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文化路上“务虚”与“务实”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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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开放,是文化生长的重要契】


  钟晓毅: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那一时期的广东投身到改革的洪流当中,意气风发,敢立潮头,黄树森老师在丛书《叩问岭南》中的一句话给我印象深刻:“中国现代化的进军,是在岭南这一海滩登陆的。”这句话,其实高度概括了广东改革开放这40年来,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谱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
  经济方面自不待言,广东创造了许多第一,当时社会上就有“珠江水、广东粮、岭南衣、粤家电”的说法,我们在流行音乐、综艺节目、选美比赛、现代传媒等各种文化活动、文化形式上,可以说同样风起云涌,创造了无数经典,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势不可挡的热潮。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广东人在文化方面,也与经济上“杀出一条血路来”一样,敢为人先。我们都是当时的亲历者,回忆起这段激情澎湃的岁月,可以说是格外有感情。
  黄树森:我经常说“叩问岭南,就是叩问中国当代新文化”。广东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勃兴,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将其放在近现代甚至更久远的历史链条下考察,是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和生长土壤的。在古代,岭南隔着五岭,被称为“南蛮之地”,与中原沟通较少,地理上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但这种封闭只是相对于中原文化、内陆文化而言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封闭也逼迫岭南扎根于本土文化自身的發展,接受中原传统文化因袭的负担也较少。海洋给了岭南人更为开放的条件,他们越洋过海,将西方文明带进国内,这种中西方经济、文化的碰撞与嫁接,使岭南成为中国沿海地区独一无二的“另类”和“异数”。南北朝时,印度佛教释迦牟尼的第二十八代祖菩提达摩航海来华,登陆广州,带来了佛教文化;唐代时,六祖惠能创立禅宗;明末清初之际,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先后到达澳门、广州,开启了西风东渐的大门……
  当西方人撬开中国大门后,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这批人士大都与广东有某种渊源,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是广东人,而林则徐也在广东生活过。岭南文化在海风的沐浴下,一度璀璨辉煌,涌现的许多“第一人”都生在广东——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第一个大工程师詹天佑,第一个机器纺织业创办者陈启源,第一个飞行家冯如,第一个倡导新诗的诗界革命代表黄遵宪……可见,每到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节点上,广东人总是敢于喝“头啖汤”,敢于打破条条框框,而打破封闭,走向开放,乃是文化生长的重要契机。
  加上广东在历史上就长期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清政府开放海禁后,广州的商业更加趋向繁荣,全国的对外贸易都要经过广州,经商贸易的发展鼓励并促进及时消费,于是,流行文化、商业文化应运而生。新时期的广东文化,正是在承接这一近现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后,广东作为龙头,得到了更为良好的环境和更难得的契机,广东流行文化的崛起也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港台流行文化对广东影响深远】


  钟晓毅:没错。从明清开始,广州就是一口通商,当时的西关地区自十三行建立以来,经济富庶,今天荔湾区宝华路、多宝路、逢源坊一带在那时豪宅林立、巨户云集。广东人为什么向来低调、务实,就是因为他们是见过大世面的。广东人这一百多年来文化的自信心很强,而且对于外来文化的接受程度高,在接受的同时,也会进行筛选,善于学习。比如广东因为地理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改革开放时期对港台文化的模仿、引进,就是一种文化创新的起步——可以说,没有港台文化,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娱乐文化。
