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果说樊弘在学术理论的“自觉”坚持下“反蒋”，助其在解放初获得政治优待，那么在1950年代后那段特殊的岁月中，他同样因为学术坚持而卷入政治狂飙。
在新中国的经济学史上，有两位经济学家获得了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殊荣，一位是大名鼎鼎的马寅初，另一位却鲜为人知，他便是北大经济学系教授樊弘（1900?1988）。
樊弘19岁考入北京大学，不满40岁已著作等身，前往剑桥大学留学。国内马列主义燃起星星之火时，他在异国他乡一文成名，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很多与他共事的人认为，他是一位单纯的知识分子，一个只懂得研究学问的人。然而，回顾他的一生，又从未摆脱政治纠缠。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樊弘的一生，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他的人生轨迹又与那个时代如何相连？
从墨子到马克思
支配人生的中心力量究竟是什么？这是樊弘在青年时代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
樊弘早年为这一问题找到的答案，是中国传统哲学家墨子的利他主义。他视墨家为一种宗教，不仅在理论上相信，“而且在行为上，无时无地，不是以身作则的去躬行实践的”。1948年，樊弘在他的著作《两条路》的代序《苦闷与得救》一文中如是说。
樊弘的儿子樊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家父写的《苦闷与得救》是他的文章中最精彩的一篇， 写出了他一个为国为民的知识分子的心路。”
1930年，樊弘到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职。在大上海数月，古老的利他主义再难躬行。
在这个“什么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的地方，樊弘发现四重困境：如果小费给得太多，不但得不到佣人的感谢，反而会被骂为“猪头三”；衣着过分简朴不但不利于思想的宣传，还会“讨侮辱吃”；即使抛却上述问题不谈，那时上海贫民不知几多万人，再利他也没有能力救济多少；况且在这个巨大的都市里，人们大多受物质的利益支配，还有几人愿意去利他呢？
此后，“宗教”破产的樊弘开始另觅他径。从上海转至北平，“佛已学了，虽不知解，微有领悟，但觉空无所依，转而学孔。孔已学了，惜亦无得。此时虽亦涉猎唯物史观，但总觉得于我是隔膜的。”
1937年，正在寻找新工作的樊弘路遇胡适交谈，迎来人生一个拐点。在胡适的建议下，樊弘前往陈岱孙处申请庚子赔款赴英研究机会，并由蒋梦麟亲笔信推荐，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师从对马克思《资本论》颇有研究的剑桥大学副教授道布先生，完成了论文《评马克思和凯恩斯的资本积蓄、货币和利息的理论》。
这篇论文将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进行比较研究，用马克思的经济观点去揭示凯恩斯理论的缺陷，他认为，“凯恩斯知道的，马克思都知道；而马克思已经知道的，凯恩斯却并不知道”。
当时，凯恩斯理论正处在鼎盛时期，敢向其“亮剑”的学者少之又少，此文发表于《经济研究评论》上，引起英国学术界重视。须知，时至今日能在这一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中国经济学家仍是凤毛麟角。
由此，樊弘对马克思的研究和对凯恩斯理论的批判几乎贯穿了他后来的整个学术生涯。回国后，他任教于复旦大学，也自然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
辗转多年，樊弘的学术生涯翻开新的一页，但那个“支配人生的中心力量”的终极之问，仍未得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家红在《樊弘著作集》序言中说，那时身处抗战大后方重庆的樊弘通过参加九三学社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开始接触大量的民主人士，政治上也逐渐转向激进。
历经多年上下求索，思想质变的灵感最终来了。
在《苦闷与得救》中，樊弘回忆，“因敌人飞机肆虐，逼上峨嵋山。行到半山之上，入一破庙，赁屋读书，治微积分。就在这个时候，记得有这一夜，灵机忽发生作用，方才觉得支配人生行为的中心力量原来既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何须向书本上再行寻求，是即个人取得收益的方法了。”
