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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各领域给中国造成重大损失。关于“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的评价，存在“濒临崩溃”和“有所发展”两说。评价“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是一个需要党史、国史、经济史学者共同协作进行的课题。①各地方、各部门的个案基础，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开展。1957年创办于广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通称“广交会”），“既是一个定期的国际贸易的交易场所，又是我国对外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一个宣传场所。” 广交会发展的曲折历程，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息息相关。本文尝试对“文革”对广交会的破坏性影响作出较为客观的分析，并就“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评价问题提出浅见。
一
绵延10年、遍及全国的“文革”动乱，给中国造成的破坏是全方面的，尤其给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损失。以广交会为例，“文革”动乱对会务筹办带来严重困难，而且影响生产和运输。
（一）动乱对会务筹办的冲击
1966年5月“文革”正式爆发时，第19届交易会已经结束。这届广交会成为自创办以来到会客商人数最多、地区最广、客户最多的一届。1966年秋的第20届广交会，也还正常完成筹备工作。但举办时已是红卫兵“大串联”的高潮了，动乱对广交会的破坏开始显现并逐步升级。
1、周恩来坐镇1967年春交会开幕。
从1967年春交会的个案，可见动乱干扰的严重程度以及党内健康力量的反干扰努力。当时，广州春季交易会开幕日期迫近，云集广州的各地红卫兵给交易会的筹备带来困难，广东省军管会控制不了局势。4月12日凌晨，省军管会给周恩来并中央发去特急电，希望由中央发一个公开通知。周恩来指示按广东要求起草通知，并亲自加署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以增加权威性。4月13日，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向广东省军管会、各大军区及各省、市、自治区发出《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⑴不组织广交会以外人员进馆参观，不在广交会及其所属组织进行夺权；⑵各省市自治区要积极组织货源，除派往广交会人员外，不另派人参观；⑶一律暂停“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⑷不在出口商品陈列馆和接待宾馆、旅店张贴大字报；⑸广交会安排演出的文艺节目不再作变动。
尽管有了红头文件，但造反派仍然我行我素。4月13日晚上，广东省军管会又发来告急电报：⑴造反派密谋废除广交会工作委员会，另组以他们为主的领导班子。⑵造反派组织已开展“四大”，态度极为蛮横。⑶就展品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并冲击各馆领导班子。周恩来意识到：只有他自己亲自坐镇广州，才能保证广交会如期开幕。14日凌晨2时30分，周恩来请外贸部和外贸学院的造反派立即派人去广州，协助解决问题。周恩来于上午11时15分飞抵广州，11时半就同有关负责人谈话，要求全面掌握广州局势。接下来就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做造反派的工作，直到15日凌晨。15日白天，他到现场视察展馆，与北京来的造反派谈话。晚上11点半，周恩来又在珠海宾馆召集在广州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逐一展开说服教育工作。座谈会一直开到16日早晨7时30分。4月19日凌晨2时，周恩来再一次视察交易会工艺美术馆。当日6时许，周恩来离开广州回北京。①
2、1967年秋交会推迟1个月举办。
1967年夏，全国性动乱继续进行，香港发生“反英抗暴”斗争。7月中旬，有关单位在北京召开的“筹备今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展出工作座谈会”，着力批判外贸部的“错误”，并将其上纲上线到所谓刘、邓“三降一灭”路线的高度。会议仍决定要如期举办交易会。②但到8月，群众组织间的派性斗争发展成为武斗。在广州，有近千人占据了中国商品陈列馆，广交会筹备工作无法进行；因铁路局拒收托运去广州的货物，各地展品不能发运。这时，国外敌对势力盗用广交会名义，向世界贸易界人士发出所谓“通函”造谣：外商必须具结“保证书”才能参加这届广交会。
对此，新华社于10月23日发表《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筹备工作的负责人发表辟谣声明》；同时，广交会将该《辟谣声明》寄发给了所有客户。1967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文，要求各省、市有关部门努力保证交易会所需各种展品和货物并按时运到；要求公安机关和人民解放军认真做好治安保卫工作，任何组织、任何人员都不得冲击广交会。外贸部和交通部多次联合发文督促。11月13日，周恩来耐心做广州群众组织赴京代表的工作，要求两派组织严格执行中央的指示，保证开好广交会。1967年11月15日，第22届广交会终于开幕了，较预定日期整整晚了1个月。这在广交会史上是唯一的例外，但总算保证了广交会不致中断。
