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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初认为“做好企业就是最好”的青年创业家，到后来将巨量资金投入到世界上最需要改变的领域的慈善家，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是什么促使比尔·盖茨从世界首富到世界首善？
1997年，比尔·盖茨42岁，就已凭借Windows站到了“世界之巅”，他基本上实现了当初的预言——“让每个人的桌面上都有一台电脑”，并使得他的微软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快速的赚钱机器。
但在此人生高点，他突然被卷入巨大漩涡。1997年10月，美国联邦司法部和20个州共同起诉微软阻碍公平竞争，指责微软垄断操作系统，将浏览器软件与视窗操作系统软件非法捆绑销售。微软面临着被分拆的危险。
这是20多年微软王霸之道所导致的种种危机的一次总爆发。20多年来，盖茨和微软对获取成功上了瘾，全然不顾竞争对手的抗议。在微软扶摇直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四处树敌，多家计算机巨头把微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IBM、网景等公司更是对微软积怨尤深。他终于惹上了大麻烦。
就在微软遭起诉、盖茨个人被冠以“冷酷垄断者”之际，盖茨还被多家媒体指责一毛不拔。事情起因于CNN创始人特德·特纳，这位性格怪异的富豪在这一年以个人名义向联合国捐赠了10亿美元，并借机公然指责比尔·盖茨为富不仁，引爆了媒体对“问题富豪”盖茨的“铁公鸡”形象的关注。
整个1997年，被拉下“英雄”宝座的盖茨心力交瘁。尽管最终微软和起诉方达成了和解，免于被分拆的命运。但在重重危机之中，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他想要作出改变，但具体要作出哪些改变，盖茨还没有想好。
直到一年后一篇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深深影响了盖茨，才让他恍然悟出了人生的下一个目标——慈善。很快，用商业手段改变了世界的世界首富，开始尝试作为慈善家，去推动那些用商业手段无法完成的改变。此前，盖茨也陆续做过一些慈善，但都是些常规的做法，鲜有创新，从此以后，他将以在慈善方面的大手笔、创新手法，轰动世界。
尽管他的家庭带有很强的慈善基因，但世界首富并非一开始就甘心把自己定位为“慈善家”。
赚钱狂热
上世纪70年代初，20岁不到的哈佛大学法律系学生比尔·盖茨，整天思考的问题不是如何当好一名律师，而是如何获得财富。
彼时，盖茨的高中好友保罗·艾伦已参加工作，他敏锐地看到了计算机广阔的未来图景，他对盖茨说：“计算机正在面临一个进入千家万户的大好时机，它将引发一场革命，如同当年蒸汽机的发明，它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日常生活。”
艾伦的话让渴望财富且痴迷于计算机的盖茨兴奋不已，两人一拍即合，发起了让计算机进入普通家庭的“革命”。1975年，盖茨退学，和艾伦一道创建了微软公司。日后他回忆道：“参与到PC革命第一阶段似乎是我一生的机遇，我庆幸我能够抓住它。我们能够成功，完全是基于我们对电脑技术的热爱、理解和深刻掌握。”
这一年，比尔·盖茨20岁，保罗·艾伦22岁。
1977年，22岁的比尔·盖茨在“全国计算机大会”上提出了软件的重要性，并批评了硬件生产商通过牺牲软件商的利益牟取暴利。
1980年，微软开始为计算机巨头IBM设计操作系统。当年，IBM是年营业额达280亿美元的巨型企业，而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年营业额只有250万美元。盖茨带领大家没日没夜地设计、编程，终于设计出了适合在IBM电脑上顺畅运行的“MS-DOS”系统。
1981年，随着IBM电脑的持续热销，源源不断的版权使用费向微软公司涌来。奠定比尔·盖茨日后成功基础的历史性机会是——IBM竟然允许微软公司授权其他计算机公司使用“MS-DOS”系统，这样一来，“MS-DOS”迅速成为计算机的标准操作系统，此后，PC产业成为一个再也离不开微软的产业。
1986年3月，微软公司首次IPO。此时的比尔·盖茨刚过30岁，身家已经超过10亿美元，迅速跻身于世界巨富行列。
