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为法官，是妈妈难以想象的事。这也难怪，因为从小，我就在父亲经营的赌场帮忙打扫、买烟、买提神饮料、为赌客捶背赚取小费，甚至还帮忙找赌客，或站在巷口把风防警察。
　　1970年，我出生于台湾基隆市曾仔寮，这是个劳工聚集的贫民区。自有记忆起，绰号“铁枝煌”的爸爸就在经营赌场。
　　
　　赌场生意好时，抽头多，全家吃饱穿暖。我考第一名回家，爸爸一赏便是50块钱(新台币，下同)。但警察在楼下高喊抄赌场、抓赌客，我们六个孩子躲在阁楼里浑身发抖的景象，却也是童年难以磨灭的记忆。警察抄得凶，赌场生意差，家里没收入，爸妈愁容满面，我也跟着忧愁，不敢拿出书包里的缴费通知单。
　　当时只求温饱，所幸现实生活里的苦闷，在书海里得以纾解。我常把赚来的小费拿去租琼瑶、金庸的小说及伟人传记。在阅读的国度里，没有富贵、贫穷之分，更没有环境好坏的限制，让我忘了恶劣的现实环境，飞翔在美好情境里。
　　小学毕业那年暑假，我到六堵工业区当女工，为了多赚点钱，上大夜班，怕黑怕鬼的我，经常憋尿不敢上厕所，忍无可忍才一股脑地冲进厕所解放，空荡荡的厂房只有机器运转声和胆小的我，但这一切辛苦都在一个多月后领到1.5万元的薪水时烟消云散。
　　如果爸爸带我走的是一条误入歧途的路子，妈妈就是一股牵引我们走向正道的力量。她常带我们姐弟到佛堂，也排除万难坚持让我们升学，她相信唯有教育才能脱离贫穷，这两股力量经常造成我内心很大的冲击。
　　初、高中时，爸爸经营赌场让我抬不起头，也曾因家贫差点到北投卖春，但不论碰到任何困难，我总习惯默祷，祈求获得重生的力量。借由宗教我度过青涩无助的年少岁月，也让我肯定自我存在的价值，接受现世的残缺。
　　东吴大学法律系一年级时，爸爸终于转行开出租车，这是他第一份正当的职业，我第一次能够大声而骄傲地在同学面前说出爸爸是“出租车司机”。
　　大学毕业后，我在家开设家教班，教了两年，把家中200多万元债务和自己的助学贷款一口气全还清。卸下了心中大石，妈妈更笑逐颜开。我苦劝学生用功之余，不免觉悟到：“与其拜托别人读书，不如逼自己苦读”。我决定给自己一次上进的机会——报考司法官。
　　这时我好像突然开窍，看法律书籍时不会再打瞌睡，上课时也能融会贯通。1994年底，我参加律师高考，差1分落榜，爸爸怕我失志，还开车载我和妈妈到基隆中正公园坐碰碰车。接着，我每天背诵50条法条，两个多月就把考试科目的所有法条全部背诵完毕；就在理解、背诵、再理解的读书方法下，更加融会贯通。
　　考前三个月，我解散家教班，专心冲刺。谁知1995年10月考完司法官后，出现坐骨神经痛；几经挣扎，决定抱病再上战场，报考接下来的律师高考。当时沉重的压力让我考完后有如泄气皮球，在考场走廊大吐一场。
　　司法官发榜那天是星期六，我正在做义工，姐妹、同学相继打电话来报喜，我居然高中榜首。爸爸问我想要什么?当下我毫不思索答：“在安一路放鞭炮。”我心想，妈当年在安一路受尽委屈，希望她能趁这个机会扬眉吐气。当天，安一路两旁堆满鞭炮，爸妈、姐弟妹笑得合不拢嘴，大家纷纷说“歹竹出好笋”，妈妈泛着喜悦的泪光。那段日子，真是做梦都在笑。
　　一年半的司法官职前训练是一段快乐时光，我认识了一生中的挚爱。后来我们一起分发到嘉义地方法院服务，来年结婚，连续3年生下一女二子。丈夫体贴、孩子健康，人生至此夫复何求?但生性活泼好动的我决定转任律师，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吃苦耐劳的特性在我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丈夫也在2006年老四出生前转任律师。
　　感谢一路上走来碰到的贵人，如高一导师裘尚月知道我的环境，每月补助我1000元。地球是圆的，从不同角度看事情，就有不同的体悟与成长。我希望自己也能当别人的贵人，因此在几年前，开始在嘉义女中等多所高中设立清寒奖学金，更决定把人生历练出版成《在赌场长大的法官律师》儿童绘本，希望能够鼓励逆境中成长的孩子。
　　
　　责任编辑　王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