这届以后的广交会，有关单位未雨绸缪，应对措施也渐趋主动。1968年3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下发《关于开好1968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对第23届广交会工作做出7点指示：广交会及与有直接关系的宾馆、旅店、剧场等单位，从3月20日到5月20日止，一律暂停“四大”，广交会一律不接待参观。中央还特别强调“对去年秋季广交会上签订的出口合同，要认真检查，采取措施，对外履约，做到重合同、守信用。”从1968年秋季第24届广交会起，参加广交会的工作人员均需携带有本人照片的出入证，才能出入广交会。
3、广交会举办体制机制遭到破坏。
广交会的举办体制和运作机制，都出现了若干不正常状况。例如，交易会邀请工业部门代表来会的做法，从1967年春季的第21届交易会开始因受干扰无法实行，直至1969年才恢复。这届交易会还停止“临时党委会”的活动。因应群众运动高涨和军管秩序，领导机构新增了4名解放军代表和5名群众代表，由广东省军区第二政委陈德担任领导委员会主任。这在广交会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例外。1967年秋的第22届广交会，由广东省、广州市军管会，外贸部、中南局直属机关等单位的派出人员和外贸系统的群众组织、当地群众组织代表，组成领导委员会。 从1969年春季的第25届广交会起，来自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山东、广东等6省、市的工人代表70人参加广交会的领导工作，其中6人参加大会领导委员会，其余64人参加交易团、商品部的领导班子。这届交易会开幕'前，还请工农兵代表进行展览的预审查，一直改到公认“政治气氛更浓”时为止。到1972年春季的第31届广交会，鉴于大会和各交易团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决定不再邀请各省、市工人代表参加大会领导委员会。领导委员会相应新增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山东、广东等口岸的外贸局负责人。至此，广交会的举办体制与运作机制基本恢复正常。
（二）商品生产运输遭受严重干扰和破坏
“文革”初期的动乱、武斗，对于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带来了严重干扰和破坏。如前所述，由于交通部门的武斗，以及对广交会性质认识存在偏差，导致广交会的展品无法及时运到广州。1967年八九月间，广州地区交通不畅，邮运一度中断，大批小包积压在港澳和深圳；10月初运输恢复后，大量邮包涌来广州，到春节时积压严重。据了解，造成积压的主要原因，是广州海关部分革命群众抵制小包进口。1967年12月初，验包人员曾为此停止验包3天，进行辩论。③
应该说，动乱对生产经营的破坏，是普遍且长期存在的难题，直接影响外贸出口货源。据统计，1968年前8个月对港澳出口建材、副食品、轻工三大类下降严重。其中水泥只完成年出口计划的3.2%，钢材完成10%。据分析，就有国内政治动乱的干扰和破坏等方面原因。某些外贸单位和商业供销收购队伍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收购工作受到影响；工矿产品的生产，有几个月时间煤、电不足，加上部分地区发生武斗，生产和运输一度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生产极不正常。①
广交会的会务筹备秩序基本恢复后，排除干扰和解决货源供应的问题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1972年11月，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增加秋季广州交易会土特产品出口货源的报告》，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研究解决。一时不易解决的，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力争尽快解决。⑴土特产品的生产和收购，需要有一个较长时期的规划。⑵进一步贯彻执行各项经济政策。⑶解决运输问题。几年来，土特产品大量积压在产区的情况比较严重。由于运不出来，有的不能按期交货，有的不能大量收购。除积极利用民间运力、解决部分短途运输外，要求交通部门协助解决运输问题，特别是一些鲜活商品，应予优先安排，及时调运，避免商品霉烂损失。⑶调整商业网点，充实收购人员。
二
相对于暴风骤雨般的动乱和武斗，极“左”对广交会的干扰和破坏更为持久，其程度也难以估算。例如，毛泽东思想宣传运动对交易业务的干扰，意识形态对出口商品的自我限制。
（一）政治对交易业务的干扰
1966年秋第20届广交会，首要任务是“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的意义”。广交会展馆内外共悬挂了毛泽东主席画像、照片445幅，不同规格语录牌、标牌语2673幅。大会还组织了1000多名来宾分别与红卫兵会见、座谈、联欢，并组织访问广州市郊区的人民公社，宣传毛泽东思想。1967年春季的第21届广交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出现高潮。中央指示交易会：“人人都要成为既是交易员又是毛泽东思想红色宣传员”。经贸活动场所变成了政治斗争舞台。②开幕第一天，没有谈生意。许多来宾到广州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购买《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章。