成为巨富后的比尔·盖茨，出手之阔绰足以令其他商业大亨自叹弗如。一个例子是，他花了1亿多美元，给自己盖了一栋充满高科技应用体验的豪宅。对于盖茨奢侈的生活方式，一向乐于慈善事业的盖茨父母颇为担忧。盖茨的母亲玛丽是当地德高望重的慈善人士，她试着劝说盖茨捐钱做慈善，不胜其烦的盖茨对母亲大嚷道：“我只想好好地经营我的公司。我对社会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这个企业更加成功。”
此后的微软公司一路狂飙，从视窗到Office办公系统，从多媒体软件到网络产品，微软总能推出极致的商用产品。在盖茨的带领下，一个全球软件帝国已然建成。他也一次次坐上世界首富的宝座。
发愿慈善
1994年，对于盖茨来说是真是悲喜交加的一年。那年元旦，他和梅琳达结婚了。婚礼上，盖茨包下了拉奈岛全部轿车、直升机和250间酒店客房，极尽奢华。结婚前，盖茨的母亲玛丽给梅琳达写了封鼓励信，信的结尾引用了《圣经》里的一句话：“一个人，他被给予得越多，对他的期望也会越多。”这句话，恐怕几年后才被盖茨夫妇完全理解。
同年，盖茨的母亲因癌症去世。根据比尔·盖茨的一本传记记载，得到消息的比尔·盖茨像疯了一样往家狂奔，满脸泪水，以至于忠于职守的警察也不禁为之动容，在拦截下他之后，柔声安慰，叮嘱他要注意安全。
母亲的去世让盖茨在精神上受到重创，他想起几年前母亲在劝说自己捐款时自己的粗野态度。这一年，在老盖茨的建议下，盖茨拿出了9400万美金，建立了威廉·盖茨基金会。一年后，在纪念母亲逝世一周年的聚会上，盖茨夫妇宣布捐出1000万美金，在华盛顿大学设立以母亲的名字命名的玛丽·盖茨奖学金。
1997年，盖茨所有的善举都被强大的舆论屏蔽了。那年，在一片指责声中，盖茨和梅琳达成立了一个新的基金会——盖茨图书馆基金会，初衷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通过公共图书馆享受到科技资源。这个基金会在1999年改名为盖茨学习基金会，专注于资助贫困家庭子女和少数族裔学生上学。 细细一数，盖茨做的慈善已经不少了，但多少还是和他世界首富的头衔有些不相匹配。
1998年，在应对反垄断官司的那段日子里的某一天，盖茨和妻子梅琳达在家里看《纽约时报》的星期日版，上面的一篇文章同时深深地触动了他们。那篇文章用详细的数字和图表，勾画出世界不同国家的人在收入、健康和平均寿命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文章得出的结论是，在全球范围内，90%的疾病发生在贫穷国家，但这些贫穷国家的人民，仅能享受到全球10%的医疗保健资源。
这篇文章就像是一记闪电，迅速击中了盖茨夫妇。他们想起第一次去非洲旅行时的场景。在盖茨和梅琳达举行婚礼前的几个月，两人去非洲看了动物，进行了狩猎旅行。这趟旅行让他们印象深刻，他们并没有想到要去探访那里的居民，但他们总能在路上见到当地贫民。梅琳达感叹：“这里怎么了，这里的女性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的事情，她们赤着脚，头上顶着重重的东西，背上背着孩子，肚子里还怀着孩子，穿着鞋子在一旁抽烟的却都是男人。”他们不停地问自己：“这里到底怎么了？”
看过这篇文章，盖茨第一次对梅琳达说，深受这些疾病折磨的孩子们是多么悲惨。这对夫妇开始问自己：“我们能做些什么？”
盖茨夫妇还将这篇文章寄给了老盖茨，几天后又亲自去找他商量。盖茨激动地对父亲说：“也许我们可以做些事情来改变这种状况。”
此后，威廉·盖茨基金会关注的重点，转向了卫生保健领域。比尔·盖茨，这位昔日的“铁公鸡”，开始以慈善的方式“挥金如土”。
对于盖茨突然对慈善青睐有加，媒体纷纷指责这是他在转移微软因反垄断案带来的负面效应。孰是孰非，旁人所有的言论都只是猜测。梅琳达后来对媒体说：“比尔和我在订婚之后就决定要把从微软公司所赚到的钱回馈到社会，那是当时所设定的条件。我们双方的家庭都深信这一点，也信奉志愿精神和公民义务工作。”
1999年8月，老盖茨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时宣称：盖茨计划捐出他按照当时的价值计算出的1000多亿美元的财产，至于孩子们，他只会给每人留1000万美元，捐出的财产主要为了帮助遭受艾滋病和疟疾困扰的人们。
