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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联解体虽是多方面问题合力的结果，但民族矛盾是苏联解体可谓非常重要因素。作为多民族的国家，长期以来，各类民族矛盾并存在于苏联这片土地上。可悲的是，列宁之后的苏联历代领航者严重错判了国内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普遍性与复杂性，在民族政策上犯下了一系列错误，直至民族矛盾不断积压，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冲垮了苏联国家的基石。
【关键词】民族关系；苏联解体 ；斯大林体制
1991年底，世界上第一个且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没有战争和外敌入侵的情势下自行解体，令世人震惊与沉思。苏联解体是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民族问题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苏联的历届党政领导在民族问题上几乎都有相当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在斯大林体制的左右下，苏联的领航者们在这一问题上先后走了不同的极端。一、沙俄时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形成一般认为，民族主义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西欧，而实质上任何一个民族在其认识深处都存在着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常常会以各种形式加以表现出来。众所周知，对外扩张是沙皇俄国的主要国策，在俄罗斯民族初步统一时，其为单一民族国家，且领土面积不足300万平方公里。此后自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称沙皇、建立沙皇俄国起到1917年被推翻，在长达三百七十多年的征伐中，俄罗斯帝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迫使外高加索、中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等臣服，使自身的领土横跨欧亚大陆，濒临三大洋，达2000万平方公里，帝国内大大小小民族总计120多个（另有一说为190多个①）。伴随着沙皇俄国扩张脚步的不仅是帝国的金戈铁马，还伴随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不断扩展，并且在19世纪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即学术界定义的斯拉夫思想②。初期，斯拉夫思想在抵制西方的文化侵蚀发挥了一定功效，加强了俄罗斯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过，后来事情朝着相反的一面发展，在帝国精英的鼓吹下，沙皇在其俄罗斯帝国内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残酷迫害非俄罗斯人，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宗教，一种语言”③的口号，逐渐把斯拉夫思想构造成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使得俄罗斯帝国的民族关系相当紧张，矛盾重重，盘根错节，最终不但没有实现沙皇“大俄罗斯”的梦，反而撼动了帝国稳定的基石。笔者在此还想提醒一下，这些长期积累的民族矛盾也给日后苏俄（后来的苏联）的领航者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当领航者们的视野足够高时，问题会得以缓和，但当领航者们出现失误时，这些积压的矛盾便会冲击甚至压垮新政权的基石，日后苏联历史的发展便证明了这一点。二、十月革命与列宁的民族政策1917年11月（儒略历10月），俄国大地经受了由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洗礼。十月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了崭新的国家制度，新政权不但接过了沙皇留下的庞大帝国版图，还必须接过沙皇留下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俄国内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回顾历史，笔者以为，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使得当时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中，尽管矛盾重重，甚至有摩擦与冲突，但没有使其成为爆发点，列宁领导下的苏俄正确地把握了处理民族关系的大方向，即朝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保卫苏俄政权的方向。正是在这样的大方向指引下，1919年以后，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列宁领导下的俄共（布）逐步完成了三件事：其一，引导一些民族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从本民族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影响下分离出来；其二，使各民族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坚定不移地联合在一起；其三，俄共（布）要成为各民族的领导力量，争取到各民族中的大多数，也就是再度把每各民族从内部统一起来，让自己成为其利益的忠实代表，以便于建立多民族的社会主义联盟国家①。苏俄成立初期，内忧外患的形势冲击着苏维埃政权，也给苏维埃政权实现各民族内部的聚合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联合创造了有利条件。面对新的情况，列宁以其高超的理论水平和领导艺术，利用一切利于苏维埃的资源优势并加以整合，很快把俄共（布）塑造为了当时苏俄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统一的可以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使得列宁建立“苏联”的构想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各地区的党组织起到了凝聚、维系“联合”的作用。在建立“苏联”的问题上，列宁主张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共和国仍为“主权国家”，联盟应以民族为特点组成，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可以自由退出②（这点也为后来苏联的解体埋下了隐患）。