  最典型的就是武侠小说和流行音乐了。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与香港一水之隔的广州,与香港之间的民间交流多了起来,那时最早能见到的武侠小说几乎都是由港澳亲友带进来的。刚刚开放的时候,广州的民间流行一句口语,人们见面了会相互问:“你家有南风窗吗?”所谓的“南风窗”,其实就是说家里有没有亲戚在香港或澳门。
  1980年我刚上暨南大学,一进校就接触到了武侠小说,因为暨南大学有很多港澳学生,他们带来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作品,我和同学们才因此较早地看到了这种新鲜的文体。当时每本书都是经无数人的手才传到我们手里的,等拿到的时候都已经被翻得破破烂烂了,虽然如此,内心的震撼直到今天依然难以磨灭:原来文学还可以这样写。还有邓丽君的歌曲,也是通过卡带悄然通过民间渠道进入广东的,我们以前都听惯了“八个样板戏”或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文革”时期,整个社会提倡“一首歌就是一堂政治课”,强调用歌曲鼓舞革命斗志,突然有这么一些柔美的歌曲过来,确实是打开了另外一个空间。
  1970年代末,广交会吸引了大量外商,可入住宾馆后他们发现,手上虽然攥着大把外汇,却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可供消遣——这就是当时内地的普遍情况。有心者便开始借鉴香港的茶楼或夜总会的形式,首先在东方宾馆设立“音乐茶座”,茶座提供饮料、小食,听众花钱买一张票,便可以听歌手献唱。短短几年间,广州街头大大小小的茶座就遍地开花。
  在音乐茶座驻场表演的,基本是来自歌舞团、曲艺团的人,属于“个体户”的艺人少,以私人身份出来“走穴”的比较多见,所以那时“走穴”是一个很流行的词。开始时,大家都热衷于翻唱港台的热门流行歌,没多久,本土歌手便不再满足于翻唱,要靠唱“自己的歌”积累商机,这又直接促成了专业唱片公司的出现,中唱、太平洋影音公司、白天鹅、新时代等,都是在全国叫得响的唱片公司。1985年,我们举办了第一届“红棉杯”大奖赛,不仅开内地流行音乐大赛之先河,还从中培养了陈小奇、李海鹰、解承强等一大批音乐人。广东流行歌曲也大规模北上,《涛声依旧》《弯弯的月亮》《小芳》《晚秋》等金曲传唱大江南北;一大批从广州起步的歌手,像李春波、甘萍、陈明等,也都成了炙手可热的明星。
  但随着音乐茶座的火爆,批评流行音乐是“腐蚀剂”的声音也开始出现。记得有人就指责歌厅中一些女歌手登台演唱露出大腿,说歌厅无异于色情场所;也有人抨击流行歌曲是“靡靡之音”。其实,娱乐本就是人类的天性,闸门一经开启,便无法关上。大家被“左”的意识形态禁锢得太久,身心都向往自由,想再回到过去,那是不可能的了。   据说黄老还有周末跑到深圳去看香港电视的经历?
  黄树森:1980年,广东文化界最流行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到深圳看香港电视。当时的文艺作品里连爱情都不能写,精神生活压抑已久,人们都想有一个缺口,希望能引进外面的新鲜空气。但到哪里去呢?只有到深圳。深圳那时刚刚改县为市,准备建立特区,我们来深圳,就是冲着香港来的。
  虽然广州1959年就有了电视,但普通老百姓看不到,我们大多数人当时也没有见过电视。看过电视的,也看不到香港这一类的节目。1980年前后,不少广州人在自家天台偷偷安装了“鱼骨天线”,煞是壮观。看香港电视,深圳无疑得了天时、地利,那里与香港仅一河之隔,新界4个强大的电视差转台(一种装置,可使电视覆盖面增大——编者注),使得深圳上空完全覆盖在香港电视台的电波之中。
  当时想要进入深圳并不容易,外来的人必须拥有边防证,这是进入特区的“护照”;进了深圳,还想去沙头角看看,需到深圳市公安局另办一级关证,即“特许通行证”。在一些文友的帮助下,我办了一张边防证来到深圳,非常过瘾地看了一次香港电视。单是新闻节目《香港早晨》,就让我惊叹不已。新闻原来不仅可以播得简短精炼,竟然还能插播歌曲,评点时事。在看香港电视之前,我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次我带了70个人去沙头角采风,沙头角距离新界近,又可以到中英街買东西,所以是我们看电视的最佳选择地。但一次性解决70个人的特别通行证相当不易,是当时深圳一位市委副书记出面帮忙解决的,算是天大的人情了。那时有的人胆子大,甚至趁半夜偷偷跨过界河到香港那边,在专门租售录像带的店铺租录像带看,那比看电视还过瘾。
  我们1980年上半年看香港电视,下半年忙着论战。当年6月8日《羊城晚报》发表了一篇署名“舜之”的文章《“香港电视”及其他》。文章认为,香港电视是一种心灵的癌症,正污染着我们的社会风气,要坚决禁止。1980年10月7日,我在《羊城晚报》上发表《香港电视是非谈》一文,提出:“香港电视中,虽有糟粕莠草,但也不乏健康、严肃乃至优秀之作……应该采取分析、区别、批判、为我所用的政策,而不能采取仇视、恐惧、禁绝的政策。”文章发表后,很多老百姓拍手称快,让我始料不及。
  1981年,面对日益普遍的架设鱼骨天线看香港电视的风潮,任仲夷在广州市委第四届一次全会上说:“既不能搞强迫命令,也不能熟视无睹,要采取积极措施,把自己的电视办好!”
