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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岁状元及第那一刻，也即猛醒并唾弃科举之时。转向实业，转向教育，转向慈善事业，开创出令孙中山自愧不如的事业，几百万人因此受惠….一个读书人的华丽转身，一代儒商的博大胸怀
1903年5月，日本大阪劝业博览会。一个拖着长长的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清国人忙碌穿梭其间。他八进博览会现场，参观了机械馆、工业馆、水产馆、通运馆等，对启迪未来的新技术、新产品，表现了浓厚的兴趣。
他就是有“状元实业家”之称的张謇。时年50岁的张謇是第一次来到日本，他应邀参加此次博览会，自费前来。除参观博览会外，他还去视察日本的学校和工厂，继而赴东京、北海道考察垦牧情况。当月的《大阪朝日新闻》毫不吝啬地赞叹：张氏之行，与以视察为名而一般泛泛走马观花者大相迥异，此乃知识精英兼实行之勇士观光也。
中日甲午一战，让张謇看到两国的巨大差距，向日本学习成为此行的主要目的。在长达70天的时间里，张謇“虚着心，快着眼，勤着笔”，先后踏足长崎、神户、大阪、名古屋、东京、横滨等20多个城市，参观了30家农工商企业和35家教育机构。
此前一个月，江苏通州师范学校开学。四年前，大生纱厂开机。张謇说，他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那里得到启示——教育救国，要办教育，不能赤手空拳，只有先办实业。于是，他提出了“父教育，母实业”的观点，以实业利润反哺教育，以教育人才推动实业发展。无论是民办实业还是新式教育，在20世纪初始的中国，都是新鲜事物，如何一一发展起来，没有先例可循。日本之行，为他的“南通实验”，提供了丰厚的经验。此后20年，在南通，张謇不仅创办了数十家企业，成就商业帝国，他还用企业的利润和自己的收入，创办了240多所小学、6所专科学校、1座博物馆、1座图书馆、1个气象台和16家慈善组织。
张謇何以对教育和慈善事业如此钟情？《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因为张謇是一位儒者，忠于儒家的教诲。一直读圣贤书的张謇，的确不忘自己的儒者身份，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天地之大德曰生”，按他自己的解释，就是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大生纱厂的名字就来源于此。
母实业
日本评论家鹤见佑辅第一次见到张謇时，如此描述张：“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晒得黝黑的脸、俊秀的鼻子、紧闭的嘴和瘦削的稍高的颧骨，下巴大，显现出一种坚强的意志。”
另一位来访者也表达了类似的印象：“半秃的头顶使他的突出的前额更为明显，显示出他坚强的意志。当他开始讨论一个问题时，他的眼光透出乐观、热情、智慧，偶尔也带着一点梦想。那留着胡须的坚定的下巴显现出他的果敢决断。”
“坚强的意志”，成为张謇呈现给外人的第一印象。这似乎有些意外，因为张謇毕竟是一介书生。从1853年出生，到1894年中状元，41年间，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和赶考，这个过程与“坚强的意志”无关，而仅仅是读书人的本分。但是，当前途不可限量的状元抛开读书和做官的本分，投身于陌生的工商实业和商界，他的“坚强的意志”的确显现出来了。
41岁的张謇中了状元，名满天下，官居六品，职位是翰林院修撰。他那务农兼做小生意的父亲，听到这个天大的喜讯后，兴奋地撒手人寰。但张謇本人却没有范进中举般兴奋，他的内心反而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他一介贫寒子弟，科举之路并不平坦，16岁中秀才后，又苦读26年，进出科场20多次，方才一举成名天下知。而这一年适逢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大败，签订《马关条约》。张謇哀叹，“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为了反制日本军事侵略后的经济侵略，在面见两江总督张之洞时，张謇提出中国应尽快建立自己的工厂。1895年，在张之洞的授意下，张謇在家乡南通筹办纱厂。
中状元之前，张謇多年跟随提督吴长庆，任机要文书，并不曾涉足经济和实业。当张之洞提出由张謇回乡创办工厂时，张謇不敢贸然答应，因为自己仅仅是一介寒士。犹豫数日，他还是答应了。原因是，书生被世人所轻视，只知道空言，而无实际本事，身为士大夫，他要为书生争口气。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奈何掌权者和拥有财富的人，心不在此，并无积极性，他只能自己办实业，有了资金再办教育。虽不懂实业，仍咬牙坚持，期待走出一条新的报国之路。因为他对政治越来越灰心。