2000年，威廉·盖茨基金会和盖茨学习基金会合并为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注资210亿美元，并确定了四大捐助方向：第一是改善全球健康状况。着手研究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癌症等疾病的治疗途径，尤其是向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大力捐资。第二是加大教育投入，创建更多的面向低收入阶层的学校并减少因经济问题而上不起大学的现象。第三是促进信息业的发展，着力扩大互联网的普及，让所有的人，不分种族、性别、年龄或贫富，都能拥有获得信息技术的途径。第四是改善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现状，向当地社区和贫困家庭提供多种形式的捐助。
刚开始，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老盖茨住所的地下室办公。后来搬到西雅图一座两层小楼里，招募工作人员200多人，设有专业的儿童健康顾问、公共健康管理专家、律师、财务人员等。在2008年7月1日以前，盖茨每周花10个小时在基金会的管理运作上，到2008年7月1日后，他把80%的工作时间都投入到基金会的管理上。
可以说，盖茨的慈善事业从1994年起步，1998年开始升温，2000年时拉开了更大规模的慈善序幕。
最大程度改变世界
从开始涉足慈善起，盖茨就非常清楚自己的钱应该去推动哪些改变。
当威廉·盖茨基金会成立后，请求捐助的电话终日络绎不绝。盖茨和梅琳达商量，决定只集中资助几个领域。他们挑选捐助领域主要基于两点：哪些问题对人们的影响最大？哪些问题是一直存在却被忽略的？他们把那些最主要的问题一个个地列出来，然后把钱投入到可能见效最快的地方。这样一来，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等最致命的疾病，以及美国糟糕的高中教育开始进入他们的关注视野。
2000年，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使用电脑”大会上，曾经以“人人拥有计算机”为奋斗目标的比尔·盖茨说：“世界上最贫困的8亿人口，最需要的是医疗卫生保健，而不是手提电脑。”盖茨理念的转变令与会者大为惊讶。
基金会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健康领域后，盖茨的阅读兴趣也随之转向。老盖茨这样揶揄盖茨：“盖茨依然保持着阅读习惯，从中汲取知识和能量。不过，他不会在餐桌上读书了，因为他读的书越来越让人倒胃口。例如《谈传染性疾病的消除》、《蚊子》、《疟疾与人》、《老鼠、虱子和历史》。他总能过目不忘，而且总是希望迫不及待地向他遇到的人分享他新学到的知识。”这样做的后果是，在酒会上，当盖茨遇到熟人时，对方有时会立即转身，因为他们害怕盖茨在吃饭时跟他们谈论肺结核。
盖茨说：“现在我每周读5本书，当然，如果这个世界更好的话，我会有时间读更多。”
盖茨对慈善的理解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正如他对计算机的理解一样。
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取得最大成功的领域是疫苗领域。可是，刚开始，疫苗并不是盖茨关注的重点。盖茨夫妇首次涉足医疗保健领域时，他们的目标是控制生育率。对于疫苗的意义，他是这样理解的：如果这些孩子注定要在动荡不安的国家里度过余生，随时有可能死于非命，那拯救他们的生命的意义何在？
理念的转变发生在与美国帕斯（适宜卫生技术组织，PATH）高层的一次交流后。他突然领悟到：那些养育多名孩子的父母，并非那么希望大家庭，而是出于担心孩子会随时夭折的担忧。梅琳达也指出：如果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活到成年，他们就会主动降低生育率。
盖茨基金会的资助方向立马转向：不再强调控制生育率，而是去解决问题的根本，去拯救那些已经出生了的孩子。疫苗项目应运而生。
彼时，在疫苗研发、制造上存在这样一个悖论：医药巨头们只愿意制造治疗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的药，因为这些药品的购买群体一般是富人。而治疗肺结核、疟疾的药，研发一种新药需要花费几十亿美元，一粒药需要卖几美元才能收回成本，而且得病的往往是穷人，他们负担不起。造成的后果是，治疗疟疾、肺结核等“穷人病”的药品缺乏且昂贵。 比尔·盖茨曾在一次演讲中，专门带了几只蚊子放到会场之中，以让在场嘉宾切身体会到身处恶劣环境中时的那份不安。虽然此举备受争议，但没有切身体会，确实很难让养尊处优的慈善家们体会到灾民的惶恐。
