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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日战争期间，党的出版物发挥了积极的战时宣传和政治动员作用。《八路军军政杂志》作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机关刊物，其主要任务是对内总结抗战经验教训，对外宣传八路军抗战成绩，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日寇与国民党对根据地的严格封锁与新闻管制下，八路军军政杂志社以传播“论持久战”思想为主线，科学制定出版发行策略，积极利用杂志正文和补白，用大量的新闻事实取得了良好的战时传播效果，在我党我军出版史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关键词】《八路军军政杂志》 出版发行策略 补白 《论持久战》
一、《八路军军政杂志》的任务
《八路军军政杂志》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机关刊物，创办于1939年1月15日，每月一期，白报纸铅字印刷，24开本，至1942年3月停刊时共出版了39期。杂志编委为毛泽东、王稼祥（时任总政治部主任）、萧劲光（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向荣（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郭化若（时任总参谋部第一局长）五人，萧向荣兼任主编。其创办目的如毛泽东给杂志的题词和《发刊词》中所写“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我们的反攻”，“当抗日战争向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八路军同人出版这个《军政杂志》，其意义是明显的：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毛泽东：《发刊词》，《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1期。。
杂志承担了军队机关刊物“发扬成绩，纠正缺点”的任务，每期杂志均刊载了若干篇有关军队工作的思考性文章，供八路军、新四军营级以上干部参阅。在杂志一共发表的354篇文章中，表现为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作者群体主要为八路军、新四军的高级指战员与党政军的主要领导。笔者曾对《八路军军政杂志》作者发文数量进行统计，其中，毛泽东9篇，朱德6篇，刘伯承、彭德怀、王稼祥、左权等5篇，贺龙、萧劲光等4篇，吕正操等3篇，陈毅、聂荣臻等2篇，周恩来、邓小平、徐向前、叶剑英等1篇，基本涵盖了前线作战部队与后方根据地的高层领导，是我军当时思想交流的重要平台。
二是论文涉及八路军军政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游击战术、生产建设、干部教育、卫生勤务、战时供给、参谋工作、民运工作、敌军工作、无线电通信等。同时，为了解决在“许多同志缺乏基本的文化知识”的情况下如何传播的问题，杂志还开设了战地通讯栏目，累计发表通讯129篇（另有统计为125篇），以故事的形式“描述战斗中的战士作风、揭露侵略日军的暴行”，取得较好的战时传播效果刘绪才：《〈八路军军政杂志〉“通讯”的战争叙事》，《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此外，杂志还承担着对外宣传八路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这点从《八路军军政杂志》前两期的题词中可见一斑。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在杂志创刊号上题词“把八路军的经验贡献给全国”，东北抗联的李延禄将军更是指明“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最后胜利”。杂志主要在两方面对维护统一战线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方面，为了使国民党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造谣不攻自破，争取国际国内舆论支持。杂志自创刊之日起就开设“八路军新四军每月捷讯汇报”一栏，中间栏目名字虽略有变动，但一直延续到1941年9月。该栏目主要罗列每月八路军所辖部队在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等地和新四军在安徽、江苏等地的军队活动，歼敌与俘虏敌人人数，缴获物资，破坏敌交通通信情况等。其间，还以特辑形式重点宣传了八路军“百团大战”“陈庄战斗”等战役成果。
另一方面，用宣传武器批判国民党方面的投降势力与顽固势力。对国民党方面的投降势力，杂志采取直接揭露其真实面目的做法，接连发表了《汪逆精卫汉奸实据》《汪逆精卫的“反共建国”与“实行宪政”》《朱彭总副司令电请讨伐通敌叛国之石逆友三》《反共反进步是投降的准备——陈长捷、王靖国等奴颜事仇》等文章。对国民党内部的顽固势力与反共势力，则采取据理例证、针锋相对的方式。特别在皖南事变前后，国共间的摩擦增多。雜志除正面回应批驳国民党对新四军的诬蔑，刊登《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讲话》《朱彭叶项抗议皖南包围通电》《共产党七参政员复函参政会重申不能出席本届会议的理由》外，还援引国内外社会各界对于皖南事变之言论，如《129师通电请缨增援新四军》《宋庆龄等联名电蒋制止内战祸国行为》《陈嘉庚先生代表三千一百万侨胞，通电全国呼吁制止内战加强团结》《外人眼中的此次皖南事变，如果内战即根本不能抗战》等电文以给国民党重庆当局制造舆论压力，促进事件的良性解决。
自1939年杂志创刊以来，在抗战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杂志不仅卓有成效地总结了八路军“深研战略战术，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进行争取敌伪军工作，由军队自身参加生产运动”等对策，还积极宣传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战绩。因而《八路军军政杂志》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好评，即使在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有关单位，如中央政治学校亦誉其为“内容丰富，记载翔实”、中央通讯社称其“言论正确、蜚声遐迩”。杂志主编萧向荣曾经自豪地写道，“从八路军的前身（红军）算起，还尚没有这样的杂志出版”萧向荣：《〈八路军军政杂志〉的两周年——并谈关于写作》，《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年第1期。。
二、《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困难与对策
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出版发行过程中，杂志受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阻碍与封锁。
（一）稿件的征集——内部的困难
摆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编辑部面前的首要问题是稿件的征集。众所周知，杂志的好坏与其刊登文章的质量紧密相关，但在当时八路军干部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指战员文化水平多半是从识四五百字到识一千字左右的前提下，稿件征集则显得十分困难。
为了更大范围地从前线有丰富工作经验的指战员征集到稿件，促使指战员在战争之余重视经验的总结与交流，1938年12月中旬，毛泽东、王稼祥、谭政联合署名，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发出了《关于出版〈八路军军政杂志〉的通知》。通知中明确说明出版目的和杂志用稿需求，并要求我党领导的各部队负责同志要亲自撰写稿件，组建《八路军军政杂志》的联络员队伍，要求前方部队对派赴各师、旅的战地记者给予大力支持和工作便利。但即使这样，征集到的稿件质量往往也参差不齐。为了提高文章的水平，杂志主编萧向荣还专门写了《〈八路军军政杂志〉的两周年——并谈关于写作》一文，坦言“说到文章本身，也就是对于文章写作负面的问题，那么这方面我们的缺点，则更是明显的……我们许多干部还不善于写文章，不善于总结经验与研究经验，因此有些文章虽然写出来了，不能拿来发表，发表的文章也有不少在有很大的弱点”萧向荣：《〈八路军军政杂志〉的两周年——并谈关于写作》，《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年第1期。。稿件质量的参差不齐，大大增加了杂志编辑人员的审理与删改难度。为了征集到质量更高的稿件，并且提升稿件内容的及时性和前瞻性，杂志社还利用抗战二周年、三周年以及百团大战胜利等时机主动向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与前方高级指战员约稿，并通过特辑的方式在杂志上发表。 与此同时，杂志社还以总政治部名义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挑选了20名青年学员，经过短暂培训后组成“前线记者团”，分4个组于1938年12月赴华北4个敌后根据地采访并组织稿件，涌现出白羽、康濯、雷加等一批优秀青年记者。杂志的编委与编辑也亲自上阵，撰写稿件。经笔者统计，杂志编委郭化若共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了24篇论文，主编萧向荣发表了23篇论文，编辑田野发表了9篇通讯。其中，时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兼杂志编委的郭化若受毛泽东主席“写点古兵法研究，宣传运动战思想”的指示要求，以笔名“化若”先后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了《〈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孔明兵法之一斑》《赤壁之役》《淝水之战》《齐燕即墨之战》等文章，引起了军内外学习古兵法的热潮，进一步提升了杂志的影响力。据郭化若回忆，“《八路军军政杂志》这份杂志是发行到国统区的，许多国民党军的将领看了不无感慨，有的还给杂志编辑部来信，说《赤壁之战》《即墨之战》等温读后‘令吾深省’、文章可谓‘切中时弊矣’！”郭化若：《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杂志编委还联合王若飞（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叶季壮（时任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写作了《第八路军》册子，共分为七篇文章，分别是：《国防前线的一支劲旅》（萧向荣）、《抗战三年来八路军的英勇战绩》（萧向荣）、《八路军的军事理论》（郭化若）、《八路军的参谋工作》（郭化若）、《八路军的政治工作》（萧向荣）、《八路军与抗日根据地》（王若飞）、《八路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叶季壮）。上述文章在《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年第6期到1942年第2期依次陆续发表，成为系统介绍八路军的宝贵历史资料，全面展示了八路军各个方面的工作情况与成就。