1967年秋的第22届广交会继续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重要任务。有些外宾也刻意迎合中国有关人士的这方面的“口味”。例如，桑给巴尔的一位部长参观后说：毛主席是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著作是宝贵的财富，看了使人懂得如何进行革命，如何进行建设。但毛泽东思想宣传也出现了“舞弊”现象。“有些日本商人故意把语录本弄脏，看起来是经常读过的，好赢得中方的好感。”③1969年春季的第25届广交会开幕时，恰值党的九大召开。交易会坚决把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当作首要任务。在展馆布局上，改变以往按外贸总公司经营商品划分展馆的办法，按“红宝书”、农产品、轻工业品、重工业品和特艺品5部分设馆；“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也各设专馆。
毛泽东和周恩来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指示有关方面采取“降温”措施。到1969年秋的第26届广交会，中央指明：“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广交会取消在开幕式和招待会上朗诵毛主席语录，组织来会客商“早请示、晚汇报”等强加于人的做法。④不少客商认为政治气氛宽松了。过去要参加一个礼拜左右的学习，担心“会上不发言不好，发言又怕讲错，思想包袱很沉重。所以许多香港商号主要负责人，开幕时不愿意来，先派职工或副手来。”⑤这次有了显著的改变，简单快捷，谈话自然。以后几届广交会，毛泽东思想宣传继续进行，但对交易业务的干扰程度减弱了。
（二）对出口商品的自我限制
“文革”爆发后，由于林彪、“四人帮”大肆鼓吹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而殃及广交会展品和出口商品。1966年秋交会开幕前，各地“串联”来广州的数十万红卫兵，对参展样品及商标图案提出尖锐批评。广交会被迫对展品进行检查清理。在1967年春交会上，传统题材工艺品几乎被赶尽杀绝，展品由1966年秋交会的3万种减为2万多种。对商标的审查结果是：确有反动政治内容的商标一个，立即停止使用。应停止使用的还有：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佛鬼怪为题材的两个；带有封建迷信、资本主义色彩的17个；以飞禽走兽、花鸟虫鱼、名胜古迹、古代文物为题材的5个。采取中外人名的，连聂耳牌、冼星海牌也“不宜继续使用”。⑦
1967年6月，广东省外贸局进一步规定：⑴政治反动的和黄色的商品，一律不许生产和出口；已经生产出来的要积极改制，不能改制的要查封等待处理。⑵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魔鬼怪为题材的商品，立即停止生产和出口；已签合同也不再履约，可说服商人用其它商品代替，如商人对毁约提出索赔可酌情予理赔。⑶同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新风尚格格不入的封建迷信产品，停止生产和出口。⑷珠宝钻翠、首饰等商品，将来肯定被淘汰。⑸奇装异服及火箭鞋等，不再生产和出口。①这给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严重困难。仅“迷信品”一项，1967年广东就少出了几百万美元。② 1969年春交会后，举办单位根据展出和交易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总结报告提出：我国出口的传统手工艺品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经过“文革”，某些产品（包括部分轻工产品）的花色、图案、造型不适应国外市场的需要，建议今后出口产品，应尽量考虑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该报告获中央认可。这样，极“左”思潮的破坏受到一定抵制。但在1974年春交会上，由于“批林批孔”运动和批判“右倾回潮”的影响，“以神佛鬼怪、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封建迷信为题材的工艺品一律不出口”。工艺品出口成交比上届减少约2000万美元。
“四人帮”是极“左”路线的集大成者，对广交会的破坏具有典型意义。按照上海外贸界1977年的批判，这种破坏主要有3大方面：⑴破坏国家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在广交会中另搞一套。“四人帮”的党羽自夸“同外贸部进行了八次大的较量，都取得了胜利”。1969年春交会前，他们在广交会搞了个“四不做”的规定，即中性包装不做；定牌、无牌、捎印不做；D/P、D/A不做；奖励佣金不做；并公然违反对外斗争“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叫嚷一切“立足于斗”，以致在1969年春交会发生了一些违反政策的事件，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⑵反对中央有关广交会的精神。甚至扣发国务院文件。例如，外贸部经国务院批准的《关于一九七六年春交会的请示》就被扣压了5个月。而且这仅仅限于事后的揭发。李先念副总理1972年说，“我到上海，马天水同志同我谈了个问题。他拿了个本本不给我。保密，其中谈到外贸好多政策问题。”③⑶在出口价格上借题发挥。他们公然说：“只要手里有二三十个价格问题的事例，就可以整垮外贸部”。于是，他们到处搜集外贸部、总公司的所谓“低价”事例。1972年秋交会时，他们到广州大抓“低价倾销”，攻击外贸部“卖国投降”，诬蔑外贸部、总公司“不惜牺牲劳动人民的血汗”，破坏国内生产和市场供应。④
