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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西客站附近一条小胡同，就到了白岩松工作的地方：一座不起眼的四层小楼。楼道昏暗，室内装饰简单，地板踩起来“咯咯”直响。很难想象，如此大牌的主持人，办公室竟然如此简朴。
身着蓝色衬衣，休闲裤，习惯性地将双臂交叉于胸前，并时不时用手轻扶一下黑框眼镜，屏幕下的白岩松依旧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他曾说过，10年前只是姓白，而如今头发也都白了，见面之后方觉并非戏言。
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他，在央视度过了18个年头，最为满意的是什么？他沉吟片刻，答案出人意料：“《新闻1 1》还活着。”
“节目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2008年，《新闻1 1》开播，不仅改变了传统电视评论刻板的说教方式，而且大胆触及有关国计民生的敏感话题。曾有人私下对白岩松说，且看这个节目能活多久。
4年过去了，这个节目不但还活着，而且在白岩松看来，它的锐气和精神还在，对新闻和社会的理解并未退步。“节目的媒体和公众关注度还在，‘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的确，活着并不容易。“如果只是报道事实，可能不一定特别难，但这是一个新闻评论，而且几乎是中央电视台唯一的评论节目，挑战当然是很大的。既有外在的环境问题，也有你自己的理解能力、反应速度、社会的传播过程中的分寸拿捏。这些东西，每天都是挑战。”白岩松坦言。
事实上，自从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关于白岩松的传闻不绝于耳。从2009年的“自杀”，2010年的“挂职”，再到今年“辞职”，几乎每年网络上都会有一条关于他的传言。
对此，白岩松一笑而过。他坦言自己是一个在互联网上极不敏感的人，从未开过博客和微博，甚至也从未有人收到过他发的电子邮件。每每关于他的谣言在网上流传，他大多是几天后从同事处获知，哈哈一笑置之。
今年，他再次“中枪”。温州动车事件发生后，白岩松在节目中批评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现在我不敢信，不能信……要不停地、不断地、永远说真话，直到大家的信心真正建立起来。”事后，这期节目的文字版被网友整理出来，在网上广为流传。
网上盛传他因此遭到批评，还写了检查。连同事都来向他求证，白岩松如以往一样大笑：“我多么希望是真的啊！”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确认，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辞过职或写过检查。
最近，他的一番话又被过度解读。在2011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上，当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为白岩松颁奖时，白岩松说，作为一名1989年毕业的大学生，与胡德平的家庭有着没有血缘的血缘关系。话音刚落，掌声雷动。
可在白岩松看来，这话再正常不过。“我是1989年大学毕业的，而且我们这代人对邓小平、胡耀邦充满了敬意，之前也看到中央领导写的纪念胡耀邦的文章，所以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感表达。”
白岩松对于引起这么多的议论也有几分无奈，他说他不会把每个问题都想得那么周全。“那会太累，大家愿意怎么解读就怎么解读吧。”
央视代言人还是央视异类？
不管白岩松愿不愿意，每有大事，他的评论总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甚至会被解读为高层授意，至少是代表了央视的态度。
但白岩松自己却不喜欢这种“被代表”。“我们是在做新闻，不是在做某一种态度。”他说。
白岩松向《中国新闻周刊》详解了《新闻1＋1》每天制作的流程：每天中午12点前，编辑会给他报两到三个选题，他选定一个后再跟领导碰头。确定选题之后，他与团队会有一个交流，然后各自准备。下午，他一般都是在准备晚上的直播内容，如果是不熟悉的问题，就会准备得更为仔细。不过，经过20年电视生涯的历练，少有他不熟悉的领域。
节目直播前，只有一个提纲，没有成文的稿子，甚至他自己事先都不确定节目上会具体说些什么。也就是说，上节目前，只有一个大体的方向和结构，更不存在所谓的领导授意。
矛盾的是，在被视为央视代言人的同时，敢说敢言的白岩松又常被一些人认为是央视庞大的传播机器中的一个异类，一个体制内的坚守者。但他自己并不同意这种看法：“我是央视的一员。我所感受到的所有东西也是从央视得到的。”
他说，许多人痛骂央视，但对于柴静、崔永元等主持人极尽赞美之词。“最后发现表扬最多的还是央视的。10年前大事看凤凰，如今已是看央视。所以，大家只是借骂央视反映另外的社会情绪。”
在他看来，新闻向前走的过程中，本来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所以“机缘巧合”出现了节目被取消的情况。“我能够去面对，这又不是唯一的一次，也不见得未来不会发生，这就是职业风险问题，否则全世界的新闻界就不会有开天窗这个说法了。”
带着理想，说有建设性的真话
