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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转型时期，价值多元化导致的价值冲突是转型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媒体关注与报道的社会问题日益呈现出更复杂的特征。本文以《南方都市报》2010年5月间发表的评论文章为研究样本，通过对“富士康跳楼”事件引发的一系列评论进行分析，希望为转型社会中的新闻评论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会转型 新闻评论策略 南方都市报 富士康
社会转型面临的突出问题
不可否认，在我国经济腾飞的同时，“旧有的价值观念已经不能合理地解释社会生活，而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此时社会失去了主导价值观念，各种价值观念纷纷出现，每个价值观念都提出了一种价值标准，从而造成了价值多元化的局面”①。因而，由价值多元化导致的价值冲突正是这个转型社会最显著的特点。越来越多的争议性话题，如“富士康跳楼”、“房价居高不降”、“慈善该怎么做”等，也正是这一转型社会的产物。
转型社会，媒体关注与报道的社会问题日趋呈现出更复杂的特征。“富士康跳楼”事件发生之后，相当多的意见倾向于问责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和高强度的加班制度，而忽略了“新生代民工”自身的复杂性。应当客观地看到，农业机械化的大规模普及和农村土地的大面积流失是导致大批农村年轻人进城打工的重要原因，然而没有知识和技术支持的他们想在城市落户又是难上加难。正如一些报道中社会学家所揭示的打工第二代的心路处境，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希望在城市实现自我价值，但城市并没有为他们提供这样的发展空间（事实上也不可能）。回到乡村，又缺乏必要的技能。在工厂整天面对的又是机械的工作和淡漠的人际关系。正是这种“双重失落”使得跳楼成为他们自我解脱的一种路径。所以说，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断层问题靠打倒一个富士康是解决不了的。
《南方都市报》对“富士康跳楼”事件的评论特色
从评论文章的版面情况分析。目前，《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评论设置了社论、个论和众论三大板块。众板块又包含了社论、街谈、推荐、中国观察、法的精神、媒体思想、虚拟@现实、关键词、声音和跟帖等专栏。2010年5月，富士康跳楼事件屡发不止，震惊中外。在发生第8次跳楼事件之后，《南都》开始以几乎每天一篇评论的速度关注事件，剖析问题。评论文章总共12篇，分别发表在街谈、来论、批评/回应以及个论上，其中个论所占比例最高。个论中专业背景各异的主笔们往往通过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背景夹叙夹议，从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视角揭露问题症结，挖掘出“富士康跳楼”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文章时而诙谐讽刺，时而鞭辟入里，体现出较高水准的分析评论能力，大量不同视角的切入又保证了问题分析的客观程度。媒体如此长期、高密度、多角度地关注一个事件是少有的，由此可见，《南都》已经注意到了“富士康跳楼”事件背后的复杂性，一系列评论也是经过缜密策划的。
从评论文章的高频语义分析。经笔者对评论文章的内容进行分析统计后发现，使用最多的两组语义是“新生代民工”和“人与社会的断裂”，如《“跳楼门”之下的“法事”：超度还是遮蔽？》一文中出现的“80后、90后”和“劳动问题积累和社会劳动关系矛盾的激化”、《富士康连续坠楼何时能止》中的“年龄最小的才18岁，最大的不过24岁”和“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以及《他们为什么只有一个打工者的身份？》中“新生代民工”和“精神痛苦和灵魂挣扎”等。其中两组语义同时出现的评论文章共有8篇。2/3的评论都敏锐地注意到了富士康跳楼员工的年龄问题，并提炼出“新生代民工”这个概念。通过这些评论可以看到，一方面，“新生代民工”境遇悲惨，连选择死亡的方式都十分单一；另一方面，评论作者们又都清楚地认识到“新生代民工”的存在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进程之一，因为城市需要廉价劳动力，且农村剩余人口在短时间内甚至还会呈继续增长的趋势。
例如，5月17日的《富士康，请让农民工完整地生存》一文中最后说道：“然而，就是富士康这样完全取消社会的工厂+员工集体居住形态，却在珠三角新兴工业区持续存在，广泛蔓延。对现代社会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这段话明确表达了作者的观点，即新生代民工卑微的存在是现代化的一个悲剧。又如，5月20日发表的《挥不去的标志性口号》中说道：“在讲究GDP的城市追求幸福，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例如富士康‘九连跳’的9位朋友，他们就是太在乎感受而无法忍受现实的生活，所以选择了离开，去追求永恒的幸福。”在这段评论中，自杀显然成为逃离现实社会的一种解脱，这是多么悲情啊！再如，作者在5月21日的《为工人自身强大提供社会支持》中发出的呼喊：“他们所要求的不会更多，只会和我们的一样多。就是做一个完整的个人，在这个城市里有工作，有生活，有尊严。”试问，在这个现代化社会里，还有什么比人失去完整、失去尊严更加凄凉的呢？