（二）印刷材料的匮乏——外部的封锁
另一个困扰杂志社出版发行的难题就是物资匮乏，在日寇对根据地的封锁下，杂志印刷所需要的油墨、纸张都成为稀缺物资，并最终导致了杂志的停刊。如图1、图2所示，从杂志的页数与价格变化中可以看出，自1941年7月开始，杂志的页数呈明显减少趋势，由1941年7月刊的124页，下降为1942年3月的46页。相反，杂志价格却迅速上涨，1941年6月杂志发布公告由每期0.4元上调至0.7元，1942年1月又再次上调至1元，半年间杂志价格上升2.5倍。到1942年，“百团大战”后，日寇对根据地进行了报复性的反复“扫荡”，而国民党反动派亦掀起反共高潮，杂志所需的纸张与油墨也因而断绝了来源，1942年3月杂志被迫宣布停刊。
正如萧向荣所说：“虽然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它（杂志）想尽一切的办法来克服困难，在纸张上它还能用白报纸，在印刷上它力求完美，在形式上它采用二十四开本，既便于前方干部之携带，又不减弱其外观。这也是值得一提的。”萧向荣：《关于〈八路军军政杂志〉——为纪念本刊一周年而作》，《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年第10期。自杂志第九期起，则每期固定用铜版纸在首页刊载一面二页相连的军事摄影图片，总共刊登各抗日根据地军事新闻图片28组，照片169幅，这在当时延安出版的各报刊中是罕见的。背后也折射出杂志社在克服物资匮乏方面做出的大量艰苦工作。
在物资上，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领导对杂志出版发行高度重视，后勤保障部门全力以赴。当时的杂志编辑部人员回忆称，“有的时候白报纸的库存不多了，萧向荣就派总政治部的管理人员，带上陕甘宁边区出产的煤油和食盐，到山西阎锡山的辖区和敌后的城镇，通过商人和其他渠道，换回白报纸和印刷用的油墨”萧迎宪、彭宏伟：《萧向荣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
在印刷上，《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印刷和装订工作最初由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刊《解放》杂志社印刷厂承印。但由于《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印刷量大，又要保证按月出版，中央军委将原来的八路军印刷所扩建为印刷厂，专门承担《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印刷和装订工作。印刷厂设在离延安六十里的安塞。这个印刷厂的设备，仅有老式对开机一台、四开机一台、圆盘机一台、铸字机一台、打纸型机一台、铅版浇铸机一台。这些设备是在上海沦陷时转移到武汉，又从武汉辗转运到延安。为了能使杂志保质保量地按时出版，萧向荣定期去安塞，与厂领导和工人们一起研究解决印刷中出现的问题。由于条件的简陋，“印刷上的校对装订还不免有许多错误”萧向荣：《关于〈八路军军政杂志〉——为纪念本刊一周年而作》，《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年第10期。，杂志编辑就利用文章空白的边角处刊登校正启事、刊物启事、正误表，笔者初步统计共有14处。正是由于杂志社工作人员的精益求精、排除万难的精神，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亦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印刷质量，使杂志声名远扬。
（三）发行的阻碍——国民党的新闻管制
杂志在国统区的发行也受到了极大阻碍，从1939年第2期到1941年第6期，杂志在封底左侧一直注明“本刊正呈请（国民政府）内政部中宣会登记中”。这表明两年半的时间内，杂志一直并未通过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主编萧向荣也曾感叹：“在发行上，更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它受着客观环境的影响，致遭查禁、扣留、不许登广告，以至受到许多莫须有的困难与障碍。”
杂志社采取了如下方式以打破国民党的新闻管制。第一，赠予国内各机关、团体、图书馆，以供大众阅览。在杂志第一卷第九期《来函与答复》一文中，罗列了来信索要《八路军军政杂志》的部分机构，这其中既有国立北平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等图书馆，也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组、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训练处、中央政治学校行政管理资料室、中央通讯社总社等国民党党政机关，杂志社均“按期寄赠一份”，以增加其在国统区的影响力。第二，杂志积极与国内外各大杂志交换文稿。杂志部分文章被苏联《真理报》《红星报》以及南洋《现代周刊》等转载，从而扩大了杂志的国际影响力。杂志亦经常翻译转载苏联《红星报》《莫斯科新闻周报》等报刊文章，将国外一些先进经验介绍到国内。第三，杂志与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相配合，并向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提供稿件。“周恩来总理经常打电话给编辑部，告知何时将有重庆到延安的往返飞机，萧向荣叮嘱负责发行的同志务必及时将杂志空运到重庆。周总理常亲自把杂志赠送给国统区的朋友和外国人士，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力”萧迎宪、彭宏伟：《萧向荣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页。。第四，个人直接向延安新华书店（杂志总经销处）订阅也是主要途径之一。据杂志社记载，各地（除八路军部队外）直接向本社订阅的读者，达九百余人。从1939年第9期起到1941年第11期，在雜志封底左侧一直注明“本刊经中华邮政登记认为第一类新闻纸类”，部分杂志经此渠道发行至读者手中。第五，在八路军、新四军内部传阅。杂志受到各级指挥员广泛欢迎，“每个干部都把它看得如同至宝、每个干部都要求人手一份”。同时一些前线干部还将杂志传阅给八路军、新四军驻地附近的友军，使国民党中下层干部亦有机会阅览此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国民党“报禁”的前提下，《八路军军政杂志》仍然有一定的传播力、影响力的情况。 三、利用补白传播“论持久战”思想
补白是为了克服文章排版后留下的版面空白而填充的短文，多则几百字，少则数十字。当时由于敌人的封锁，纸张、油墨等物资都相对短缺，版面的充分利用就显得格外重要。编辑部为提高刊物的信息量，创造性地利用《八路军军政杂志》的补白进行抗战信息的传播。
在《八路军军政杂志》总共发行的39期杂志中，经笔者初步统计，共发表各类补白265篇，充分利用了有限的杂志版面。这些补白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编辑与读者互动的窗口，发布杂志价格变动、勘误更正等有关信息，刊发如抗大、西北青年救亡联合会等根据地机关团体的启事，刊登延安其他刊物书籍如《中国青年》《前线画报》《陕甘宁边区实录》等的出版预告，同时还不时发布“代邮”“代电”信息，帮助失去联系的前线战士亲属尽可能地恢复通信。另一类主要是对国内外时事新闻的简短介绍，其中描述国内情况动态的85条，介绍苏联国内情况动态的39条，披露日本与日伪情况动态的31条，报道其他国家动态达37条，有助于杂志读者了解知悉抗战时期国内外政治、军事实时动态。
仔细分析这些补白不难发现，特别在涉及日本新闻的补白设置时，杂志遵循了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的思想，并将其作为报道框架和总基线进行议程设置，主旨思想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反对投降主义，揭露日本的残暴统治与狼子野心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开始进行“不求扩大”的迷惑性宣传，并积极拉拢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将领，投降主义的言辞一时间充斥于国内政界、媒体。毛泽东主席在《论持久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其进攻的烟幕弹。”“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页。为更全面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目的，反对国内投降主义抬头趋势，杂志在补白中发布了多条新闻通讯摘要。
一方面，主要揭露日本侵华的真正目的是“永占我土”“灭亡我国”。杂志先后刊载了5篇相关补白，如1939年12月发表在第89页题为《敌寇灭亡我国的毒计》补白中，杂志摘录了日本联席会议关于“沦陷区域华人大企业全部没收，小企业实行合并;开发资源，供给在华陆军需要，及统制军需原料”等十二条决议。随后杂志又发表《敌国永占我土大量移民来华》《敌寇在侵华战争中议会通过的军费》《日寇预算超过百亿元》3篇补白，通过日本军费开支、移民来华人数的持续增长，指出日寇实际之目的。例如，1942年2月杂志第54页下方《敌寇在侵华战争中议会通过的军费》补白中，记录了日本第71届至第79届临时议会通过的军费总数的变化（如1937年7月日本军费为5亿日元，1937年9月修改为22.2亿日元，1938年增长为48.5亿日元，1941年增长为58.8亿日元，1942年军费更是达到了180亿日元的惊人数字），这些数据揭露了日本军事扩张不减反增的客观事实。此外，编辑又在1940年6月刊第65页的补白《日本为什么觊觎荷属东印度》中，列举了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一带）日军入侵他国的实例，抨击日军扩张的狼子野心。