列宁还特别批评了斯大林用行政压制的办法解决民族问题的做法，强调要在自愿的原则上建立新的联盟，反对斯大林把联盟建成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坚决要求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决裂，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联邦制国家③。在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正确领导下，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当时苏联得以成立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布尔什维克政党的坚强领导，全俄与各民族国家都建立了党的领导；其二，国内各民族在整体利益上的一致以及民族之间权利的基本平等；其三，社会内部的团结并且需要一致共同应对反动势力的威胁。笔者以为这是苏联得以立国的三项基本支柱，这三根支柱保护着苏联的稳定与发展，只要当其中任何一个支柱出现问题时，苏联便会不稳定甚至坍塌！三、斯大林体制对苏联民族关系的损害斯大林自20世纪20年代末逐渐控制了苏联的大权，并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管理制度，即斯大林体制。目前学术界较通行的给斯大林体制的定义为：在政治上，一党专政，个人集权，缺少民主；在经济上，指令性经济，缺乏活力；在文化上，单一性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集中。在斯大林逝世后，其本人遭到了大量的批判，然而斯大林之后的历代苏联领航者都没有能跳出斯大林体制的框架。（一）苏联内部的四类民族矛盾④ 1、俄罗斯民族同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民族在苏联国内属于主体民族，约占总人口的50%多，加之该民族长期具有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影响下，作为主体民族的俄罗斯民族掌握了巨大的力量，例如苏共中央的绝大多数其他少数民族长期遭受俄罗斯民族的蔑视与压迫，而少数民族也视俄罗斯民族为侵略者与占领者，这一切使得苏联的肌体内积累了大量的矛盾与冲突。2、加盟共和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在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内部也存在着多民族共居的状态，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因素，这些民族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境内除了传统的俄罗斯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外，各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各类矛盾。例如，20世纪80年代，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境内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都出现了要求脱离格鲁吉亚的集体示威游行。3、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按照列宁以“民族”为特色建立联邦的设计，各加盟共和国本身便是一个大民族，因而一些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就是历史上民族矛盾的延续。例如，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半岛的争端；又如俄罗斯与爱沙尼亚在纳尔瓦河地区的争端；其中最为典型便是南高加索地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共和国之间因领土争端而爆发的武装冲突。4、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矛盾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的代表当属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与中央的冲突。波罗的海三国因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相关条约而被并入苏联的版图中，初期由于对抗共同敌人的需要，苏联自身经济的发展以及苏联相对“怀柔”的政策保持了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向心力。但随着苏联经济发展的停滞，三国对苏联中央的离心力也不断加剧，最终波罗的海三国也成为了最早脱离苏联的国家。（二）斯大林体制错在哪？面对上述具体而又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历代领航者却很少有清醒的认识，更谈不上正确的决策与措施。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建成了社会主义。不久，苏共十八大进一步宣布，苏联已经完成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正在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错误地认为，“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苏联各民族和种族，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所以根本说不到民族权利会受到损害”，甚至认为苏联“已经成为全世界真正民族平等与合作的榜样和典范”①。对于这些不正确的认识，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的领导层非但没有清楚的认识，反而继续在这种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处理民族关系。20世纪60年代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人民”的概念，即“在苏联已经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勃列日涅夫甚至认为，“民族问题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了”②。苏联的领航者们忽视了民族问题的普遍性、长期性与复杂性，在错误理论的指引下，势必在实际的民族工作中犯下错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极其严重的错误：①在政治上大俄罗斯主义尽显无遗，1923年6月，按照斯大林在全苏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选举原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由350名代表组成，其中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代表280名，占80%，其他加盟共和国只占20%，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没有话语权的状态；②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没有根据各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一刀切”。