中状元的那一年，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进宫，文武百官出城迎驾，恰遇大雨，上至七八十岁的老臣，下至年轻官员，无不冒雨跪在雨水里，慈禧却对大雨中的大臣视若无睹。张謇愤愤不平，后来在写给好友的信中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尤其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户部尚书翁同龢被慈禧太后罢黜，永不叙用，让他倍感心寒。张謇视翁同龢为恩师，他能中状元，翁有很大功劳。他决定彻底告别官场，“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从1895年筹办，到1899年开机，筹办大生纱厂的四年，张謇单为筹集资金，就已焦头烂额。招股计划高达50万两，这不是个小数目。张謇既是大生纱厂的创始人，也是股东，只是他的股金不过区区2000两白银，其中的600两还是另一位创始人垫付，他的这点股金只占公司全部股金的0.4%。虽有官家在背后支持，但张謇在商界并无人脉，亦未积累信誉，南通和上海两地的商人并不肯轻易出钱参股。
张謇独子张孝若后来回忆：“这四年间，我父奔走南京、湖北、通、沪各处，白天谈论写信筹画得手口不停，夜间又苦心焦想，翻来覆去，寝不安枕；官绅的接洽说话，一天几变，捉摸不定。有钱人的面孔，更是难看，推三阻四。上面的总督虽然赞助，而底下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拆台。旁人也没有一个不是看好看。所谓人情冷暖，世态变幻，我父是亲尝而身受了，又是气愤，又怕办不成功….所以我父亲最初最大的成功，是完全建筑在坚忍的、勤俭的毅力上边。”
这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何况他已年近50岁，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 创业极有可能半途而废。后来，他对下属说：“一个人到了危难的境遇，还是要抱定牙齿打落在嘴里和血吞，连手都用不着去摸肚子。” 历经四年艰难，张謇终于把大生纱厂建了起来，可喜的是，纱厂第二年就实现了盈利。而同时期全国商办的机器纱厂不过七八家。清朝一共出了114位状元，亲自开办工厂的，除了张謇，还有同治状元陆润痒，只是他热衷的是仕途，仅仅办了两年多的工厂，就重返官场。而张謇，办了两年多的工厂，又开始积极筹办通州师范学校，与实业相比，张謇更感兴趣的是教育。
父教育
筹办通州师范学校之前，张謇曾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希望政府兴办新式学校，他甚至还拟定了兴学的次序和中小学的课程。但刘坤一身边的官员极力反对，上书未被采纳。张謇在日记中写道，这反而激发了他自己办学的热情，“乃谋自立师范学校”。
若不是科举，他只能像父辈那样一辈子务农。但他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公然提出“废科举，兴学堂”。众人觉得骇人听闻，他倒是泰然处之。在他看来，科举制度之下的读书人，“从小到老，从读书到做官，埋了头，捧了书，执了笔，只是为了赶考；先关在家里，再关到场里，拿一个人的活气灵气，都斫丧完了”。1900年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声中落荒而逃，感到帝国的摇摇欲坠，为了免于顷刻间的倾倒，才在一年后勉强推行了一场“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目标、性质、年限、入学条件和课程设置等内容。事实上，章程并没发挥多大作用，政府官员对新式学校仍抱有敌视的态度。不过，这对张謇创办新式学校提供了政策支持。在办学上，张謇绝不盲目、随意，反而思虑缜密。他对周围人说，普及教育就要多办小学，办小学需要师资，所以首先应办师范学校。
张謇戴着小帽，穿着青衣，坐着独轮小车，亲自选择办学地点，最终选了败落的千佛寺，一座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寺院。接着对寺庙进行改造和新建，他甚至亲自参与测量、设计绘图。1903年4月23日，通州师范学校本科生复试，试题由张謇亲自拟定。当日监考老师中的一位年轻人，日后成为了名震华夏的国学大师，他就是王国维。
学校开学前一晚，张謇亲自拿着锤子，为每个学生宿舍钉门牌，一直忙到后半夜。