在“新生代民工”被提出的基础上，随之而来的便是与他们不相适应的生活环境，紧张、焦虑、痛苦、疏离等成为出现最多的字眼。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断裂呢？几乎所有的评论都谈到了问题的核心，在这里仅选取5月14日的《揪出细节中的“魔鬼”》作为典型案例以供参考。评论使用一系列发问给予了恰当的回应：“生活方面，数十万人需要对应的超市、医院、公园等公共设施，请问富士康有多少？娱乐方面，富士康又有多少图书馆、影剧院等活动场所、社交圈子、精神食粮？企业文化方面，富士康的理念有多少为普通员工而想、而设，多少员工能参与、分享，难道只是几句格言挂在墙上？管理方面，富士康的员工手册规定得虽然比较合乎情理，但基层管理混乱又欠缺情商，责骂、罚款等方式屡见不鲜，而像签订整月加班与否的协议，死板且僵硬，又有几多人性化？”由此可见，媒体报道的军事化管理和高强度的加班制度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新生代民工”的物质生活水平事实上比起以往还有所好转，因此正是逐渐萌发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导致“新生代民工”一次次选择了死亡。
从《南都》评论看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新闻评论策略
体现人文视角与人文情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博爱互助的人文价值观，总体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近年来这种认识又得到不断深化，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应当与社会的自由和尊严统一起来。笔者以为《南都》评论一致对“新生代民工”表达人文关怀并非一种巧合，而是因为其背后有统一的价值观念作为支撑，即尽量衔接转型社会过程中价值观念的断裂。“新生代民工”这个概念其实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一则明确了这个群体存在的客观现实并体现出这是时代的产物；二则对这个群体表达出无限的同情，以慰藉“新生代民工”又或者是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不完整的存在。用人文关怀来帮助社会过渡，可以说是起到了一种润滑作用。尽管《南都》作者们的着眼点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落脚点却惊人的相似，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包含了“人与社会的断裂”这种语义，可谓一语中的。这也是《南都》评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提出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念，那就是物质需求已经不是人民生活的全部，因此如何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是目前这个社会应该尽快着手解决的问题。如果要这么做，我们就应该赋予每个个体起码的尊严和自由。这种新的价值观也应和了《南都》评论近年来不断重申的一个基本价值观，即紧扣一个“人”字，关注个体的存在。
彰显承上启下的时评理念。古人崇尚“天人合一”，结果被欧洲的坚船利炮攻破了防线，于是我国开始“大肆”发展工业化，而近年来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则预示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危机；近代中国屡遭欺侮，源于没有科学精神，于是我们开始重科学而轻国学，如今的食品安全、医疗事故不断则又毫不留情地表明我国道德水平每况愈下。几次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转型社会最忌讳的便是矫枉过正，而几次矫枉过正的背后无疑都有强大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持。因此，只有既不完全抛弃旧的，又积极拥抱新的价值观，社会转型的过程方能平稳而坚定。如何使社会从容不迫地度过转型期，《南都》评论给予“承上启下”四个字作为回答。对于富士康员工“惨烈的12连跳”，《南都》评论既满怀悲情地抒写人文关怀，又敏锐地洞察到这是由于社会转型所导致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出现断层；既抚慰了伤痛，又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既合情，又合理；既承上，又启下。
搭建通往公民社会的平台。马克思人本主义认为：“对不希望把自己当做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来说，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重要。”②这就强调了公民起始应有的独立之人格，狭义一点理解就是自尊。公民社会则是“活动在公权与私权、政府与个人之间，活动在企业主与劳动者个人、为有支付能力者服务的市场势力与消费者包括无能力的消费者之间的‘第三方’。它是社会实现自我管理的自治组织。”之所以需要公民社会是因为政府并不是万能的，很多事情本就应该由公民组织来完成。③正如《南都》评论《“跳楼门”之下的“法事”：超度还是遮蔽？》中提到的一样，一个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将有效制衡资方。