另一方面，主要披露日军在华的残暴统治。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杂志主编的萧向荣发现，在远离敌人的广大后方，“群众中的太平观念比较浓厚”，“民主失败主义与投降主义的论调”较为普遍，“因此，我们的宣传工作的重心便放在暴露敌人的兽行”之上萧向荣：《抗战来八路军宣传工作的检讨》，《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7期。，所以杂志陆续插入了《魔鬼统治下的南京——四十八万人被毒化》《日军压榨下的朝鲜民众》《日寇统治下的东北同胞》等补白，列举大量的实际事例，以强化群众对日寇的反战意识，达到政治动员、战前动员的目的。
（二）树立抗战信心，报道日本的资源消耗与厌战情绪
随着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亡国论”者叫嚣“抗战必亡，再战必亡”，鼓吹日军与国军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毛泽东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则驳斥了“亡国论”，提出了“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的观点，认为“日本的军力、财力大量地消耗于中国的游击战争，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因此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但毛泽东主席也指出：“还须提出其他的根据，才能把一切亡国论者的口封住，使他们心服，而使一切从事宣传工作的人们得到充足的论据去说服还不明白和还不坚定的人们，巩固其抗战的信心。”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页。为达到上述目的，《八路军军政杂志》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了碎片化的论据，并及时通过正文以及各种补白向读者传播“论持久战”的观点，帮助树立抗战信心。
其一，打破日軍“不可战胜”的“神话”。杂志陆续刊登了6篇补白，如《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9月期第60页下方刊登的补白《杉山的哀鸣》中，记录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杉山元在太原召集各部长官的训话，“此次历经各地，详细视察我军（指日军），他姑不论，仅山西一隅，死伤人数已达十万以上，此外疾病、逃亡、溃散者尚不计算在内，致使本年作战实力，大为减弱。尤以中条山太行山各次战役，全军士气几陷于不能久持之困境。如潞安（长治）失守之际，主要将领多员殒命，遭受前所未有之创伤。”在《敌战术家阿部中将被我八路军击毙》《敌军末路到来的征兆》《侵华四年寇敌庞大伤亡》《日本船舰损失》等补白中，编辑部通过报道敌军伤亡数字，如抗战四年来，“敌寇损失数字，计伤亡1994269人，被俘24082人;空军方面，计被我击落炸毁与被迫降落之敌机，共为2054架”，以振奋民心，鼓舞士气。
其二，重点宣传了日本国内民众与日军士兵的反战情绪。在补白中陆续刊登了《敌军反战士兵向我投诚》《华北敌军近来反战厌战事件一》《华北敌军近来反战厌战事件二》《敌国人民反战愈烈》《敌国内反战空气浓厚，知识分子五十五人入狱》等补白，其中，《华北敌军近来反战厌战事件》等补白列举了一系列日军反战投诚的事例，如“涞源敌工兵教育班长中山君一名，阳曲敌军岛田稚朗一名，及其附近某据点骑兵一名，均因反对战争及感受我优待敌军政策，携带枪支向我投诚”。这些事实既有效提振士气，也配合了我军对敌军伪军的俘虏政策的宣传。 其三，通过数据传播中国必胜的结果预期，以支撑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中“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的论断。一是在日本人力方面，杂志1939年第11期第11页左侧补白《中日两国面积人口比》显示，当时中国人口为4.60亿人，日本本土及海外殖民地人口为0.96亿人，中国人口是日本的4倍多。1939年第11期第47页左侧刊登补白《战时的日本人口》，表明“（日本）人口的自然增加数，去年一年较以前各年，约减少三十余万人，这已经成为日本军阀的一件极苦恼的事”。二是在日本物力方面，杂志1940年第1期第113页左侧刊登的补白《战争中日本粮食严重恐慌》、1940年第12期第61页下册刊登补白《敌国天灾人祸 米荒愈益严重》揭露了“日寇自侵华战争开始以来，米的产量逐年减少，计1936年6.73千万石，1937年6.63千万石，1938年6.41千万石，1939年因旱灾更减少到5.86千万石。日本国内需米为8千万石，本年度不足米量为2.2千万石，等于总消费量的四分之一”，证明了日本国内物力之匮乏。三是在日本财力方面，杂志亦摘录了《两年来敌人国库的收支情况》《敌国经济入不敷出》等文，并指出1939年日本财政收入483663万元，实际支出948764万元，“出入不敷，相差甚巨”，并直接导致了“敌国残酷榨取无孔不入，又拟发行公债六亿余元”《敌国残酷压榨无孔不入》，《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年第4期。。上述的证据不但验证了毛泽东主席1938年5月的论断，“第一阶段中，敌人方面……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一百亿日元以上的支出，国际舆论的责备等等方面”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页。，更通过杂志刊发的大量文章、报道的新闻事实让读者坚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从而树立起坚决抗战之决心，共同渡过最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
（三）传播国际动态，重视大国力量的对比与对华态度
中国的抗日战争属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毛泽东主席在答美国记者斯诺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时，就已经提道“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页。。因此，传播国际反法西斯国家的动态就成了《八路军军政杂志》的一个重要工作，杂志主编萧向荣曾经写道：“国际上对我之同情与援助，对敌之制裁与谴责等等，都是群众所要求了解，而我们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应给群众以了解的。”萧向荣：《部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2期。
故而杂志一方面用数字的形式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综合国力与德意日相比较，在1939年9月刊插注了《英苏法三国面积人口比较表》《美意德三国面积人口比较表》的补白，同年11月刊登了《各国常备陆军实力比较》《各国海军实力比较》的补白，如表1所示，读者很容易阅后得出德意日同盟无论在人口、面积、陆军兵力、海军吨数上均远远落后于美国、苏联、英国与法国。战争在开始之前最终的胜负已经注定。同时，杂志努力将中国战场与世界战争的联系展露于读者，曾刊登《美国人民同情我国》《美国民意测验——多数主张制日》等补白，表明美国国民中同情中国者占到74%，同情日本者仅为2%。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杂志在1942年2月刊、3月刊陆续插注了《美日海军比较》《美日海军比较（二）》《日本船舰损失》与《一百亿与五千亿（日美战费比较）》等补白。如《日本船舰损失》补白中记录了“日本自太平洋战争爆发（至二月底），主力舰沉没1艘损伤3艘，巡洋舰沉没7艘损伤21艘，驱逐舰沉没12艘损伤11艘，潜水艇沉没9艘损伤2艘，运输舰沉没79艘损伤47艘”，意在向读者传递“美军的参战会加速日本灭亡”的观念。杂志还摘录了欧洲战场与苏联战场的一些胜利消息，如《开战来英毁德机七千余架》《苏德战争第一个月德伤亡一百五十万》《苏联红军的战绩》等补白，使毛泽东主席“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论断深入人心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2页。。而事实也证明，“国际力量必将逐渐增强地援助中国。这种希望不是空的”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6页。。
四、启 示
《八路军军政杂志》这样一份富有影响力的刊物，其编辑人员数量却并不多，除编委和主编萧向荣外，只有编辑一人、封面设计兼美术一人、通信联络一人、发行二人、常驻印刷厂校对一人。为了在人手紧缺的条件下保证刊物的质量，杂志主编萧向荣日夜加班，“很少在十二点钟以前休息过”。有些重要的文章经过编辑打出清样后，送毛泽东主席终审，“常常要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萧迎宪、彭宏伟：《萧向荣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页。。这支精干的编辑团队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竭尽全力，不断调整出版发行策略，既克服了军内文化程度不高的客观难题，也在来自日寇对根据地的封锁与国民党的新闻控制的困难环境下，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对总结抗战经验、巩固统一戰线做出了卓越贡献。
