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小时生活圈”至关重要
《同舟共进》：这些年湾区发展为全球经济作出了不少贡献。湾区经济有什么特点，可否结合您生活过的旧金山湾区谈谈？
雷鼎鸣：首先要搞清楚“湾区”这个概念。从字面看，“湾”一般来说跟海洋有关，与国际贸易、船运有关，这是湾区经济的特点；而“区”就不光指一个城市，而一定是多于一个城市。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还有粤港澳大湾区都有这个概念。拿旧金山湾区来说，它最重要的城市是旧金山。旧金山市区大约有87万人口，不算多。第二中央城市叫圣何塞，是硅谷最重要的核心区。圣何塞离旧金山大概80公里，属于“一小时生活圈”。我觉得“一小时生活圈”对湾区来说很重要。当然，旧金山湾区也有其它城市，每个地方都有几万人到十来万人不等，跟中国内地城市的一个区差不多。
湾区概念的出现跟全球经济一体化是紧密联系的，商业繁荣使全球的国家和城市都能发生国际贸易，湾区面对的是很大的市场，可以说是世界市场。不管是旧金山湾区还是粤港澳大湾区，生产目的都不光是为了湾区里的需要，而一定是面向全世界的。因此它需要完善的交通条件，需要海港、机场这类便利的交通枢纽。
正因它面对的是国际市场，所以产量对于单个生产公司来说是非常大的。市场大了，就可以分工；市场越大，分工就可以越细；分工越细，生产力就会不断上升。因此，分工是湾区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不是在一个湾区，而在某个城市，这个城市只生产一种东西，可能就会产生不少问题。比如号称“汽车之城”的美国底特律，除去汽车外没什么别的产业，当主要产品遇到波动时，立刻就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再比如香港，虽然号称国际金融中心，但实际上不可能每个香港人都从事国际金融，一定要有别的产业作补充。在成熟的湾区如纽约或旧金山，如果你不想从事某样工作，可以很容易地到别的地方工作。粤港澳大湾区成熟后也会达到这种效果，珠三角9市和港澳从人力、财力来说，都有足够条件去精耕某样东西，如果发现不合适，还可以及时转移到湾区里别的城市去。
从前想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因为交通和科技没那么发达。现在珠三角的交通系统已非常发达，将来香港的高铁也会连接过去，有了高铁，从香港到湾区内即便比较远的城市也很方便了。理论上，将来湾区城市的连接都会在一小时以内，形成完备的“一小时生活圈”。连接起来后，每个城市都有分工，不同城市间的分工可以互相配合、相互协作。而从前不同城市就是不同城市，连不起来——这就是湾区城市与普通城市之间的显著区别。
像我曾生活过的旧金山湾区，很多年轻人喜欢住在旧金山，因为晚上比较热闹，而工作地点却在硅谷，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因为从旧金山到硅谷，不堵车的话半个多小时也就到了，何况很多公司还提供工作班车，方便上下班。拿我儿子来说，他在斯坦福大学念博士后，但住在旧金山，两地相隔50公里，他有时骑自行车去有时开车去。所以在湾区里，即便人在不同城市，也可以取不同城市的优点；在生产方面，大家生产的东西可以互通有无、互补长短。
还有一点，在全世界的高科技中心和金融中心内，房价都很高。高房价对经济是不利的，它使生活成本变得昂贵，所以很多人不愿住在中心區域。旧金山湾区就是这样，在旧金山，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都非常贵，房子面积也比较小，有些人忍受不了这样的居住环境，就到郊区住。旧金山湾区的公路系统比较发达，但来往的人多，上下班高峰也会堵车，不过各城市都在“一小时生活圈”内，搬到别的地方，房子便宜得多，何乐而不为。纽约湾区也是这样，很多在纽约上班的人并不住在纽约，而是住在长岛、新泽西，通过便利的铁路往返。这些湾区里的非中央城市，对于湾区的整体生产和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香港曾是大珠三角的领头羊
《同舟共进》：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源自吴校长于1994年提出的“香港湾区”，您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概念？该如何看待“一国两制”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影响？
吴家玮：1990年代初期，我确实提出了“湾区”概念，还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短文；当时我把它称为“香港湾区”。那时广州经济还没起飞，深圳特区还成立不久，香港就像个“老大哥”。上世纪80年代，香港把很多资金和传统工业转移到了珠三角发展；不少外国资金、公司也经香港进入内地；对珠三角的发展来说，香港确能作出贡献。当时深圳的一些领导很喜欢我说的这个概念，就把深圳加了进去，叫做“深港湾区”。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时，我曾有个提案，议题就是推动建立以两市为核心的地区，后来又加进了“深港经济圈”的概念。我很高兴现在有人说粤港澳大湾区是从“深港湾区”开始的。虽然“一国两制”是1997年才落实的，但这个国策在1980年代就定下了。我觉得对“一国两制”思考的重點不在于政治制度的不同，而在于香港人的心态。
我们经历了国内的教育改革，也参与了高等教育的改革，推动了中美学术交流，因此与内地高校的联动非常多。那时内地高等教育正在重新起步，人才和资源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当时我想，既然在香港办学，就必须注重华南的发展，而不能单找华北、华东与我们来往最多的那些名校。
且看：从香港北上，首先穿过一线，进入深圳特区；继而穿过二线，来到宝安、东莞；再向西走，越过大桥，进入南沙；然后南下到中山、珠海、澳门；再回到香港。这么一圈涵盖了珠江口的主要城市。很自然地就想到把这些城镇打造成一个湾区，联手为拥有三四亿人口的华南地区作贡献。这是“湾区”观念的来源。当时香港是珠三角的领头羊，这些事情应该由我们来做，这是我们这群人当时的心态。
可是当时的香港人不太有这种心态，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政策对他们影响太大了。我在香港念中学时，进的是中文学校，国家意识比较浓郁，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感情很深。多年后，港英政府说学校想要得到津贴，就要注重英文教学。到1980年代末我回港时，发现九成以上的中学都以英文为主了，大多学校都不教中国历史、地理了。甚至今天，中国历史和地理在一般中学里都不当作独立的必修科。 怎么看香港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影响？我认为归根结底，还得注意港人的心态。近几代香港人似乎都有一种“过路心态”。香港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大概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人从内地到了香港，只想解决最现实的吃饭问题，并没多想若在香港永久待下去，社会该走什么路，过路人的眼光一般不会看得太远。记得我回到香港时，政府指定香港科技大学只办理科、工科和商科。经我力争后，才允许办一个以研究生院为主、规模很小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但是我说，要办好一所科技大学，不能没有好的文化氛围。不注重文化，办不成好大学。有人就问我，科技大学搞文科干什么，香港是商业社会，把理科、工科、商科搞好就行了。我故意夸张地说，香港还称不上商业社会，真正的商业要站得高，看得远，但香港还不是这样，因而或许只能称为“单帮”社会，即“左手进，右手出”，想怎么在最短时间赚最高的暴利，这就是“过路心态”作祟，等不及深耕细作，什么都要快，都要投入少而回收高，造成短视和狭隘。