在同事敬一丹眼中，白岩松是一个“不传播毋宁死”的家伙。“因为我比较傻还比较轴，所以才坚持到今天。”白岩松这样总结自己的新闻历程。
1985年，17岁的白岩松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进入《中国广播报》工作，开始了记者生涯。1993年，他调入央视，成为《东方时空》的主持人，这成为他事业的第一个转折点。很快，凭借着出色的表现，他为电视观众所熟识。
4年之后，白岩松迎来了事业的第2个转折点。1997年香港回归，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做大型直播节目，白岩松被选为节目的主持人。在事后的表彰大会中，他成为唯一获得一等奖的现场报道主持人。那一年，白岩松29岁。
随后的10多年中，面对着纷至沓来的各种荣誉，白岩松越来越从容和淡定。
如今，参加各种颁奖典礼前，白岩松都会问上一句：“为何把奖给我呢？”对方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你说真话，坚持新闻理想啊。”起初，听到这话，白岩松都会很开心，可当虚荣心消退之后，他颇感脸红：“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20多年前，他在大学课堂上学到的是，“说真话”是新闻的底线；而到了如今，“说真话”却成为获奖的理由。“说真话是全世界几百年以来新闻最基本的底线，从来就不是上线。就比如，你永远不能夸别人不偷东西便是好人。”白岩松感叹。
前几天，易中天问白岩松，“是梦想重要还是底线重要”。白岩松一如往常反应敏捷：“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制止底线的不断下滑，然后夯实底线，再慢慢抬高底线，站在抬高的底线上，你就会觉得离梦想近了一点。”
令他担心的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很多地方底线都变成了上线，报道新闻时说真话也成了巨大的优点。“我们有没有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新闻都不说真话，后果会怎样？”
他认为，后果就是，年轻一代失去危机感，公众失去了对真实社会的判断，很多年之后，今天的正面报道就会成为负面报道；相反，今天的负面报道，若是带着理想和建设性，很多年后回头看，它就是正面报道了，因为它促成了改变。
这位资深的媒体人更为担心的，是新闻行业的没落。如今，优秀的年轻人都往公务员、大型国企里挤，传媒界中的优秀人才自然变少了。所以他担心，10年之后，如果媒体中成长起来的都是二流人才，那就决定媒体也是二流的。
他鼓励年轻人，要以比他更快的速度超过他；他也一直在为年轻人创造机会。几年前，他就辞掉了3个栏目的制片人职务。在他曾担任制片人的《时空连线》团队中，目前已走出3个副主任、15个制片人和5个首席记者。他乐见柴静、张泉灵、李小萌等后辈成长起来，变得越来越成熟。
“或许又到推动新一轮新闻改革的时候了”
白岩松认为，网络让百姓变成了公民，开启了“全民皆记者”的时代，但也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不能都渴望自由，却滥用自由。
若干年前，他曾问启功先生，看到那些假冒他名字的字画有何感受。启功笑答：“有些比我写得还好，署他自己的名字多好啊！”
白岩松未曾想到，当年他提出的问题，如今返回给了他自己。
在微博上，有不少激进的语言署名为白岩松。“你假借别人之口去说自己心中的话，不同样是作假吗？”常有一些部门来央视核实传言，白岩松跟领导开玩笑说，以后直接报警就可以了。
但不管怎样，他仍将自己定位于互联网的支持者。
“或许我们又到了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时候了。十几年来，我们并没有开启新的新闻改革，只不过是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出现，使我们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还不是那么自发和主动的，所以新闻也应该有新一轮的、更开放更透明的改革。”
白岩松举例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保证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只有新闻不断地改革，提供更快捷真实客观的新闻，老百姓才有知情权。”他说。
十几年前，白岩松写了一篇广为流传的《渴望年老》——并非希望年华流逝，而是企盼心智成熟。
年过不惑的白岩松，现在每周要踢两场球，还喜欢听摇滚乐，甚至比女人还爱逛街。他已将工作与生活严格划分，基本拒绝了外面的应酬，几乎每天都回家吃饭。“如果没有时间陪家人、听音乐、踢球的话，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白岩松说。
就在去年，白岩松出了第二本书《幸福了吗?》，以此记录10年来走过的日子。他似乎更喜欢总结过去，而不是筹划未来。他表示，从不去想5年之后的事情，唯一能做的就是过好现在。
正如他将自己的新书送给柴静时，在扉页上写的那句话：这一站，幸福。
（实习生李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白岩松，1968年出生，蒙古族。1989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分配至《中国广播报》工作。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至今。先后荣获“中国播音与主持”大奖特等奖、“中国金话筒奖”“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奖项。