一位叫陈衡恪的人也来此当了老师，任教四年，教的是博物学科，他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哥哥，后来成了著名画家。
1903年张謇赴日考察时，专门为师范学校聘请了十多位日籍老师，足见他对师范学校发展的用心。
从筹办开学，到1907年，通州师范学校的办学经费多达18万两白银，三分之二来自大生纱厂的分红，三分之一是张謇、张詧（张謇的三哥）等人的捐款。张謇说“家可毁，师范不可毁”，因此他格外注重师范学校办学经费的可持续，多次董事会会议专门讨论办学经费。1911年，张謇提议，通海垦牧公司的450股作为校产，捐给师范学校。通海垦牧公司由张謇创办于1901年，开垦海边的滩涂，直到1910年才开始盈利。
张謇鼓吹新式教育，但如何更好地发展，终究没有可借鉴的模式，赴日考察，提供了一次机缘。到达日本的第一站是长崎，张謇下了船便立即访问私立鹤鸣女子学校，教学内容、师资、学生和经费等各个方面，他都一一询问。此后，他还访问了幼儿园、小学、女子师范学校、工业学校、医学校、染织学校、商业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学校建筑和课业内容，他都详细地问清楚；学生所用桌椅的尺寸，他亲自测量并记录下来；即便是厕所，他也仔细查看。这是一次“取经”之旅，张謇以所看和所学，几乎把日本的办学模式和内容复制到了南通。
从日本归来的第二年，张謇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还在出生地海门常乐捐资创办了第一所小学。创办小学时，张謇对施工工人提出了严厉的要求，“30年不要动斧头凿子”，此后遇到台风，周围房屋倒塌，唯独学校的建筑屹立不倒。接下来的几年他还出资创办了铁路学校、农业学校、商业学校、银行专修学校等。受张謇影响，他的夫人拿出私房钱捐资办了一个幼儿园和一个小学，他的儿媳妇也捐资办小学。
1910年，张謇在一篇呈文中详细论述了实业和教育的关系，“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理，民永无不困之扰。苟欲兴工，必先兴学，教育者为万事之母”，“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所至即教育所至”。
大生纱厂开机后的23年里，获得纯利1161万两，1907年开机的大生二厂，在此后的15年里，获得纯利500多万两。尤其是1913年到1922年，因为世界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纱厂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庞大的利润以及张謇的丰厚收入，支撑了南通教育的快速发展。
惟赖慈善
1912年，是张謇的六十大寿，从年初到年末他都忙得不亦乐乎。几个月前，在武汉的轮船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滚滚战火，他从一个立宪派转向了共和派。张謇剪掉长长的辫子，先是到南京见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总长，接着又到北京见袁世凯，在袁的授意下，曾经的清朝状元替清朝皇帝溥仪执笔了《清帝逊位诏书》，随后任职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农商总长。中华民国元年，张謇在政治上相当得意，但他念念不忘的仍是长江口的南通和南通人，他筹划着在南通建立更多的慈善机构和学校。
六十寿诞，原本值得花巨资隆重地庆祝一番，他却把宴客的钱和亲友的馈金一并拿出，建立了南通第一家养老院。他还约定十年后的七十寿辰再捐赠一所养老院，1922年南通第三养老院如约建造。其间，第二养老院由张謇出资建造。第一养老院能容纳120人，十年间在此养老的有250多人，第三养老院则能容纳146人。谈到创办养老院的原因，张謇说，“慈善事业，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
大寿过后没多久，张謇又亲自忙着筹建并规划残废院和盲哑学校。对于残废院收养的人，张謇规定凡是残废者，不论年龄，不论籍贯住所，均可入院，包办吃饭穿衣。创建一所慈善性质的盲哑学校，是张謇多年的心愿。早在1903年，张謇赴日考察时，曾专门考察过日本的盲哑学校，此后致信江苏按察使，希望官方兴办盲哑学校，未果。1911年赴北京之际，又考察烟台芝罘盲哑学校。用时四年，狼山盲哑学校建成招生，这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所盲哑学校。 1912年，除了筹建数所慈善机构，张謇还一口气筹建了数所学校，包括医学专门学校、纺织专门学校、水产学校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等。