“人类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是支配人类的中心力量。”在樊弘看来，这一所悟恰恰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合流。
“我不承认我自己的理想是抄袭马克思的学说来的。”他强调，“我不禁要说，马克思实在是这一方面知道得最多的一个前辈”。
反蒋代表
曾在1950年代担任过樊弘助教的中央党校教授裴元秀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那个年代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中，有些是出于反抗旧社会压迫，有些是出于政治生命的成长，有些是顺应革命大潮，“樊弘则是另一类的典型代表，他是因为学术自觉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其实早在1920年代，樊弘在其密友、中共地下党员也是他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范鸿劼被国民党杀害以及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便公开登报宣布退出国民党。
那时的樊弘还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而在峨嵋山上终于想明白“支配人类的中心力量”之后，樊弘成为了一个坚定的民主人士。
孙家红曾写到，在这一体悟下，樊弘认为国民党政府的种种问题，是由他们所取得收益的方式根本决定了的，只能通过人民起来斗争予以解决。
樊弘说，“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取决于他在社会生产分工中所处的位置。”裴元秀对记者回忆，“所以他由此推理，蒋介石政府必然只能代表四大家族的利益。”
抗战结束后，樊弘任教北大。北大教授张友仁对记者说，樊弘教《资本论》，受学生欢迎，讲了一学期后，到了暑假学生想请他再讲一讲。
当时樊弘住在北平东四十条32号。院内有山，山上有亭，一群学生就直接去他家，围坐在亭子里听樊弘开讲。
除了授课，樊弘积极开始了他的反蒋事业。除了撰写大量政论文章，还冒死发表演说。其子樊平回忆，其演说内容主要为宣传他的反蒋理论，他还支持学生运动，配合中共地下党员将进步青年送往解放区。
1947年纪念“五四”运动的北京沙滩红楼集会上，樊弘发言说，不管遇到什么危险，只要活着，就要反蒋到底，如果台下有特务，可以向他开枪。当时有人向樊弘妻子提醒“小心成了闻一多第二”，有人劝告他前往解放区避风头，他拒不前往，说“学生们需要教授的支持”。 孙家红在文献中说，虽然与周炳琳等当年北大经济系几位“元老级”教授相比，樊弘略显逊色，即使与同龄人陈岱孙相比也属大器晚成者，但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影响日益显著、迅速崛起，乃至与许德珩、袁翰青被并称为“民主三教授”，1949年7月樊弘出任北大经济系主任。
同年10月，樊弘作为“反蒋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此外，樊弘在建国初期还担任北大校务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小组副组长、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并于1950年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是北京大学第一位由中共中央直接批准入党的教授。
“走下”城楼
如果说樊弘在学术理论的“自觉”坚持下“反蒋”，助其在解放初获得政治优待，那么，在1950年代后那段特殊的岁月中，他却同样因为学术坚持而卷入政治狂飙，理论研究也陷于艰难。
樊平说，父亲一介书生，总是把政治和学术分得很开，无论政治空气如何，学术观点总是要发表的。
风险从1950年起开始积累。
樊弘在教学座谈会和刊物上，发表他对建国后经济学教学的看法，认为必须以马列学派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正宗，但同时亦必须纠正政治经济学上过“左”的偏向，并建议在大学里开设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课程。
“这位老先生在政治上、在人情世故的处理上，有时天真得像一个小孩。”裴元秀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樊弘于1950年发表了另一篇引起争论的论文《马克思的周期恐慌学说》。
由于多个事件累积，樊弘不久被送往中央党校的前身马列学院学习。
据樊平回忆，樊弘对此次安排的态度是：“我因为发现我没有马列主义而高兴，因为这样我便有跨入马列主义的门槛之望。”
然而，樊弘在党校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为此特意找来《资本论》原文，向任课教师郭大力力证其观点是正确的。经此一事，樊郭二人虽成为好友，但却令樊弘在马列学院的处境更为不妙。