《八路军军政杂志》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放军的新闻宣传和出版发行工作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报纸、杂志等出版物在办刊宗旨上要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毛泽东思想和《论持久战》观点成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始终坚持的思想主线。《八路军军政杂志》始终“本着毛泽东同志指定的方针，坚持到底”，“它是为抗战、争取抗战胜利而服务的一种杂志”，“它是以研究抗战的战略与政略及有关抗战的诸问题为目的的杂志”，“它不仅研究自己，同时也研究敌人”，“它不仅研究中国的军事理论，同时也研究外国的军事理论”，“它不仅是单纯研究性与总结性的刊物，而同时也带有相当程度报道性的与速写性的刊物”，这些特点使其成为在“抗战中一份有威望的杂志”，并且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宣传作用萧向荣：《关于〈八路军军政杂志〉——为纪念本刊一周年而作》，《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年第10期。。时至今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解放军报》时也再次重申，“必须坚持军报姓党”，“必须在恪守党性原则上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坚定不移传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声音。这是《解放军报》必须坚守的政治灵魂，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不能丢”，“要强化政治意识、政权意识、阵地意识，勇于举旗帜、打头阵、当先锋，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生力军”习近平：《坚持军报姓党坚持强军为本坚持创新为要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思想舆论支持》，《解放军报》2015年12月27日第1版。。强烈的政治意识是党的出版物的“政治之魂”，也是政治优势、理论优势的体现。 其二，报纸、杂志等出版物在新闻报道中要遵循规律意识，坚持用事实说话。马克思曾指出，评价一个报刊的好坏，就要看“哪一种报刊说的是事实，哪一种报刊说的是希望出现的事实！哪一种报刊代表着社会舆论，哪一种报刊在歪曲社会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8页。。宣传工作要善于用事实说话，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党章》要求。《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萧向荣也多次表示：“（宣传干部要）注意收集各种活的，具体的事实，加以整理分析，并使之与原则联系起来，避免单纯的、枯燥无味的说教。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宣传能够打动人家，使人感到兴趣，使人感到满足。”萧向荣：《部队中的宣傳鼓动工作》，《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2期。因此，往往为了得出一个结论，杂志常常使用多个事例加以证明。如1940年7月刊中的补白《日寇统治下的东北同胞》，虽然只有约250字，但仍采用“总—分”形式，开门见山地指出“日寇加于我东北同胞身上的灾害，到现在是日趋严重了”。随后又举了三个例子：一是“日寇为了节省煤，在东北实行了‘强调低温生活，实行缩短采暖期’”;二是“为了节省棉布，实行了‘棉布配合制度’，即十人以下准每户购买六尺，十人以上二十人以下，准每户购买十三尺，二十人以上准每人购一尺”;三是为了节省粮食，“（日寇）将面粉及其他必要食物加以统制，所定标准如下：成人每人每月准购面粉十磅（约合九斤），三岁至十二岁之儿童，可购六磅（约合五斤半），年在六十岁以上者，可购八磅（约合七斤）”。这些事实使补白的结论虽然只有短短一句，却让人感同身受，远比空洞的抗日口号更容易激发百姓对日寇的仇恨，从而起到政治动员的作用。
其三，报纸、杂志等出版物在采编管理上要坚持问题导向，多策并举，迎难而上。“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是八路军的灵魂，是八路军的生命线。”萧向荣：《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年第10期。比如，针对八路军党的建设薄弱问题，杂志陆续组织约稿并发表了王首道的《八路军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魏传统的《提高部队中共党员的品质问题》、朱瑞的《建设山东纵队中模范的团结的党和政治工作》与组织部部长方强的《不同部队不同时期的建党工作》与《部队党巩固中的几点注意》等文章，翻译捷加林的《共产主义与军队》及时介绍部队党建工作中的经验，受到了领导的高度好评。再如，针对读者文化水平并不高问题，编辑部提出“用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不要咬文嚼字，不要专门玩弄名词，使群众听得头痛”萧向荣：《部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2期。。为了在1942年2月刊通报美日太平洋海战的战况，杂志先在1942年1月刊插入了《海军常识（一）》《海军常识（二）》两篇补白，以做铺垫，详细阐述了战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驱逐舰、潜水艇、辅助舰的定义。在解释时也十分直白，没有使用专业术语，如潜水艇在当时而言对大众还十分陌生，杂志将其解释为“潜水艇是一种又能在水面上走，又能在水底下走的军舰，主要的武器是鱼雷，用来破坏敌人的军舰最有力量”《海军常识（二）》，《八路军军政杂志》1942年第1期。。这样在之后杂志通过补白介绍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海战损失多少战斗舰、巡洋舰、潜水艇时，就显得不是十分突兀，并且方便读者理解。杂志编辑部也一直虚心接纳各界的批评，《八路军军政杂志》经常在边角的空白处标注“欢迎：订阅，介绍，批评”的字样。
从1920年11月创刊的的《共产党》月刊算起，2020年是中国共产党刊物创办的100周年。在近百年党的出版物历史中，《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办刊时间虽然只有三年，但仍具有其特殊地位。一是《八路军军政杂志》具有独特的战时宣传功能，模范地执行了“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阶段，杂志用翔实的案例、数据，传播了“论持久战”理论，动员了大量的爱国将士和人民群众参与到抗日战争之中。二是《八路军军政杂志》开辟了我军军事出版物的先河，为我党我军积累了军事类刊物的办刊经验，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新闻宣传人才和军事理论人才，为1949年后军委机关创办“一报一刊”（1951年创立的《八一杂志》和1956年创立的《解放军报》）打下了良好基础。三是《八路军军政杂志》具有重要的文史资料价值。收录了大量中央军委主要领导和八路军、新四军中高级将领的军事文章，多篇文章被收录到《毛泽东文集》等第一代领导人文集之中;《八路军军政杂志》刊登的大量关于八路军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后方留守处的新闻报道，也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和我军军史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党的刊物，有助于我们“从出版史中汲取前行力量”，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出版业发展之路;有助于我们继承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四性一统”的中共党报新闻观念，筑牢新闻出版物的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更有助于我们践行“军民一家、鱼水情深”的我军光荣传统，在新时代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各类出版物成为密切干群关系的新纽带。
〔作者金鸿浩，国家检察官学院讲师〕
Political Publicity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Military and Political Journal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Its Inspirations for Our Current Work Jin Honghao
Abstract：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wartime publicity and mobilization campaigns. As a periodical affiliated to the General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the Eighth Route Army Military and Political Journal aimed to internally summarize the lessons of fighting against Japanese army and externally publiciz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in the war and maintain the Chinese united front against Japanese regression. In spite of the strict blockade and news control of the revolutionary bases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Kuomintang， the journal， with a focus on spreading the thought of On the Protracted War， formulated scientific pub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strategies. By using the texts and fillers properly， it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news facts 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of wartime communication. The Eighth Route Army Military and Political Journal exerted a deep and lasting influence and obtained a unique position in the publishing history of CPC Party and army.