其實不少人现在还有这种心态。回归前，香港人一直很自傲。但这么多年过去，内地不少城市都已经或快要追上香港了。如今因为香港不收关税，很多内地人来港只是为了购物，对城市建设起不到什么作用。香港的大学里，很多特别优秀的学生都来自内地。种种原因使得一些香港人从自傲变成了有点自卑。香港是个经济垄断性的社会，很多产业由少数财团控制。传统工业转移了，科技产业、文化产业又没有太大发展。对年轻人来说，生活指数日高，而又缺乏就业机会，难免有前途茫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香港本身。明明本来在华南有当龙头的潜力，加上国家给了我们这么多优惠政策，应该能够做得非常好。但现在整个社会都有点僵化，这是我们当初回来办学时没有想到的。今后若要为粤港澳大湾区作出贡献，香港人需要改变心态。
雷鼎鸣：从法律制度的角度看，“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包含香港使用的普通法，它跟世界接轨。很多国际公司到中国内地办企业，通常会倾向把亚太区总部设在香港，因为如果公司出现法律问题，它们希望用香港普通法的标准去解决问题，处理效率也更高，这是别的城市没有的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包含11个城市，将来是不是全部都能发展得很好，很难说，可能有些城市发展得比较好，有些则比较慢。但回顾过去30多年的发展，会发现港澳和广东这些城市已有了一定程度的融合，早年许多香港商人去东莞设厂创业，促使东莞变成“世界工厂”，就是融合的最好范例。退到香港回归甚至改革开放前，从香港去一趟广州，要经过深圳，在深圳通关。深圳当时只是一个小镇，根本没有城市的影子。我早上6点离开香港，最快也要晚上6点才到广州，要花整整12个小时在路上。时间主要浪费在什么地方？就是过海关，光是过海关排队就要五六个小时。逢年过节人就更多了，排队买票、排队过关，几万人挤在一个窄小的候车室里等火车。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下，两边交流越来越便捷。现在火车票电子化了，通关也电子化了，随着科技进步、交通便利，粤港澳的联系必然会更紧密。
值得关注的是，现在香港有些年轻人跟内地融合得还不是很好，对“一国两制”不是那么了解。其实这些年轻人并不多，但必须承认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因此，不管在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内地与这批年轻人之间还需要多花点时间沟通和了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刚开放时，香港很多企业家去创业，创造了不少“港资奇迹”。现在这一代的香港年轻人因为种种原因，开拓能力和竞争力没有老一辈强，也不怎么熟悉内地，如果不疏导他们，今后要他们发挥大湾区的优势可能未必发挥得出来。
在大湾区规划中，香港要思考自己究竟应该是什么定位。目前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對世界有着重要影响力，将来还能保住这个优势吗？不妨看看和香港比较近的深圳，深圳日益成为高科技中心，香港虽然在科技人才的教育方面做得还不错，但并没有发达的高科技生产基地，而深圳有，怎样把两者结合起来是一个挑战。反过来，香港对国际人才有强大的吸引力，包括很多在内地长大后出国留学的人，有的选择留在国外，有的选择回来。这些海归由于长期生活在国外，生活习惯发生了改变，即便回来也希望有个过渡，香港无疑是一个很合适的中转站。目前香港吸收了不少这样的人才，比如香港各大学里超过一半教授都是这种情况，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大学里当教授的比重不高。香港还可以继续吸收其它地方的人才，跟内地企业竞争，以保持优势和活力，这才是它应该走的路。对于这一点，一些香港人包括一小部分年轻人的眼光放得不够长远，对香港的前途和定位没有想清楚，当前的阻力主要来自这些方面。
《同舟共进》：粤港澳大湾区概念从学界提出设想到国家战略，其间经历了20余年。这些年来，哪些条件使这个概念变得成熟？
吴家玮：我那时不敢想象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包含11个大有起色的城市，只觉得珠江口的城镇能合作形成“香港湾区”或“深港湾区”就很不错了，甚至不敢把广州请进来。现在广州和它周围的好些城市都发达了，“大广州”的局面很明朗。目前的情况该这样看：“深港湾区”是一个核心，“大广州”是另一个核心，两者中间是轴，就像一个哑铃。整个哑铃担任华南的龙头，肩负推动华南发展的责任，我想这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础。
有电视台记者问我，相对而言，珠三角是个平原概念，“深港湾区”是个海洋概念，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什么位置？我说，粤港澳大湾区既面向平原，又面向海洋，兼顾两重概念。你看地图，深港湾区”和“大广州”在南沙连接，组成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轴。如此一来，既看得到珠三角和广东这边的大陆平原，又看到深港所拥有的河口，它既是平原又是海洋。不仅如此，粤港澳大湾区的视野应该看得更远，怎么更远？东面面向台湾、福建；北面面向江西、湖南；西面面向广西、贵州、云南；南面面向南海，同时还面对东南亚国家，影响的范围大得不得了……它能发展和辐射的地方广阔非凡。这些优势和“一带一路”倡议结合，前途无量。
雷鼎鸣：我觉得有几方面。第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如今公路、高铁已很成熟了，可以有效地把湾区城市连接成“一小时生活圈”。20年前，从香港去广州，一小时是不可能的。大量基建投入让交通便利了，时间成本降低了。当交通越来越便捷，你甚至可以家住广州，在香港上班，当天来回，还不用花太多时间。所以，基建把距离拉近了，这是很重要的。第二，通讯科技也在进步。举个例子，现在微信等通讯工具大大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物理距离不再是难题。从前是没有这个条件的，20多年前从香港打长途电话去美国，一小时就要花六七百元港币，通讯成本太贵了。第三，全球化的分工越来越精细，使每个地方慢慢找到了相对优势。目前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分工程度还不够细，还可进一步细分。“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帮助中国把国际市场做得更大，融入国际市场后，继续不断地调整生产项目。当全球经济重新洗牌时，如果生产基地能在一个区域内实现互补，就能降低风险，这对湾区经济来说是很重要的。 现阶段来说，珠三角的优势明显。广东历史上受计划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实体经济中有很多民企。民企的特点就是灵活，生产和资源配置的能力、效率比较高。广东从前依托劳动密集型产业，像东莞能成为“世界工厂”绝非偶然，它有它的灵活性，不需像国企那样要更多地听从行政命令，也不需无论盈亏都照顾全体工人的福利，就工业生产来说，民企更灵活，这种运作是其它地方未必能跟上的。对于这一点，浙江做得也比较好，相对来说，上海的国企比重较大些，渤海湾就更大了。广东也是最早改革开放的省份，毗邻香港，有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作示范，更早树立起国际视野，在与国际接轨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这也是其它湾区所不具备的。
