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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自己的政治体系和传统，因而美国的经验需要考虑到中国的条件。实现能源独立的各种因素如何整合到中国政府能源部门中，需要中国自己做出选择。
能源安全，一直受到美国社会高度关注，也是其历届政府的“心病”。自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实施石油禁运以来，对进口石油依赖的担心，使得自尼克松以来的历届美国总统无不将追求能源独立作为其能源政策的最重要目标。
细数起来，从尼克松提出能源独立目标至今，美国政府已出台7部《能源政策法案》，及其他相关立法，联邦政府用于石油研究的预算也大幅增加。
2013年11月，美国本国石油产量近20年来首次超过进口量，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则不断下降。受益于页岩气革命，美国已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石油、天然气和其他液化燃料的总产量已超过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
美国对能源安全的追求似乎已经达到目标。寻求本地稳定的、成本划算的能源供给将成为未来几十年美国能源政策的目标。专家表示，美国能源安全形势发生重大转折，除了政策支持，更关键的是有一个充分竞争的、鼓励私人投资和技术进步的能源市场。
“美国没有能源战略”
在尼克松时代，美国提出到1980年实现能源独立的目标。1975年，福特总统推动建立战略石油储备法案出台，目前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为7.27亿桶，为世界上数量最大的政府应急原油储备。卡特总统提出合成燃料项目，而里根的能源政策则体现出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他取消了全国范围内的对燃料价格的管制。克林顿任内实施了一项新一代节能轿车计划，希望实现家庭用车每加仑行驶80英里的目标。小布什最惹眼的政策则是向玉米乙醇行业砸入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如今，奥巴马提出“全方位”能源战略，对清洁能源支持力度较大。
对于历届美国总统的能源政策，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能源与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周哲予认为，基本都是在一套容易理解的和可修改的规则约束下的市场机制而已，“美国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整体能源战略”。他表示，美国能源市场自由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此基础上，不时补充一些政策措施，以实现特定目标，比如补贴可再生燃料生产，强制要求提高能源效率等。
即便是带领美国能源战略发生转折的页岩气革命也始于自由的市场机制。周哲予说，页岩气开采形成规模，需要在获取大量数据后对地质构造的深入了解、石油和天然气能够自由定价、矿产权私人所有、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中小型油气企业、竞争性的油田服务及设备行业、良好的能源基础设施、透明和可信赖的监管环境等多个前提。事实上，“美国能源部只在早期对页岩气的一些基础研究进行了少量投资，关键是良好的投资环境才导致了页岩气和页岩油技术商业化的实现。”
如今，奥巴马雄心勃勃的“全方位”能源政策更像是一个政治口号而非战略。周哲予说：“一个战略要求对于做什么、不做什么和调动哪些资源都做出政策选择。我不认为奥巴马政府比前几任政府有更多的能源战略。”
美国赖斯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乔·巴恩斯（Joe Barnes）也持有“美国不存在所谓的单一的、综合的能源政策”的看法。基于美国能源政策制定的机制层面，他解释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均有权制定能源政策。在联邦政府行政层面，美国能源部和环境保护署是能源政策的主要制定者。
“美国的能源政策是各方面参与者博弈的结果，它通常由政治因素驱动，有时候很矛盾。”巴恩斯说。不过，美国能源部前助理部长戴维·桑达洛（David Sandalow）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市场力量和政府政策都很重要，二者缺一不可，很难说孰重孰轻。
“市场的力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大量企业家参与其中。但对于一项处于早期阶段的新技术而言，市场的支持作用有限，在该阶段通常需要政府参与进来。我认为美国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
桑达洛举例说，过去三十年来，在页岩气、减少空气污染等方面，美国的能源政策是成功的，但从全球气候变暖等角度看，美国的政策不算成功，还有很多事要做。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贾森·博多夫（Jason Bordoff）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尽管能源独立是美国政府追求的目标，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政策在其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市场是推动能源行业创新的关键力量，也是经济的最佳组织和原则。”
美国的经验
同美国一样，中国也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但中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度仍在上升，国际地缘政治不稳定给能源进口市场造成的风险始终难以消弭，行业效率低下等原因都令形势堪忧。
“美国有很多经验值得中国根据自身条件借鉴，比如强调市场竞争的作用，能源市场的自由定价，稳定和透明的监管等。”周哲予说。
观察美国的经验，首先是放开市场，营造一个鼓励企业创新和投资的公平竞争环境。当前，最重要的是放开能源行业的市场准入，吸引更多的私人资本进入能源行业，提高行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推进成品油、天然气等重点能源产品的市场化定价改革，同时完善战略石油储备，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
巴恩斯说，美国经历的页岩气革命说明，能源部门需要进一步改革，放松对天然气和电力部门的管制，赋予土地所有者清晰的财产权利，培育大量私人小企业。
其次，建立一套公开、透明的监管措施，使得企业有稳定的预期，愿意在能源领域进行投资。政府的职责和定位必须明确，既要避免政策缺位，也要避免“越俎代庖”，取代市场功能。比如，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电网升级换代，扫除抑制能源行业长远发展的瓶颈性因素。加强对能源行业基础性研发的支持和投入，但需要避免通过行政指令或补贴，代替市场选择新技术。
在能源进口来源方面，需减轻对不稳定进口来源的依赖，抑制价格波动。从美国的经验可看出，要从根本上保障能源安全必须振兴国内能源生产。因为在一个受制于地缘政治因素的国际能源市场，特别是原油市场，即便实现了供给多元化，也无法完全保证能源供给安全。