Keywords：the Eighth Route Army Military and Political Journal， pub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strategies， fillers， On the Protracted War
【关键词】《八路军军政杂志》 出版发行策略 补白 《论持久战》
一、《八路军军政杂志》的任务
《八路军军政杂志》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机关刊物，创办于1939年1月15日，每月一期，白报纸铅字印刷，24开本，至1942年3月停刊时共出版了39期。杂志编委为毛泽东、王稼祥（时任总政治部主任）、萧劲光（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向荣（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郭化若（时任总参谋部第一局长）五人，萧向荣兼任主编。其创办目的如毛泽东给杂志的题词和《发刊词》中所写“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我们的反攻”，“当抗日战争向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八路军同人出版这个《军政杂志》，其意义是明显的：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毛泽东：《发刊词》，《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1期。。
杂志承担了军队机关刊物“发扬成绩，纠正缺点”的任务，每期杂志均刊载了若干篇有关军队工作的思考性文章，供八路军、新四军营级以上干部参阅。在杂志一共发表的354篇文章中，表现为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作者群体主要为八路军、新四军的高级指战员与党政军的主要领导。笔者曾对《八路军军政杂志》作者发文数量进行统计，其中，毛泽东9篇，朱德6篇，刘伯承、彭德怀、王稼祥、左权等5篇，贺龙、萧劲光等4篇，吕正操等3篇，陈毅、聂荣臻等2篇，周恩来、邓小平、徐向前、叶剑英等1篇，基本涵盖了前线作战部队与后方根据地的高层领导，是我军当时思想交流的重要平台。
二是论文涉及八路军军政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游击战术、生产建设、干部教育、卫生勤务、战时供给、参谋工作、民运工作、敌军工作、无线电通信等。同时，为了解决在“许多同志缺乏基本的文化知识”的情况下如何传播的问题，杂志还开设了战地通讯栏目，累计发表通讯129篇（另有统计为125篇），以故事的形式“描述战斗中的战士作风、揭露侵略日军的暴行”，取得较好的战时传播效果刘绪才：《〈八路军军政杂志〉“通讯”的战争叙事》，《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此外，杂志还承担着对外宣传八路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这点从《八路军军政杂志》前两期的题词中可见一斑。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在杂志创刊号上题词“把八路军的经验贡献给全国”，东北抗联的李延禄将军更是指明“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最后胜利”。杂志主要在两方面对维护统一战线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方面，为了使国民党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造谣不攻自破，争取国际国内舆论支持。杂志自创刊之日起就开设“八路军新四军每月捷讯汇报”一栏，中间栏目名字虽略有变动，但一直延续到1941年9月。该栏目主要罗列每月八路军所辖部队在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等地和新四军在安徽、江苏等地的军队活动，歼敌与俘虏敌人人数，缴获物资，破坏敌交通通信情况等。其间，还以特辑形式重点宣传了八路军“百团大战”“陈庄战斗”等战役成果。
另一方面，用宣传武器批判国民党方面的投降势力与顽固势力。对国民党方面的投降势力，杂志采取直接揭露其真实面目的做法，接连发表了《汪逆精卫汉奸实据》《汪逆精卫的“反共建国”与“实行宪政”》《朱彭总副司令电请讨伐通敌叛国之石逆友三》《反共反进步是投降的准备——陈长捷、王靖国等奴颜事仇》等文章。对国民党内部的顽固势力与反共势力，则采取据理例证、针锋相对的方式。特别在皖南事变前后，国共间的摩擦增多。雜志除正面回应批驳国民党对新四军的诬蔑，刊登《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讲话》《朱彭叶项抗议皖南包围通电》《共产党七参政员复函参政会重申不能出席本届会议的理由》外，还援引国内外社会各界对于皖南事变之言论，如《129师通电请缨增援新四军》《宋庆龄等联名电蒋制止内战祸国行为》《陈嘉庚先生代表三千一百万侨胞，通电全国呼吁制止内战加强团结》《外人眼中的此次皖南事变，如果内战即根本不能抗战》等电文以给国民党重庆当局制造舆论压力，促进事件的良性解决。
自1939年杂志创刊以来，在抗战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杂志不仅卓有成效地总结了八路军“深研战略战术，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进行争取敌伪军工作，由军队自身参加生产运动”等对策，还积极宣传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战绩。因而《八路军军政杂志》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好评，即使在当时国民党当局的有关单位，如中央政治学校亦誉其为“内容丰富，记载翔实”、中央通讯社称其“言论正确、蜚声遐迩”。杂志主编萧向荣曾经自豪地写道，“从八路军的前身（红军）算起，还尚没有这样的杂志出版”萧向荣：《〈八路军军政杂志〉的两周年——并谈关于写作》，《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年第1期。。
二、《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困难与对策
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出版发行过程中，杂志受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阻碍与封锁。
（一）稿件的征集——内部的困难
摆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编辑部面前的首要问题是稿件的征集。众所周知，杂志的好坏与其刊登文章的质量紧密相关，但在当时八路军干部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指战员文化水平多半是从识四五百字到识一千字左右的前提下，稿件征集则显得十分困难。
为了更大范围地从前线有丰富工作经验的指战员征集到稿件，促使指战员在战争之余重视经验的总结与交流，1938年12月中旬，毛泽东、王稼祥、谭政联合署名，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发出了《关于出版〈八路军军政杂志〉的通知》。通知中明确说明出版目的和杂志用稿需求，并要求我党领导的各部队负责同志要亲自撰写稿件，组建《八路军军政杂志》的联络员队伍，要求前方部队对派赴各师、旅的战地记者给予大力支持和工作便利。但即使这样，征集到的稿件质量往往也参差不齐。为了提高文章的水平，杂志主编萧向荣还专门写了《〈八路军军政杂志〉的两周年——并谈关于写作》一文，坦言“说到文章本身，也就是对于文章写作负面的问题，那么这方面我们的缺点，则更是明显的……我们许多干部还不善于写文章，不善于总结经验与研究经验，因此有些文章虽然写出来了，不能拿来发表，发表的文章也有不少在有很大的弱点”萧向荣：《〈八路军军政杂志〉的两周年——并谈关于写作》，《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年第1期。。稿件质量的参差不齐，大大增加了杂志编辑人员的审理与删改难度。为了征集到质量更高的稿件，并且提升稿件内容的及时性和前瞻性，杂志社还利用抗战二周年、三周年以及百团大战胜利等时机主动向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与前方高级指战员约稿，并通过特辑的方式在杂志上发表。 与此同时，杂志社还以总政治部名义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挑选了20名青年学员，经过短暂培训后组成“前线记者团”，分4个组于1938年12月赴华北4个敌后根据地采访并组织稿件，涌现出白羽、康濯、雷加等一批优秀青年记者。杂志的编委与编辑也亲自上阵，撰写稿件。经笔者统计，杂志编委郭化若共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了24篇论文，主编萧向荣发表了23篇论文，编辑田野发表了9篇通讯。其中，时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兼杂志编委的郭化若受毛泽东主席“写点古兵法研究，宣传运动战思想”的指示要求，以笔名“化若”先后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了《〈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孔明兵法之一斑》《赤壁之役》《淝水之战》《齐燕即墨之战》等文章，引起了军内外学习古兵法的热潮，进一步提升了杂志的影响力。据郭化若回忆，“《八路军军政杂志》这份杂志是发行到国统区的，许多国民党军的将领看了不无感慨，有的还给杂志编辑部来信，说《赤壁之战》《即墨之战》等温读后‘令吾深省’、文章可谓‘切中时弊矣’！”郭化若：《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杂志编委还联合王若飞（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叶季壮（时任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写作了《第八路军》册子，共分为七篇文章，分别是：《国防前线的一支劲旅》（萧向荣）、《抗战三年来八路军的英勇战绩》（萧向荣）、《八路军的军事理论》（郭化若）、《八路军的参谋工作》（郭化若）、《八路军的政治工作》（萧向荣）、《八路军与抗日根据地》（王若飞）、《八路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叶季壮）。上述文章在《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年第6期到1942年第2期依次陆续发表，成为系统介绍八路军的宝贵历史资料，全面展示了八路军各个方面的工作情况与成就。