湾区要走向“知识型经济”
《同舟共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会面临哪些挑战？
吴家玮：我觉得主要困难在于心态。还不仅是前面所说的香港人心态。眼光短视、眼界狭窄导致各地的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高层都过于注重经济发展。当然，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对政府官员来说是政绩，对企业高层来说是财富，对百姓来说是民生。但粤港澳大湾区不光是促进香港或内地生产建设的短期政策；往深里说，它要促进突破性的产业升级、经济转型以及社会迈进。政府官员和企业高层不能狭义地把经济发展看成主导成就，而忽视城市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模式。
有人把经济发展看成吸引人才的唯一诱因。实际上，能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并不只是商业和财富，文化氛围和生活模式也是关键因素。深圳目前就面临留住人才的挑战，因为特区的“特”所带来的优势已被利用得差不多了，而房价高昂，生活上的优势跟不上。改革开放近40年来，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史无前例，沿海一带已进入小康，有些地方还超越了小康，但所有城市都出现了贫富差距的现象。怎么改变这个情况？需要依靠政策。产业必须升级，经济必须转型，让粤港澳大湾区真正走向“知识型经济”，不再依靠单纯的制造业和既有科技成果的转移。只有这样才能大幅度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全民收入，保证社会合理健康地迈进。
“知识型经济”的基础、资源、载体都是人才。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产业升級和经济转型，除了吸引人才外，还要留住人才，特别是杰出人才。留住杰出人才的关键，是给他们提供理想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模式。外在的物质条件当然很重要，诸如家庭的居住环境、孩子的教育水平、老人的医护保障……这些是基本条件。但如果要留住杰出人才，还需要为他们及其家人创造更高一层的条件。什么条件？杰出人才往往并不指望荣华富贵，也不要求时尚，他们需要什么？我的答案是：优秀的环境、文化的气息、生活的韵味。只有实现这些，大湾区才能成为高级知识工作者所喜爱和向往的社区。这样的例子在欧美并不少见。欧洲的传统文化城市、美国的一些大学镇，就涌现了文明、宽松、安静，与大自然协调共处的知识型社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里，包括香港、深圳、广州，哪个城市做到了这点？
以后要走什么路？怎么才能实现产业升级、经济转型？怎么使“知识型经济”落地扎根，使整个社会有良好的发展？除了提供外在物质条件，怎么把特别杰出的人才留下来？这些问题一定要好好解决。很不容易。经济起飞可以很快，但优秀环境、文化气息和生活韵味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有关的政府官员愿不愿意为此制定长期政策、投入资源？愿不愿意放弃升官仕途来实现这个愿望？优秀環境、文化气息和生活韵味需要很多政策和资源的投入，尴尬的是：投入时期是看不到回报，得不到政绩的，刚看到有点收获时，年限满了，任期到了，别人来了。所以我认为对于官员是否提拔，不应仅依据当时的政绩，而也要看他有没有长远的看法和开阔的视野，有没有为城市的稳健建设投入心思、奠定基础。
雷鼎鸣：第一，上面已经提到基础建设非常重要，目前已基本解决了，以后要进一步完善。
第二是吴校长所说的人才。在现代化的生产模式里，足够的人才——特别是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是非常关键的生产要素。没有人才，基建再好都是空洞的，形成不了生产力。将来要关注的重点是大湾区是否具备足够的训练人才的能力。在旧金山湾区有不少世界知名的大学，斯坦福大学就是其一。可以说，硅谷的出现跟斯坦福密不可分，很多高科技产品最早都是从大学实验室里出来的。此外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后者是美国顶尖的生物学和医学中心，其医学院排名比斯坦福还高，只有10多年历史的邵逸夫奖便有4届颁给此校的教授。粤港澳的科研人才数目和质量近年都有较大提升，但将来的竞争对手是世界顶尖人才，因此，湾区建设也应以世界顶尖为目标。粤港澳现在虽然也有一些不错的大学，但从世界经验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是房价，这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旧金山湾区，不管是在旧金山还是圣何塞，房价都非常高。如果想要房价保持相对合理，必须要把交通建设得比较方便，人们就可以选择在离核心区域较远的地方住，人才流动才具有可持续性。用行政方法来抑制房价，短期内可以起到一些作用，但长期看，房价还是会上升的。总的来说，建设便利的交通网络，开发新的片区对于湾区建设很重要，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都经历了这个过程。
内部深化合作的根本是什么
《同舟共进》：建好粤港澳大湾区，政府和企业要做些什么？
吴家玮：对大湾区城市规划的想法，有一种个观点是：广东和港澳应该定位区分、深化合作。这话不错，但我觉得即便在同一种制度下也很难落实。举个例子，广州和深圳之间有没有明显的定位区分？似乎不很明显。两个城市都发展得很好，可是能说有多少深化合作之处吗？无形中都在竞争，都想担当龙头的角色。大湾区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优势。城市决策者除了要看得远，舍得投入资源外，还要明白自身优势在哪，还有哪些有待培养的优势，临近城市的优势是什么，哪些方面可以与之互动，如何寻求双赢，一起把握这些优势为地方和国家作贡献。这些并不是行政上做个定位区分，决定要深化合作就能成功的。
有人说，资本合作是个优势。但社会建设发展到今天，香港也好，别的城市也好，资本已经不是什么特别的优势，很多城市已相当富裕。再说，资本流动是由市场主宰的，短板也好，长板也好，谁都管不了谁。即便有志深化合作，资本流动也无法由政府分配。强行把广州的钱放到深圳或深圳的钱放到广州，既不现实也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 人才和知识才是让地方发展成为多元化中心的基础、资源和载体。知识的创造、传授、运用也完全依靠人才。所以深化合作的根本在于怎么吸引和留住人才，这就与教育和学术有关。教育界和学术界并不追求实际利益，并不竞取财富——至少应该如此。合作会为教研和创新带来更大成就。如果政府和企业愿意支持，高等院校之间确实有不少可以合作的项目，携手寻找互动双赢。所以我认为大湾区里最重要的合作能建立于高等教育和研究开发之上。