这种错误的做法使得民族地区的农业受到巨大损害：1929年哈萨克斯坦有人口约500万，但到了1933年人口减少至330万左右，同时期乌克兰因饥荒死亡的人口也多达百万；③三十年代的大肃反，在大清洗中民族地区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1937年至1938年间，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亚美尼亚等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第一书记皆被处死，而哈共中央则更为惨烈，其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被杀，大量无辜的干部群众被捕、被监、被流放或被杀；④在文化领域，强制推行俄罗斯语言作为全苏唯一语言，1938年3月苏联党和政府决定全苏推行俄罗斯语，在干部考察任用上，把是否会说俄罗斯语言作为必要条件；强制去宗教化，迫害宗教人士，严格限制东正教等的活动，直至彻底消除；⑤以“反对世界主义”和“医生事件”为借口，掀起排犹运动。1952年，斯大林听信诬告，以“谋杀领导人罪”大肆逮捕犹太人，大量关闭犹太剧院、学校、报社，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经济呈现出封闭性。生产计划的安排、产品的销售完全由中央一手控制，共和国无权过问，斯大林时期，联盟部属企业占全苏工业总产值的89%，共和国部属企业只占11%，到了赫鲁晓夫时期，联盟部属企业占97%，共和国部属企业占3%，经济的失衡造成了各加盟共和国对斯大林体制极其强烈的不满③。此外，问题最严重的一面还在于，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历代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及时看到问题的存在，常常自我安慰，强调“苏联人民”，说“苏联的民族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报喜不报忧，更没有采取实际有效的措施来调整民族关系，最终矛盾不断积累，直至最后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融化了苏联国家的基石。（三）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引爆苏联民族矛盾的一把火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执掌苏联的大权，那时的苏联已经从辉煌的高峰走向下坡，显现出危机重重的局面。客观地讲，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他也曾努力地想把已经在危机边缘的苏联拉回来，他在经济政治领域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事实正如他最后一次以苏共总书记身份发表的电视讲话一样“进行的种种改革均失败了，国家失去了前途”。在苏联的民族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起初常常是忽视或者可能就是不懂其严峻性。直至1990年在苏共二十八大上，他才说，“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即民族问题）的意义，没有及时看到这其中包藏的危险性”，“我们对发生的一切毫无准备”①！可悲的是已经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戈尔巴乔夫在处理问题上所释放出的不是“正能量”，恰恰是加剧苏联解体的“负能量”！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公开性及民主化的方针政策，一下子把积压已久民族矛盾全部暴露出来，加之当时苏联经济的停滞，人民思想混乱，各种民族怨恨如洪水般冲击着联盟中央的权威。面对这股冲击，戈尔巴乔夫非但没有采取措施果断加强中央的权威，甚至主动下放权力给各民族加盟共和国，导致最后联盟中央被架空。而此时的戈尔巴乔夫仍然坚守他提出的所谓“民主”，实现政治多元化，主动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致命的一击剪断了苏联得以维系的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条线！四、启 示苏联解体在提醒人们要充分重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的同时，也给予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第一，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与共同繁荣事关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正确处理好民族矛盾，把不稳定因素处理在萌芽状态，不使矛盾冲突成为爆发点，以至于影响国家的安定与繁荣。历史也已经证明，民族关系稳定和谐，则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而当民族关系紧张冲突时，则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第二，正确看待和处理“民族”、“阶级”和“社会”的关系问题：①民族矛盾不等同于阶级矛盾。在不同条件下，民族矛盾既可能激化阶级矛盾，又可能缓和阶级矛盾。反过来，在不同的条件下，阶级矛盾既有可能使民族矛盾缓和的一面，也有可能使人民内部的民族矛盾激化，发展成为敌我性质的民族矛盾；②民族过程不等同于社会过程。民族过程与社会过程均有着各自的内在规律，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新的社会进程中，民族过程也必然会有新的内容，会出现新的民族要求，也会出现新的利益分配问题②。社会的发展必须与民族过程同步，最好略先于民族过程，以便于适应民族关系的新要求，这也就是要求必须努力优先发展国民经济，且发展成果必须与各族人民共享。此外，还要正确引导民族意识，努力实现民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精神的结合。第三、保持政治统一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苏联的悲剧告诉世人，保持国家政权的权威的重要性，在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自决的形式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与安定。各级民族地区党委政府必须接受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保持从上到下党组织的统一性，而共产党也必须使自己成为国内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上，使国内形成统一的市场，用经济的统一强化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安定！