此前，张謇创办的慈善机构只有育婴堂，1906年建成，专门收养弃婴和赤贫家庭的孩子，两年后收养婴儿多达1500人。从1912年开始，慈善医院、贫民工厂、济良所、残废院和戒毒所先后创建。有外国人到南通参观后，发现南通街头没有乞丐、醉鬼、流浪者，原因是，一则农工商企业吸收了绝大多数劳动力，二则孩子都有学可上，三则慈善机构收治了老弱病残群体。
这些慈善机构的费用，都是张謇和亲人的私财捐赠。用他的话就是，“系自动的，非被动的，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去做。”
育婴堂建成之时，张謇选择了一个新的捐资办法，即卖字筹钱。当时计划每个季度卖字得500两即可，一年便有2000两的收入，足够收养一百多名婴儿。此后，他还登报启事，为残废院和盲哑学校卖字筹钱。1922年，大生集团开始亏损，张謇的分红和收入迅速减少，直接影响了慈善事业，他再次登报卖字筹集善款。原本限定一个月的计划，持续了两年多，直到1924年张謇已是72岁的高龄方才停笔。
去世前一年，即1925年，张謇公开说，20多年中用在教育和慈善上的工资和分红，高达150多万两。张詧也参与了张謇的教育慈善事业，捐钱多达八九十万两。
张謇说：“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在他看来，实业、教育和慈善，三位一体，构成现代地方自治，也构成了“南通模式”。张謇耗费后半生，将南通发展出现代的模样，成绩斐然引来无数瞩目，不少实业家竞相学习模仿，荣德生、卢作孚、穆藕初和范旭东等，后来都学得有模有样。
失败的英雄
读了几十年的儒家经典，张謇是地地道道的儒者，对于金钱，他遵循的是孔子的“以义导利，以义去恶”。在他看来，“人单单寻钱聚财不算本事，要会用钱散钱”。而他的一生，为了教育，为了慈善，散尽家财，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作为儒者，他对自己的要求甚高，不赌博不喝酒，所好者除了读书写字作诗，就是听京剧。他生活节俭，吃饭以素为主，平时穿布衣布鞋，衣服破了总是打补丁后接着穿。有公司职员后来回忆，张謇跟人说话并不颐指气使，很有礼貌，脸上总是带着笑容。他一生脚踏实地做事，当地百姓始终记得他的好，没见他做过坏事。只是晚年传出的一件绯闻，增添了人生的故事性。
1914年，张謇创办了女红传习所，设有速成班、普通班、美术班和研究班，并请到有“神针”之誉的沈寿做所长。沈寿是清末民初的著名绣娘，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其绣品作为寿礼上贡。慈禧大加赞赏，亲笔写“福”“寿”两字赠予沈寿。1915年，沈寿绣的《耶稣像》，参加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展出，得一等大奖。对这位才女，张謇十分爱其才华，多有诗文唱和，有的颇具缠绵情致，引起沈寿丈夫余觉的不满，遂指控两人有绯闻。该事件经过一番沸沸扬扬之后，归于平静，张謇的声誉并没有因此受损。瑕不掩瑜，他仍是一个英雄。
1922年，张謇迎来了70大寿，也迎来了人生的高峰。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获得最高票数，要知道当时“国父”孙中山还健在。这一年，张孝若到上海拜见孙中山，孙对张说，“我是空忙，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
积攒近30年方达到人生高峰，而之后，则是直线下挫。1922年，纺织市场风云突变，出现了棉贵纱贱的现象，大生纱厂（后来改称大生一厂）和大生二厂都出现了亏损。在企业财务危机之下，张謇四处融资，却障碍重重，因为之前企业已经债台高筑。大生一厂和二厂，在开机后都实现了盈利，利润一直丰厚，这让张謇雄心勃勃，投资创办了数十家各类公司，但多数都没有盈利。企业盈利时，利润大多被股东分红，同时投入教育和慈善事业，市场一旦不好，资金链极有可能断裂，企业发展顺风顺水惯了，而没有懂得“现金为王”的道理。
张謇在最后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他说，南通的一风一雨，一冷一暖，都与他的事业有关，有的“要雨”，有的“要旱”，他已不能两全。
张謇以七十多的高龄奔波了三年多，企业仍没能起死回生，大生一厂负债达到了9万多两，已经资不抵债，不得不由债权人接管。他不得不被迫退居二线，做了名义上的董事长。
对于张謇的一生，胡适给予了一个公正的评价：“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张謇去世后的第40年，天还没有亮，他的坟墓被红卫兵肆无忌惮地砸开。张謇的孙女张柔武，在现场目睹了这一切，当棺木被砸开，她看到祖父的陪葬品，只有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一束胎发，一颗尽根牙。