他被视为中国电视媒体的良心，凝重而坚毅的神态，堪称电视屏幕上的中国表情。2011年，他在重大新闻事件中持续追问，体现着勇气与睿智，尤其“7.23”动车事故之后，他以动情而犀利的电视评论，引起巨大反响。新闻人是时代巨轮的望者，在中央电视台这个极其重要的传播平台上，他和他的同伴的努力和坚持弥足珍贵。
身着蓝色衬衣，休闲裤，习惯性地将双臂交叉于胸前，并时不时用手轻扶一下黑框眼镜，屏幕下的白岩松依旧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他曾说过，10年前只是姓白，而如今头发也都白了，见面之后方觉并非戏言。
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他，在央视度过了18个年头，最为满意的是什么？他沉吟片刻，答案出人意料：“《新闻1 1》还活着。”
“节目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2008年，《新闻1 1》开播，不仅改变了传统电视评论刻板的说教方式，而且大胆触及有关国计民生的敏感话题。曾有人私下对白岩松说，且看这个节目能活多久。
4年过去了，这个节目不但还活着，而且在白岩松看来，它的锐气和精神还在，对新闻和社会的理解并未退步。“节目的媒体和公众关注度还在，‘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的确，活着并不容易。“如果只是报道事实，可能不一定特别难，但这是一个新闻评论，而且几乎是中央电视台唯一的评论节目，挑战当然是很大的。既有外在的环境问题，也有你自己的理解能力、反应速度、社会的传播过程中的分寸拿捏。这些东西，每天都是挑战。”白岩松坦言。
事实上，自从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关于白岩松的传闻不绝于耳。从2009年的“自杀”，2010年的“挂职”，再到今年“辞职”，几乎每年网络上都会有一条关于他的传言。
对此，白岩松一笑而过。他坦言自己是一个在互联网上极不敏感的人，从未开过博客和微博，甚至也从未有人收到过他发的电子邮件。每每关于他的谣言在网上流传，他大多是几天后从同事处获知，哈哈一笑置之。
今年，他再次“中枪”。温州动车事件发生后，白岩松在节目中批评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现在我不敢信，不能信……要不停地、不断地、永远说真话，直到大家的信心真正建立起来。”事后，这期节目的文字版被网友整理出来，在网上广为流传。
网上盛传他因此遭到批评，还写了检查。连同事都来向他求证，白岩松如以往一样大笑：“我多么希望是真的啊！”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确认，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辞过职或写过检查。
最近，他的一番话又被过度解读。在2011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上，当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为白岩松颁奖时，白岩松说，作为一名1989年毕业的大学生，与胡德平的家庭有着没有血缘的血缘关系。话音刚落，掌声雷动。
可在白岩松看来，这话再正常不过。“我是1989年大学毕业的，而且我们这代人对邓小平、胡耀邦充满了敬意，之前也看到中央领导写的纪念胡耀邦的文章，所以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感表达。”
白岩松对于引起这么多的议论也有几分无奈，他说他不会把每个问题都想得那么周全。“那会太累，大家愿意怎么解读就怎么解读吧。”
央视代言人还是央视异类？
不管白岩松愿不愿意，每有大事，他的评论总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甚至会被解读为高层授意，至少是代表了央视的态度。
但白岩松自己却不喜欢这种“被代表”。“我们是在做新闻，不是在做某一种态度。”他说。
白岩松向《中国新闻周刊》详解了《新闻1＋1》每天制作的流程：每天中午12点前，编辑会给他报两到三个选题，他选定一个后再跟领导碰头。确定选题之后，他与团队会有一个交流，然后各自准备。下午，他一般都是在准备晚上的直播内容，如果是不熟悉的问题，就会准备得更为仔细。不过，经过20年电视生涯的历练，少有他不熟悉的领域。
节目直播前，只有一个提纲，没有成文的稿子，甚至他自己事先都不确定节目上会具体说些什么。也就是说，上节目前，只有一个大体的方向和结构，更不存在所谓的领导授意。
矛盾的是，在被视为央视代言人的同时，敢说敢言的白岩松又常被一些人认为是央视庞大的传播机器中的一个异类，一个体制内的坚守者。但他自己并不同意这种看法：“我是央视的一员。我所感受到的所有东西也是从央视得到的。”
他说，许多人痛骂央视，但对于柴静、崔永元等主持人极尽赞美之词。“最后发现表扬最多的还是央视的。10年前大事看凤凰，如今已是看央视。所以，大家只是借骂央视反映另外的社会情绪。”
在他看来，新闻向前走的过程中，本来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所以“机缘巧合”出现了节目被取消的情况。“我能够去面对，这又不是唯一的一次，也不见得未来不会发生，这就是职业风险问题，否则全世界的新闻界就不会有开天窗这个说法了。”