【关键词】民族关系；苏联解体 ；斯大林体制
1991年底，世界上第一个且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没有战争和外敌入侵的情势下自行解体，令世人震惊与沉思。苏联解体是政治、经济、社会、民族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民族问题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苏联的历届党政领导在民族问题上几乎都有相当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在斯大林体制的左右下，苏联的领航者们在这一问题上先后走了不同的极端。一、沙俄时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形成一般认为，民族主义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西欧，而实质上任何一个民族在其认识深处都存在着民族主义情绪，并且常常会以各种形式加以表现出来。众所周知，对外扩张是沙皇俄国的主要国策，在俄罗斯民族初步统一时，其为单一民族国家，且领土面积不足300万平方公里。此后自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称沙皇、建立沙皇俄国起到1917年被推翻，在长达三百七十多年的征伐中，俄罗斯帝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迫使外高加索、中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等臣服，使自身的领土横跨欧亚大陆，濒临三大洋，达2000万平方公里，帝国内大大小小民族总计120多个（另有一说为190多个①）。伴随着沙皇俄国扩张脚步的不仅是帝国的金戈铁马，还伴随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不断扩展，并且在19世纪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即学术界定义的斯拉夫思想②。初期，斯拉夫思想在抵制西方的文化侵蚀发挥了一定功效，加强了俄罗斯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过，后来事情朝着相反的一面发展，在帝国精英的鼓吹下，沙皇在其俄罗斯帝国内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残酷迫害非俄罗斯人，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宗教，一种语言”③的口号，逐渐把斯拉夫思想构造成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使得俄罗斯帝国的民族关系相当紧张，矛盾重重，盘根错节，最终不但没有实现沙皇“大俄罗斯”的梦，反而撼动了帝国稳定的基石。笔者在此还想提醒一下，这些长期积累的民族矛盾也给日后苏俄（后来的苏联）的领航者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当领航者们的视野足够高时，问题会得以缓和，但当领航者们出现失误时，这些积压的矛盾便会冲击甚至压垮新政权的基石，日后苏联历史的发展便证明了这一点。二、十月革命与列宁的民族政策1917年11月（儒略历10月），俄国大地经受了由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洗礼。十月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了崭新的国家制度，新政权不但接过了沙皇留下的庞大帝国版图，还必须接过沙皇留下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俄国内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回顾历史，笔者以为，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使得当时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中，尽管矛盾重重，甚至有摩擦与冲突，但没有使其成为爆发点，列宁领导下的苏俄正确地把握了处理民族关系的大方向，即朝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保卫苏俄政权的方向。正是在这样的大方向指引下，1919年以后，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列宁领导下的俄共（布）逐步完成了三件事：其一，引导一些民族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从本民族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影响下分离出来；其二，使各民族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坚定不移地联合在一起；其三，俄共（布）要成为各民族的领导力量，争取到各民族中的大多数，也就是再度把每各民族从内部统一起来，让自己成为其利益的忠实代表，以便于建立多民族的社会主义联盟国家①。苏俄成立初期，内忧外患的形势冲击着苏维埃政权，也给苏维埃政权实现各民族内部的聚合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联合创造了有利条件。面对新的情况，列宁以其高超的理论水平和领导艺术，利用一切利于苏维埃的资源优势并加以整合，很快把俄共（布）塑造为了当时苏俄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最高代表。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统一的可以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使得列宁建立“苏联”的构想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各地区的党组织起到了凝聚、维系“联合”的作用。在建立“苏联”的问题上，列宁主张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共和国仍为“主权国家”，联盟应以民族为特点组成，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可以自由退出②（这点也为后来苏联的解体埋下了隐患）。列宁还特别批评了斯大林用行政压制的办法解决民族问题的做法，强调要在自愿的原则上建立新的联盟，反对斯大林把联盟建成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坚决要求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决裂，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联邦制国家③。