三
在“文革”期间，全国生产秩序和经营活动都受到冲击。但由于党内健康力量的抗争和努力，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在一些方面取得进展。广交会的个案既有共性，也有自身特点与优势。
（一）对广交会成交量的影响程度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许多国家经济起飞的时期。我国周边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而中国却丧失了宝贵的历史机遇。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⑤从广交会的个案以及对外贸易的局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表1 “文革”前后广交会出口成交增长速度表（金额：亿美元；增长率：%）
由于受“文革”冲击，广交会的出口成交额从1967到1969年连续3年停滞、下降，尽管应邀到会客商仍有所增加，但并不是都来做生意，纯粹参观的不少。而且由于广交会的客户邀请工作，执行严格的国别政策，将西方国家客商拒之门外；着力邀请的亚非拉国家客商，前来参加广交会的兴趣不高。为此，中方通常承担在华所有费用乃至往来机票。由于这些国家外贸需求量小，出口商品结构与中国没有互补性。如果我们不从对方购买商品，“每年顺差，这不要那不要，结果他们派了个部长来了。主席说，短账不要了，一笔抹掉。”①有时成交多，也不见得有什么经济利益。
（二）广交会缘何能连续举行
在动乱和极“左”路线的破坏之下，“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还有所发展，当然不是偶然的。经济建设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国务院领导人手中。作为“文革”发动者的毛泽东，在经济领域的举止还是比较稳定和谨慎的，注意“抓革命，促生产”，不使生产长期陷于混乱②。如前所述，1967年4月中旬，日理万机的共和国总理亲自坐镇广州数天，连续几个昼夜不休不眠，确保了广交会如期举办。周恩来可谓挽狂澜于既倒。而细加分析，还有深层次的思想根源。
与意识形态化话语的巧妙结合，使得举办广交会获得了革命合法性。周恩来这样劝说目空一切的造反派：这个交易会设在广州，许多外国商人和侨商都要来，港澳的人也要进来。他们有一部分人不是为了来进行贸易的，而是要来看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所以，“应该看成是一个新的战役，希望保证把这个交易会开好”。至于广交会 “旧东西”，其实就是装饰品。我们不用，可是在外国，工人都用，为什么不能为他们服务呢？我们用它们换回机器、钢材等，也可以用来支援世界革命。他还诙谐地说：不要怕卖工艺品，绣花拖鞋、玉石踵，卖给资本家，还怕腐蚀他们吗？③
（三）如何评价国民经济状况
“文革”动乱和极“左”路线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在不同的地区和行业，程度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考察“文革”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既要关注政治运动特别是动乱，也要注意极“左”政策长期的破坏性影响。当然，评价“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要分析和各地区、各行业的特点。具体到某一时期和地域，还必须联系历史背景，并区分影响经济发展的“文革”因素、反“文革”因素（抵制和纠正“文革”的倾向与努力）和非“文革”因素（与动乱和极“左”政策无关联者）。
从广交会的个案可以看出，广交会在对外贸易中遭受的冲击相对较小。如表1所示，广交会在“文革”期间还保持了一定的增长，但速度明显放慢了。而“文革”对整个外贸的破坏比较大。其结果是，广交会每年成交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例如，在1957-1963年间，这比例在20%左右；1963年至1965年占30%左右；1966-1969年占35%左右；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达40%以上。其中1972年和1973年广交会的洽谈成交，分别占到年度全国出口总额的54.4%和51%。⑤如表2所示，在1967-1971年，中国出口额一直没有恢复原气；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也是大幅下降，到1977年达到历史低点的0.67%。直到1982年，中国所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才超过1966年的水平。广交会如此，不排除其他地方和部门也有类似的特点与优势。