对任何地区的发展来说，高校群都起很大作用。这里所说的发展不光指经济发展，也包括文化、社会、政治、甚至整个地区的全面发展。看看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院校，广州有很强的研究型大学，但不多，真正一流的屈指可数。近年来，深圳的高等院校发展得很快，比如深圳大学办得很有特色，新兴的南方科技大学在陈十一校长领导下前途光明。但这还不够。深圳是个有2000万人口的城市，必须拥有更多既为地区又为国家着想的独立教研机构，不能过分依靠别处的大学来办分校或校区。现在外地或国外名校来珠三角设立分校或校区，我对此持谨慎态度，因为主校区里能力最强的教授一般不会搬来分校区，愿意扎扎实实留下来的更少。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万一学校资金吃紧而需减少投入，将会先减主校区还是分校区？答案不言而喻。香港的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水平，坦白说还有不少进步空间，不过目前在大湾区里还处于领先地位，这是香港的优势，应该充分运用。香港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得不错，可是政府和企业界对大学的教研成果不够重视，不愿投入足够的、长期的资金，把学术研究成果转为应用，结果流失了人才和产业。举个例子，现在很有名的大疆无人机，占了民用无人机国际市场的七成份额，其创造者就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校友及其教授。当时香港没有合适的环境让他们推广，令他们选择了落脚于深圳。
当前还有一种不太好的现象，新设立的片区似乎都没有办大学的计划，土地基本上用来加强服务业，或吸引企业总部，着重商业或房地产，没有多少土地和资金拿来建大学。幸好珠海和澳门出现了突破，值得赞扬，可以作为借鉴。澳门地方很小，而临近的珠海发展得快。这几年来，澳门大学在赵伟校长的领导下，脱胎换骨，进步神速，还获得了中央、广东省和珠海市的大力支持，在横琴岛上建造了既实用又美观的校园。澳门大学、珠海大学城的名校分校区已经形成，如再建立几所大学，加上研发机构，以横琴新区为核心，有潜力全面推动珠澳经济和文化的展。由此可以想象，高等教育和研究开发方面的合作会增强大湾区城市之间的融合和影响力，有百利而无一害。
总体而言，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和港澳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内地城市需要创建更多高质量的教育团队和更多更强的大学，包括各种类型的高等院校，培养具有高水平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提升教师的教学、研究和创作能力。港澳则需投入大量资源，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大力发展应用研发机构。不能说大学依靠香港，研发依靠深圳，而需要让各城市都积极填补自己的短缺，旗鼓相当地寻求合作，互补双赢。
雷鼎鸣：首先是人才方面的投资，还有大学方面的投资。现在内地大学的投资主要还是依靠政府。这跟美国不太一样，美国顶尖的大学基本都是私立大学，像斯坦福就是私立大学。加州大学虽然是州政府投资的，但政府出资比例少，剩下的大部分来自学费、校友捐赠、联邦政府的研究资助和各种研究基金、附属机构经营收入等。目前中国内地的大学还没有这个条件。既然依靠政府投资，政府多增加投入是很有必要的。另外，當前的税收尤其是个人所得稅还是比较重。相对来说，尖端人才的收入是比较高的，但高收入就要高税负，这相当于变相打击人力资本，如果要吸引更多人才去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税率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至于企业，最重要的是企业家要有企业家精神，要有创新能力，不仅包括科技方面的创新，还有管理方法的创新，企业家要能在市场里敢于竞争、勇于竞争才行。有些人竞争诱因或说动力不太够，一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寻求政府的帮助。要改变这种思维，就要把企业通通放进市场，让它们直面市场竞争，倒逼它们想办法创新、营利、找机会。
《同舟共进》：规划希望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世界第四大湾区，我们能向其它湾区学习什么？
吴家玮：当年我所想的是，我们能不能把珠江口的城市连接起来，形成自己的湾区，与旧金山湾区媲美？假以时日，有没有可能把它打造成多元化的大都会，甚至超越旧金山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好的天然条件，但是人文条件仍需下决心改善。我对此很乐观，原来想象的仅是“香港湾区”——作为香港人，难免希望香港是区域龙头。现在情况变了，可有些方面香港还保持着独特的优势，比如国际化程度、法制传统、完善的服务业等。中央推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十分及时，也非常周到。大湾区里的11个城市都需共同自努力并致力合作，把整个华南地区带入突破性的新境界。
雷鼎鸣：我觉得不要把自己看成是世界排名第四的湾区，而应该把目标定为“争取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是有条件做到的，优势明显。比如旧金山湾区的人口就远远比不上粤港澳大湾区。前者人口大概七八百万，比香港略多，但跟珠三角的几千万人口相比就差远了。我曾看过一组数据，旧金山湾区经济总产值和粤港澳大湾区差别其实不大，但因为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比较多，所以人均产值比不上旧金山湾区。将来发展下去，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迟早会超过旧金山湾区。旧金山湾区最重要的特色是高科技与创新能力，目前深圳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将来还可以做得更好，只要在培养高科技和创新人才方面多下功夫。
第二，很多人要把硅谷作为学习范本，但只学到了皮毛，没有学到根本。硅谷之所以成功，不光有人才，他们整个思维方法都值得研究。硅谷企业跟大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学校的实验成果怎样能很快地转变为生产产品，这个过程很值得观察思考。教育促进科研，科研转为产品开发，产品开发又反过来推动科研和教育，使企业和教育都在进步，这是硅谷的常态。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多取经，多学习。
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时，一定要把眼光放远大，这个规划所面对的市场不是广东本身，也不只是中国，而必须是全世界。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要和“一带一路”倡议紧密结合，后者已有很多国家参与，包括一些不太发达的国家，它们今后是比较有潜力的，所以粤港澳大湾区要不断开发这些新市场。当我们一旦把眼光放在全世界，就会发现一个城市不太可能干太多事，生产、存储、销售、运输等环节都需要几个城市联动。大湾区将来就是要把广东的城市连起来，但有一点要清楚，不管是广州还是深圳，国际化程度都有待提高。