在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中央正确领导下，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当时苏联得以成立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布尔什维克政党的坚强领导，全俄与各民族国家都建立了党的领导；其二，国内各民族在整体利益上的一致以及民族之间权利的基本平等；其三，社会内部的团结并且需要一致共同应对反动势力的威胁。笔者以为这是苏联得以立国的三项基本支柱，这三根支柱保护着苏联的稳定与发展，只要当其中任何一个支柱出现问题时，苏联便会不稳定甚至坍塌！三、斯大林体制对苏联民族关系的损害斯大林自20世纪20年代末逐渐控制了苏联的大权，并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管理制度，即斯大林体制。目前学术界较通行的给斯大林体制的定义为：在政治上，一党专政，个人集权，缺少民主；在经济上，指令性经济，缺乏活力；在文化上，单一性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集中。在斯大林逝世后，其本人遭到了大量的批判，然而斯大林之后的历代苏联领航者都没有能跳出斯大林体制的框架。（一）苏联内部的四类民族矛盾④ 1、俄罗斯民族同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民族在苏联国内属于主体民族，约占总人口的50%多，加之该民族长期具有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影响下，作为主体民族的俄罗斯民族掌握了巨大的力量，例如苏共中央的绝大多数其他少数民族长期遭受俄罗斯民族的蔑视与压迫，而少数民族也视俄罗斯民族为侵略者与占领者，这一切使得苏联的肌体内积累了大量的矛盾与冲突。2、加盟共和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在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内部也存在着多民族共居的状态，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因素，这些民族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境内除了传统的俄罗斯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矛盾外，各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各类矛盾。例如，20世纪80年代，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境内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都出现了要求脱离格鲁吉亚的集体示威游行。3、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按照列宁以“民族”为特色建立联邦的设计，各加盟共和国本身便是一个大民族，因而一些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就是历史上民族矛盾的延续。例如，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半岛的争端；又如俄罗斯与爱沙尼亚在纳尔瓦河地区的争端；其中最为典型便是南高加索地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共和国之间因领土争端而爆发的武装冲突。4、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矛盾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的代表当属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与中央的冲突。波罗的海三国因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相关条约而被并入苏联的版图中，初期由于对抗共同敌人的需要，苏联自身经济的发展以及苏联相对“怀柔”的政策保持了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向心力。但随着苏联经济发展的停滞，三国对苏联中央的离心力也不断加剧，最终波罗的海三国也成为了最早脱离苏联的国家。（二）斯大林体制错在哪？面对上述具体而又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历代领航者却很少有清醒的认识，更谈不上正确的决策与措施。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建成了社会主义。不久，苏共十八大进一步宣布，苏联已经完成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正在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错误地认为，“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苏联各民族和种族，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所以根本说不到民族权利会受到损害”，甚至认为苏联“已经成为全世界真正民族平等与合作的榜样和典范”①。对于这些不正确的认识，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的领导层非但没有清楚的认识，反而继续在这种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处理民族关系。20世纪60年代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人民”的概念，即“在苏联已经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勃列日涅夫甚至认为，“民族问题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了”②。苏联的领航者们忽视了民族问题的普遍性、长期性与复杂性，在错误理论的指引下，势必在实际的民族工作中犯下错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极其严重的错误：①在政治上大俄罗斯主义尽显无遗，1923年6月，按照斯大林在全苏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选举原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由350名代表组成，其中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代表280名，占80%，其他加盟共和国只占20%，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没有话语权的状态；②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没有根据各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一刀切”。