也是有限的。
　　经济学家在论争的过程中不讲逻辑的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以意识形态的高度来打压/攻讦异见者。最近的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原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发表的一系列关于西方经济学和改革的言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何伟老师撰文指出：“真正理智的经济学家，不是靠打棍子、戴帽子，煽动情绪，表示愤怒；而是靠摆事实、讲道理，以机理分析来服人。马克思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恩格斯也指出：‘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
　　
　　外行评定内行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社会思潮的研究者丁学良在2005年时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语惊天下—
　　问：您觉得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丁学良：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不过，随后丁学良就不得不做出“让步”，缩小打击面，“这个讲法并不包括老一辈经济学工作者……另外，这个讲法也不包括现在海外最好的或比较好的大学经济系里任教、目前暂时回到国内兼职的教授。”
　　对丁学良的批评也不绝于耳，不过，更多的则是媒体的新一轮炒作。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就对此进行了不客气的批评：“评定经济学家或优秀经济学家或大经济学家，是以他们的学术成果、由经济学同行认定的，而绝不是靠什么民意调查；更不是一个另外专业的学者可以指手画脚的。”“经济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隔行如隔山，不懂经济学的人应尊重经济学家，正如尊重科学家、作家一样，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对丁学良的批评，也有人较真。“丁学良在批评中国经济学家的同时，他自己也应该深入地、严肃地自我批评，因为他没有对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的情况做任何深入调查，就随意地下定结论，不仅在社会上对中国的经济学家形象造成很坏的影响，而且把社会舆论从中国未来改革需要真正关注的矛盾引导到关于中国经济学家可信度、为哪个利益集团代言等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上。”这个批评者是在查阅了《美国经济评论》（AER）、《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等知名杂志的数据库之后得出上述结论的。该作者的结论显示，依照丁学良的标准，林毅夫、海闻、王一江、邹恒甫、赵耀辉、霍德明等教授均是合格的经济学家。
　　也许作为行内人，最近风风火火的邹恒甫研究员的“痴人妄语”或许更能够说明国内经济学家的现状：“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
　　
　　屁股与脑袋
　　屁股决定脑袋，看起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对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个最“致命”的“攻讦”正是“经济学家先富起来”。有文曰“经济学家江湖里大款多而大侠少”。作者不无愤激并以“回头是岸，立地成佛”的口吻写道：“靠出卖良知，靠伪经济学说，靠说假话，靠出卖公众利益乃至国家的利益，虽然得逞于一时，辉煌于一时，但最终声名狼藉。”
　　关于经济学家们的“赢利模式”和收入来源主要有：
　　◎ 讲课费：一流经济学家2小时1万，二流经济学家5000元；
　　◎ 咨询费：在各地方政府、各企业担任着顾问，按月固定获得收益；
　　◎ 项目费：帮助企业或政府做一些资本运作的项目，一般都是根据标的来提成的；
　　◎ 稿费：给报纸杂志投稿或写书，一个普通的分析师出一本书的收入就高达六位数，更不要说我们的大腕们了；
　　◎ 为利益集团服务：一个独董收入在2万～20万元不等。
　　尽管这些分析的某些数字值得怀疑（也许更多，当然也可能更少），不过，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的确看到诸多经济学家像明星“走穴”一样出席各种由企业主办的论坛，并且发表许多“受欢迎”和赢得“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的言论。
　　最受争议的是经济学家充当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从独立董事的职能设计和国际惯例来看，聘请管理专家担任独立董事更为合适。“经济学家可能为企业领导提供关于宏观环境和走势的富有意义的分析和指导”，但是一般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对一家具体的企业的运营说出有意义的建设性意见。“他们离我们的企业实际太远。”一位企业家在接受《管理学家》采访时表示。因此，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就是，经济学家出任独立董事时所获得的报酬不是自己的知识、见解或者创意，而是自己的“名声（名望）”以及可能存在的与政府的关系。独立董事成为花瓶的种种现实也为此做了注脚。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的确是，经济学家与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密。在中国社会，由于市场经济制度仍待完善，权力仍然在市场准入、融资以及其他许可证颁发方面占有重要的位置。一位企业创始人曾经赤裸裸地向记者表示，“他们说了，20万，许可证拿走！”
　　
　　“新闻经济学家”
　　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年代，财经媒体和经济学家相互需要。“新闻经济学家”的诞生也属应运而生。
　　记者一直好奇于那些所谓的左派或者非主流学派到底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观点的。记者如愿约见到了这样一位代表人物。