综上所述，关于“文革”国民经济状况的“崩溃边缘论”和“有所发展论”都有其合理性，但又都不是完整的表述。中共十七大报告说：“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显然是指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文革”期间。笔者倾向于这样表述：“文革”动乱和极“左”路线，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但由于党内健康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抵制和努力，国民经济仍“有所发展”。
一
绵延10年、遍及全国的“文革”动乱，给中国造成的破坏是全方面的，尤其给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损失。以广交会为例，“文革”动乱对会务筹办带来严重困难，而且影响生产和运输。
（一）动乱对会务筹办的冲击
1966年5月“文革”正式爆发时，第19届交易会已经结束。这届广交会成为自创办以来到会客商人数最多、地区最广、客户最多的一届。1966年秋的第20届广交会，也还正常完成筹备工作。但举办时已是红卫兵“大串联”的高潮了，动乱对广交会的破坏开始显现并逐步升级。
1、周恩来坐镇1967年春交会开幕。
从1967年春交会的个案，可见动乱干扰的严重程度以及党内健康力量的反干扰努力。当时，广州春季交易会开幕日期迫近，云集广州的各地红卫兵给交易会的筹备带来困难，广东省军管会控制不了局势。4月12日凌晨，省军管会给周恩来并中央发去特急电，希望由中央发一个公开通知。周恩来指示按广东要求起草通知，并亲自加署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以增加权威性。4月13日，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向广东省军管会、各大军区及各省、市、自治区发出《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⑴不组织广交会以外人员进馆参观，不在广交会及其所属组织进行夺权；⑵各省市自治区要积极组织货源，除派往广交会人员外，不另派人参观；⑶一律暂停“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⑷不在出口商品陈列馆和接待宾馆、旅店张贴大字报；⑸广交会安排演出的文艺节目不再作变动。
尽管有了红头文件，但造反派仍然我行我素。4月13日晚上，广东省军管会又发来告急电报：⑴造反派密谋废除广交会工作委员会，另组以他们为主的领导班子。⑵造反派组织已开展“四大”，态度极为蛮横。⑶就展品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并冲击各馆领导班子。周恩来意识到：只有他自己亲自坐镇广州，才能保证广交会如期开幕。14日凌晨2时30分，周恩来请外贸部和外贸学院的造反派立即派人去广州，协助解决问题。周恩来于上午11时15分飞抵广州，11时半就同有关负责人谈话，要求全面掌握广州局势。接下来就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做造反派的工作，直到15日凌晨。15日白天，他到现场视察展馆，与北京来的造反派谈话。晚上11点半，周恩来又在珠海宾馆召集在广州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逐一展开说服教育工作。座谈会一直开到16日早晨7时30分。4月19日凌晨2时，周恩来再一次视察交易会工艺美术馆。当日6时许，周恩来离开广州回北京。①
2、1967年秋交会推迟1个月举办。
1967年夏，全国性动乱继续进行，香港发生“反英抗暴”斗争。7月中旬，有关单位在北京召开的“筹备今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展出工作座谈会”，着力批判外贸部的“错误”，并将其上纲上线到所谓刘、邓“三降一灭”路线的高度。会议仍决定要如期举办交易会。②但到8月，群众组织间的派性斗争发展成为武斗。在广州，有近千人占据了中国商品陈列馆，广交会筹备工作无法进行；因铁路局拒收托运去广州的货物，各地展品不能发运。这时，国外敌对势力盗用广交会名义，向世界贸易界人士发出所谓“通函”造谣：外商必须具结“保证书”才能参加这届广交会。
对此，新华社于10月23日发表《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筹备工作的负责人发表辟谣声明》；同时，广交会将该《辟谣声明》寄发给了所有客户。1967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文，要求各省、市有关部门努力保证交易会所需各种展品和货物并按时运到；要求公安机关和人民解放军认真做好治安保卫工作，任何组织、任何人员都不得冲击广交会。外贸部和交通部多次联合发文督促。11月13日，周恩来耐心做广州群众组织赴京代表的工作，要求两派组织严格执行中央的指示，保证开好广交会。1967年11月15日，第22届广交会终于开幕了，较预定日期整整晚了1个月。这在广交会史上是唯一的例外，但总算保证了广交会不致中断。
这届以后的广交会，有关单位未雨绸缪，应对措施也渐趋主动。1968年3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下发《关于开好1968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对第23届广交会工作做出7点指示：广交会及与有直接关系的宾馆、旅店、剧场等单位，从3月20日到5月20日止，一律暂停“四大”，广交会一律不接待参观。中央还特别强调“对去年秋季广交会上签订的出口合同，要认真检查，采取措施，对外履约，做到重合同、守信用。”从1968年秋季第24届广交会起，参加广交会的工作人员均需携带有本人照片的出入证，才能出入广交会。