《同舟共进》：这些年湾区发展为全球经济作出了不少贡献。湾区经济有什么特点，可否结合您生活过的旧金山湾区谈谈？
雷鼎鸣：首先要搞清楚“湾区”这个概念。从字面看，“湾”一般来说跟海洋有关，与国际贸易、船运有关，这是湾区经济的特点；而“区”就不光指一个城市，而一定是多于一个城市。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还有粤港澳大湾区都有这个概念。拿旧金山湾区来说，它最重要的城市是旧金山。旧金山市区大约有87万人口，不算多。第二中央城市叫圣何塞，是硅谷最重要的核心区。圣何塞离旧金山大概80公里，属于“一小时生活圈”。我觉得“一小时生活圈”对湾区来说很重要。当然，旧金山湾区也有其它城市，每个地方都有几万人到十来万人不等，跟中国内地城市的一个区差不多。
湾区概念的出现跟全球经济一体化是紧密联系的，商业繁荣使全球的国家和城市都能发生国际贸易，湾区面对的是很大的市场，可以说是世界市场。不管是旧金山湾区还是粤港澳大湾区，生产目的都不光是为了湾区里的需要，而一定是面向全世界的。因此它需要完善的交通条件，需要海港、机场这类便利的交通枢纽。
正因它面对的是国际市场，所以产量对于单个生产公司来说是非常大的。市场大了，就可以分工；市场越大，分工就可以越细；分工越细，生产力就会不断上升。因此，分工是湾区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不是在一个湾区，而在某个城市，这个城市只生产一种东西，可能就会产生不少问题。比如号称“汽车之城”的美国底特律，除去汽车外没什么别的产业，当主要产品遇到波动时，立刻就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再比如香港，虽然号称国际金融中心，但实际上不可能每个香港人都从事国际金融，一定要有别的产业作补充。在成熟的湾区如纽约或旧金山，如果你不想从事某样工作，可以很容易地到别的地方工作。粤港澳大湾区成熟后也会达到这种效果，珠三角9市和港澳从人力、财力来说，都有足够条件去精耕某样东西，如果发现不合适，还可以及时转移到湾区里别的城市去。
从前想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因为交通和科技没那么发达。现在珠三角的交通系统已非常发达，将来香港的高铁也会连接过去，有了高铁，从香港到湾区内即便比较远的城市也很方便了。理论上，将来湾区城市的连接都会在一小时以内，形成完备的“一小时生活圈”。连接起来后，每个城市都有分工，不同城市间的分工可以互相配合、相互协作。而从前不同城市就是不同城市，连不起来——这就是湾区城市与普通城市之间的显著区别。
像我曾生活过的旧金山湾区，很多年轻人喜欢住在旧金山，因为晚上比较热闹，而工作地点却在硅谷，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因为从旧金山到硅谷，不堵车的话半个多小时也就到了，何况很多公司还提供工作班车，方便上下班。拿我儿子来说，他在斯坦福大学念博士后，但住在旧金山，两地相隔50公里，他有时骑自行车去有时开车去。所以在湾区里，即便人在不同城市，也可以取不同城市的优点；在生产方面，大家生产的东西可以互通有无、互补长短。
还有一点，在全世界的高科技中心和金融中心内，房价都很高。高房价对经济是不利的，它使生活成本变得昂贵，所以很多人不愿住在中心區域。旧金山湾区就是这样，在旧金山，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都非常贵，房子面积也比较小，有些人忍受不了这样的居住环境，就到郊区住。旧金山湾区的公路系统比较发达，但来往的人多，上下班高峰也会堵车，不过各城市都在“一小时生活圈”内，搬到别的地方，房子便宜得多，何乐而不为。纽约湾区也是这样，很多在纽约上班的人并不住在纽约，而是住在长岛、新泽西，通过便利的铁路往返。这些湾区里的非中央城市，对于湾区的整体生产和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香港曾是大珠三角的领头羊
《同舟共进》：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源自吴校长于1994年提出的“香港湾区”，您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概念？该如何看待“一国两制”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影响？
吴家玮：1990年代初期，我确实提出了“湾区”概念，还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短文；当时我把它称为“香港湾区”。那时广州经济还没起飞，深圳特区还成立不久，香港就像个“老大哥”。上世纪80年代，香港把很多资金和传统工业转移到了珠三角发展；不少外国资金、公司也经香港进入内地；对珠三角的发展来说，香港确能作出贡献。当时深圳的一些领导很喜欢我说的这个概念，就把深圳加了进去，叫做“深港湾区”。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时，我曾有个提案，议题就是推动建立以两市为核心的地区，后来又加进了“深港经济圈”的概念。我很高兴现在有人说粤港澳大湾区是从“深港湾区”开始的。虽然“一国两制”是1997年才落实的，但这个国策在1980年代就定下了。我觉得对“一国两制”思考的重點不在于政治制度的不同，而在于香港人的心态。
我们经历了国内的教育改革，也参与了高等教育的改革，推动了中美学术交流，因此与内地高校的联动非常多。那时内地高等教育正在重新起步，人才和资源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当时我想，既然在香港办学，就必须注重华南的发展，而不能单找华北、华东与我们来往最多的那些名校。
且看：从香港北上，首先穿过一线，进入深圳特区；继而穿过二线，来到宝安、东莞；再向西走，越过大桥，进入南沙；然后南下到中山、珠海、澳门；再回到香港。这么一圈涵盖了珠江口的主要城市。很自然地就想到把这些城镇打造成一个湾区，联手为拥有三四亿人口的华南地区作贡献。这是“湾区”观念的来源。当时香港是珠三角的领头羊，这些事情应该由我们来做，这是我们这群人当时的心态。
可是当时的香港人不太有这种心态，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政策对他们影响太大了。我在香港念中学时，进的是中文学校，国家意识比较浓郁，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感情很深。多年后，港英政府说学校想要得到津贴，就要注重英文教学。到1980年代末我回港时，发现九成以上的中学都以英文为主了，大多学校都不教中国历史、地理了。甚至今天，中国历史和地理在一般中学里都不当作独立的必修科。 怎么看香港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影响？我认为归根结底，还得注意港人的心态。近几代香港人似乎都有一种“过路心态”。香港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大概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人从内地到了香港，只想解决最现实的吃饭问题，并没多想若在香港永久待下去，社会该走什么路，过路人的眼光一般不会看得太远。记得我回到香港时，政府指定香港科技大学只办理科、工科和商科。经我力争后，才允许办一个以研究生院为主、规模很小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但是我说，要办好一所科技大学，不能没有好的文化氛围。不注重文化，办不成好大学。有人就问我，科技大学搞文科干什么，香港是商业社会，把理科、工科、商科搞好就行了。我故意夸张地说，香港还称不上商业社会，真正的商业要站得高，看得远，但香港还不是这样，因而或许只能称为“单帮”社会，即“左手进，右手出”，想怎么在最短时间赚最高的暴利，这就是“过路心态”作祟，等不及深耕细作，什么都要快，都要投入少而回收高，造成短视和狭隘。