这种错误的做法使得民族地区的农业受到巨大损害：1929年哈萨克斯坦有人口约500万，但到了1933年人口减少至330万左右，同时期乌克兰因饥荒死亡的人口也多达百万；③三十年代的大肃反，在大清洗中民族地区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1937年至1938年间，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亚美尼亚等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第一书记皆被处死，而哈共中央则更为惨烈，其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被杀，大量无辜的干部群众被捕、被监、被流放或被杀；④在文化领域，强制推行俄罗斯语言作为全苏唯一语言，1938年3月苏联党和政府决定全苏推行俄罗斯语，在干部考察任用上，把是否会说俄罗斯语言作为必要条件；强制去宗教化，迫害宗教人士，严格限制东正教等的活动，直至彻底消除；⑤以“反对世界主义”和“医生事件”为借口，掀起排犹运动。1952年，斯大林听信诬告，以“谋杀领导人罪”大肆逮捕犹太人，大量关闭犹太剧院、学校、报社，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经济呈现出封闭性。生产计划的安排、产品的销售完全由中央一手控制，共和国无权过问，斯大林时期，联盟部属企业占全苏工业总产值的89%，共和国部属企业只占11%，到了赫鲁晓夫时期，联盟部属企业占97%，共和国部属企业占3%，经济的失衡造成了各加盟共和国对斯大林体制极其强烈的不满③。此外，问题最严重的一面还在于，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的历代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及时看到问题的存在，常常自我安慰，强调“苏联人民”，说“苏联的民族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报喜不报忧，更没有采取实际有效的措施来调整民族关系，最终矛盾不断积累，直至最后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融化了苏联国家的基石。（三）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引爆苏联民族矛盾的一把火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执掌苏联的大权，那时的苏联已经从辉煌的高峰走向下坡，显现出危机重重的局面。客观地讲，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他也曾努力地想把已经在危机边缘的苏联拉回来，他在经济政治领域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事实正如他最后一次以苏共总书记身份发表的电视讲话一样“进行的种种改革均失败了，国家失去了前途”。在苏联的民族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起初常常是忽视或者可能就是不懂其严峻性。直至1990年在苏共二十八大上，他才说，“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即民族问题）的意义，没有及时看到这其中包藏的危险性”，“我们对发生的一切毫无准备”①！可悲的是已经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戈尔巴乔夫在处理问题上所释放出的不是“正能量”，恰恰是加剧苏联解体的“负能量”！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公开性及民主化的方针政策，一下子把积压已久民族矛盾全部暴露出来，加之当时苏联经济的停滞，人民思想混乱，各种民族怨恨如洪水般冲击着联盟中央的权威。面对这股冲击，戈尔巴乔夫非但没有采取措施果断加强中央的权威，甚至主动下放权力给各民族加盟共和国，导致最后联盟中央被架空。而此时的戈尔巴乔夫仍然坚守他提出的所谓“民主”，实现政治多元化，主动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致命的一击剪断了苏联得以维系的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条线！四、启 示苏联解体在提醒人们要充分重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的同时，也给予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第一，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与共同繁荣事关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正确处理好民族矛盾，把不稳定因素处理在萌芽状态，不使矛盾冲突成为爆发点，以至于影响国家的安定与繁荣。历史也已经证明，民族关系稳定和谐，则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而当民族关系紧张冲突时，则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第二，正确看待和处理“民族”、“阶级”和“社会”的关系问题：①民族矛盾不等同于阶级矛盾。在不同条件下，民族矛盾既可能激化阶级矛盾，又可能缓和阶级矛盾。反过来，在不同的条件下，阶级矛盾既有可能使民族矛盾缓和的一面，也有可能使人民内部的民族矛盾激化，发展成为敌我性质的民族矛盾；②民族过程不等同于社会过程。民族过程与社会过程均有着各自的内在规律，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新的社会进程中，民族过程也必然会有新的内容，会出现新的民族要求，也会出现新的利益分配问题②。社会的发展必须与民族过程同步，最好略先于民族过程，以便于适应民族关系的新要求，这也就是要求必须努力优先发展国民经济，且发展成果必须与各族人民共享。此外，还要正确引导民族意识，努力实现民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精神的结合。第三、保持政治统一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苏联的悲剧告诉世人，保持国家政权的权威的重要性，在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自决的形式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与安定。各级民族地区党委政府必须接受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保持从上到下党组织的统一性，而共产党也必须使自己成为国内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上，使国内形成统一的市场，用经济的统一强化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