为了解决疫苗问题，盖茨来到意大利贝拉吉奥，与世界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联合国以及多家医疗公司商议，发起成立了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即GAVI联盟，盖茨承诺为其投入25亿美元。
盖茨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效，经过与制药巨头不断斡旋，药价最终大幅下降。预防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的疫苗价格降低了40%；预防肝癌的乙肝疫苗价格在同期更是大跌68%，这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得以接种；葛兰素史克出品的轮状病毒疫苗价格从102美元一支直降到2.50美元。据统计，在GAVI的努力下，300多万人免于肝癌导致的死亡，100多万人从麻疹中死里逃生。
除了推动建立GAVI，比尔·盖茨也注重推动富豪私人与他携手。当2006年6月26日沃伦·巴菲特宣布把310亿美元捐给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后，基金会的实力大增，世界第一大慈善基金会的地位已然确立。盖茨还和巴菲特联手，借助洛克菲勒家族的影响力，致力于在美国推动“捐赠誓言”，即让富豪们向公众宣布，自己会在有生之年至少捐出财富的50%。在一年之内举办了三次富豪聚会后，这一倡议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美国富豪们响应。在盖茨看来，“作出承诺的核心在于，让富人更好地利用财富。”
盖茨深知，仅凭自己一己之力，改变世界的目标将会变得遥遥无期。因此，他注重和各国政府联手合作。盖茨基金会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把防治疾病的疫苗推广到需要的人手中，让人们接受，所以他才会在非洲亲自求见拒绝了疫苗的穆斯林领袖并设法说服其帮助自己推广疫苗，并在中国与官方进行合作，利用行政手段的效率来为自己的慈善事业服务。
近两年来，盖茨把目光瞄准了疟疾和小儿麻痹症。在全球，每年约有2.5亿人感染疟疾，其中的80万人因此丧生。盖茨投入2亿美元，使一款疟疾疫苗的研发免于被搁浅的下场，葛兰素史克研发了这款疫苗，它可将疟疾感染率降低一半。至于小儿麻痹症，盖茨决心将它彻底根除，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天花之外，还没有哪一种疾病被完全根除。
至今，盖茨基金会已经向世界贫穷国家超过2.5亿名儿童免费发放了疫苗，几百万名儿童因此免于死亡。
此外，盖茨还在印度和尼日利亚帮助人们抗击脊髓灰质炎，免费为他们提供疫苗和治疗；在莫桑比克，他捐赠了16亿美元用于防治疟疾，从蚊帐、药物、杀虫剂到疫苗，一应俱全；在菲律宾，他资助研发了新的高产稻种，使许多人免于饥饿的威胁；在美国田纳西州，他用20多亿美元改革当地教育体系，致力于建立更有效的教师评价系统。
虽然盖茨夫妇对慈善如此投入，但并非没有质疑声音。美国公立教育改革是盖茨基金会最受争议的项目，《纽约时报》称其庞大的资金投入以及强大的舆论造势主导了教育改革的议程，使独立的意见难以发声。2008年11月，盖茨公开承认基金会在教育改革上的失误。紧接着，基金会制定了新的战略，计划用5～6年的时间投入35亿美元继续改革教育。
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刊文称：盖茨基金会的捐赠并未反映出世界最为贫穷的群体所承受的病痛。很多长期在低收入环境中工作的科学家表达了担忧：重要的卫生程序正被盖茨基金的赠予所扭曲。
作为慈善家，盖茨夫妇仍然住在豪宅里面，盖茨在收藏方面仍投入巨资。2006年，道德哲学家彼得·辛格就曾点名批评盖茨的花费：难道没有更多生命值得他去拯救，值得他过得简朴一些、节省一些、捐献得更多一些吗？
不过，《大西洋月刊》却忍不住赞美盖茨，“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需要哲人来治理，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像盖茨似的主宰者——同时他也很积极地接受这份使命，他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2011年5月17日，在日内瓦第64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已专职从事慈善事业多年的比尔·盖茨说：“三十年前，在微软公司创业时，我们有一个非常宏大的愿景：人人拥有计算机。现在，我和大家一样，追求一个更大的愿景：人人拥有健康。”