周哲予表示，中国有自身的实际情况，参考美国的经验需要通盘考虑。竞争、市场定价、地方接受程度、稳定的投资环境和资本市场这些重要因素如何发挥作用，需要中国自己的探索和实践。
能源安全，一直受到美国社会高度关注，也是其历届政府的“心病”。自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实施石油禁运以来，对进口石油依赖的担心，使得自尼克松以来的历届美国总统无不将追求能源独立作为其能源政策的最重要目标。
细数起来，从尼克松提出能源独立目标至今，美国政府已出台7部《能源政策法案》，及其他相关立法，联邦政府用于石油研究的预算也大幅增加。
2013年11月，美国本国石油产量近20年来首次超过进口量，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则不断下降。受益于页岩气革命，美国已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石油、天然气和其他液化燃料的总产量已超过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
美国对能源安全的追求似乎已经达到目标。寻求本地稳定的、成本划算的能源供给将成为未来几十年美国能源政策的目标。专家表示，美国能源安全形势发生重大转折，除了政策支持，更关键的是有一个充分竞争的、鼓励私人投资和技术进步的能源市场。
“美国没有能源战略”
在尼克松时代，美国提出到1980年实现能源独立的目标。1975年，福特总统推动建立战略石油储备法案出台，目前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为7.27亿桶，为世界上数量最大的政府应急原油储备。卡特总统提出合成燃料项目，而里根的能源政策则体现出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他取消了全国范围内的对燃料价格的管制。克林顿任内实施了一项新一代节能轿车计划，希望实现家庭用车每加仑行驶80英里的目标。小布什最惹眼的政策则是向玉米乙醇行业砸入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如今，奥巴马提出“全方位”能源战略，对清洁能源支持力度较大。
对于历届美国总统的能源政策，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能源与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周哲予认为，基本都是在一套容易理解的和可修改的规则约束下的市场机制而已，“美国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整体能源战略”。他表示，美国能源市场自由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此基础上，不时补充一些政策措施，以实现特定目标，比如补贴可再生燃料生产，强制要求提高能源效率等。
即便是带领美国能源战略发生转折的页岩气革命也始于自由的市场机制。周哲予说，页岩气开采形成规模，需要在获取大量数据后对地质构造的深入了解、石油和天然气能够自由定价、矿产权私人所有、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中小型油气企业、竞争性的油田服务及设备行业、良好的能源基础设施、透明和可信赖的监管环境等多个前提。事实上，“美国能源部只在早期对页岩气的一些基础研究进行了少量投资，关键是良好的投资环境才导致了页岩气和页岩油技术商业化的实现。”
如今，奥巴马雄心勃勃的“全方位”能源政策更像是一个政治口号而非战略。周哲予说：“一个战略要求对于做什么、不做什么和调动哪些资源都做出政策选择。我不认为奥巴马政府比前几任政府有更多的能源战略。”
美国赖斯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乔·巴恩斯（Joe Barnes）也持有“美国不存在所谓的单一的、综合的能源政策”的看法。基于美国能源政策制定的机制层面，他解释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均有权制定能源政策。在联邦政府行政层面，美国能源部和环境保护署是能源政策的主要制定者。
“美国的能源政策是各方面参与者博弈的结果，它通常由政治因素驱动，有时候很矛盾。”巴恩斯说。不过，美国能源部前助理部长戴维·桑达洛（David Sandalow）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市场力量和政府政策都很重要，二者缺一不可，很难说孰重孰轻。
“市场的力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大量企业家参与其中。但对于一项处于早期阶段的新技术而言，市场的支持作用有限，在该阶段通常需要政府参与进来。我认为美国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要。”
桑达洛举例说，过去三十年来，在页岩气、减少空气污染等方面，美国的能源政策是成功的，但从全球气候变暖等角度看，美国的政策不算成功，还有很多事要做。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贾森·博多夫（Jason Bordoff）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尽管能源独立是美国政府追求的目标，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政策在其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市场是推动能源行业创新的关键力量，也是经济的最佳组织和原则。”
美国的经验
同美国一样，中国也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但中国的石油进口依存度仍在上升，国际地缘政治不稳定给能源进口市场造成的风险始终难以消弭，行业效率低下等原因都令形势堪忧。
“美国有很多经验值得中国根据自身条件借鉴，比如强调市场竞争的作用，能源市场的自由定价，稳定和透明的监管等。”周哲予说。
观察美国的经验，首先是放开市场，营造一个鼓励企业创新和投资的公平竞争环境。当前，最重要的是放开能源行业的市场准入，吸引更多的私人资本进入能源行业，提高行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推进成品油、天然气等重点能源产品的市场化定价改革，同时完善战略石油储备，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
巴恩斯说，美国经历的页岩气革命说明，能源部门需要进一步改革，放松对天然气和电力部门的管制，赋予土地所有者清晰的财产权利，培育大量私人小企业。
其次，建立一套公开、透明的监管措施，使得企业有稳定的预期，愿意在能源领域进行投资。政府的职责和定位必须明确，既要避免政策缺位，也要避免“越俎代庖”，取代市场功能。比如，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电网升级换代，扫除抑制能源行业长远发展的瓶颈性因素。加强对能源行业基础性研发的支持和投入，但需要避免通过行政指令或补贴，代替市场选择新技术。
在能源进口来源方面，需减轻对不稳定进口来源的依赖，抑制价格波动。从美国的经验可看出，要从根本上保障能源安全必须振兴国内能源生产。因为在一个受制于地缘政治因素的国际能源市场，特别是原油市场，即便实现了供给多元化，也无法完全保证能源供给安全。
周哲予表示，中国有自身的实际情况，参考美国的经验需要通盘考虑。竞争、市场定价、地方接受程度、稳定的投资环境和资本市场这些重要因素如何发挥作用，需要中国自己的探索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