其實不少人现在还有这种心态。回归前，香港人一直很自傲。但这么多年过去，内地不少城市都已经或快要追上香港了。如今因为香港不收关税，很多内地人来港只是为了购物，对城市建设起不到什么作用。香港的大学里，很多特别优秀的学生都来自内地。种种原因使得一些香港人从自傲变成了有点自卑。香港是个经济垄断性的社会，很多产业由少数财团控制。传统工业转移了，科技产业、文化产业又没有太大发展。对年轻人来说，生活指数日高，而又缺乏就业机会，难免有前途茫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香港本身。明明本来在华南有当龙头的潜力，加上国家给了我们这么多优惠政策，应该能够做得非常好。但现在整个社会都有点僵化，这是我们当初回来办学时没有想到的。今后若要为粤港澳大湾区作出贡献，香港人需要改变心态。
雷鼎鸣：从法律制度的角度看，“一国两制”中的“两制”包含香港使用的普通法，它跟世界接轨。很多国际公司到中国内地办企业，通常会倾向把亚太区总部设在香港，因为如果公司出现法律问题，它们希望用香港普通法的标准去解决问题，处理效率也更高，这是别的城市没有的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包含11个城市，将来是不是全部都能发展得很好，很难说，可能有些城市发展得比较好，有些则比较慢。但回顾过去30多年的发展，会发现港澳和广东这些城市已有了一定程度的融合，早年许多香港商人去东莞设厂创业，促使东莞变成“世界工厂”，就是融合的最好范例。退到香港回归甚至改革开放前，从香港去一趟广州，要经过深圳，在深圳通关。深圳当时只是一个小镇，根本没有城市的影子。我早上6点离开香港，最快也要晚上6点才到广州，要花整整12个小时在路上。时间主要浪费在什么地方？就是过海关，光是过海关排队就要五六个小时。逢年过节人就更多了，排队买票、排队过关，几万人挤在一个窄小的候车室里等火车。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下，两边交流越来越便捷。现在火车票电子化了，通关也电子化了，随着科技进步、交通便利，粤港澳的联系必然会更紧密。
值得关注的是，现在香港有些年轻人跟内地融合得还不是很好，对“一国两制”不是那么了解。其实这些年轻人并不多，但必须承认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因此，不管在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内地与这批年轻人之间还需要多花点时间沟通和了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刚开放时，香港很多企业家去创业，创造了不少“港资奇迹”。现在这一代的香港年轻人因为种种原因，开拓能力和竞争力没有老一辈强，也不怎么熟悉内地，如果不疏导他们，今后要他们发挥大湾区的优势可能未必发挥得出来。
在大湾区规划中，香港要思考自己究竟应该是什么定位。目前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對世界有着重要影响力，将来还能保住这个优势吗？不妨看看和香港比较近的深圳，深圳日益成为高科技中心，香港虽然在科技人才的教育方面做得还不错，但并没有发达的高科技生产基地，而深圳有，怎样把两者结合起来是一个挑战。反过来，香港对国际人才有强大的吸引力，包括很多在内地长大后出国留学的人，有的选择留在国外，有的选择回来。这些海归由于长期生活在国外，生活习惯发生了改变，即便回来也希望有个过渡，香港无疑是一个很合适的中转站。目前香港吸收了不少这样的人才，比如香港各大学里超过一半教授都是这种情况，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大学里当教授的比重不高。香港还可以继续吸收其它地方的人才，跟内地企业竞争，以保持优势和活力，这才是它应该走的路。对于这一点，一些香港人包括一小部分年轻人的眼光放得不够长远，对香港的前途和定位没有想清楚，当前的阻力主要来自这些方面。
《同舟共进》：粤港澳大湾区概念从学界提出设想到国家战略，其间经历了20余年。这些年来，哪些条件使这个概念变得成熟？
吴家玮：我那时不敢想象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包含11个大有起色的城市，只觉得珠江口的城镇能合作形成“香港湾区”或“深港湾区”就很不错了，甚至不敢把广州请进来。现在广州和它周围的好些城市都发达了，“大广州”的局面很明朗。目前的情况该这样看：“深港湾区”是一个核心，“大广州”是另一个核心，两者中间是轴，就像一个哑铃。整个哑铃担任华南的龙头，肩负推动华南发展的责任，我想这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础。
有电视台记者问我，相对而言，珠三角是个平原概念，“深港湾区”是个海洋概念，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什么位置？我说，粤港澳大湾区既面向平原，又面向海洋，兼顾两重概念。你看地图，深港湾区”和“大广州”在南沙连接，组成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轴。如此一来，既看得到珠三角和广东这边的大陆平原，又看到深港所拥有的河口，它既是平原又是海洋。不仅如此，粤港澳大湾区的视野应该看得更远，怎么更远？东面面向台湾、福建；北面面向江西、湖南；西面面向广西、贵州、云南；南面面向南海，同时还面对东南亚国家，影响的范围大得不得了……它能发展和辐射的地方广阔非凡。这些优势和“一带一路”倡议结合，前途无量。
雷鼎鸣：我觉得有几方面。第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如今公路、高铁已很成熟了，可以有效地把湾区城市连接成“一小时生活圈”。20年前，从香港去广州，一小时是不可能的。大量基建投入让交通便利了，时间成本降低了。当交通越来越便捷，你甚至可以家住广州，在香港上班，当天来回，还不用花太多时间。所以，基建把距离拉近了，这是很重要的。第二，通讯科技也在进步。举个例子，现在微信等通讯工具大大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物理距离不再是难题。从前是没有这个条件的，20多年前从香港打长途电话去美国，一小时就要花六七百元港币，通讯成本太贵了。第三，全球化的分工越来越精细，使每个地方慢慢找到了相对优势。目前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分工程度还不够细，还可进一步细分。“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帮助中国把国际市场做得更大，融入国际市场后，继续不断地调整生产项目。当全球经济重新洗牌时，如果生产基地能在一个区域内实现互补，就能降低风险，这对湾区经济来说是很重要的。 现阶段来说，珠三角的优势明显。广东历史上受计划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实体经济中有很多民企。民企的特点就是灵活，生产和资源配置的能力、效率比较高。广东从前依托劳动密集型产业，像东莞能成为“世界工厂”绝非偶然，它有它的灵活性，不需像国企那样要更多地听从行政命令，也不需无论盈亏都照顾全体工人的福利，就工业生产来说，民企更灵活，这种运作是其它地方未必能跟上的。对于这一点，浙江做得也比较好，相对来说，上海的国企比重较大些，渤海湾就更大了。广东也是最早改革开放的省份，毗邻香港，有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作示范，更早树立起国际视野，在与国际接轨方面有着独特优势，这也是其它湾区所不具备的。