1997年，比尔·盖茨42岁，就已凭借Windows站到了“世界之巅”，他基本上实现了当初的预言——“让每个人的桌面上都有一台电脑”，并使得他的微软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快速的赚钱机器。
但在此人生高点，他突然被卷入巨大漩涡。1997年10月，美国联邦司法部和20个州共同起诉微软阻碍公平竞争，指责微软垄断操作系统，将浏览器软件与视窗操作系统软件非法捆绑销售。微软面临着被分拆的危险。
这是20多年微软王霸之道所导致的种种危机的一次总爆发。20多年来，盖茨和微软对获取成功上了瘾，全然不顾竞争对手的抗议。在微软扶摇直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四处树敌，多家计算机巨头把微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IBM、网景等公司更是对微软积怨尤深。他终于惹上了大麻烦。
就在微软遭起诉、盖茨个人被冠以“冷酷垄断者”之际，盖茨还被多家媒体指责一毛不拔。事情起因于CNN创始人特德·特纳，这位性格怪异的富豪在这一年以个人名义向联合国捐赠了10亿美元，并借机公然指责比尔·盖茨为富不仁，引爆了媒体对“问题富豪”盖茨的“铁公鸡”形象的关注。
整个1997年，被拉下“英雄”宝座的盖茨心力交瘁。尽管最终微软和起诉方达成了和解，免于被分拆的命运。但在重重危机之中，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他想要作出改变，但具体要作出哪些改变，盖茨还没有想好。
直到一年后一篇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深深影响了盖茨，才让他恍然悟出了人生的下一个目标——慈善。很快，用商业手段改变了世界的世界首富，开始尝试作为慈善家，去推动那些用商业手段无法完成的改变。此前，盖茨也陆续做过一些慈善，但都是些常规的做法，鲜有创新，从此以后，他将以在慈善方面的大手笔、创新手法，轰动世界。
尽管他的家庭带有很强的慈善基因，但世界首富并非一开始就甘心把自己定位为“慈善家”。
赚钱狂热
上世纪70年代初，20岁不到的哈佛大学法律系学生比尔·盖茨，整天思考的问题不是如何当好一名律师，而是如何获得财富。
彼时，盖茨的高中好友保罗·艾伦已参加工作，他敏锐地看到了计算机广阔的未来图景，他对盖茨说：“计算机正在面临一个进入千家万户的大好时机，它将引发一场革命，如同当年蒸汽机的发明，它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日常生活。”
艾伦的话让渴望财富且痴迷于计算机的盖茨兴奋不已，两人一拍即合，发起了让计算机进入普通家庭的“革命”。1975年，盖茨退学，和艾伦一道创建了微软公司。日后他回忆道：“参与到PC革命第一阶段似乎是我一生的机遇，我庆幸我能够抓住它。我们能够成功，完全是基于我们对电脑技术的热爱、理解和深刻掌握。”
这一年，比尔·盖茨20岁，保罗·艾伦22岁。
1977年，22岁的比尔·盖茨在“全国计算机大会”上提出了软件的重要性，并批评了硬件生产商通过牺牲软件商的利益牟取暴利。
1980年，微软开始为计算机巨头IBM设计操作系统。当年，IBM是年营业额达280亿美元的巨型企业，而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年营业额只有250万美元。盖茨带领大家没日没夜地设计、编程，终于设计出了适合在IBM电脑上顺畅运行的“MS-DOS”系统。
1981年，随着IBM电脑的持续热销，源源不断的版权使用费向微软公司涌来。奠定比尔·盖茨日后成功基础的历史性机会是——IBM竟然允许微软公司授权其他计算机公司使用“MS-DOS”系统，这样一来，“MS-DOS”迅速成为计算机的标准操作系统，此后，PC产业成为一个再也离不开微软的产业。
1986年3月，微软公司首次IPO。此时的比尔·盖茨刚过30岁，身家已经超过10亿美元，迅速跻身于世界巨富行列。
成为巨富后的比尔·盖茨，出手之阔绰足以令其他商业大亨自叹弗如。一个例子是，他花了1亿多美元，给自己盖了一栋充满高科技应用体验的豪宅。对于盖茨奢侈的生活方式，一向乐于慈善事业的盖茨父母颇为担忧。盖茨的母亲玛丽是当地德高望重的慈善人士，她试着劝说盖茨捐钱做慈善，不胜其烦的盖茨对母亲大嚷道：“我只想好好地经营我的公司。我对社会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这个企业更加成功。”