3、广交会举办体制机制遭到破坏。
广交会的举办体制和运作机制，都出现了若干不正常状况。例如，交易会邀请工业部门代表来会的做法，从1967年春季的第21届交易会开始因受干扰无法实行，直至1969年才恢复。这届交易会还停止“临时党委会”的活动。因应群众运动高涨和军管秩序，领导机构新增了4名解放军代表和5名群众代表，由广东省军区第二政委陈德担任领导委员会主任。这在广交会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例外。1967年秋的第22届广交会，由广东省、广州市军管会，外贸部、中南局直属机关等单位的派出人员和外贸系统的群众组织、当地群众组织代表，组成领导委员会。 从1969年春季的第25届广交会起，来自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山东、广东等6省、市的工人代表70人参加广交会的领导工作，其中6人参加大会领导委员会，其余64人参加交易团、商品部的领导班子。这届交易会开幕'前，还请工农兵代表进行展览的预审查，一直改到公认“政治气氛更浓”时为止。到1972年春季的第31届广交会，鉴于大会和各交易团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决定不再邀请各省、市工人代表参加大会领导委员会。领导委员会相应新增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山东、广东等口岸的外贸局负责人。至此，广交会的举办体制与运作机制基本恢复正常。
（二）商品生产运输遭受严重干扰和破坏
“文革”初期的动乱、武斗，对于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带来了严重干扰和破坏。如前所述，由于交通部门的武斗，以及对广交会性质认识存在偏差，导致广交会的展品无法及时运到广州。1967年八九月间，广州地区交通不畅，邮运一度中断，大批小包积压在港澳和深圳；10月初运输恢复后，大量邮包涌来广州，到春节时积压严重。据了解，造成积压的主要原因，是广州海关部分革命群众抵制小包进口。1967年12月初，验包人员曾为此停止验包3天，进行辩论。③
应该说，动乱对生产经营的破坏，是普遍且长期存在的难题，直接影响外贸出口货源。据统计，1968年前8个月对港澳出口建材、副食品、轻工三大类下降严重。其中水泥只完成年出口计划的3.2%，钢材完成10%。据分析，就有国内政治动乱的干扰和破坏等方面原因。某些外贸单位和商业供销收购队伍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收购工作受到影响；工矿产品的生产，有几个月时间煤、电不足，加上部分地区发生武斗，生产和运输一度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生产极不正常。①
广交会的会务筹备秩序基本恢复后，排除干扰和解决货源供应的问题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1972年11月，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增加秋季广州交易会土特产品出口货源的报告》，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研究解决。一时不易解决的，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力争尽快解决。⑴土特产品的生产和收购，需要有一个较长时期的规划。⑵进一步贯彻执行各项经济政策。⑶解决运输问题。几年来，土特产品大量积压在产区的情况比较严重。由于运不出来，有的不能按期交货，有的不能大量收购。除积极利用民间运力、解决部分短途运输外，要求交通部门协助解决运输问题，特别是一些鲜活商品，应予优先安排，及时调运，避免商品霉烂损失。⑶调整商业网点，充实收购人员。
二
相对于暴风骤雨般的动乱和武斗，极“左”对广交会的干扰和破坏更为持久，其程度也难以估算。例如，毛泽东思想宣传运动对交易业务的干扰，意识形态对出口商品的自我限制。
（一）政治对交易业务的干扰
1966年秋第20届广交会，首要任务是“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的意义”。广交会展馆内外共悬挂了毛泽东主席画像、照片445幅，不同规格语录牌、标牌语2673幅。大会还组织了1000多名来宾分别与红卫兵会见、座谈、联欢，并组织访问广州市郊区的人民公社，宣传毛泽东思想。1967年春季的第21届广交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出现高潮。中央指示交易会：“人人都要成为既是交易员又是毛泽东思想红色宣传员”。经贸活动场所变成了政治斗争舞台。②开幕第一天，没有谈生意。许多来宾到广州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购买《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章。