湾区要走向“知识型经济”
《同舟共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会面临哪些挑战？
吴家玮：我觉得主要困难在于心态。还不仅是前面所说的香港人心态。眼光短视、眼界狭窄导致各地的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高层都过于注重经济发展。当然，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对政府官员来说是政绩，对企业高层来说是财富，对百姓来说是民生。但粤港澳大湾区不光是促进香港或内地生产建设的短期政策；往深里说，它要促进突破性的产业升级、经济转型以及社会迈进。政府官员和企业高层不能狭义地把经济发展看成主导成就，而忽视城市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模式。
有人把经济发展看成吸引人才的唯一诱因。实际上，能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并不只是商业和财富，文化氛围和生活模式也是关键因素。深圳目前就面临留住人才的挑战，因为特区的“特”所带来的优势已被利用得差不多了，而房价高昂，生活上的优势跟不上。改革开放近40年来，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史无前例，沿海一带已进入小康，有些地方还超越了小康，但所有城市都出现了贫富差距的现象。怎么改变这个情况？需要依靠政策。产业必须升级，经济必须转型，让粤港澳大湾区真正走向“知识型经济”，不再依靠单纯的制造业和既有科技成果的转移。只有这样才能大幅度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全民收入，保证社会合理健康地迈进。
“知识型经济”的基础、资源、载体都是人才。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产业升級和经济转型，除了吸引人才外，还要留住人才，特别是杰出人才。留住杰出人才的关键，是给他们提供理想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模式。外在的物质条件当然很重要，诸如家庭的居住环境、孩子的教育水平、老人的医护保障……这些是基本条件。但如果要留住杰出人才，还需要为他们及其家人创造更高一层的条件。什么条件？杰出人才往往并不指望荣华富贵，也不要求时尚，他们需要什么？我的答案是：优秀的环境、文化的气息、生活的韵味。只有实现这些，大湾区才能成为高级知识工作者所喜爱和向往的社区。这样的例子在欧美并不少见。欧洲的传统文化城市、美国的一些大学镇，就涌现了文明、宽松、安静，与大自然协调共处的知识型社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里，包括香港、深圳、广州，哪个城市做到了这点？
以后要走什么路？怎么才能实现产业升级、经济转型？怎么使“知识型经济”落地扎根，使整个社会有良好的发展？除了提供外在物质条件，怎么把特别杰出的人才留下来？这些问题一定要好好解决。很不容易。经济起飞可以很快，但优秀环境、文化气息和生活韵味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有关的政府官员愿不愿意为此制定长期政策、投入资源？愿不愿意放弃升官仕途来实现这个愿望？优秀環境、文化气息和生活韵味需要很多政策和资源的投入，尴尬的是：投入时期是看不到回报，得不到政绩的，刚看到有点收获时，年限满了，任期到了，别人来了。所以我认为对于官员是否提拔，不应仅依据当时的政绩，而也要看他有没有长远的看法和开阔的视野，有没有为城市的稳健建设投入心思、奠定基础。
雷鼎鸣：第一，上面已经提到基础建设非常重要，目前已基本解决了，以后要进一步完善。
第二是吴校长所说的人才。在现代化的生产模式里，足够的人才——特别是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是非常关键的生产要素。没有人才，基建再好都是空洞的，形成不了生产力。将来要关注的重点是大湾区是否具备足够的训练人才的能力。在旧金山湾区有不少世界知名的大学，斯坦福大学就是其一。可以说，硅谷的出现跟斯坦福密不可分，很多高科技产品最早都是从大学实验室里出来的。此外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后者是美国顶尖的生物学和医学中心，其医学院排名比斯坦福还高，只有10多年历史的邵逸夫奖便有4届颁给此校的教授。粤港澳的科研人才数目和质量近年都有较大提升，但将来的竞争对手是世界顶尖人才，因此，湾区建设也应以世界顶尖为目标。粤港澳现在虽然也有一些不错的大学，但从世界经验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是房价，这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旧金山湾区，不管是在旧金山还是圣何塞，房价都非常高。如果想要房价保持相对合理，必须要把交通建设得比较方便，人们就可以选择在离核心区域较远的地方住，人才流动才具有可持续性。用行政方法来抑制房价，短期内可以起到一些作用，但长期看，房价还是会上升的。总的来说，建设便利的交通网络，开发新的片区对于湾区建设很重要，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都经历了这个过程。
内部深化合作的根本是什么
《同舟共进》：建好粤港澳大湾区，政府和企业要做些什么？
吴家玮：对大湾区城市规划的想法，有一种个观点是：广东和港澳应该定位区分、深化合作。这话不错，但我觉得即便在同一种制度下也很难落实。举个例子，广州和深圳之间有没有明显的定位区分？似乎不很明显。两个城市都发展得很好，可是能说有多少深化合作之处吗？无形中都在竞争，都想担当龙头的角色。大湾区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优势。城市决策者除了要看得远，舍得投入资源外，还要明白自身优势在哪，还有哪些有待培养的优势，临近城市的优势是什么，哪些方面可以与之互动，如何寻求双赢，一起把握这些优势为地方和国家作贡献。这些并不是行政上做个定位区分，决定要深化合作就能成功的。
有人说，资本合作是个优势。但社会建设发展到今天，香港也好，别的城市也好，资本已经不是什么特别的优势，很多城市已相当富裕。再说，资本流动是由市场主宰的，短板也好，长板也好，谁都管不了谁。即便有志深化合作，资本流动也无法由政府分配。强行把广州的钱放到深圳或深圳的钱放到广州，既不现实也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 人才和知识才是让地方发展成为多元化中心的基础、资源和载体。知识的创造、传授、运用也完全依靠人才。所以深化合作的根本在于怎么吸引和留住人才，这就与教育和学术有关。教育界和学术界并不追求实际利益，并不竞取财富——至少应该如此。合作会为教研和创新带来更大成就。如果政府和企业愿意支持，高等院校之间确实有不少可以合作的项目，携手寻找互动双赢。所以我认为大湾区里最重要的合作能建立于高等教育和研究开发之上。