　　他的回答让我大跌眼镜。“我的出名完全不是因为我的研究，而是我发表的那些‘左派’经济学家言论。”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媒体傻到被这些经济学人利用，那么就一定是二者的合谋。被访问者获得名声，更准确地说，是注意力；而媒体也获得了被关注度，高的转载率，或者点击率。如果不忌惮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么也许某些所谓的大论争不过是三方共谋而已。这位非主流经济学家承认大多数非主流经济学家水平都很低，甚至对自己同一战壕的“队友”所获得的博士学位也不屑一顾。
　　如果以此判断进行分析，那么有理由相信许多经济学家在面向媒体所出之“不逊”之言，就有自我炒作之嫌。这就与当下娱乐圈为了博上位不惜制造各种“绯闻”或者八卦新闻异曲同工。
　　当然，另一种可能的是，对于敏感事件的参与和发言也可能使得经济学家处于风口浪尖。所谓“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或如茅于轼先生所说：“人民群众往往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而先知先觉往往成为历史牺牲品。”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吴敬琏研究员在今年年初发表“火车票价格应该上浮”的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张维迎发表的关于改革开放官员利益受损最多、茅于轼对于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把房价视为政治问题的诸多言论，所遭遇的网络唾沫和难以计量的反驳与批评，也是这种“新闻经济学家”的典型代表。
　　当然，在住房日益成为居民们头疼的大事情之一的当下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易宪容教授所发表的各种惊世骇俗的言论恐怕就得另当别论了。他始终站在房地产商的对立面，发表诸如“像上海，房价应该下跌50%，北京房价也应该下降30%”之类言论，可以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久前，社科院某领导认为易宪容“不务正业”—作为金融发展与制度研究室主任，大半时间精力都放在了房地产业的研究上，因此易宪容“引咎辞官”。尽管房价依然快速增长，但是易宪容所受到的质疑却远远没有茅于轼或者吴敬琏等人多。
　　
　　经济学界的“方鸿渐”
　　方舟子是国内学术的“打假英雄”，备受关注，亦备受争议。新语丝是其打假的重要阵地。在2005年，新语丝登载了一篇关于国内某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涉嫌抄袭的帖子。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向中国《经济学季刊》揭发了国内两知名大学的两位教授涉嫌抄袭其1992年的一篇论文。“剽窃痕迹明显，证据毋庸置疑。（二人）把他人的成果据为己有，大量抄袭我作品中的内容和图表而不加注明。在专业的学术界，有众所周知的国际学术行为标准。剽窃，尤其是如此之明显剽窃，直接严重地违背最基本的学术标准。这属于盗窃，简单、明了，必须予以纠正。”《经济学季刊》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其主编是中心的姚洋教授。
　　对此，姚洋做出了回应，非抄袭，而只是学术上的不规范。但是批评者认为这个回应太过牵强，并且有非学术的因素在其中。首先，既然学术不规范，那么无疑是《经济学季刊》自取其辱。匿名审查能通过这样的文章，显而易见是自我掌嘴。那么《经济学季刊》为什么又要这么做呢？其次，被指控者的院长身份值得关注。
　　另一个案例就显得更加具有代表性了，如果其所述事实为真。近日，“声名鹊起”的邹恒甫指责张维迎“学弟”伪造了自己的简历—当然主要是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的部分。一是张维迎在其中文简历里声称自己在1992年获得了硕士学位，但是邹恒甫却通过“取证”认定张是在1994年获得硕士学位的；第二是张维迎声称自己获得了George Webb Medley Prize，而邹恒甫旁征博引地说明这是谎言。邹恒甫在其博客中“近乎癫狂”地写道：“从1995到2007，12年多的时间，一位北大教授，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XXX第一人，XXX年度经济人物，编织了一个谎言，导演了一场骗局，欺骗了无数经济学学子和同行，当其站在台上给学生和企业界人士大讲诚信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脸是否在发烧。”
　　
　　“经济学家的吹捧范式”
　　“我算是见识了学者之间的吹捧是何等的高明了。”
　　一位刚刚听完林毅夫讲座的媒体同行对记者表示。林毅夫在2005年接到了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2007～2008年度讲座的邀请函。他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准备—事实上，1985年，当林毅夫还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时，他的老师卢卡斯教授就花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来做准备
　　应该说，能接收到这样的邀请函的确是意义重大，也的确是对林毅夫的肯定。
　　“但是，他们的吹捧太过火了。”
　　他显得有些愤激，“与我想象中的学者之间的欣赏是完全不同的。”有一个评议人甚至专门做了一个PPT来分析林毅夫为什么会收到马歇尔讲座的邀请函，并且他还不时地提到所谓的“林氏定理”。
　　“我记得‘科斯定理’（这个词）也不是科斯本人提出来的，好像是斯蒂格勒教授的‘功勋’。”
　　这位经济学科班出身的记者颇不以为然，“毕竟那是科斯，或者是斯蒂格勒。”
　　“也许这就是经济学家的吹捧范式。”
　　如果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文人相轻的话，那么这种“近乎肉麻”的吹捧可能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的确，当林毅夫讲毕，第一位评议人花了相当长的时间（50%）来阐述马歇尔讲座与诺贝尔经济学奖之间的相关性。“从1946年开始，该讲座每年从全球著名经济学家中挑选出一位作为主讲人，赴马歇尔讲座的经济学家中已有14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刚刚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马斯金是去年马歇尔讲座的主讲。”
　　幸运的是，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只是一种气氛的调节器。因为，当那些“鼓吹”者“正儿八经”地宣讲林氏定理的人话音未定，听众便笑声一片；而当另外一名评议人对林毅夫的分析和逻辑表示异议时，听众是掌声一片。尽管听众的掌声/笑声看起来仍然是一个“外行评定内行”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