1967年秋的第22届广交会继续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重要任务。有些外宾也刻意迎合中国有关人士的这方面的“口味”。例如，桑给巴尔的一位部长参观后说：毛主席是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著作是宝贵的财富，看了使人懂得如何进行革命，如何进行建设。但毛泽东思想宣传也出现了“舞弊”现象。“有些日本商人故意把语录本弄脏，看起来是经常读过的，好赢得中方的好感。”③1969年春季的第25届广交会开幕时，恰值党的九大召开。交易会坚决把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当作首要任务。在展馆布局上，改变以往按外贸总公司经营商品划分展馆的办法，按“红宝书”、农产品、轻工业品、重工业品和特艺品5部分设馆；“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也各设专馆。
毛泽东和周恩来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指示有关方面采取“降温”措施。到1969年秋的第26届广交会，中央指明：“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广交会取消在开幕式和招待会上朗诵毛主席语录，组织来会客商“早请示、晚汇报”等强加于人的做法。④不少客商认为政治气氛宽松了。过去要参加一个礼拜左右的学习，担心“会上不发言不好，发言又怕讲错，思想包袱很沉重。所以许多香港商号主要负责人，开幕时不愿意来，先派职工或副手来。”⑤这次有了显著的改变，简单快捷，谈话自然。以后几届广交会，毛泽东思想宣传继续进行，但对交易业务的干扰程度减弱了。
（二）对出口商品的自我限制
“文革”爆发后，由于林彪、“四人帮”大肆鼓吹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而殃及广交会展品和出口商品。1966年秋交会开幕前，各地“串联”来广州的数十万红卫兵，对参展样品及商标图案提出尖锐批评。广交会被迫对展品进行检查清理。在1967年春交会上，传统题材工艺品几乎被赶尽杀绝，展品由1966年秋交会的3万种减为2万多种。对商标的审查结果是：确有反动政治内容的商标一个，立即停止使用。应停止使用的还有：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佛鬼怪为题材的两个；带有封建迷信、资本主义色彩的17个；以飞禽走兽、花鸟虫鱼、名胜古迹、古代文物为题材的5个。采取中外人名的，连聂耳牌、冼星海牌也“不宜继续使用”。⑦
1967年6月，广东省外贸局进一步规定：⑴政治反动的和黄色的商品，一律不许生产和出口；已经生产出来的要积极改制，不能改制的要查封等待处理。⑵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魔鬼怪为题材的商品，立即停止生产和出口；已签合同也不再履约，可说服商人用其它商品代替，如商人对毁约提出索赔可酌情予理赔。⑶同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新风尚格格不入的封建迷信产品，停止生产和出口。⑷珠宝钻翠、首饰等商品，将来肯定被淘汰。⑸奇装异服及火箭鞋等，不再生产和出口。①这给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严重困难。仅“迷信品”一项，1967年广东就少出了几百万美元。② 1969年春交会后，举办单位根据展出和交易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总结报告提出：我国出口的传统手工艺品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经过“文革”，某些产品（包括部分轻工产品）的花色、图案、造型不适应国外市场的需要，建议今后出口产品，应尽量考虑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该报告获中央认可。这样，极“左”思潮的破坏受到一定抵制。但在1974年春交会上，由于“批林批孔”运动和批判“右倾回潮”的影响，“以神佛鬼怪、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封建迷信为题材的工艺品一律不出口”。工艺品出口成交比上届减少约2000万美元。
“四人帮”是极“左”路线的集大成者，对广交会的破坏具有典型意义。按照上海外贸界1977年的批判，这种破坏主要有3大方面：⑴破坏国家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在广交会中另搞一套。“四人帮”的党羽自夸“同外贸部进行了八次大的较量，都取得了胜利”。1969年春交会前，他们在广交会搞了个“四不做”的规定，即中性包装不做；定牌、无牌、捎印不做；D/P、D/A不做；奖励佣金不做；并公然违反对外斗争“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叫嚷一切“立足于斗”，以致在1969年春交会发生了一些违反政策的事件，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⑵反对中央有关广交会的精神。甚至扣发国务院文件。例如，外贸部经国务院批准的《关于一九七六年春交会的请示》就被扣压了5个月。而且这仅仅限于事后的揭发。李先念副总理1972年说，“我到上海，马天水同志同我谈了个问题。他拿了个本本不给我。保密，其中谈到外贸好多政策问题。”③⑶在出口价格上借题发挥。他们公然说：“只要手里有二三十个价格问题的事例，就可以整垮外贸部”。于是，他们到处搜集外贸部、总公司的所谓“低价”事例。1972年秋交会时，他们到广州大抓“低价倾销”，攻击外贸部“卖国投降”，诬蔑外贸部、总公司“不惜牺牲劳动人民的血汗”，破坏国内生产和市场供应。④
三