此后的微软公司一路狂飙，从视窗到Office办公系统，从多媒体软件到网络产品，微软总能推出极致的商用产品。在盖茨的带领下，一个全球软件帝国已然建成。他也一次次坐上世界首富的宝座。
发愿慈善
1994年，对于盖茨来说是真是悲喜交加的一年。那年元旦，他和梅琳达结婚了。婚礼上，盖茨包下了拉奈岛全部轿车、直升机和250间酒店客房，极尽奢华。结婚前，盖茨的母亲玛丽给梅琳达写了封鼓励信，信的结尾引用了《圣经》里的一句话：“一个人，他被给予得越多，对他的期望也会越多。”这句话，恐怕几年后才被盖茨夫妇完全理解。
同年，盖茨的母亲因癌症去世。根据比尔·盖茨的一本传记记载，得到消息的比尔·盖茨像疯了一样往家狂奔，满脸泪水，以至于忠于职守的警察也不禁为之动容，在拦截下他之后，柔声安慰，叮嘱他要注意安全。
母亲的去世让盖茨在精神上受到重创，他想起几年前母亲在劝说自己捐款时自己的粗野态度。这一年，在老盖茨的建议下，盖茨拿出了9400万美金，建立了威廉·盖茨基金会。一年后，在纪念母亲逝世一周年的聚会上，盖茨夫妇宣布捐出1000万美金，在华盛顿大学设立以母亲的名字命名的玛丽·盖茨奖学金。
1997年，盖茨所有的善举都被强大的舆论屏蔽了。那年，在一片指责声中，盖茨和梅琳达成立了一个新的基金会——盖茨图书馆基金会，初衷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通过公共图书馆享受到科技资源。这个基金会在1999年改名为盖茨学习基金会，专注于资助贫困家庭子女和少数族裔学生上学。 细细一数，盖茨做的慈善已经不少了，但多少还是和他世界首富的头衔有些不相匹配。
1998年，在应对反垄断官司的那段日子里的某一天，盖茨和妻子梅琳达在家里看《纽约时报》的星期日版，上面的一篇文章同时深深地触动了他们。那篇文章用详细的数字和图表，勾画出世界不同国家的人在收入、健康和平均寿命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文章得出的结论是，在全球范围内，90%的疾病发生在贫穷国家，但这些贫穷国家的人民，仅能享受到全球10%的医疗保健资源。
这篇文章就像是一记闪电，迅速击中了盖茨夫妇。他们想起第一次去非洲旅行时的场景。在盖茨和梅琳达举行婚礼前的几个月，两人去非洲看了动物，进行了狩猎旅行。这趟旅行让他们印象深刻，他们并没有想到要去探访那里的居民，但他们总能在路上见到当地贫民。梅琳达感叹：“这里怎么了，这里的女性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的事情，她们赤着脚，头上顶着重重的东西，背上背着孩子，肚子里还怀着孩子，穿着鞋子在一旁抽烟的却都是男人。”他们不停地问自己：“这里到底怎么了？”
看过这篇文章，盖茨第一次对梅琳达说，深受这些疾病折磨的孩子们是多么悲惨。这对夫妇开始问自己：“我们能做些什么？”
盖茨夫妇还将这篇文章寄给了老盖茨，几天后又亲自去找他商量。盖茨激动地对父亲说：“也许我们可以做些事情来改变这种状况。”
此后，威廉·盖茨基金会关注的重点，转向了卫生保健领域。比尔·盖茨，这位昔日的“铁公鸡”，开始以慈善的方式“挥金如土”。
对于盖茨突然对慈善青睐有加，媒体纷纷指责这是他在转移微软因反垄断案带来的负面效应。孰是孰非，旁人所有的言论都只是猜测。梅琳达后来对媒体说：“比尔和我在订婚之后就决定要把从微软公司所赚到的钱回馈到社会，那是当时所设定的条件。我们双方的家庭都深信这一点，也信奉志愿精神和公民义务工作。”
1999年8月，老盖茨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时宣称：盖茨计划捐出他按照当时的价值计算出的1000多亿美元的财产，至于孩子们，他只会给每人留1000万美元，捐出的财产主要为了帮助遭受艾滋病和疟疾困扰的人们。
2000年，威廉·盖茨基金会和盖茨学习基金会合并为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注资210亿美元，并确定了四大捐助方向：第一是改善全球健康状况。着手研究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癌症等疾病的治疗途径，尤其是向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大力捐资。第二是加大教育投入，创建更多的面向低收入阶层的学校并减少因经济问题而上不起大学的现象。第三是促进信息业的发展，着力扩大互联网的普及，让所有的人，不分种族、性别、年龄或贫富，都能拥有获得信息技术的途径。第四是改善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现状，向当地社区和贫困家庭提供多种形式的捐助。
