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27日，由何占豪、陈钢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次公演，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这支中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小提琴曲，完成了交响音乐民族化的创世纪。美丽的蝴蝶，飞到中国人心上。在中国，《梁祝》是几乎无人不知的小提琴曲，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部作品的作者何占豪，也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创作了哪些作品。
　　《梁祝》出自“农民伯伯”
　　何占豪是浙江诸暨人，1933年8月29日出生。出生在浙江诸暨的何占豪，从小接触越剧、绍兴大板。《梁祝》的创作，大量借鉴了其中的旋律、小过门、哭调等，后来，还融进了京剧、沪剧、评剧甚至中国民歌的经典旋律和调式。何占豪毫不隐晦：《梁祝》是“偷”来的，“偷”了中国农民们创作的戏剧、民歌的意境和精髓，经过整理，提炼、组合，再通过乐队艺术地表现，成了当今在全世界播出和演奏最多的中国管弦乐曲。
　　为什么说《梁祝》出自“农民伯伯”呢？何占豪说：“我真是觉得，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音乐传统和音乐才能的民族，这首曲子并非一个或几个作者写的，它是我们浙江的农民原创的！因为里面很大部分运用了越剧的表演因素。越剧是哪里来的？是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尹桂芳等一大批表演艺术家，以及一大批琴师联合创作的，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女，从小就唱山歌、小调，在农村的文化氛围、父辈的熏陶下成长，十几岁开始到上海闯荡、在舞台上磨炼，这才有了越剧。所以我说《梁祝》原始的创作者是农民。《梁祝》一开头你们觉得很好听吧，0532/1——2/765-/……这不是我创作的，这是越剧里面很常见的过门。还有《梁祝》当中的小过门很好听，也是来自越剧里一种百搭过门，百听不厌的过门，我只是切了一刀稍加改变。为什么想到从越剧里提炼出这个故事来谱曲呢？还是离不开‘农民伯伯’给我的启发。那时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念书，我们每年都要下乡给农民演出。农民很热情，但音乐学院学生拉的都是贝多芬、巴赫，演完之后我们问他们好听不好听，回答好听！再问，懂不懂？齐声说，不懂！那你们要我们拉什么？越剧、沪剧！原来这些才是他们懂的。我恰巧是从越剧团到音乐学院来进修的，当然就想从越剧入手创作一点他们熟悉的东西。”
　　领导慧眼：《梁祝》战胜《女民兵》为国庆十周年献礼
　　上世纪50年代的政治气候，当时创作《梁祝》，没有遇到阻力吗？何占豪说：“《梁祝》的总策划是当时我们系党总支书记刘品。他带我们一起下乡，看到农民不喜欢西洋乐曲，所以就首先提出小提琴要民族化，然后在我们学生中组织成立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我是从越剧团来进修的，本来想学点拉小提琴的技术，丰富越剧的表现力。小提琴伴奏是浙江越剧团最早用的，我们早就在用小提琴表现民族音乐，所以提起小提琴要民族化，刘品一眼就看中我了，我本来就有这基础嘛。但是学校里面有议论，说你们把小提琴当二胡拉，低俗化！他们认为音乐是艺术的皇冠，小提琴和钢琴是皇冠上的明珠，不容许我们低俗化。但我从他们的反对声中，体会到小提琴要民族化，但不能简单化，要充分发挥小提琴的性能，一步一步来。刚好碰到国庆十周年，领导说要献礼，说你们实验小组也要做点什么，敢不敢写个大的？既要为工农兵服务也要攀登国际高峰。我那时候年轻，就脱口而出：行！实际上心里害怕。那个时候，我已经作过一个短的四重奏《梁祝》了，今天把它称之为小《梁祝》，旋律啊什么的都跟后来的《梁祝》有很大不同。但是这个探索受到了来我们学校视察的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锐的肯定。他觉得，用外国的乐器来演奏中国的戏曲，以前未曾听到，这是一条路子，希望学生们探索下去。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孟波传达给我，所以当我们小组讨论交上三个题目之后，他大笔一挥选了《梁祝》。”
　　在写的过程中，又是怎样的呢？何占豪说：“我还没动笔就害怕了。我以为领导说要写的话，肯定会有作曲的人去写，我们只是提供帮助嘛，我们又不是作曲专业的。所以当刘品在实验小组会上说要我跟丁芷诺（小组的另一成员，我的同班同学泻，我就傻了，马上就说不行！我肚子里的货色已经被掏空了，不可能写得了！当时是夸海口，一腔热情，我很愿意写，但本事没有！晚上，刘品又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叫我一段段唱越剧，还说你没被掏空啊！可我说：这是越剧啊，又不是小提琴曲！这个时候他讲了一句关键的话：你不要以为贝多芬、莫扎特头脑里的音乐是天生的，他们的音乐也是从当时的民间音乐中提炼出来的。这句话把我点清楚了！对啊，这些民间音乐也可以成为小提琴曲子的哦！这下我思想就通了，从要我写变成了我要写。”
　　《梁祝》之外《别亦难》非为徐小凤所写