  我一直用“蚕茧理论”来形容当时的社会现实,当人像一只蚕蛹被困在封闭的环境中,只听到一种单调的声音,每天琢磨的就是咬破几个“小孔”,以获得新鲜空气和日照,这是一种拯救。1980年这个时间点,为看香港电视起的争论,就是咬破了几个“小孔”,于我而言,具有特殊意义。
  钟晓毅:在文艺界,大家称呼您为“‘咬破小孔’的文化奇人”,是不无原因的。说到电视,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电视台有一档很火爆的综艺节目《万紫千红》,据说是任仲夷讲话后,一群广州电视人扛着电视机,住进东莞某公社招待所,每天反复收看TVB(香港无线电视台)的《欢乐今宵》后创作出来的。TVB曾有一句口号“无线精神,事事关心”,《万紫千红》有样学样,提出了“月月下珠江,周周有晚会”,这句话成了当时的流行语。那时,每周准点收看《万紫千红》,是广东人过周末的指定节目,不仅如此,还吸引了周边广西、海南等省区的观众,名声越来越大,同时催生了许多其它的同类节目,可说是开综艺节目栏目化之先河。我觉得,即使放在各类综艺选秀节目称霸荧屏的今天,《万紫千红》无论从制作模式、节目创意、主持人水准等方面看,都是上乘的,既贴近百姓,又引领风尚,可谓俗中见雅,雅中有俗。1986年7月20日,《万紫千红》现场直播“家庭音乐大赛”决赛时,正巧央视热播的电视剧《阿信》大结局,但统计数据显示,那晚《万紫千红》的收视率高达95%。
  我们的影视作品也是值得自豪的。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岭南影视圈最辉煌的时期,全民看电影,电影产量高,票房收入也高,当时出了《雅马哈鱼档》《给咖啡加点糖》《绝响》《花街皇后》等一批反映改革开放前沿生活的影片;电视剧方面,也奉献了《虾球传》《公关小姐》《商界》《外来妹》《情满珠江》等力作。
  《雅马哈鱼档》是第一次在大银幕上表现个体经济,1984年该片在北京大学预演,礼堂的过道上全是人,座无虚席,学生们看完电影热泪盈眶,他们几乎不相信卖鱼、卖牛仔裤的青年也能成为万元户,集体起立高呼:“广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公关小姐》的定位也很特别——既不同于香港电视剧的通俗,也不同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的严肃,而是选取了“第三条道路”——能在严肃与通俗之间找到一条最合适的道路,历来是广东人聪明的地方。《公关小姐》在全国上映后,出现了导演、编剧到演员都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不少城市陆续成立了公关协会,企业成立了公关部,很多高校开始设公共关系学科,而这部戏甚至被当作了“教材”。
  黄树森:电影《雅马哈鱼档》就是根据章以武的小说改编的,他将稿件投给《花城》杂志,在编辑部里还引起过争议,有人认为写个体户的意义不大,但编辑部主任范若丁认为当时来稿很多是“伤痕文学”,而《雅马哈鱼档》是正面歌颂改革开放的故事,润色修改后可以刊登。

【广东的文化性格:顺应时势,“不争论”】


  钟晓毅:我曾写过一部《在南方的阅读:粤小说论稿,1978—1996》,改革开放时期的广东文学,跟中国的文学大潮有契合的一面,也有超前的一面。粉碎“四人帮”后,广东文坛就已是“伤痕文学”的重镇,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就引起了普遍的关注。而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当“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兴起的时候,广东又最早抹掉泪水,擦亮眼睛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我们最早“面商背农”——背对农耕文明,直面商品社会。比如1988年在《当代》杂志上连载的《商界》,就是反映市场经济艰难起步的拓荒之作。有人说,当代岭南文化落伍了,我不同意,其实从发展的大势来讲,很多时候我们是走在前头的,只是因为别人还没跟得上,认识不到其中的价值。   我再举一个例子,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署名“潘晓”的长信,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北京的女作家刘索拉发表《你别无选择》,徐星写下《无主题变奏》,全国上下都在表达一种新旧交替间无所适从、怅惘挣扎的时候,深圳的女作家刘西鸿已经开始大胆地拥抱欲望,喊出《你不可改变我》。所以说,我们广东就有这样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在这片土地上是有自觉性、自主性的,我们没有迷茫,内地争得面红耳赤的许多问题,在广东人看来,都是“没什么所谓”的,即便争出个子丑寅卯来,也没什么实际效益。我们的原则是顺应时势,“不争论”,广东人这种文化性格和改革开放的精神是一致的。
  黄树森:文学作品的传播需要媒体助力,刚才提到的《花城》杂志,就是全国纯文学期刊中久负盛名的“四大名旦”之一。从近代开始,广东就是报刊的滥觞之地,改革开放以来仍一直领导潮流,报刊的平民化色彩也颇为浓厚,像《羊城晚报》1979年复刊,就是全国首家面向市民生活的晚报,并且最早恢复“稿酬制”,当时的栏目《新闻漫画》《街谈巷议》都是首屈一指的,他们的特色副刊,也极具娱乐性和观赏性。即便是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文风也多轻捷、明快。《南方日报》还开创了省报办周末版的先例,1984年《南方周末》创刊,1986年发行量就达30万份。