1903年5月，日本大阪劝业博览会。一个拖着长长的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清国人忙碌穿梭其间。他八进博览会现场，参观了机械馆、工业馆、水产馆、通运馆等，对启迪未来的新技术、新产品，表现了浓厚的兴趣。
他就是有“状元实业家”之称的张謇。时年50岁的张謇是第一次来到日本，他应邀参加此次博览会，自费前来。除参观博览会外，他还去视察日本的学校和工厂，继而赴东京、北海道考察垦牧情况。当月的《大阪朝日新闻》毫不吝啬地赞叹：张氏之行，与以视察为名而一般泛泛走马观花者大相迥异，此乃知识精英兼实行之勇士观光也。
中日甲午一战，让张謇看到两国的巨大差距，向日本学习成为此行的主要目的。在长达70天的时间里，张謇“虚着心，快着眼，勤着笔”，先后踏足长崎、神户、大阪、名古屋、东京、横滨等20多个城市，参观了30家农工商企业和35家教育机构。
此前一个月，江苏通州师范学校开学。四年前，大生纱厂开机。张謇说，他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那里得到启示——教育救国，要办教育，不能赤手空拳，只有先办实业。于是，他提出了“父教育，母实业”的观点，以实业利润反哺教育，以教育人才推动实业发展。无论是民办实业还是新式教育，在20世纪初始的中国，都是新鲜事物，如何一一发展起来，没有先例可循。日本之行，为他的“南通实验”，提供了丰厚的经验。此后20年，在南通，张謇不仅创办了数十家企业，成就商业帝国，他还用企业的利润和自己的收入，创办了240多所小学、6所专科学校、1座博物馆、1座图书馆、1个气象台和16家慈善组织。
张謇何以对教育和慈善事业如此钟情？《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因为张謇是一位儒者，忠于儒家的教诲。一直读圣贤书的张謇，的确不忘自己的儒者身份，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天地之大德曰生”，按他自己的解释，就是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大生纱厂的名字就来源于此。
母实业
日本评论家鹤见佑辅第一次见到张謇时，如此描述张：“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晒得黝黑的脸、俊秀的鼻子、紧闭的嘴和瘦削的稍高的颧骨，下巴大，显现出一种坚强的意志。”
另一位来访者也表达了类似的印象：“半秃的头顶使他的突出的前额更为明显，显示出他坚强的意志。当他开始讨论一个问题时，他的眼光透出乐观、热情、智慧，偶尔也带着一点梦想。那留着胡须的坚定的下巴显现出他的果敢决断。”
“坚强的意志”，成为张謇呈现给外人的第一印象。这似乎有些意外，因为张謇毕竟是一介书生。从1853年出生，到1894年中状元，41年间，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和赶考，这个过程与“坚强的意志”无关，而仅仅是读书人的本分。但是，当前途不可限量的状元抛开读书和做官的本分，投身于陌生的工商实业和商界，他的“坚强的意志”的确显现出来了。
41岁的张謇中了状元，名满天下，官居六品，职位是翰林院修撰。他那务农兼做小生意的父亲，听到这个天大的喜讯后，兴奋地撒手人寰。但张謇本人却没有范进中举般兴奋，他的内心反而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他一介贫寒子弟，科举之路并不平坦，16岁中秀才后，又苦读26年，进出科场20多次，方才一举成名天下知。而这一年适逢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大败，签订《马关条约》。张謇哀叹，“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为了反制日本军事侵略后的经济侵略，在面见两江总督张之洞时，张謇提出中国应尽快建立自己的工厂。1895年，在张之洞的授意下，张謇在家乡南通筹办纱厂。
中状元之前，张謇多年跟随提督吴长庆，任机要文书，并不曾涉足经济和实业。当张之洞提出由张謇回乡创办工厂时，张謇不敢贸然答应，因为自己仅仅是一介寒士。犹豫数日，他还是答应了。原因是，书生被世人所轻视，只知道空言，而无实际本事，身为士大夫，他要为书生争口气。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奈何掌权者和拥有财富的人，心不在此，并无积极性，他只能自己办实业，有了资金再办教育。虽不懂实业，仍咬牙坚持，期待走出一条新的报国之路。因为他对政治越来越灰心。