　　《梁祝》创作完之后，那么他又是如何走上专业作曲的道路了？何占豪说：“《梁祝》出来之后，我一下子就变成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了，我和刘诗昆是当时最年轻的理事。后来我又去上海音乐学院再去补作曲的知识，然后一直留校当教师。《梁祝》之后比较满意的作品有二胡协奏曲《莫愁女》、《乱世情》、《别亦难》等等。
　　“《别亦难》后来经香港歌星徐小凤演唱，红遍了华人世界。这有点偶然。有一段时间，我和徐小凤都是属于香港宝丽金公司的签约成员。上世纪80年代，公司约我给徐小凤写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原本是为电视剧《李商隐》写的主题曲，也有国内歌手唱，但是没唱响。我就把它和另一首歌一起提供给了香港公司，传谱千还是专门到宾馆的商务中心用传真机传的。徐小凤试唱之后觉得好，不但收入专辑，而且当主打歌曲，就一炮而红了。”
　　不想迷信抹掉“化蝶”，领导听了哈哈大笑
　　听说《梁祝》这曲子差一点就没有后面经典的“化蝶”部分？
　　何占豪說：“《梁祝》作品出来后，我们向领导进行汇报演出，汇报时我拉小提琴，陈钢弹钢琴。整部曲子拉到《哭灵投坟》就结束了，音乐戛然而止。领导有些纳闷：没有了吗？我俩回答：没有了！《梁祝》怎么能没有‘化蝶’呢？我不假思索回答：没有《化蝶》，化蝶是迷信！我们新中国青年是不迷信的！话音刚落，在座的领导都笑了，但还是指示要加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最美的‘化蝶’！这下子可难倒了我，所有的素材也都用完了，哪还能《化蝶》？多亏我突然想起，五六年前，在杭州时曾看过苏州昆剧团《梁祝》的演出，当时《化蝶》的那段笛子独奏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我跑遍了全上海，终于在一家新华书店找到了相关的材料，所以最后的《化蝶》是我根据这段昆曲，又加上著名琴师贺仁忠老师编曲的越剧《白蛇传》中的《断桥》部分，再加上哭腔完成的。我从越剧团带来一种民族化的小提琴演奏方法，我也不是天生就会的，而是在贺仁忠老先生的指点下，还有我自己跟着越剧演员的唱腔进行模仿才形成的。到了实验小组里，丁芷诺等人对这些演奏手法进行了归纳、提炼和规范化了，比如向上滑动叫上滑音，还有磨音就是来回滑动等等。所以准确地讲，这个《梁祝》演奏的特殊风格是集体创作劳动的成果，由俞丽拿来体现。” 　　意外成名：第一天演出結束，第二天下乡劳动
　　何占豪说：“当年只有一个人，就是刘品讲过，我们很可能会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应有的地位。但我那时候绝对不会想到名留青史。就算那天演出完了，人家都来祝贺，我却一点也不兴奋，因为当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本来只能挑五十斤的，后来加到一百斤、一百五十斤！观众一鼓掌，我觉得总算完成了任务，轻松了，领导不用找我了！我第二天就下乡去劳动了。后来我收到了好多来信。当时写信的人并不是说‘我怎么崇拜你之类’，而是这么说：‘谢谢你，使我听懂了音乐！’我们原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广大劳动人民听懂，所以人家这样说，我心里很安慰，觉得这条路子走对了。于是我一直走这条路，不管风吹浪打，不管什么新潮音乐，我自岿然不动。这种风格有受到过非议。有一次在香港，记者很尖锐地说：‘何先生，你的作品有不少人很喜欢，但有很多人认为你是下里巴人，而不是阳春白雪。你自己怎么看？’我说，人家评论我是下里巴人我非常高兴，我写东西就是为了使下里巴人、广大群众都听懂。但我反问一句，有没有哪一个作曲家说，我的曲子越少人听懂越好？没有吧。我的听众里有我们的外交部长、总理，还有外国的总统、皇帝都来听《梁祝》，那么他们是不是下里巴人？如果他们是，那么大家全体都是下里巴人。我的路子就是追求雅俗共赏。怎么看待《梁祝》在音乐史上的地位？这个我不敢说。但是这个曲子是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交响音乐作品，它用中国人民的音乐语言，表达了一个中国民间故事。为什么现在要这么隆重来纪念其诞生55周年？也许就在于它让广大劳动群众听懂了。”他还有很多作品，你肯定听过
　　几十年来，何占豪始终不渝地沿着民族、民间音乐前行。他觉得，身为一个中华民族的音乐人，对中华民族的音乐应该有所研究，应该有所贡献：二胡、琵琶呀，为什么不能像小提琴和钢琴一样，成为一种世界人民喜欢的乐器？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开始致力于民族器乐的交响化，把“民族音乐现代化”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写了很多二胡协奏曲、古筝协奏曲。其中的二胡协奏曲不但跟民族乐队协作，而且跟西洋交响乐队协作。除了将《梁祝》改编成高胡协奏曲和琵琶协奏曲外，还写了二胡协奏曲《乱世情》、民族管弦乐《伊犁河畔》、古筝协奏曲《孔雀东南飞》等一大批民族器乐作品。
　　“探索是我永恒的主题，只要人民大众喜欢的，我就会一如既往地创作。”何占豪说，自己在五线谱中爬行，慢慢地又爬进了流行歌曲，80年代末那首在大陆颇为风靡的《相见时难别亦难》（由徐小凤演唱），便是何占豪作曲，乃至别人给他取名叫“多功能作曲家”。何占豪的创作既有高雅音乐，也有流行音乐，用他的话来说，“只要文化市场需要，他就生产”。
　　彭立昭据《广州日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