《南都》评论由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知识分子和资深传媒人主笔。正如《南都》评论部主任李文凯所说：“我们做这个评论版，正好可以把公共知识分子和转型联系起来。”《南都》评论正是通过对公共事务理性的批判，也就是孜孜不倦的公民写作，不断宣扬并培育公民精神，从而促使中国朝着公民社会的方向演进。
关注转变中的国家与社会。《社会责任论》早在1942年就提出“媒介有责任呈现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价值”④。针对社会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传媒业应适应这一变化，在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基础上，为人们提供优质的信息和交流平台，切实保障人们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增进公众的相互理解和磨合，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既是媒体的优势，也是媒体的责任所在。”⑤也就是说，媒体应将传播先进文化、引导正确价值观，提高人民素质作为己任；还应提供多元的话语空间，为解决转型社会诸多矛盾开辟畅通的言论环境，使讨论更富有成果；并且意识到自身对于保证社会各阶层共生互动的润滑作用。这样媒体才无愧为民族精神和社会文化的守望者，才能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南都》的评论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而设置生长的。“在大转型的时代关注这个转变的国家与社会”⑥，这种理念也使《南都》评论的思想和价值观成为《南都》的一面旗帜。
注 释：
①兰久富：《社会转型与价值冲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8页。
③杨兴锋、范以锦、张晋升：《南方报业采编精英演讲录》，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
④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等：《传媒的四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⑤喻国明：《媒体的优势和责任》，《人民日报》，2005年6月1日。
⑥南香红：《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2010级硕士生）
编校：赵 亮
关键词：社会转型 新闻评论策略 南方都市报 富士康
社会转型面临的突出问题
不可否认，在我国经济腾飞的同时，“旧有的价值观念已经不能合理地解释社会生活，而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此时社会失去了主导价值观念，各种价值观念纷纷出现，每个价值观念都提出了一种价值标准，从而造成了价值多元化的局面”①。因而，由价值多元化导致的价值冲突正是这个转型社会最显著的特点。越来越多的争议性话题，如“富士康跳楼”、“房价居高不降”、“慈善该怎么做”等，也正是这一转型社会的产物。
转型社会，媒体关注与报道的社会问题日趋呈现出更复杂的特征。“富士康跳楼”事件发生之后，相当多的意见倾向于问责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和高强度的加班制度，而忽略了“新生代民工”自身的复杂性。应当客观地看到，农业机械化的大规模普及和农村土地的大面积流失是导致大批农村年轻人进城打工的重要原因，然而没有知识和技术支持的他们想在城市落户又是难上加难。正如一些报道中社会学家所揭示的打工第二代的心路处境，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希望在城市实现自我价值，但城市并没有为他们提供这样的发展空间（事实上也不可能）。回到乡村，又缺乏必要的技能。在工厂整天面对的又是机械的工作和淡漠的人际关系。正是这种“双重失落”使得跳楼成为他们自我解脱的一种路径。所以说，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的断层问题靠打倒一个富士康是解决不了的。
《南方都市报》对“富士康跳楼”事件的评论特色
从评论文章的版面情况分析。目前，《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评论设置了社论、个论和众论三大板块。众板块又包含了社论、街谈、推荐、中国观察、法的精神、媒体思想、虚拟@现实、关键词、声音和跟帖等专栏。2010年5月，富士康跳楼事件屡发不止，震惊中外。在发生第8次跳楼事件之后，《南都》开始以几乎每天一篇评论的速度关注事件，剖析问题。评论文章总共12篇，分别发表在街谈、来论、批评/回应以及个论上，其中个论所占比例最高。个论中专业背景各异的主笔们往往通过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背景夹叙夹议，从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视角揭露问题症结，挖掘出“富士康跳楼”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文章时而诙谐讽刺，时而鞭辟入里，体现出较高水准的分析评论能力，大量不同视角的切入又保证了问题分析的客观程度。媒体如此长期、高密度、多角度地关注一个事件是少有的，由此可见，《南都》已经注意到了“富士康跳楼”事件背后的复杂性，一系列评论也是经过缜密策划的。