  另外,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也给传媒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血液”。1987年,广州日报》就在全国地方党报中率先扩版,并自办发行,其气魄引人注目。当时改版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如采编力量适不适应,广告来源有无保证,报价提高一倍,发行量会不会大幅度下降等。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编委们甚至做好了集体辞职的思想准备。后来改版大受读者欢迎,被市民评为当年“广州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件大事”之一。
  广东的报刊很早就从体制上尝试改革,几乎所有的报纸很早就实行了自负盈亏,广东的文化人、媒体人不仅有胆识,有气概,还有足够的办法,比如赢得企业界的支持等,使文化产业走出了全新的路。这更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时期的广东文化“接地气”。

【留住人才是广东面临的最大挑战】


  钟晓毅:改革开放已经过去40年,广东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但看今天广东文化的现状,影响力似乎已有所下降了,一些发展优势不再明显,比如当年的流行音乐人才纷纷北上发展,创作力、创新力缺乏,高校的竞争力也不如京、沪、江、浙。为什么会这样?广东要想在文化上拥有竞争力,继续占领高地,又该从哪里入手呢?
  黄树森: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有影视的名作,有四大名刊,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拿不出一部响当当的反映改革开放的史诗力作,当《读者》《读书》崛起后,我们也难望其项背。广东曾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大本营,现在已经北移了。湖南卫视通过电视剧制作、“超女”、金鹰节等几板斧,影响力已居地方台老大地位,而其首播的《还珠格格》的版权,其实最早是广东拿到的。在广东有关的座谈会上,一说起别人的长处,别人的辉煌,一谈到我们的滞后、不足,便会引来一大堆的过往辉煌、近期实绩,掩盖掉自己的短处。广东文化的“敢为人先”,理应包括不护短、自省、正视弊端。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广东人推崇實践,想问题着重眼前,缺乏长远考虑,不习惯“坐而论道”,清谈务虚。但在全球化经济由产品到资本进而到品牌的时代,切不可因为狭隘、偏执的“务实观”而忽视“务虚”的必要性。这也正是广东“精神悖论”的集中体现之一,一种昔日的美德可能成为今日的绊脚石。外省人曾批评我们:广东人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殊不知,如今经济中的文化附加值和文化中的经济含量都越来越重——品牌、观念、文化,也能产生效益。不注重品牌,必然会在新一轮文化角力中落败。为什么我们现在拿不出当初《外来妹》《英雄无悔》这样的电视作品?表现老上海的电视剧里都会出现一个“百乐门”,而我们就是炒不红本地的“西关小姐”;一部《乔家大院》让晋商“诚信”之美誉传遍天下,而我们的十三行曾独揽清代外贸85年之久,就是没有出有影响的电影大片或连续剧。种种迹象表明,广东在文化品牌大战中,已经呈现落后一步的趋势,在珠三角地区进行产业升级的同时,我们的文化建设领域急需一批叫得响、传得远的大手笔。
  钟晓毅:您说得很对,岭南文化的创造持久力较弱,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缺乏把事业做深、做透的定力。文化的自觉追求不足,“会生孩子不会取名字”,其实质是不重视思想理论层面的总结和提升,对高层次文化的价值和作用认识不足,对文化缺乏一种敬畏之心和自觉的追求。
  黄树森:解放思想不是一句空话,而在于点点滴滴的具体工作,我们常说“八面来风”“兼收并蓄”成就了广东,陈寅恪曾在广东身上寄予成为全国学术中心的殷切期望,言犹在耳,但广东为什么又容易沦为常吹“穿堂风”的一个埠头,而不能成为一片各种新文化就此扎根乃至枝繁叶茂的土壤?依我看来,一切文化建设问题根源在于人,留住人才就是当前广东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英雄无悔》的编剧贺梦凡,被誉为“中国电视剧岭南派代表”,后来跑到湖南搞动画去了,坦白地说,虽然广东各地现在都热衷于搞动漫,但很多动漫奖励措施,例如某部动漫作品在省台、央视首播后,会获得几百万的奖励,政府拨了巨款,但单位拖了两三年,根本没有落实。而反观湖南,人家是作品还没有播出,政府的奖励就发下来了。江浙、四川等地都出台了很多有利政策,广东需要在人才、作品的引进、培育机制上有根本性突破,这样才能出大作品。
  (本文由本刊记者梁思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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