中状元的那一年，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进宫，文武百官出城迎驾，恰遇大雨，上至七八十岁的老臣，下至年轻官员，无不冒雨跪在雨水里，慈禧却对大雨中的大臣视若无睹。张謇愤愤不平，后来在写给好友的信中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尤其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户部尚书翁同龢被慈禧太后罢黜，永不叙用，让他倍感心寒。张謇视翁同龢为恩师，他能中状元，翁有很大功劳。他决定彻底告别官场，“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从1895年筹办，到1899年开机，筹办大生纱厂的四年，张謇单为筹集资金，就已焦头烂额。招股计划高达50万两，这不是个小数目。张謇既是大生纱厂的创始人，也是股东，只是他的股金不过区区2000两白银，其中的600两还是另一位创始人垫付，他的这点股金只占公司全部股金的0.4%。虽有官家在背后支持，但张謇在商界并无人脉，亦未积累信誉，南通和上海两地的商人并不肯轻易出钱参股。
张謇独子张孝若后来回忆：“这四年间，我父奔走南京、湖北、通、沪各处，白天谈论写信筹画得手口不停，夜间又苦心焦想，翻来覆去，寝不安枕；官绅的接洽说话，一天几变，捉摸不定。有钱人的面孔，更是难看，推三阻四。上面的总督虽然赞助，而底下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拆台。旁人也没有一个不是看好看。所谓人情冷暖，世态变幻，我父是亲尝而身受了，又是气愤，又怕办不成功….所以我父亲最初最大的成功，是完全建筑在坚忍的、勤俭的毅力上边。”
这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创业历程，何况他已年近50岁，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 创业极有可能半途而废。后来，他对下属说：“一个人到了危难的境遇，还是要抱定牙齿打落在嘴里和血吞，连手都用不着去摸肚子。” 历经四年艰难，张謇终于把大生纱厂建了起来，可喜的是，纱厂第二年就实现了盈利。而同时期全国商办的机器纱厂不过七八家。清朝一共出了114位状元，亲自开办工厂的，除了张謇，还有同治状元陆润痒，只是他热衷的是仕途，仅仅办了两年多的工厂，就重返官场。而张謇，办了两年多的工厂，又开始积极筹办通州师范学校，与实业相比，张謇更感兴趣的是教育。
父教育
筹办通州师范学校之前，张謇曾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希望政府兴办新式学校，他甚至还拟定了兴学的次序和中小学的课程。但刘坤一身边的官员极力反对，上书未被采纳。张謇在日记中写道，这反而激发了他自己办学的热情，“乃谋自立师范学校”。
若不是科举，他只能像父辈那样一辈子务农。但他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公然提出“废科举，兴学堂”。众人觉得骇人听闻，他倒是泰然处之。在他看来，科举制度之下的读书人，“从小到老，从读书到做官，埋了头，捧了书，执了笔，只是为了赶考；先关在家里，再关到场里，拿一个人的活气灵气，都斫丧完了”。1900年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的枪炮声中落荒而逃，感到帝国的摇摇欲坠，为了免于顷刻间的倾倒，才在一年后勉强推行了一场“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目标、性质、年限、入学条件和课程设置等内容。事实上，章程并没发挥多大作用，政府官员对新式学校仍抱有敌视的态度。不过，这对张謇创办新式学校提供了政策支持。在办学上，张謇绝不盲目、随意，反而思虑缜密。他对周围人说，普及教育就要多办小学，办小学需要师资，所以首先应办师范学校。
张謇戴着小帽，穿着青衣，坐着独轮小车，亲自选择办学地点，最终选了败落的千佛寺，一座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寺院。接着对寺庙进行改造和新建，他甚至亲自参与测量、设计绘图。1903年4月23日，通州师范学校本科生复试，试题由张謇亲自拟定。当日监考老师中的一位年轻人，日后成为了名震华夏的国学大师，他就是王国维。
学校开学前一晚，张謇亲自拿着锤子，为每个学生宿舍钉门牌，一直忙到后半夜。
一位叫陈衡恪的人也来此当了老师，任教四年，教的是博物学科，他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哥哥，后来成了著名画家。
1903年张謇赴日考察时，专门为师范学校聘请了十多位日籍老师，足见他对师范学校发展的用心。
