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非原名刘菊生,是新中国最早一批武官中的一员。他１９１８年３月出生于江西南昌县向塘镇高田礼坊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只读过五年私塾，十几岁就跟家人到南京、长沙等地学徒、当排字工人，１９３７年参加新四军。他经历了“皖南事变”，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上海的战斗。
　　 １９５０年１月，正当易非在浙江省海门市（时任团副政委兼海门区委书记）领导群众开展剿匪反霸斗争的时刻，突如其来的一个电话，通知调他去做外交工作。易非带着难舍难分的心情，离开部队和战友，于这年２月下旬到北京武官训练班学习，从此踏上新的征途。
　　
　　 应邀到印尼武官训练班授课
　　
　　 在武官训练班毕业后，易非被派到我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任副武官，于１９５０年９月随王任叔大使赴印尼履任。
　　 印度尼西亚地处亚洲东南部，扼马六甲海峡咽喉，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荷兰殖民主义者曾对这个物产丰富的美丽岛国进行过长达３００多年的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它又被日军占领，日本投降后印尼才取得独立。但是荷兰殖民主义者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在印尼策划了一系列武装叛乱，企图颠覆印尼政府。印尼人民在苏加诺总统领导下奋起反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１９５０年正是印尼人民反对荷兰殖民主义者颠覆活动最艰辛的一年。易非到印尼后得知这一情况，便从报刊上搜集资料，写成专题上报国内，据说当时外交部一位领导同志对此报告很感兴趣，称它是“我们驻外武官送回的第一份‘情报’。”易非根据印尼的情况和国内指示，提出“积极慎重，稳步前进”的方针，抓紧时间开展对外活动。在王大使的领导和支持下，通过全处同志的努力，我驻印尼武官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与印尼军方和政界人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
　　 不久后的一天，印尼国防部外事处来函，邀请易非到印尼武官训练班讲课，题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斗争史”。为了加强两国人民和两军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宣传我军的丰功伟绩，满足印尼军方朋友的要求，根据国内提供的资料，易非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反复思考，写成了讲稿，内容包括我军的性质、任务和成长过程，我军各个时期的战略战术，我军的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和军政关系，重点介绍了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如何打败美式装备的蒋帮军队而取得了全国胜利，并由此说明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壮大的光荣历史。
　　 印尼武官训练班有２０多人，大部分是中校。为了节省时间，使印尼朋友少听多得，易非在讲课时只在开头和结尾时讲了几句话，全文则由译员宣读。当时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很认真静听译员的宣读。当译员读到我军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的段落时，学员们无不表示赞叹。宣读结束时，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易非还在课后对印尼朋友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一一给予答复。
　　 这次讲课后不久，印尼国防部长伊哇先生邀请易非夫妇到他家作客，伊哇先生和夫人还亲自到门口迎候易非夫妇，部长的两位千金也出来作陪。在易非参加的印尼军方举行的多次招待会上，印尼军方朋友喜欢向易非提出各种问题，了解我人民军队的情况，易非都给了他们满意的解答。
　　
　　 反击荷兰海军司令的挑衅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斗争取得的节节胜利，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易非作为我驻外武官，很注意运用这一大好形势，扩大我志愿军的影响，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当时各国驻印尼使馆武官不多，亚、非、拉国家驻印尼使馆除印度外，都没有武官，就是苏联，当时也没有派驻武官，只有美国海、陆、空三军武官和副武官最多，英国和荷兰军事代表团的人员也不少。在印尼举行的招待会上，我使馆人员为此很注意提高警惕，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问题。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的一天，印尼军方举行招待会，欢迎荷兰海军司令前来访问，邀请驻印尼的各国武官参加。这位荷兰海军司令作为当晚招待会的主宾，神气活现地走到易非面前，态度傲慢地劈头就问：“你们中国人在干什么呀？”易非看到对方来者不善，立即决定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反对侵略，保卫和平！”