从评论文章的高频语义分析。经笔者对评论文章的内容进行分析统计后发现，使用最多的两组语义是“新生代民工”和“人与社会的断裂”，如《“跳楼门”之下的“法事”：超度还是遮蔽？》一文中出现的“80后、90后”和“劳动问题积累和社会劳动关系矛盾的激化”、《富士康连续坠楼何时能止》中的“年龄最小的才18岁，最大的不过24岁”和“个体同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或产生离异”以及《他们为什么只有一个打工者的身份？》中“新生代民工”和“精神痛苦和灵魂挣扎”等。其中两组语义同时出现的评论文章共有8篇。2/3的评论都敏锐地注意到了富士康跳楼员工的年龄问题，并提炼出“新生代民工”这个概念。通过这些评论可以看到，一方面，“新生代民工”境遇悲惨，连选择死亡的方式都十分单一；另一方面，评论作者们又都清楚地认识到“新生代民工”的存在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进程之一，因为城市需要廉价劳动力，且农村剩余人口在短时间内甚至还会呈继续增长的趋势。
例如，5月17日的《富士康，请让农民工完整地生存》一文中最后说道：“然而，就是富士康这样完全取消社会的工厂+员工集体居住形态，却在珠三角新兴工业区持续存在，广泛蔓延。对现代社会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这段话明确表达了作者的观点，即新生代民工卑微的存在是现代化的一个悲剧。又如，5月20日发表的《挥不去的标志性口号》中说道：“在讲究GDP的城市追求幸福，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例如富士康‘九连跳’的9位朋友，他们就是太在乎感受而无法忍受现实的生活，所以选择了离开，去追求永恒的幸福。”在这段评论中，自杀显然成为逃离现实社会的一种解脱，这是多么悲情啊！再如，作者在5月21日的《为工人自身强大提供社会支持》中发出的呼喊：“他们所要求的不会更多，只会和我们的一样多。就是做一个完整的个人，在这个城市里有工作，有生活，有尊严。”试问，在这个现代化社会里，还有什么比人失去完整、失去尊严更加凄凉的呢？
在“新生代民工”被提出的基础上，随之而来的便是与他们不相适应的生活环境，紧张、焦虑、痛苦、疏离等成为出现最多的字眼。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断裂呢？几乎所有的评论都谈到了问题的核心，在这里仅选取5月14日的《揪出细节中的“魔鬼”》作为典型案例以供参考。评论使用一系列发问给予了恰当的回应：“生活方面，数十万人需要对应的超市、医院、公园等公共设施，请问富士康有多少？娱乐方面，富士康又有多少图书馆、影剧院等活动场所、社交圈子、精神食粮？企业文化方面，富士康的理念有多少为普通员工而想、而设，多少员工能参与、分享，难道只是几句格言挂在墙上？管理方面，富士康的员工手册规定得虽然比较合乎情理，但基层管理混乱又欠缺情商，责骂、罚款等方式屡见不鲜，而像签订整月加班与否的协议，死板且僵硬，又有几多人性化？”由此可见，媒体报道的军事化管理和高强度的加班制度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新生代民工”的物质生活水平事实上比起以往还有所好转，因此正是逐渐萌发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导致“新生代民工”一次次选择了死亡。
从《南都》评论看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新闻评论策略
体现人文视角与人文情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博爱互助的人文价值观，总体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近年来这种认识又得到不断深化，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应当与社会的自由和尊严统一起来。笔者以为《南都》评论一致对“新生代民工”表达人文关怀并非一种巧合，而是因为其背后有统一的价值观念作为支撑，即尽量衔接转型社会过程中价值观念的断裂。“新生代民工”这个概念其实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一则明确了这个群体存在的客观现实并体现出这是时代的产物；二则对这个群体表达出无限的同情，以慰藉“新生代民工”又或者是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不完整的存在。用人文关怀来帮助社会过渡，可以说是起到了一种润滑作用。尽管《南都》作者们的着眼点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落脚点却惊人的相似，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包含了“人与社会的断裂”这种语义，可谓一语中的。这也是《南都》评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提出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念，那就是物质需求已经不是人民生活的全部，因此如何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是目前这个社会应该尽快着手解决的问题。如果要这么做，我们就应该赋予每个个体起码的尊严和自由。这种新的价值观也应和了《南都》评论近年来不断重申的一个基本价值观，即紧扣一个“人”字，关注个体的存在。