刚开始，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老盖茨住所的地下室办公。后来搬到西雅图一座两层小楼里，招募工作人员200多人，设有专业的儿童健康顾问、公共健康管理专家、律师、财务人员等。在2008年7月1日以前，盖茨每周花10个小时在基金会的管理运作上，到2008年7月1日后，他把80%的工作时间都投入到基金会的管理上。
可以说，盖茨的慈善事业从1994年起步，1998年开始升温，2000年时拉开了更大规模的慈善序幕。
最大程度改变世界
从开始涉足慈善起，盖茨就非常清楚自己的钱应该去推动哪些改变。
当威廉·盖茨基金会成立后，请求捐助的电话终日络绎不绝。盖茨和梅琳达商量，决定只集中资助几个领域。他们挑选捐助领域主要基于两点：哪些问题对人们的影响最大？哪些问题是一直存在却被忽略的？他们把那些最主要的问题一个个地列出来，然后把钱投入到可能见效最快的地方。这样一来，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等最致命的疾病，以及美国糟糕的高中教育开始进入他们的关注视野。
2000年，在“帮助第三世界国家使用电脑”大会上，曾经以“人人拥有计算机”为奋斗目标的比尔·盖茨说：“世界上最贫困的8亿人口，最需要的是医疗卫生保健，而不是手提电脑。”盖茨理念的转变令与会者大为惊讶。
基金会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健康领域后，盖茨的阅读兴趣也随之转向。老盖茨这样揶揄盖茨：“盖茨依然保持着阅读习惯，从中汲取知识和能量。不过，他不会在餐桌上读书了，因为他读的书越来越让人倒胃口。例如《谈传染性疾病的消除》、《蚊子》、《疟疾与人》、《老鼠、虱子和历史》。他总能过目不忘，而且总是希望迫不及待地向他遇到的人分享他新学到的知识。”这样做的后果是，在酒会上，当盖茨遇到熟人时，对方有时会立即转身，因为他们害怕盖茨在吃饭时跟他们谈论肺结核。
盖茨说：“现在我每周读5本书，当然，如果这个世界更好的话，我会有时间读更多。”
盖茨对慈善的理解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正如他对计算机的理解一样。
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取得最大成功的领域是疫苗领域。可是，刚开始，疫苗并不是盖茨关注的重点。盖茨夫妇首次涉足医疗保健领域时，他们的目标是控制生育率。对于疫苗的意义，他是这样理解的：如果这些孩子注定要在动荡不安的国家里度过余生，随时有可能死于非命，那拯救他们的生命的意义何在？
理念的转变发生在与美国帕斯（适宜卫生技术组织，PATH）高层的一次交流后。他突然领悟到：那些养育多名孩子的父母，并非那么希望大家庭，而是出于担心孩子会随时夭折的担忧。梅琳达也指出：如果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够活到成年，他们就会主动降低生育率。
盖茨基金会的资助方向立马转向：不再强调控制生育率，而是去解决问题的根本，去拯救那些已经出生了的孩子。疫苗项目应运而生。
彼时，在疫苗研发、制造上存在这样一个悖论：医药巨头们只愿意制造治疗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的药，因为这些药品的购买群体一般是富人。而治疗肺结核、疟疾的药，研发一种新药需要花费几十亿美元，一粒药需要卖几美元才能收回成本，而且得病的往往是穷人，他们负担不起。造成的后果是，治疗疟疾、肺结核等“穷人病”的药品缺乏且昂贵。 比尔·盖茨曾在一次演讲中，专门带了几只蚊子放到会场之中，以让在场嘉宾切身体会到身处恶劣环境中时的那份不安。虽然此举备受争议，但没有切身体会，确实很难让养尊处优的慈善家们体会到灾民的惶恐。
为了解决疫苗问题，盖茨来到意大利贝拉吉奥，与世界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联合国以及多家医疗公司商议，发起成立了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即GAVI联盟，盖茨承诺为其投入25亿美元。