这位司令没有听出这句话的含意和份量，继续阴阳怪气地问道：“谁侵略了你们啦？先生！”易非回答：“谁侵略朝鲜，谁侵略中国？你心里明白。”并严肃地对他说，“我想告诉阁下，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怕帝国主义和它的走卒挑衅的。如果它们想把猪嘴伸进社会主义的花园，偷吃中国人民的胜利果实，中国人民一定能把它们打得焦头烂额！”在当时的朝鲜战场上，荷兰派兵参加了所谓的“联合国军”，充当美军手下的一名小卒，受到中朝两国军队的严厉惩罚。今天这位荷兰海军司令没想到在这个场合，中国武官又用这样强硬的语言来反击自己，不由得愣了一下。他知道再继续斗下去也得不到任何便宜，只好用英文说了声“再见，先生”，就转身走了。当时在易非身旁的印尼军官听了易非的回答感到既惊讶又高兴；易非的译员、爱国华侨张琼在招待会结束后不停地说：“太好了，太好了。今天晚上灭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气焰，长了中国人的威风！”
　　
　　 还有一次印尼军方举行招待会，易非进入会场后与印尼军方朋友热情握手交谈，此时有一位美军武官也来到易非面前，伸出手来，想和易非握手，但被易非拒绝。他平静地望着这位美国武官，微微摇头，表示不能和他握手。美国武官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局面，当即面红耳赤，手足无措，十分尴尬。印尼朋友也面面相觑，感到惊讶，不理解，随后他们中有人面露微笑，表示理解中国武官的做法。
　　 易非当时考虑的是，外交战线应该配合军事斗争，才能提高祖国的国际地位。当时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朝鲜与美国侵略军浴血奋战，自己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决不能与美国武装部队代表握手，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损害伟大祖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象和尊严。易非的态度和做法，得到了友好的印尼朋友和其他人士的理解和赞赏。
　　
　　 为周总理做安全保卫工作
　　
　　 １９５５年４月，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亚非会议，派遣了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前往参加。周总理为亚非会议的圆满成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亚非会议结束后又率代表团正式访问印尼，受到印尼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但是，美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却对此十分惊恐，进行了种种破坏活动。他们先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妄图杀害周总理，破坏亚非会议；阴谋失败后，他们又组织暗杀队，企图暗杀在印尼的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我驻印尼使馆在黄镇大使领导下，从各方面加强了对周总理和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使馆把通过秘密渠道得到的在印尼的蒋帮分子的暗杀计划通知了印尼外交部，引起了印尼政府的高度重视，加强了安全保卫措施。在我国代表团内，也立即行动起来，研究如何防止发生意外。陈毅副总理在动员会上说：代表团人人都要做保卫工作、当警卫员，就是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在万隆的华侨也紧急动员起来，他们在“支援中国代表团委员会”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地为加强安全保卫工作献计出力。当出现华侨和印尼人民争着目睹周总理的拥挤场面时，来自印尼各地的３０多名侨报记者便自动形成人墙，围在周总理周围，保卫周总理的安全。由于各个方面防范严密，美蒋阴谋再次遭到了失败。
　　 周总理在印尼访问期间，要在使馆举行两次大型招待会，一次是招待苏加诺总统等政府首脑和高级官员，一次是招待印尼各地侨领。为了保证这两次招待会的安全，使馆工作人员和参加帮助招待会工作的华侨青年组成三道防线，与印尼警方密切配合，各司其职。招待会开始时，周总理和黄大使并排站在门前迎接客人，易非站在他们身后，密切注视着周总理周围的情况，防备发生意外。
　　 周总理结束访问印尼的前夕，和陈毅副总理住在大使馆，周总理就住在黄大使房内。头天晚上，易非和中央保卫局副局长在他门前守卫，亲眼看到总理彻夜工作直到天亮才熄灯就寝。在周总理和代表团回国的那天晚上，国内派来迎接的专机停在印尼军用机场，易非在机场与印尼军方人员一道看护专机。直到天亮后，周总理率代表团来到机场，登机起飞，易非才回到使馆休息，心中放下了千斤担子。
　　
　　 帐篷外交
　　
　　 １９６１年４月中国和老挝建交，易非被调到老挝工作，先任中国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一等秘书，后于１９６３年４月任我国驻老挝大使馆武官。