从筹办开学，到1907年，通州师范学校的办学经费多达18万两白银，三分之二来自大生纱厂的分红，三分之一是张謇、张詧（张謇的三哥）等人的捐款。张謇说“家可毁，师范不可毁”，因此他格外注重师范学校办学经费的可持续，多次董事会会议专门讨论办学经费。1911年，张謇提议，通海垦牧公司的450股作为校产，捐给师范学校。通海垦牧公司由张謇创办于1901年，开垦海边的滩涂，直到1910年才开始盈利。
张謇鼓吹新式教育，但如何更好地发展，终究没有可借鉴的模式，赴日考察，提供了一次机缘。到达日本的第一站是长崎，张謇下了船便立即访问私立鹤鸣女子学校，教学内容、师资、学生和经费等各个方面，他都一一询问。此后，他还访问了幼儿园、小学、女子师范学校、工业学校、医学校、染织学校、商业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学校建筑和课业内容，他都详细地问清楚；学生所用桌椅的尺寸，他亲自测量并记录下来；即便是厕所，他也仔细查看。这是一次“取经”之旅，张謇以所看和所学，几乎把日本的办学模式和内容复制到了南通。
从日本归来的第二年，张謇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还在出生地海门常乐捐资创办了第一所小学。创办小学时，张謇对施工工人提出了严厉的要求，“30年不要动斧头凿子”，此后遇到台风，周围房屋倒塌，唯独学校的建筑屹立不倒。接下来的几年他还出资创办了铁路学校、农业学校、商业学校、银行专修学校等。受张謇影响，他的夫人拿出私房钱捐资办了一个幼儿园和一个小学，他的儿媳妇也捐资办小学。
1910年，张謇在一篇呈文中详细论述了实业和教育的关系，“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理，民永无不困之扰。苟欲兴工，必先兴学，教育者为万事之母”，“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所至即教育所至”。
大生纱厂开机后的23年里，获得纯利1161万两，1907年开机的大生二厂，在此后的15年里，获得纯利500多万两。尤其是1913年到1922年，因为世界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纱厂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庞大的利润以及张謇的丰厚收入，支撑了南通教育的快速发展。
惟赖慈善
1912年，是张謇的六十大寿，从年初到年末他都忙得不亦乐乎。几个月前，在武汉的轮船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滚滚战火，他从一个立宪派转向了共和派。张謇剪掉长长的辫子，先是到南京见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总长，接着又到北京见袁世凯，在袁的授意下，曾经的清朝状元替清朝皇帝溥仪执笔了《清帝逊位诏书》，随后任职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农商总长。中华民国元年，张謇在政治上相当得意，但他念念不忘的仍是长江口的南通和南通人，他筹划着在南通建立更多的慈善机构和学校。
六十寿诞，原本值得花巨资隆重地庆祝一番，他却把宴客的钱和亲友的馈金一并拿出，建立了南通第一家养老院。他还约定十年后的七十寿辰再捐赠一所养老院，1922年南通第三养老院如约建造。其间，第二养老院由张謇出资建造。第一养老院能容纳120人，十年间在此养老的有250多人，第三养老院则能容纳146人。谈到创办养老院的原因，张謇说，“慈善事业，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
大寿过后没多久，张謇又亲自忙着筹建并规划残废院和盲哑学校。对于残废院收养的人，张謇规定凡是残废者，不论年龄，不论籍贯住所，均可入院，包办吃饭穿衣。创建一所慈善性质的盲哑学校，是张謇多年的心愿。早在1903年，张謇赴日考察时，曾专门考察过日本的盲哑学校，此后致信江苏按察使，希望官方兴办盲哑学校，未果。1911年赴北京之际，又考察烟台芝罘盲哑学校。用时四年，狼山盲哑学校建成招生，这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所盲哑学校。 1912年，除了筹建数所慈善机构，张謇还一口气筹建了数所学校，包括医学专门学校、纺织专门学校、水产学校和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等。