在“文革”期间，全国生产秩序和经营活动都受到冲击。但由于党内健康力量的抗争和努力，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在一些方面取得进展。广交会的个案既有共性，也有自身特点与优势。
（一）对广交会成交量的影响程度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许多国家经济起飞的时期。我国周边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而中国却丧失了宝贵的历史机遇。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⑤从广交会的个案以及对外贸易的局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表1 “文革”前后广交会出口成交增长速度表（金额：亿美元；增长率：%）
由于受“文革”冲击，广交会的出口成交额从1967到1969年连续3年停滞、下降，尽管应邀到会客商仍有所增加，但并不是都来做生意，纯粹参观的不少。而且由于广交会的客户邀请工作，执行严格的国别政策，将西方国家客商拒之门外；着力邀请的亚非拉国家客商，前来参加广交会的兴趣不高。为此，中方通常承担在华所有费用乃至往来机票。由于这些国家外贸需求量小，出口商品结构与中国没有互补性。如果我们不从对方购买商品，“每年顺差，这不要那不要，结果他们派了个部长来了。主席说，短账不要了，一笔抹掉。”①有时成交多，也不见得有什么经济利益。
（二）广交会缘何能连续举行
在动乱和极“左”路线的破坏之下，“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还有所发展，当然不是偶然的。经济建设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国务院领导人手中。作为“文革”发动者的毛泽东，在经济领域的举止还是比较稳定和谨慎的，注意“抓革命，促生产”，不使生产长期陷于混乱②。如前所述，1967年4月中旬，日理万机的共和国总理亲自坐镇广州数天，连续几个昼夜不休不眠，确保了广交会如期举办。周恩来可谓挽狂澜于既倒。而细加分析，还有深层次的思想根源。
与意识形态化话语的巧妙结合，使得举办广交会获得了革命合法性。周恩来这样劝说目空一切的造反派：这个交易会设在广州，许多外国商人和侨商都要来，港澳的人也要进来。他们有一部分人不是为了来进行贸易的，而是要来看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所以，“应该看成是一个新的战役，希望保证把这个交易会开好”。至于广交会 “旧东西”，其实就是装饰品。我们不用，可是在外国，工人都用，为什么不能为他们服务呢？我们用它们换回机器、钢材等，也可以用来支援世界革命。他还诙谐地说：不要怕卖工艺品，绣花拖鞋、玉石踵，卖给资本家，还怕腐蚀他们吗？③
（三）如何评价国民经济状况
“文革”动乱和极“左”路线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在不同的地区和行业，程度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考察“文革”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既要关注政治运动特别是动乱，也要注意极“左”政策长期的破坏性影响。当然，评价“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要分析和各地区、各行业的特点。具体到某一时期和地域，还必须联系历史背景，并区分影响经济发展的“文革”因素、反“文革”因素（抵制和纠正“文革”的倾向与努力）和非“文革”因素（与动乱和极“左”政策无关联者）。
从广交会的个案可以看出，广交会在对外贸易中遭受的冲击相对较小。如表1所示，广交会在“文革”期间还保持了一定的增长，但速度明显放慢了。而“文革”对整个外贸的破坏比较大。其结果是，广交会每年成交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例如，在1957-1963年间，这比例在20%左右；1963年至1965年占30%左右；1966-1969年占35%左右；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达40%以上。其中1972年和1973年广交会的洽谈成交，分别占到年度全国出口总额的54.4%和51%。⑤如表2所示，在1967-1971年，中国出口额一直没有恢复原气；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也是大幅下降，到1977年达到历史低点的0.67%。直到1982年，中国所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才超过1966年的水平。广交会如此，不排除其他地方和部门也有类似的特点与优势。
综上所述，关于“文革”国民经济状况的“崩溃边缘论”和“有所发展论”都有其合理性，但又都不是完整的表述。中共十七大报告说：“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显然是指改革开放之前，特别是“文革”期间。笔者倾向于这样表述：“文革”动乱和极“左”路线，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但由于党内健康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抵制和努力，国民经济仍“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