（二）印刷材料的匮乏——外部的封锁
另一个困扰杂志社出版发行的难题就是物资匮乏，在日寇对根据地的封锁下，杂志印刷所需要的油墨、纸张都成为稀缺物资，并最终导致了杂志的停刊。如图1、图2所示，从杂志的页数与价格变化中可以看出，自1941年7月开始，杂志的页数呈明显减少趋势，由1941年7月刊的124页，下降为1942年3月的46页。相反，杂志价格却迅速上涨，1941年6月杂志发布公告由每期0.4元上调至0.7元，1942年1月又再次上调至1元，半年间杂志价格上升2.5倍。到1942年，“百团大战”后，日寇对根据地进行了报复性的反复“扫荡”，而国民党反动派亦掀起反共高潮，杂志所需的纸张与油墨也因而断绝了来源，1942年3月杂志被迫宣布停刊。
正如萧向荣所说：“虽然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它（杂志）想尽一切的办法来克服困难，在纸张上它还能用白报纸，在印刷上它力求完美，在形式上它采用二十四开本，既便于前方干部之携带，又不减弱其外观。这也是值得一提的。”萧向荣：《关于〈八路军军政杂志〉——为纪念本刊一周年而作》，《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年第10期。自杂志第九期起，则每期固定用铜版纸在首页刊载一面二页相连的军事摄影图片，总共刊登各抗日根据地军事新闻图片28组，照片169幅，这在当时延安出版的各报刊中是罕见的。背后也折射出杂志社在克服物资匮乏方面做出的大量艰苦工作。
在物资上，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领导对杂志出版发行高度重视，后勤保障部门全力以赴。当时的杂志编辑部人员回忆称，“有的时候白报纸的库存不多了，萧向荣就派总政治部的管理人员，带上陕甘宁边区出产的煤油和食盐，到山西阎锡山的辖区和敌后的城镇，通过商人和其他渠道，换回白报纸和印刷用的油墨”萧迎宪、彭宏伟：《萧向荣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
在印刷上，《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印刷和装订工作最初由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刊《解放》杂志社印刷厂承印。但由于《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印刷量大，又要保证按月出版，中央军委将原来的八路军印刷所扩建为印刷厂，专门承担《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印刷和装订工作。印刷厂设在离延安六十里的安塞。这个印刷厂的设备，仅有老式对开机一台、四开机一台、圆盘机一台、铸字机一台、打纸型机一台、铅版浇铸机一台。这些设备是在上海沦陷时转移到武汉，又从武汉辗转运到延安。为了能使杂志保质保量地按时出版，萧向荣定期去安塞，与厂领导和工人们一起研究解决印刷中出现的问题。由于条件的简陋，“印刷上的校对装订还不免有许多错误”萧向荣：《关于〈八路军军政杂志〉——为纪念本刊一周年而作》，《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年第10期。，杂志编辑就利用文章空白的边角处刊登校正启事、刊物启事、正误表，笔者初步统计共有14处。正是由于杂志社工作人员的精益求精、排除万难的精神，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亦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印刷质量，使杂志声名远扬。
（三）发行的阻碍——国民党的新闻管制
杂志在国统区的发行也受到了极大阻碍，从1939年第2期到1941年第6期，杂志在封底左侧一直注明“本刊正呈请（国民政府）内政部中宣会登记中”。这表明两年半的时间内，杂志一直并未通过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主编萧向荣也曾感叹：“在发行上，更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它受着客观环境的影响，致遭查禁、扣留、不许登广告，以至受到许多莫须有的困难与障碍。”
杂志社采取了如下方式以打破国民党的新闻管制。第一，赠予国内各机关、团体、图书馆，以供大众阅览。在杂志第一卷第九期《来函与答复》一文中，罗列了来信索要《八路军军政杂志》的部分机构，这其中既有国立北平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等图书馆，也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组、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训练处、中央政治学校行政管理资料室、中央通讯社总社等国民党党政机关，杂志社均“按期寄赠一份”，以增加其在国统区的影响力。第二，杂志积极与国内外各大杂志交换文稿。杂志部分文章被苏联《真理报》《红星报》以及南洋《现代周刊》等转载，从而扩大了杂志的国际影响力。杂志亦经常翻译转载苏联《红星报》《莫斯科新闻周报》等报刊文章，将国外一些先进经验介绍到国内。第三，杂志与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相配合，并向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提供稿件。“周恩来总理经常打电话给编辑部，告知何时将有重庆到延安的往返飞机，萧向荣叮嘱负责发行的同志务必及时将杂志空运到重庆。周总理常亲自把杂志赠送给国统区的朋友和外国人士，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力”萧迎宪、彭宏伟：《萧向荣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页。。第四，个人直接向延安新华书店（杂志总经销处）订阅也是主要途径之一。据杂志社记载，各地（除八路军部队外）直接向本社订阅的读者，达九百余人。从1939年第9期起到1941年第11期，在雜志封底左侧一直注明“本刊经中华邮政登记认为第一类新闻纸类”，部分杂志经此渠道发行至读者手中。第五，在八路军、新四军内部传阅。杂志受到各级指挥员广泛欢迎，“每个干部都把它看得如同至宝、每个干部都要求人手一份”。同时一些前线干部还将杂志传阅给八路军、新四军驻地附近的友军，使国民党中下层干部亦有机会阅览此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国民党“报禁”的前提下，《八路军军政杂志》仍然有一定的传播力、影响力的情况。 三、利用补白传播“论持久战”思想
补白是为了克服文章排版后留下的版面空白而填充的短文，多则几百字，少则数十字。当时由于敌人的封锁，纸张、油墨等物资都相对短缺，版面的充分利用就显得格外重要。编辑部为提高刊物的信息量，创造性地利用《八路军军政杂志》的补白进行抗战信息的传播。
在《八路军军政杂志》总共发行的39期杂志中，经笔者初步统计，共发表各类补白265篇，充分利用了有限的杂志版面。这些补白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编辑与读者互动的窗口，发布杂志价格变动、勘误更正等有关信息，刊发如抗大、西北青年救亡联合会等根据地机关团体的启事，刊登延安其他刊物书籍如《中国青年》《前线画报》《陕甘宁边区实录》等的出版预告，同时还不时发布“代邮”“代电”信息，帮助失去联系的前线战士亲属尽可能地恢复通信。另一类主要是对国内外时事新闻的简短介绍，其中描述国内情况动态的85条，介绍苏联国内情况动态的39条，披露日本与日伪情况动态的31条，报道其他国家动态达37条，有助于杂志读者了解知悉抗战时期国内外政治、军事实时动态。
仔细分析这些补白不难发现，特别在涉及日本新闻的补白设置时，杂志遵循了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的思想，并将其作为报道框架和总基线进行议程设置，主旨思想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反对投降主义，揭露日本的残暴统治与狼子野心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开始进行“不求扩大”的迷惑性宣传，并积极拉拢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将领，投降主义的言辞一时间充斥于国内政界、媒体。毛泽东主席在《论持久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其进攻的烟幕弹。”“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页。为更全面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目的，反对国内投降主义抬头趋势，杂志在补白中发布了多条新闻通讯摘要。
一方面，主要揭露日本侵华的真正目的是“永占我土”“灭亡我国”。杂志先后刊载了5篇相关补白，如1939年12月发表在第89页题为《敌寇灭亡我国的毒计》补白中，杂志摘录了日本联席会议关于“沦陷区域华人大企业全部没收，小企业实行合并;开发资源，供给在华陆军需要，及统制军需原料”等十二条决议。随后杂志又发表《敌国永占我土大量移民来华》《敌寇在侵华战争中议会通过的军费》《日寇预算超过百亿元》3篇补白，通过日本军费开支、移民来华人数的持续增长，指出日寇实际之目的。例如，1942年2月杂志第54页下方《敌寇在侵华战争中议会通过的军费》补白中，记录了日本第71届至第79届临时议会通过的军费总数的变化（如1937年7月日本军费为5亿日元，1937年9月修改为22.2亿日元，1938年增长为48.5亿日元，1941年增长为58.8亿日元，1942年军费更是达到了180亿日元的惊人数字），这些数据揭露了日本军事扩张不减反增的客观事实。此外，编辑又在1940年6月刊第65页的补白《日本为什么觊觎荷属东印度》中，列举了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一带）日军入侵他国的实例，抨击日军扩张的狼子野心。
另一方面，主要披露日军在华的残暴统治。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杂志主编的萧向荣发现，在远离敌人的广大后方，“群众中的太平观念比较浓厚”，“民主失败主义与投降主义的论调”较为普遍，“因此，我们的宣传工作的重心便放在暴露敌人的兽行”之上萧向荣：《抗战来八路军宣传工作的检讨》，《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7期。，所以杂志陆续插入了《魔鬼统治下的南京——四十八万人被毒化》《日军压榨下的朝鲜民众》《日寇统治下的东北同胞》等补白，列举大量的实际事例，以强化群众对日寇的反战意识，达到政治动员、战前动员的目的。
