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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指南录〉后序》和《五人墓碑记》两篇文章,一是书序,一是墓志,体裁不同,但两文的主旨是一致的,都着眼于一个“义”字。但两文的“义”又不尽相同:一是取义者的身份、地位不同;而是义的内涵不同;三是取义的方式不同。尽管如此,不论是文天祥,还是“五人”,他们都以义薄云天的壮举,名垂千古,永留青史。
【关键词】《〈指南录〉后序》 《五人墓碑记》 文天祥 “五人” 义
苏教版语文必修三“号角,为你长鸣”专题的第一个板块“烈士的抉择”选用了《〈指南录〉后序》和《五人墓碑记》两篇文章,一是书序,一是墓志,体裁不同,但两文的主旨是一致的,都着眼于一个“义”字。《〈指南录〉后序》中说:“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五人墓碑记》中说:“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可见,文天祥九死一生,“臣心一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是因为“义”;“五人”抗击阉党,“蹈死不顾”,也是因为“义”。但两文的“义”又不尽相同,主要区别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取义者的身份、地位不同。文天祥是进士出身,宋理宗宝祐四年进士第一。他是封建士大夫,曾任刑部侍郞、赣州知州等职;出使元军前,任右丞相兼枢密史,出使时的身份是资政殿学士。后来,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囚禁在大都时,原南宋丞相、降元后任礼部尚书的留梦炎,南宋亡国之君赵显,宰相阿合马,丞相孛罗,直至元世祖忽必烈,先后劝降,威逼利诱,他都不为所动。文天祥从容就义后,在他的衣带里发现了几句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可见,文天祥是位深受中国传统儒学熏陶的有民族气节的正直的士大夫。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五个人中,颜佩韦是商人子弟,马杰、杨念如、沈扬是苏州市民,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史书对他们并无过多记载,可见他们都是些寂寂无闻之平民百姓。但他们以自己的义举,为后人立起了一座丰碑,“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斯固百世之遇也”,和那些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或“剪发杜门”、或“佯狂不知所之”的“高爵显位”相比,他们虽然地位卑下,却永远把英名留在了史册上。
(二)义的内涵不同。文天祥出使元营,是因为“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他出使被扣后,忍辱求生,因为“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后来被押到大都后,元丞相孛罗责问他:“你们丢掉君王(赵显),先后另立二王,算什么忠臣?”文天祥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宋恭帝赵显来劝降时,他连声说“圣驾请回”后,便闭口不语。就义之时,被俘三年从未屈膝的他面南而跪,他是在和自己的祖国、自己的百姓告别。可见,他的“义”就是国家民族的利益,就是为抵抗异族入侵而“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不屈气节,体现的是一位民族英雄的价值取向。据《明史·周顺昌传》记载:“顺昌好为德于乡,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辄为所司陈说。以故士民德顺昌甚。及闻逮者至,众咸愤怒,号冤者塞道。至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明末社会黑暗,政治腐败。苏州市民这次反抗逆阉,实际上是对社会、政治极度不满的表现。颜佩韦等五人是他们的代表,他们过去互不相识,除周文元外,其他四人和周顺昌毫无交往。但出于义愤,奋身而起,最终慷慨就义。他们的“义”,是反抗暴政的无畏精神,是对公理的坚持、对正义的追求。
(三)取义的方式不同。文天祥自觉地把自己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承担起抵抗外侮、维护国家尊严、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1275年,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毁家纾难,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义军万人,赴京勤王。此后几年,独撑危局,率部抗元,直至兵败。两次面对着生与死,他选生择死,各不相同。1276年他奉命出使,被元军扣留,形同囚徒,这时他“分当引决”,“死”是一种解脱,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他选择了艰难的“生”,途中逃脱,九死一生,南归之心矢志不渝,因为“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这时候,他不能死,抗元斗争还需要他,风雨飘摇中的南宋朝廷还需要他。1278年,他兵败被俘后,只要愿意,就可以轻易地“活”下来,这时南宋高官变节者比比皆是,文天祥如果此时投降,亦不会招致过多诟骂。他在狱中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知得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这时候,有高官厚禄的利诱,有保全妻女的责任,“死”倒是一件艰难的事,但他还是毅然选择了“死”。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在那个“山河破碎风飘絮”的年代,文天祥为“义”而生,为“义”而死。生,他以不屈的抗战取义;死,他以坚贞的气节取义。而五人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式的侠士形象。五人中除周文元外,其余四人跟周顺昌素昧平生,但他们仰慕周顺昌的清忠亮节,挺身而出。颜佩韦高举香火,沿途呼喊:“有原替周吏部说话的,跟我来!”马杰一路敲着梆子号召群众,杨念如、沈扬上前仗义陈词,马杰甚至大骂魏忠贤。东厂在当时是令人闻之色变的,而他们面对凶狠的东厂缇骑,毫不胆怯,英勇斗争;被捕后,理直气壮,“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可以说,是一个偶然事件,把五人推上了历史舞台,成就了他们的英名。
文天祥和五人,前者沉痛深远,振民族不屈之魂;后者痛快淋漓,吐胸中不平之气。对于前者,我们深悯其艰辛、悲壮;对于后者,我们高歌其豪迈、激昂。