　　 老挝地处东南亚，原是法国的殖民地，二战时被日军占领，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取得独立。法国殖民主义者不甘失败，在美国支持下，大举入侵老挝，遭到老挝人民的沉重打击。１９５４年７月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后，法国被迫退出老挝。但这次会议的协议墨迹未干，美国即支持老挝右派撕毁协议，推翻联合政府。右派实行的内战独裁政策遭到老挝人民的坚决反对，１９５９年８月，以王国政府军伞兵第二营营长贡勒上尉为首的爱国官兵发动政变，推翻了右派反动政府，成立了以富马亲王为首的中左联合政府。不甘失败的美国政府随后又支持右派头目进军万象，占领首都，成立了右派政府。富马合法政府为保存力量，转移进入解放区，与巴特寮（老挝爱国战线）合作，领导人民继续进行抗美救国斗争。１９６１年４月，富马首相和苏发努冯亲王率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级外交代表。我国政府随后成立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进入老挝解放区，以示对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予以支持。
　　 当时的老挝解放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经济文化代表团的驻地丰沙湾，号称是川圹省经济文化中心，实际上只是个仅有２００来户人家的小街镇。王国政府拨给代表团的房子，是街上唯一的一幢瓦房，连耳房在内只有４间房子。开始时代表团工作人员大多只好住帐篷，后来代表团在屋后盖了９间草房，代表团的工作生活条件才有所改善。当时，丰沙湾没有电，晚上办公用蜡烛或用墨水瓶做的油灯照明，发电机只好用手摇马达。代表团工作人员一日三餐，一般都清茶淡饭，吃不到荤腥。市场上蔬菜也不多，肉禽蛋更不易买到。团领导为改善大家生活，组织大家开荒种菜，不久蔬菜可基本自给，还扩大了政治影响。这里没有自来水，吃、用水都要到附近的松北县政府大院内的水井去取。为了不影响对方用水，又不影响工作，代表团决定在屋后厨房边自己打井取水。大家分成４个组，日夜轮流作业。老挝天气炎热，大家穿短裤，打赤膊，挥汗如雨，不停地往下掘挖，过路的老挝朋友看到这个场面深受感动，翘起大拇指，称“中国人民是好样的”。到第三天早上挖到地下５米多，井里终于出了水。易非连忙想打桶水上来给大家尝尝新，可当他俯身向下时，却把放在口袋里的新手表掉到井里去了。办公室主任任建华自告奋勇下到已有一米水深的井里把表捞起来，使易非很受感动，高兴地请大家喝了茅台酒。
　　
　　 面对右派军官的枪口
　　
　　 １９６４年４月，老挝右派又一次发动政变。政变那天，万象戒严，除外交使团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这天下午，我驻老挝使馆岳代办到越南使馆看望越南大使，返回时座车却被包围越南使馆的右派军队禁止驶出越南大使馆大门。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岳代办打电话给易非，要易非和右派军队交涉，接他回使馆。
　　 易非和译员张志国驱车来到越南使馆门前，老挝右派军队的一名军官挥手示意要他们停车。“你到哪里去？”他问道。易非下车后出示了身分证，很有礼貌地说：“我来接我们的代办回家吃晚饭。”这名军官听后瞪了易非一眼，右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易非问：“为什么不行？”他理屈词穷，答不上来，停了一下，又蛮不讲理说，“不行就是不行！”易非继续和他说理，但他不容易非讲完，掏出手枪，用食指扣在板机上，大声咆哮：“你走开！再不走开，我就开枪了！”散在各处的士兵也包围上来，端着枪，劈劈啪啪地推上子弹，杀气腾腾，如临大敌。
　　 易非见他们竟敢这样使用武力来威胁一个国家使馆外交官的正常活动，感到很气愤。正当他用憎恨和鄙视的眼光看着这名军官的表演，决定利用自己武官的身份地位，把他的“威风”打下去，以维护我人民解放军和伟大祖国尊严的时候，译员张志国从他身后闪出来，大声叱责那名军官的野蛮行为：“放下你的手枪！他是我们中国大使馆的上校武官，你敢动他？”站在越南大使馆大门里面的越南大使和岳代办看到这种情况，也对那右派军官发出严厉的警告。张志国接着大声质问他：“我们来接我们的代办回家吃晚饭，你有什么权力阻挠？”
　　 中越两国外交人员凛然不可侵犯的英雄主义气慨，压倒了右派军官的气焰。他不得不收起手枪，悻悻地退了下去。
　　 岳代办回来后，即与老挝外交部礼宾司通了电话，就右派侵犯外交特权提出口头抗议，并要求对方赔偿——时间上的损失！
　　
　　 外交战线一功臣
　　
　　 １９７６年５月，易非被任命为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武官，之后又于１９８０年１月赴渥太华任我国驻加拿大使馆武官。１９８３年８月，易非奉调回国，结束了长达３０多年的外交生涯。
　　 易非在驻外武官的任上，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外交政策，勤奋工作，为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与驻在国武装部队之间的友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优异的成绩，赢得了驻在国武装部队领导人和各方面友好人士的称赞，增进了他们对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了解，促进了相互间的交往和友好合作。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亲笔为他题词：“风云激荡方显英雄本色”。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及张钅至秀、刘春、刘振华等领导同志也纷纷题词，称赞他是“外交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易非于１９８４年离休，他曾荣获中国人民三级独立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独立勋章。
　　 易非同志离休后，关心家乡经济建设，还寄过２０００元给家乡办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