（二）树立抗战信心，报道日本的资源消耗与厌战情绪
随着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亡国论”者叫嚣“抗战必亡，再战必亡”，鼓吹日军与国军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毛泽东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则驳斥了“亡国论”，提出了“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的观点，认为“日本的军力、财力大量地消耗于中国的游击战争，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因此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但毛泽东主席也指出：“还须提出其他的根据，才能把一切亡国论者的口封住，使他们心服，而使一切从事宣传工作的人们得到充足的论据去说服还不明白和还不坚定的人们，巩固其抗战的信心。”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页。为达到上述目的，《八路军军政杂志》通过各种途径收集了碎片化的论据，并及时通过正文以及各种补白向读者传播“论持久战”的观点，帮助树立抗战信心。
其一，打破日軍“不可战胜”的“神话”。杂志陆续刊登了6篇补白，如《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9月期第60页下方刊登的补白《杉山的哀鸣》中，记录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杉山元在太原召集各部长官的训话，“此次历经各地，详细视察我军（指日军），他姑不论，仅山西一隅，死伤人数已达十万以上，此外疾病、逃亡、溃散者尚不计算在内，致使本年作战实力，大为减弱。尤以中条山太行山各次战役，全军士气几陷于不能久持之困境。如潞安（长治）失守之际，主要将领多员殒命，遭受前所未有之创伤。”在《敌战术家阿部中将被我八路军击毙》《敌军末路到来的征兆》《侵华四年寇敌庞大伤亡》《日本船舰损失》等补白中，编辑部通过报道敌军伤亡数字，如抗战四年来，“敌寇损失数字，计伤亡1994269人，被俘24082人;空军方面，计被我击落炸毁与被迫降落之敌机，共为2054架”，以振奋民心，鼓舞士气。
其二，重点宣传了日本国内民众与日军士兵的反战情绪。在补白中陆续刊登了《敌军反战士兵向我投诚》《华北敌军近来反战厌战事件一》《华北敌军近来反战厌战事件二》《敌国人民反战愈烈》《敌国内反战空气浓厚，知识分子五十五人入狱》等补白，其中，《华北敌军近来反战厌战事件》等补白列举了一系列日军反战投诚的事例，如“涞源敌工兵教育班长中山君一名，阳曲敌军岛田稚朗一名，及其附近某据点骑兵一名，均因反对战争及感受我优待敌军政策，携带枪支向我投诚”。这些事实既有效提振士气，也配合了我军对敌军伪军的俘虏政策的宣传。 其三，通过数据传播中国必胜的结果预期，以支撑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中“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的论断。一是在日本人力方面，杂志1939年第11期第11页左侧补白《中日两国面积人口比》显示，当时中国人口为4.60亿人，日本本土及海外殖民地人口为0.96亿人，中国人口是日本的4倍多。1939年第11期第47页左侧刊登补白《战时的日本人口》，表明“（日本）人口的自然增加数，去年一年较以前各年，约减少三十余万人，这已经成为日本军阀的一件极苦恼的事”。二是在日本物力方面，杂志1940年第1期第113页左侧刊登的补白《战争中日本粮食严重恐慌》、1940年第12期第61页下册刊登补白《敌国天灾人祸 米荒愈益严重》揭露了“日寇自侵华战争开始以来，米的产量逐年减少，计1936年6.73千万石，1937年6.63千万石，1938年6.41千万石，1939年因旱灾更减少到5.86千万石。日本国内需米为8千万石，本年度不足米量为2.2千万石，等于总消费量的四分之一”，证明了日本国内物力之匮乏。三是在日本财力方面，杂志亦摘录了《两年来敌人国库的收支情况》《敌国经济入不敷出》等文，并指出1939年日本财政收入483663万元，实际支出948764万元，“出入不敷，相差甚巨”，并直接导致了“敌国残酷榨取无孔不入，又拟发行公债六亿余元”《敌国残酷压榨无孔不入》，《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年第4期。。上述的证据不但验证了毛泽东主席1938年5月的论断，“第一阶段中，敌人方面……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一百亿日元以上的支出，国际舆论的责备等等方面”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页。，更通过杂志刊发的大量文章、报道的新闻事实让读者坚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从而树立起坚决抗战之决心，共同渡过最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
（三）传播国际动态，重视大国力量的对比与对华态度
中国的抗日战争属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毛泽东主席在答美国记者斯诺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时，就已经提道“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页。。因此，传播国际反法西斯国家的动态就成了《八路军军政杂志》的一个重要工作，杂志主编萧向荣曾经写道：“国际上对我之同情与援助，对敌之制裁与谴责等等，都是群众所要求了解，而我们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应给群众以了解的。”萧向荣：《部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2期。
故而杂志一方面用数字的形式将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综合国力与德意日相比较，在1939年9月刊插注了《英苏法三国面积人口比较表》《美意德三国面积人口比较表》的补白，同年11月刊登了《各国常备陆军实力比较》《各国海军实力比较》的补白，如表1所示，读者很容易阅后得出德意日同盟无论在人口、面积、陆军兵力、海军吨数上均远远落后于美国、苏联、英国与法国。战争在开始之前最终的胜负已经注定。同时，杂志努力将中国战场与世界战争的联系展露于读者，曾刊登《美国人民同情我国》《美国民意测验——多数主张制日》等补白，表明美国国民中同情中国者占到74%，同情日本者仅为2%。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杂志在1942年2月刊、3月刊陆续插注了《美日海军比较》《美日海军比较（二）》《日本船舰损失》与《一百亿与五千亿（日美战费比较）》等补白。如《日本船舰损失》补白中记录了“日本自太平洋战争爆发（至二月底），主力舰沉没1艘损伤3艘，巡洋舰沉没7艘损伤21艘，驱逐舰沉没12艘损伤11艘，潜水艇沉没9艘损伤2艘，运输舰沉没79艘损伤47艘”，意在向读者传递“美军的参战会加速日本灭亡”的观念。杂志还摘录了欧洲战场与苏联战场的一些胜利消息，如《开战来英毁德机七千余架》《苏德战争第一个月德伤亡一百五十万》《苏联红军的战绩》等补白，使毛泽东主席“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论断深入人心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2页。。而事实也证明，“国际力量必将逐渐增强地援助中国。这种希望不是空的”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6页。。
四、启 示
《八路军军政杂志》这样一份富有影响力的刊物，其编辑人员数量却并不多，除编委和主编萧向荣外，只有编辑一人、封面设计兼美术一人、通信联络一人、发行二人、常驻印刷厂校对一人。为了在人手紧缺的条件下保证刊物的质量，杂志主编萧向荣日夜加班，“很少在十二点钟以前休息过”。有些重要的文章经过编辑打出清样后，送毛泽东主席终审，“常常要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萧迎宪、彭宏伟：《萧向荣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页。。这支精干的编辑团队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竭尽全力，不断调整出版发行策略，既克服了军内文化程度不高的客观难题，也在来自日寇对根据地的封锁与国民党的新闻控制的困难环境下，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对总结抗战经验、巩固统一戰线做出了卓越贡献。