总之,不论是文天祥,还是五人,他们都以义薄云天的壮举,名垂千古,永留青史。
★作者单位: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海高级中学东方分校。
【关键词】《〈指南录〉后序》 《五人墓碑记》 文天祥 “五人” 义
苏教版语文必修三“号角,为你长鸣”专题的第一个板块“烈士的抉择”选用了《〈指南录〉后序》和《五人墓碑记》两篇文章,一是书序,一是墓志,体裁不同,但两文的主旨是一致的,都着眼于一个“义”字。《〈指南录〉后序》中说:“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五人墓碑记》中说:“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可见,文天祥九死一生,“臣心一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是因为“义”;“五人”抗击阉党,“蹈死不顾”,也是因为“义”。但两文的“义”又不尽相同,主要区别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取义者的身份、地位不同。文天祥是进士出身,宋理宗宝祐四年进士第一。他是封建士大夫,曾任刑部侍郞、赣州知州等职;出使元军前,任右丞相兼枢密史,出使时的身份是资政殿学士。后来,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囚禁在大都时,原南宋丞相、降元后任礼部尚书的留梦炎,南宋亡国之君赵显,宰相阿合马,丞相孛罗,直至元世祖忽必烈,先后劝降,威逼利诱,他都不为所动。文天祥从容就义后,在他的衣带里发现了几句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可见,文天祥是位深受中国传统儒学熏陶的有民族气节的正直的士大夫。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五个人中,颜佩韦是商人子弟,马杰、杨念如、沈扬是苏州市民,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史书对他们并无过多记载,可见他们都是些寂寂无闻之平民百姓。但他们以自己的义举,为后人立起了一座丰碑,“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斯固百世之遇也”,和那些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或“剪发杜门”、或“佯狂不知所之”的“高爵显位”相比,他们虽然地位卑下,却永远把英名留在了史册上。
(二)义的内涵不同。文天祥出使元营,是因为“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他出使被扣后,忍辱求生,因为“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后来被押到大都后,元丞相孛罗责问他:“你们丢掉君王(赵显),先后另立二王,算什么忠臣?”文天祥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宋恭帝赵显来劝降时,他连声说“圣驾请回”后,便闭口不语。就义之时,被俘三年从未屈膝的他面南而跪,他是在和自己的祖国、自己的百姓告别。可见,他的“义”就是国家民族的利益,就是为抵抗异族入侵而“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不屈气节,体现的是一位民族英雄的价值取向。据《明史·周顺昌传》记载:“顺昌好为德于乡,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辄为所司陈说。以故士民德顺昌甚。及闻逮者至,众咸愤怒,号冤者塞道。至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明末社会黑暗,政治腐败。苏州市民这次反抗逆阉,实际上是对社会、政治极度不满的表现。颜佩韦等五人是他们的代表,他们过去互不相识,除周文元外,其他四人和周顺昌毫无交往。但出于义愤,奋身而起,最终慷慨就义。他们的“义”,是反抗暴政的无畏精神,是对公理的坚持、对正义的追求。
(三)取义的方式不同。文天祥自觉地把自己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承担起抵抗外侮、维护国家尊严、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1275年,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毁家纾难,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义军万人,赴京勤王。此后几年,独撑危局,率部抗元,直至兵败。两次面对着生与死,他选生择死,各不相同。1276年他奉命出使,被元军扣留,形同囚徒,这时他“分当引决”,“死”是一种解脱,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他选择了艰难的“生”,途中逃脱,九死一生,南归之心矢志不渝,因为“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这时候,他不能死,抗元斗争还需要他,风雨飘摇中的南宋朝廷还需要他。1278年,他兵败被俘后,只要愿意,就可以轻易地“活”下来,这时南宋高官变节者比比皆是,文天祥如果此时投降,亦不会招致过多诟骂。他在狱中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知得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这时候,有高官厚禄的利诱,有保全妻女的责任,“死”倒是一件艰难的事,但他还是毅然选择了“死”。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在那个“山河破碎风飘絮”的年代,文天祥为“义”而生,为“义”而死。生,他以不屈的抗战取义;死,他以坚贞的气节取义。而五人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式的侠士形象。五人中除周文元外,其余四人跟周顺昌素昧平生,但他们仰慕周顺昌的清忠亮节,挺身而出。颜佩韦高举香火,沿途呼喊:“有原替周吏部说话的,跟我来!”马杰一路敲着梆子号召群众,杨念如、沈扬上前仗义陈词,马杰甚至大骂魏忠贤。东厂在当时是令人闻之色变的,而他们面对凶狠的东厂缇骑,毫不胆怯,英勇斗争;被捕后,理直气壮,“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可以说,是一个偶然事件,把五人推上了历史舞台,成就了他们的英名。
文天祥和五人,前者沉痛深远,振民族不屈之魂;后者痛快淋漓,吐胸中不平之气。对于前者,我们深悯其艰辛、悲壮;对于后者,我们高歌其豪迈、激昂。
总之,不论是文天祥,还是五人,他们都以义薄云天的壮举,名垂千古,永留青史。
★作者单位: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海高级中学东方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