“党校的领导认为父亲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樊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
从马列学院回到北大后，樊弘职位调整为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在短暂的平静岁月中樊弘获得预备党员转正，并写出《西山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长》一书。
但很快，他又因为在商品和价值规律领域多次发表不被接受的观点等，受到更猛烈的批判，进而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地主”等帽子，最终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
在1949年至改革开放初期30年左右的时间里，樊弘大多数时间都在政治运动中度过。
樊平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一件小事：樊弘小时候，他的父母患有肺病，无法像其他父母一样教他游泳，一天樊弘实在忍耐不住便纵身往江中一跃，所幸有惊无险。樊弘的祖母因此事给他起了个字“止平”，希望他遇事能止、为人能平。“虽然祖训总是挂在心上，但终其一生，也没能做成一个平和之人。”樊平说。
樊弘在《苦闷与得救》中也自省，“我因我的脾气太坏了，意气逼人之事层出无已，迄今亦未完全改得过来。”
“文革”结束后，樊弘得以平反，但其学术研究仍然举步维艰。
1981年裴元秀从外地回京探望樊弘，发现由于“文革”期间被抄家，他家中竟没有一套完整的马恩全集，更遑论其他书籍。樊弘也未能配助手，其高龄写作尤为艰难，裴元秀因此留下，为樊弘草稿作誊写。
尚未完全消除历史影响，樊弘所写的文章，难以找到发表之处。当时的财政部科学研究所所长许毅得知樊弘处境，特来造访，樊弘的一篇论文才得以在《财政研究》上刊出。
据张友仁和樊平回忆，樊弘在被批斗的岁月中曾深表失望。但裴元秀说，她那时看到的樊弘，虽然身体已较虚弱，却心态平和，笔耕不辍。
“有房间住，有夫人给做口饭，他便继续写书。”
1982年，樊弘出版了此生最后一部专著《凯恩斯有效需求原则和就业被数学说批判》。樊平说，其父私下表示已完成对凯恩斯理论的批判，实现了一大理想。
“在后来的几年中，历史给樊弘带来的阴影消除了，他希望能够到外面去宣讲自己的理论，可惜年岁已经太大，没有学校敢邀请他了。”裴元秀说。
1988年，樊弘因病逝于北京。
在新中国的经济学史上，有两位经济学家获得了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殊荣，一位是大名鼎鼎的马寅初，另一位却鲜为人知，他便是北大经济学系教授樊弘（1900?1988）。
樊弘19岁考入北京大学，不满40岁已著作等身，前往剑桥大学留学。国内马列主义燃起星星之火时，他在异国他乡一文成名，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很多与他共事的人认为，他是一位单纯的知识分子，一个只懂得研究学问的人。然而，回顾他的一生，又从未摆脱政治纠缠。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樊弘的一生，经历了怎样的跌宕起伏？他的人生轨迹又与那个时代如何相连？
从墨子到马克思
支配人生的中心力量究竟是什么？这是樊弘在青年时代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
樊弘早年为这一问题找到的答案，是中国传统哲学家墨子的利他主义。他视墨家为一种宗教，不仅在理论上相信，“而且在行为上，无时无地，不是以身作则的去躬行实践的”。1948年，樊弘在他的著作《两条路》的代序《苦闷与得救》一文中如是说。
樊弘的儿子樊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家父写的《苦闷与得救》是他的文章中最精彩的一篇， 写出了他一个为国为民的知识分子的心路。”
1930年，樊弘到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职。在大上海数月，古老的利他主义再难躬行。
在这个“什么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的地方，樊弘发现四重困境：如果小费给得太多，不但得不到佣人的感谢，反而会被骂为“猪头三”；衣着过分简朴不但不利于思想的宣传，还会“讨侮辱吃”；即使抛却上述问题不谈，那时上海贫民不知几多万人，再利他也没有能力救济多少；况且在这个巨大的都市里，人们大多受物质的利益支配，还有几人愿意去利他呢？
此后，“宗教”破产的樊弘开始另觅他径。从上海转至北平，“佛已学了，虽不知解，微有领悟，但觉空无所依，转而学孔。孔已学了，惜亦无得。此时虽亦涉猎唯物史观，但总觉得于我是隔膜的。”