彰显承上启下的时评理念。古人崇尚“天人合一”，结果被欧洲的坚船利炮攻破了防线，于是我国开始“大肆”发展工业化，而近年来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则预示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危机；近代中国屡遭欺侮，源于没有科学精神，于是我们开始重科学而轻国学，如今的食品安全、医疗事故不断则又毫不留情地表明我国道德水平每况愈下。几次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转型社会最忌讳的便是矫枉过正，而几次矫枉过正的背后无疑都有强大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持。因此，只有既不完全抛弃旧的，又积极拥抱新的价值观，社会转型的过程方能平稳而坚定。如何使社会从容不迫地度过转型期，《南都》评论给予“承上启下”四个字作为回答。对于富士康员工“惨烈的12连跳”，《南都》评论既满怀悲情地抒写人文关怀，又敏锐地洞察到这是由于社会转型所导致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出现断层；既抚慰了伤痛，又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既合情，又合理；既承上，又启下。
搭建通往公民社会的平台。马克思人本主义认为：“对不希望把自己当做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来说，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重要。”②这就强调了公民起始应有的独立之人格，狭义一点理解就是自尊。公民社会则是“活动在公权与私权、政府与个人之间，活动在企业主与劳动者个人、为有支付能力者服务的市场势力与消费者包括无能力的消费者之间的‘第三方’。它是社会实现自我管理的自治组织。”之所以需要公民社会是因为政府并不是万能的，很多事情本就应该由公民组织来完成。③正如《南都》评论《“跳楼门”之下的“法事”：超度还是遮蔽？》中提到的一样，一个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将有效制衡资方。
《南都》评论由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知识分子和资深传媒人主笔。正如《南都》评论部主任李文凯所说：“我们做这个评论版，正好可以把公共知识分子和转型联系起来。”《南都》评论正是通过对公共事务理性的批判，也就是孜孜不倦的公民写作，不断宣扬并培育公民精神，从而促使中国朝着公民社会的方向演进。
关注转变中的国家与社会。《社会责任论》早在1942年就提出“媒介有责任呈现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价值”④。针对社会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传媒业应适应这一变化，在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的基础上，为人们提供优质的信息和交流平台，切实保障人们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增进公众的相互理解和磨合，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既是媒体的优势，也是媒体的责任所在。”⑤也就是说，媒体应将传播先进文化、引导正确价值观，提高人民素质作为己任；还应提供多元的话语空间，为解决转型社会诸多矛盾开辟畅通的言论环境，使讨论更富有成果；并且意识到自身对于保证社会各阶层共生互动的润滑作用。这样媒体才无愧为民族精神和社会文化的守望者，才能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南都》的评论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而设置生长的。“在大转型的时代关注这个转变的国家与社会”⑥，这种理念也使《南都》评论的思想和价值观成为《南都》的一面旗帜。
注 释：
①兰久富：《社会转型与价值冲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8页。
③杨兴锋、范以锦、张晋升：《南方报业采编精英演讲录》，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
④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等：《传媒的四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⑤喻国明：《媒体的优势和责任》，《人民日报》，2005年6月1日。
⑥南香红：《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系2010级硕士生）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