盖茨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效，经过与制药巨头不断斡旋，药价最终大幅下降。预防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的疫苗价格降低了40%；预防肝癌的乙肝疫苗价格在同期更是大跌68%，这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得以接种；葛兰素史克出品的轮状病毒疫苗价格从102美元一支直降到2.50美元。据统计，在GAVI的努力下，300多万人免于肝癌导致的死亡，100多万人从麻疹中死里逃生。
除了推动建立GAVI，比尔·盖茨也注重推动富豪私人与他携手。当2006年6月26日沃伦·巴菲特宣布把310亿美元捐给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后，基金会的实力大增，世界第一大慈善基金会的地位已然确立。盖茨还和巴菲特联手，借助洛克菲勒家族的影响力，致力于在美国推动“捐赠誓言”，即让富豪们向公众宣布，自己会在有生之年至少捐出财富的50%。在一年之内举办了三次富豪聚会后，这一倡议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美国富豪们响应。在盖茨看来，“作出承诺的核心在于，让富人更好地利用财富。”
盖茨深知，仅凭自己一己之力，改变世界的目标将会变得遥遥无期。因此，他注重和各国政府联手合作。盖茨基金会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把防治疾病的疫苗推广到需要的人手中，让人们接受，所以他才会在非洲亲自求见拒绝了疫苗的穆斯林领袖并设法说服其帮助自己推广疫苗，并在中国与官方进行合作，利用行政手段的效率来为自己的慈善事业服务。
近两年来，盖茨把目光瞄准了疟疾和小儿麻痹症。在全球，每年约有2.5亿人感染疟疾，其中的80万人因此丧生。盖茨投入2亿美元，使一款疟疾疫苗的研发免于被搁浅的下场，葛兰素史克研发了这款疫苗，它可将疟疾感染率降低一半。至于小儿麻痹症，盖茨决心将它彻底根除，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天花之外，还没有哪一种疾病被完全根除。
至今，盖茨基金会已经向世界贫穷国家超过2.5亿名儿童免费发放了疫苗，几百万名儿童因此免于死亡。
此外，盖茨还在印度和尼日利亚帮助人们抗击脊髓灰质炎，免费为他们提供疫苗和治疗；在莫桑比克，他捐赠了16亿美元用于防治疟疾，从蚊帐、药物、杀虫剂到疫苗，一应俱全；在菲律宾，他资助研发了新的高产稻种，使许多人免于饥饿的威胁；在美国田纳西州，他用20多亿美元改革当地教育体系，致力于建立更有效的教师评价系统。
虽然盖茨夫妇对慈善如此投入，但并非没有质疑声音。美国公立教育改革是盖茨基金会最受争议的项目，《纽约时报》称其庞大的资金投入以及强大的舆论造势主导了教育改革的议程，使独立的意见难以发声。2008年11月，盖茨公开承认基金会在教育改革上的失误。紧接着，基金会制定了新的战略，计划用5～6年的时间投入35亿美元继续改革教育。
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刊文称：盖茨基金会的捐赠并未反映出世界最为贫穷的群体所承受的病痛。很多长期在低收入环境中工作的科学家表达了担忧：重要的卫生程序正被盖茨基金的赠予所扭曲。
作为慈善家，盖茨夫妇仍然住在豪宅里面，盖茨在收藏方面仍投入巨资。2006年，道德哲学家彼得·辛格就曾点名批评盖茨的花费：难道没有更多生命值得他去拯救，值得他过得简朴一些、节省一些、捐献得更多一些吗？
不过，《大西洋月刊》却忍不住赞美盖茨，“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需要哲人来治理，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像盖茨似的主宰者——同时他也很积极地接受这份使命，他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2011年5月17日，在日内瓦第64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已专职从事慈善事业多年的比尔·盖茨说：“三十年前，在微软公司创业时，我们有一个非常宏大的愿景：人人拥有计算机。现在，我和大家一样，追求一个更大的愿景：人人拥有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