1937年，正在寻找新工作的樊弘路遇胡适交谈，迎来人生一个拐点。在胡适的建议下，樊弘前往陈岱孙处申请庚子赔款赴英研究机会，并由蒋梦麟亲笔信推荐，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师从对马克思《资本论》颇有研究的剑桥大学副教授道布先生，完成了论文《评马克思和凯恩斯的资本积蓄、货币和利息的理论》。
这篇论文将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进行比较研究，用马克思的经济观点去揭示凯恩斯理论的缺陷，他认为，“凯恩斯知道的，马克思都知道；而马克思已经知道的，凯恩斯却并不知道”。
当时，凯恩斯理论正处在鼎盛时期，敢向其“亮剑”的学者少之又少，此文发表于《经济研究评论》上，引起英国学术界重视。须知，时至今日能在这一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中国经济学家仍是凤毛麟角。
由此，樊弘对马克思的研究和对凯恩斯理论的批判几乎贯穿了他后来的整个学术生涯。回国后，他任教于复旦大学，也自然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
辗转多年，樊弘的学术生涯翻开新的一页，但那个“支配人生的中心力量”的终极之问，仍未得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家红在《樊弘著作集》序言中说，那时身处抗战大后方重庆的樊弘通过参加九三学社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开始接触大量的民主人士，政治上也逐渐转向激进。
历经多年上下求索，思想质变的灵感最终来了。
在《苦闷与得救》中，樊弘回忆，“因敌人飞机肆虐，逼上峨嵋山。行到半山之上，入一破庙，赁屋读书，治微积分。就在这个时候，记得有这一夜，灵机忽发生作用，方才觉得支配人生行为的中心力量原来既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何须向书本上再行寻求，是即个人取得收益的方法了。”
“人类的取得收益的方法，是支配人类的中心力量。”在樊弘看来，这一所悟恰恰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合流。
“我不承认我自己的理想是抄袭马克思的学说来的。”他强调，“我不禁要说，马克思实在是这一方面知道得最多的一个前辈”。
反蒋代表
曾在1950年代担任过樊弘助教的中央党校教授裴元秀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那个年代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中，有些是出于反抗旧社会压迫，有些是出于政治生命的成长，有些是顺应革命大潮，“樊弘则是另一类的典型代表，他是因为学术自觉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其实早在1920年代，樊弘在其密友、中共地下党员也是他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范鸿劼被国民党杀害以及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便公开登报宣布退出国民党。
那时的樊弘还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而在峨嵋山上终于想明白“支配人类的中心力量”之后，樊弘成为了一个坚定的民主人士。
孙家红曾写到，在这一体悟下，樊弘认为国民党政府的种种问题，是由他们所取得收益的方式根本决定了的，只能通过人民起来斗争予以解决。
樊弘说，“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取决于他在社会生产分工中所处的位置。”裴元秀对记者回忆，“所以他由此推理，蒋介石政府必然只能代表四大家族的利益。”
抗战结束后，樊弘任教北大。北大教授张友仁对记者说，樊弘教《资本论》，受学生欢迎，讲了一学期后，到了暑假学生想请他再讲一讲。
当时樊弘住在北平东四十条32号。院内有山，山上有亭，一群学生就直接去他家，围坐在亭子里听樊弘开讲。
除了授课，樊弘积极开始了他的反蒋事业。除了撰写大量政论文章，还冒死发表演说。其子樊平回忆，其演说内容主要为宣传他的反蒋理论，他还支持学生运动，配合中共地下党员将进步青年送往解放区。
1947年纪念“五四”运动的北京沙滩红楼集会上，樊弘发言说，不管遇到什么危险，只要活着，就要反蒋到底，如果台下有特务，可以向他开枪。当时有人向樊弘妻子提醒“小心成了闻一多第二”，有人劝告他前往解放区避风头，他拒不前往，说“学生们需要教授的支持”。 孙家红在文献中说，虽然与周炳琳等当年北大经济系几位“元老级”教授相比，樊弘略显逊色，即使与同龄人陈岱孙相比也属大器晚成者，但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影响日益显著、迅速崛起，乃至与许德珩、袁翰青被并称为“民主三教授”，1949年7月樊弘出任北大经济系主任。