此前，张謇创办的慈善机构只有育婴堂，1906年建成，专门收养弃婴和赤贫家庭的孩子，两年后收养婴儿多达1500人。从1912年开始，慈善医院、贫民工厂、济良所、残废院和戒毒所先后创建。有外国人到南通参观后，发现南通街头没有乞丐、醉鬼、流浪者，原因是，一则农工商企业吸收了绝大多数劳动力，二则孩子都有学可上，三则慈善机构收治了老弱病残群体。
这些慈善机构的费用，都是张謇和亲人的私财捐赠。用他的话就是，“系自动的，非被动的，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去做。”
育婴堂建成之时，张謇选择了一个新的捐资办法，即卖字筹钱。当时计划每个季度卖字得500两即可，一年便有2000两的收入，足够收养一百多名婴儿。此后，他还登报启事，为残废院和盲哑学校卖字筹钱。1922年，大生集团开始亏损，张謇的分红和收入迅速减少，直接影响了慈善事业，他再次登报卖字筹集善款。原本限定一个月的计划，持续了两年多，直到1924年张謇已是72岁的高龄方才停笔。
去世前一年，即1925年，张謇公开说，20多年中用在教育和慈善上的工资和分红，高达150多万两。张詧也参与了张謇的教育慈善事业，捐钱多达八九十万两。
张謇说：“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在他看来，实业、教育和慈善，三位一体，构成现代地方自治，也构成了“南通模式”。张謇耗费后半生，将南通发展出现代的模样，成绩斐然引来无数瞩目，不少实业家竞相学习模仿，荣德生、卢作孚、穆藕初和范旭东等，后来都学得有模有样。
失败的英雄
读了几十年的儒家经典，张謇是地地道道的儒者，对于金钱，他遵循的是孔子的“以义导利，以义去恶”。在他看来，“人单单寻钱聚财不算本事，要会用钱散钱”。而他的一生，为了教育，为了慈善，散尽家财，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作为儒者，他对自己的要求甚高，不赌博不喝酒，所好者除了读书写字作诗，就是听京剧。他生活节俭，吃饭以素为主，平时穿布衣布鞋，衣服破了总是打补丁后接着穿。有公司职员后来回忆，张謇跟人说话并不颐指气使，很有礼貌，脸上总是带着笑容。他一生脚踏实地做事，当地百姓始终记得他的好，没见他做过坏事。只是晚年传出的一件绯闻，增添了人生的故事性。
1914年，张謇创办了女红传习所，设有速成班、普通班、美术班和研究班，并请到有“神针”之誉的沈寿做所长。沈寿是清末民初的著名绣娘，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其绣品作为寿礼上贡。慈禧大加赞赏，亲笔写“福”“寿”两字赠予沈寿。1915年，沈寿绣的《耶稣像》，参加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展出，得一等大奖。对这位才女，张謇十分爱其才华，多有诗文唱和，有的颇具缠绵情致，引起沈寿丈夫余觉的不满，遂指控两人有绯闻。该事件经过一番沸沸扬扬之后，归于平静，张謇的声誉并没有因此受损。瑕不掩瑜，他仍是一个英雄。
1922年，张謇迎来了70大寿，也迎来了人生的高峰。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获得最高票数，要知道当时“国父”孙中山还健在。这一年，张孝若到上海拜见孙中山，孙对张说，“我是空忙，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
积攒近30年方达到人生高峰，而之后，则是直线下挫。1922年，纺织市场风云突变，出现了棉贵纱贱的现象，大生纱厂（后来改称大生一厂）和大生二厂都出现了亏损。在企业财务危机之下，张謇四处融资，却障碍重重，因为之前企业已经债台高筑。大生一厂和二厂，在开机后都实现了盈利，利润一直丰厚，这让张謇雄心勃勃，投资创办了数十家各类公司，但多数都没有盈利。企业盈利时，利润大多被股东分红，同时投入教育和慈善事业，市场一旦不好，资金链极有可能断裂，企业发展顺风顺水惯了，而没有懂得“现金为王”的道理。
张謇在最后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他说，南通的一风一雨，一冷一暖，都与他的事业有关，有的“要雨”，有的“要旱”，他已不能两全。
张謇以七十多的高龄奔波了三年多，企业仍没能起死回生，大生一厂负债达到了9万多两，已经资不抵债，不得不由债权人接管。他不得不被迫退居二线，做了名义上的董事长。
对于张謇的一生，胡适给予了一个公正的评价：“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张謇去世后的第40年，天还没有亮，他的坟墓被红卫兵肆无忌惮地砸开。张謇的孙女张柔武，在现场目睹了这一切，当棺木被砸开，她看到祖父的陪葬品，只有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一束胎发，一颗尽根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