对任何地区的发展来说，高校群都起很大作用。这里所说的发展不光指经济发展，也包括文化、社会、政治、甚至整个地区的全面发展。看看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院校，广州有很强的研究型大学，但不多，真正一流的屈指可数。近年来，深圳的高等院校发展得很快，比如深圳大学办得很有特色，新兴的南方科技大学在陈十一校长领导下前途光明。但这还不够。深圳是个有2000万人口的城市，必须拥有更多既为地区又为国家着想的独立教研机构，不能过分依靠别处的大学来办分校或校区。现在外地或国外名校来珠三角设立分校或校区，我对此持谨慎态度，因为主校区里能力最强的教授一般不会搬来分校区，愿意扎扎实实留下来的更少。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万一学校资金吃紧而需减少投入，将会先减主校区还是分校区？答案不言而喻。香港的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水平，坦白说还有不少进步空间，不过目前在大湾区里还处于领先地位，这是香港的优势，应该充分运用。香港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得不错，可是政府和企业界对大学的教研成果不够重视，不愿投入足够的、长期的资金，把学术研究成果转为应用，结果流失了人才和产业。举个例子，现在很有名的大疆无人机，占了民用无人机国际市场的七成份额，其创造者就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校友及其教授。当时香港没有合适的环境让他们推广，令他们选择了落脚于深圳。
当前还有一种不太好的现象，新设立的片区似乎都没有办大学的计划，土地基本上用来加强服务业，或吸引企业总部，着重商业或房地产，没有多少土地和资金拿来建大学。幸好珠海和澳门出现了突破，值得赞扬，可以作为借鉴。澳门地方很小，而临近的珠海发展得快。这几年来，澳门大学在赵伟校长的领导下，脱胎换骨，进步神速，还获得了中央、广东省和珠海市的大力支持，在横琴岛上建造了既实用又美观的校园。澳门大学、珠海大学城的名校分校区已经形成，如再建立几所大学，加上研发机构，以横琴新区为核心，有潜力全面推动珠澳经济和文化的展。由此可以想象，高等教育和研究开发方面的合作会增强大湾区城市之间的融合和影响力，有百利而无一害。
总体而言，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和港澳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内地城市需要创建更多高质量的教育团队和更多更强的大学，包括各种类型的高等院校，培养具有高水平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提升教师的教学、研究和创作能力。港澳则需投入大量资源，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大力发展应用研发机构。不能说大学依靠香港，研发依靠深圳，而需要让各城市都积极填补自己的短缺，旗鼓相当地寻求合作，互补双赢。
雷鼎鸣：首先是人才方面的投资，还有大学方面的投资。现在内地大学的投资主要还是依靠政府。这跟美国不太一样，美国顶尖的大学基本都是私立大学，像斯坦福就是私立大学。加州大学虽然是州政府投资的，但政府出资比例少，剩下的大部分来自学费、校友捐赠、联邦政府的研究资助和各种研究基金、附属机构经营收入等。目前中国内地的大学还没有这个条件。既然依靠政府投资，政府多增加投入是很有必要的。另外，當前的税收尤其是个人所得稅还是比较重。相对来说，尖端人才的收入是比较高的，但高收入就要高税负，这相当于变相打击人力资本，如果要吸引更多人才去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税率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至于企业，最重要的是企业家要有企业家精神，要有创新能力，不仅包括科技方面的创新，还有管理方法的创新，企业家要能在市场里敢于竞争、勇于竞争才行。有些人竞争诱因或说动力不太够，一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寻求政府的帮助。要改变这种思维，就要把企业通通放进市场，让它们直面市场竞争，倒逼它们想办法创新、营利、找机会。
《同舟共进》：规划希望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世界第四大湾区，我们能向其它湾区学习什么？
吴家玮：当年我所想的是，我们能不能把珠江口的城市连接起来，形成自己的湾区，与旧金山湾区媲美？假以时日，有没有可能把它打造成多元化的大都会，甚至超越旧金山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好的天然条件，但是人文条件仍需下决心改善。我对此很乐观，原来想象的仅是“香港湾区”——作为香港人，难免希望香港是区域龙头。现在情况变了，可有些方面香港还保持着独特的优势，比如国际化程度、法制传统、完善的服务业等。中央推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十分及时，也非常周到。大湾区里的11个城市都需共同自努力并致力合作，把整个华南地区带入突破性的新境界。
雷鼎鸣：我觉得不要把自己看成是世界排名第四的湾区，而应该把目标定为“争取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是有条件做到的，优势明显。比如旧金山湾区的人口就远远比不上粤港澳大湾区。前者人口大概七八百万，比香港略多，但跟珠三角的几千万人口相比就差远了。我曾看过一组数据，旧金山湾区经济总产值和粤港澳大湾区差别其实不大，但因为粤港澳大湾区人口比较多，所以人均产值比不上旧金山湾区。将来发展下去，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迟早会超过旧金山湾区。旧金山湾区最重要的特色是高科技与创新能力，目前深圳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将来还可以做得更好，只要在培养高科技和创新人才方面多下功夫。
第二，很多人要把硅谷作为学习范本，但只学到了皮毛，没有学到根本。硅谷之所以成功，不光有人才，他们整个思维方法都值得研究。硅谷企业跟大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学校的实验成果怎样能很快地转变为生产产品，这个过程很值得观察思考。教育促进科研，科研转为产品开发，产品开发又反过来推动科研和教育，使企业和教育都在进步，这是硅谷的常态。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多取经，多学习。
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时，一定要把眼光放远大，这个规划所面对的市场不是广东本身，也不只是中国，而必须是全世界。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要和“一带一路”倡议紧密结合，后者已有很多国家参与，包括一些不太发达的国家，它们今后是比较有潜力的，所以粤港澳大湾区要不断开发这些新市场。当我们一旦把眼光放在全世界，就会发现一个城市不太可能干太多事，生产、存储、销售、运输等环节都需要几个城市联动。大湾区将来就是要把广东的城市连起来，但有一点要清楚，不管是广州还是深圳，国际化程度都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