同年10月，樊弘作为“反蒋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此外，樊弘在建国初期还担任北大校务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小组副组长、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并于1950年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是北京大学第一位由中共中央直接批准入党的教授。
“走下”城楼
如果说樊弘在学术理论的“自觉”坚持下“反蒋”，助其在解放初获得政治优待，那么，在1950年代后那段特殊的岁月中，他却同样因为学术坚持而卷入政治狂飙，理论研究也陷于艰难。
樊平说，父亲一介书生，总是把政治和学术分得很开，无论政治空气如何，学术观点总是要发表的。
风险从1950年起开始积累。
樊弘在教学座谈会和刊物上，发表他对建国后经济学教学的看法，认为必须以马列学派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正宗，但同时亦必须纠正政治经济学上过“左”的偏向，并建议在大学里开设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课程。
“这位老先生在政治上、在人情世故的处理上，有时天真得像一个小孩。”裴元秀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樊弘于1950年发表了另一篇引起争论的论文《马克思的周期恐慌学说》。
由于多个事件累积，樊弘不久被送往中央党校的前身马列学院学习。
据樊平回忆，樊弘对此次安排的态度是：“我因为发现我没有马列主义而高兴，因为这样我便有跨入马列主义的门槛之望。”
然而，樊弘在党校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为此特意找来《资本论》原文，向任课教师郭大力力证其观点是正确的。经此一事，樊郭二人虽成为好友，但却令樊弘在马列学院的处境更为不妙。
“党校的领导认为父亲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樊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
从马列学院回到北大后，樊弘职位调整为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在短暂的平静岁月中樊弘获得预备党员转正，并写出《西山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长》一书。
但很快，他又因为在商品和价值规律领域多次发表不被接受的观点等，受到更猛烈的批判，进而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地主”等帽子，最终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
在1949年至改革开放初期30年左右的时间里，樊弘大多数时间都在政治运动中度过。
樊平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一件小事：樊弘小时候，他的父母患有肺病，无法像其他父母一样教他游泳，一天樊弘实在忍耐不住便纵身往江中一跃，所幸有惊无险。樊弘的祖母因此事给他起了个字“止平”，希望他遇事能止、为人能平。“虽然祖训总是挂在心上，但终其一生，也没能做成一个平和之人。”樊平说。
樊弘在《苦闷与得救》中也自省，“我因我的脾气太坏了，意气逼人之事层出无已，迄今亦未完全改得过来。”
“文革”结束后，樊弘得以平反，但其学术研究仍然举步维艰。
1981年裴元秀从外地回京探望樊弘，发现由于“文革”期间被抄家，他家中竟没有一套完整的马恩全集，更遑论其他书籍。樊弘也未能配助手，其高龄写作尤为艰难，裴元秀因此留下，为樊弘草稿作誊写。
尚未完全消除历史影响，樊弘所写的文章，难以找到发表之处。当时的财政部科学研究所所长许毅得知樊弘处境，特来造访，樊弘的一篇论文才得以在《财政研究》上刊出。
据张友仁和樊平回忆，樊弘在被批斗的岁月中曾深表失望。但裴元秀说，她那时看到的樊弘，虽然身体已较虚弱，却心态平和，笔耕不辍。
“有房间住，有夫人给做口饭，他便继续写书。”
1982年，樊弘出版了此生最后一部专著《凯恩斯有效需求原则和就业被数学说批判》。樊平说，其父私下表示已完成对凯恩斯理论的批判，实现了一大理想。
“在后来的几年中，历史给樊弘带来的阴影消除了，他希望能够到外面去宣讲自己的理论，可惜年岁已经太大，没有学校敢邀请他了。”裴元秀说。
1988年，樊弘因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