《八路军军政杂志》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放军的新闻宣传和出版发行工作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报纸、杂志等出版物在办刊宗旨上要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毛泽东思想和《论持久战》观点成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始终坚持的思想主线。《八路军军政杂志》始终“本着毛泽东同志指定的方针，坚持到底”，“它是为抗战、争取抗战胜利而服务的一种杂志”，“它是以研究抗战的战略与政略及有关抗战的诸问题为目的的杂志”，“它不仅研究自己，同时也研究敌人”，“它不仅研究中国的军事理论，同时也研究外国的军事理论”，“它不仅是单纯研究性与总结性的刊物，而同时也带有相当程度报道性的与速写性的刊物”，这些特点使其成为在“抗战中一份有威望的杂志”，并且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宣传作用萧向荣：《关于〈八路军军政杂志〉——为纪念本刊一周年而作》，《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年第10期。。时至今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解放军报》时也再次重申，“必须坚持军报姓党”，“必须在恪守党性原则上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坚定不移传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声音。这是《解放军报》必须坚守的政治灵魂，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不能丢”，“要强化政治意识、政权意识、阵地意识，勇于举旗帜、打头阵、当先锋，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生力军”习近平：《坚持军报姓党坚持强军为本坚持创新为要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思想舆论支持》，《解放军报》2015年12月27日第1版。。强烈的政治意识是党的出版物的“政治之魂”，也是政治优势、理论优势的体现。 其二，报纸、杂志等出版物在新闻报道中要遵循规律意识，坚持用事实说话。马克思曾指出，评价一个报刊的好坏，就要看“哪一种报刊说的是事实，哪一种报刊说的是希望出现的事实！哪一种报刊代表着社会舆论，哪一种报刊在歪曲社会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8页。。宣传工作要善于用事实说话，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党章》要求。《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萧向荣也多次表示：“（宣传干部要）注意收集各种活的，具体的事实，加以整理分析，并使之与原则联系起来，避免单纯的、枯燥无味的说教。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宣传能够打动人家，使人感到兴趣，使人感到满足。”萧向荣：《部队中的宣傳鼓动工作》，《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2期。因此，往往为了得出一个结论，杂志常常使用多个事例加以证明。如1940年7月刊中的补白《日寇统治下的东北同胞》，虽然只有约250字，但仍采用“总—分”形式，开门见山地指出“日寇加于我东北同胞身上的灾害，到现在是日趋严重了”。随后又举了三个例子：一是“日寇为了节省煤，在东北实行了‘强调低温生活，实行缩短采暖期’”;二是“为了节省棉布，实行了‘棉布配合制度’，即十人以下准每户购买六尺，十人以上二十人以下，准每户购买十三尺，二十人以上准每人购一尺”;三是为了节省粮食，“（日寇）将面粉及其他必要食物加以统制，所定标准如下：成人每人每月准购面粉十磅（约合九斤），三岁至十二岁之儿童，可购六磅（约合五斤半），年在六十岁以上者，可购八磅（约合七斤）”。这些事实使补白的结论虽然只有短短一句，却让人感同身受，远比空洞的抗日口号更容易激发百姓对日寇的仇恨，从而起到政治动员的作用。
其三，报纸、杂志等出版物在采编管理上要坚持问题导向，多策并举，迎难而上。“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是八路军的灵魂，是八路军的生命线。”萧向荣：《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年第10期。比如，针对八路军党的建设薄弱问题，杂志陆续组织约稿并发表了王首道的《八路军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魏传统的《提高部队中共党员的品质问题》、朱瑞的《建设山东纵队中模范的团结的党和政治工作》与组织部部长方强的《不同部队不同时期的建党工作》与《部队党巩固中的几点注意》等文章，翻译捷加林的《共产主义与军队》及时介绍部队党建工作中的经验，受到了领导的高度好评。再如，针对读者文化水平并不高问题，编辑部提出“用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不要咬文嚼字，不要专门玩弄名词，使群众听得头痛”萧向荣：《部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2期。。为了在1942年2月刊通报美日太平洋海战的战况，杂志先在1942年1月刊插入了《海军常识（一）》《海军常识（二）》两篇补白，以做铺垫，详细阐述了战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驱逐舰、潜水艇、辅助舰的定义。在解释时也十分直白，没有使用专业术语，如潜水艇在当时而言对大众还十分陌生，杂志将其解释为“潜水艇是一种又能在水面上走，又能在水底下走的军舰，主要的武器是鱼雷，用来破坏敌人的军舰最有力量”《海军常识（二）》，《八路军军政杂志》1942年第1期。。这样在之后杂志通过补白介绍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海战损失多少战斗舰、巡洋舰、潜水艇时，就显得不是十分突兀，并且方便读者理解。杂志编辑部也一直虚心接纳各界的批评，《八路军军政杂志》经常在边角的空白处标注“欢迎：订阅，介绍，批评”的字样。
从1920年11月创刊的的《共产党》月刊算起，2020年是中国共产党刊物创办的100周年。在近百年党的出版物历史中，《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办刊时间虽然只有三年，但仍具有其特殊地位。一是《八路军军政杂志》具有独特的战时宣传功能，模范地执行了“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阶段，杂志用翔实的案例、数据，传播了“论持久战”理论，动员了大量的爱国将士和人民群众参与到抗日战争之中。二是《八路军军政杂志》开辟了我军军事出版物的先河，为我党我军积累了军事类刊物的办刊经验，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新闻宣传人才和军事理论人才，为1949年后军委机关创办“一报一刊”（1951年创立的《八一杂志》和1956年创立的《解放军报》）打下了良好基础。三是《八路军军政杂志》具有重要的文史资料价值。收录了大量中央军委主要领导和八路军、新四军中高级将领的军事文章，多篇文章被收录到《毛泽东文集》等第一代领导人文集之中;《八路军军政杂志》刊登的大量关于八路军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后方留守处的新闻报道，也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和我军军史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党的刊物，有助于我们“从出版史中汲取前行力量”，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闻出版业发展之路;有助于我们继承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四性一统”的中共党报新闻观念，筑牢新闻出版物的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更有助于我们践行“军民一家、鱼水情深”的我军光荣传统，在新时代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各类出版物成为密切干群关系的新纽带。
〔作者金鸿浩，国家检察官学院讲师〕
Political Publicity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Military and Political Journal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Its Inspirations for Our Current Work Jin Honghao
Abstract：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wartime publicity and mobilization campaigns. As a periodical affiliated to the General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the Eighth Route Army Military and Political Journal aimed to internally summarize the lessons of fighting against Japanese army and externally publiciz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in the war and maintain the Chinese united front against Japanese regression. In spite of the strict blockade and news control of the revolutionary bases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Kuomintang， the journal， with a focus on spreading the thought of On the Protracted War， formulated scientific pub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strategies. By using the texts and fillers properly， it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news facts 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of wartime communication. The Eighth Route Army Military and Political Journal exerted a deep and lasting influence and obtained a unique position in the publishing history of CPC Party and army.
Keywords：the Eighth Route Army Military and Political Journal， pub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strategies， fillers， On the Protracted 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