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8点，我在香港的一家旅馆醒来，捡起从门缝塞进来的当天报纸，回到床上浏览，没有重大新闻。掠过那些因冷酷而堆满虚假笑容的政治家的照片，我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他一手拿着烟，在摄影机前和女演员交谈，看来他筹划已久的《华工血泪》终于开拍了。
　　我再看标题，心里一惊：名导演胡金铨猝逝台北。他是昨晚六时在冠动脉硬化手术时逝世的，享年六十六岁。要说我已见过太多的死亡，但胡导演的离去还是让我无法接受。心情恶劣，我给洛杉矶的老顾打了个电话，他也知道了。我们没有多谈，我的声音哽咽了。
　　我和胡导演是1990年在洛杉矶认识的。我这些年四处漂泊，时间、地点和人物往往都混在一起，我却还清楚地记得那次见面的环境、氛围和谈话细节。那是由原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穆晓澄夫妇，在一家相当典雅的江浙餐馆“钱塘春”请客。我实在孤陋寡闻，既没有看过他的电影，甚至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他身材不高，略微发福；和身材相比，脑袋显得很大，眼睛炯炯有神。我被他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吸引住了，那是没有经过革命风暴的污染的京片子，会让人唤起一种比乡愁更加悠远的记忆。
　　他离开北京正是我出生的时候：1949年。当时他高中毕业，在同班同学的怂恿下，想去香港试试运气。他去找刚接管北京的当区长的亲戚帮忙，被狠狠训了一顿，可没过两天，去香港的通行证批准了。
　　在《他乡与故乡》这篇散文中他写道：也是在“旧社会”，有这么个说法：世界上有两个都市是“流沙”，就是北京和巴黎；只要你在这两地方住上几年，就不想搬了。说北京和巴黎像“流沙”，是形容这两个都市迷人的地方，要慢慢地体会，时间长了，你就爱上她了。越陷越深，终于老死斯土。这种说法是对“外地人”而言，像我这种在北京土生土长的人，并没有这种感觉，而且很厌倦那种死气沉沉的环境，时时想冲出去。
　　他从小好读书，在香港找到的头一份工作是在印刷厂当校对，这多少还算有缘分。可校的头一本书竟是香港的电话簿，第二本更倒霉，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佛经。他干过的工作五花八门，在美国新闻处打杂，在广告公司画画，在电影公司当布景师，当演员，终于熬成了导演。
　　他的成名作《大醉侠》，一炮轟响。接着又转到台湾拍了《龙门客栈》，在香港创国语片的卖座纪录。随后他花了三年时间拍《侠女》。《侠女》获1975年康城电影节“最高技术奖”。权威的英国《国际电影指南》1978年把他选为国际五大导演之一，在亚洲导演中，他是继日本的黑泽明之后第二位获此荣誉的。那是胡导演的鼎盛时期。
　　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拍《侠女》时，有一场戏要古宅空庭的萧瑟效果，可他嫌芦苇不够高，宁可再拖几个月等芦苇长高了再拍。如此刻意求工，不计成本，必然会和老板发生冲突。连着几部片子不赚钱，就没人再找他拍电影了。这十年来，他只拍了《画皮》，都是好编剧、名角，就是不成功。我认识胡导演，正赶上他走背字。也许正因为此，才和我们这些社会上的闲杂人员来往。我常路过洛杉矶，每次和朋友们聚会都少不了他。
　　听胡导演聊天，是一种享受。他天大的事芝麻小的细节都能娓娓道来，妙趣横生。他聊起天来从不知疲倦，且不容别人多嘴。周围的朋友都很知道分寸，绝不会扫他的兴。据说有一回，一个不懂“规矩”的毛头小子多说了几句，竟惹得胡导演大怒：“你，你怎么不让我说话？”而我天生就是个听众，所以和胡导演挺合得来。
　　胡导演在香港影艺界是有名的怪杰，这指的是他脾气古怪，戏拍得不多，不务正业，著书，开画展，讲学。他收藏的书多得没地方放，一部分捐给了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据他的前妻钟玲讲，他生平最大的乐事就是不务正业，而一拍电影就头疼，因为得拼命地干活，没时间看闲书、喝酒、跟朋友吹牛……
　　去年10月，老顾和穆晓澄相约从洛杉矶开车到我这儿来玩，胡导演知道了，也要一起凑热闹，结果反倒是他的兴致最高。穆晓澄在电视台干活，太忙，时间老是凑不到一起。胡导演等得不耐烦了，嚷着要和老顾搭“大灰狗”长途汽车过来。最后未能成行，两个月后，我陪父母去洛杉矶，胡导演已去了台北，我们错过了最后见面的机会。
　　胡导演死后两袖清风，膝下无后。人们忙着为他选择安葬地、塑像、建立基金会，沸沸扬扬，而我只有一个愿望：去看看他的片子。
　　选自《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