带着理想，说有建设性的真话
在同事敬一丹眼中，白岩松是一个“不传播毋宁死”的家伙。“因为我比较傻还比较轴，所以才坚持到今天。”白岩松这样总结自己的新闻历程。
1985年，17岁的白岩松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进入《中国广播报》工作，开始了记者生涯。1993年，他调入央视，成为《东方时空》的主持人，这成为他事业的第一个转折点。很快，凭借着出色的表现，他为电视观众所熟识。
4年之后，白岩松迎来了事业的第2个转折点。1997年香港回归，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做大型直播节目，白岩松被选为节目的主持人。在事后的表彰大会中，他成为唯一获得一等奖的现场报道主持人。那一年，白岩松29岁。
随后的10多年中，面对着纷至沓来的各种荣誉，白岩松越来越从容和淡定。
如今，参加各种颁奖典礼前，白岩松都会问上一句：“为何把奖给我呢？”对方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你说真话，坚持新闻理想啊。”起初，听到这话，白岩松都会很开心，可当虚荣心消退之后，他颇感脸红：“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20多年前，他在大学课堂上学到的是，“说真话”是新闻的底线；而到了如今，“说真话”却成为获奖的理由。“说真话是全世界几百年以来新闻最基本的底线，从来就不是上线。就比如，你永远不能夸别人不偷东西便是好人。”白岩松感叹。
前几天，易中天问白岩松，“是梦想重要还是底线重要”。白岩松一如往常反应敏捷：“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制止底线的不断下滑，然后夯实底线，再慢慢抬高底线，站在抬高的底线上，你就会觉得离梦想近了一点。”
令他担心的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很多地方底线都变成了上线，报道新闻时说真话也成了巨大的优点。“我们有没有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新闻都不说真话，后果会怎样？”
他认为，后果就是，年轻一代失去危机感，公众失去了对真实社会的判断，很多年之后，今天的正面报道就会成为负面报道；相反，今天的负面报道，若是带着理想和建设性，很多年后回头看，它就是正面报道了，因为它促成了改变。
这位资深的媒体人更为担心的，是新闻行业的没落。如今，优秀的年轻人都往公务员、大型国企里挤，传媒界中的优秀人才自然变少了。所以他担心，10年之后，如果媒体中成长起来的都是二流人才，那就决定媒体也是二流的。
他鼓励年轻人，要以比他更快的速度超过他；他也一直在为年轻人创造机会。几年前，他就辞掉了3个栏目的制片人职务。在他曾担任制片人的《时空连线》团队中，目前已走出3个副主任、15个制片人和5个首席记者。他乐见柴静、张泉灵、李小萌等后辈成长起来，变得越来越成熟。
“或许又到推动新一轮新闻改革的时候了”
白岩松认为，网络让百姓变成了公民，开启了“全民皆记者”的时代，但也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不能都渴望自由，却滥用自由。
若干年前，他曾问启功先生，看到那些假冒他名字的字画有何感受。启功笑答：“有些比我写得还好，署他自己的名字多好啊！”
白岩松未曾想到，当年他提出的问题，如今返回给了他自己。
在微博上，有不少激进的语言署名为白岩松。“你假借别人之口去说自己心中的话，不同样是作假吗？”常有一些部门来央视核实传言，白岩松跟领导开玩笑说，以后直接报警就可以了。
但不管怎样，他仍将自己定位于互联网的支持者。
“或许我们又到了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时候了。十几年来，我们并没有开启新的新闻改革，只不过是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出现，使我们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还不是那么自发和主动的，所以新闻也应该有新一轮的、更开放更透明的改革。”
白岩松举例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保证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只有新闻不断地改革，提供更快捷真实客观的新闻，老百姓才有知情权。”他说。
十几年前，白岩松写了一篇广为流传的《渴望年老》——并非希望年华流逝，而是企盼心智成熟。
年过不惑的白岩松，现在每周要踢两场球，还喜欢听摇滚乐，甚至比女人还爱逛街。他已将工作与生活严格划分，基本拒绝了外面的应酬，几乎每天都回家吃饭。“如果没有时间陪家人、听音乐、踢球的话，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白岩松说。
就在去年，白岩松出了第二本书《幸福了吗?》，以此记录10年来走过的日子。他似乎更喜欢总结过去，而不是筹划未来。他表示，从不去想5年之后的事情，唯一能做的就是过好现在。
正如他将自己的新书送给柴静时，在扉页上写的那句话：这一站，幸福。
（实习生李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白岩松，1968年出生，蒙古族。1989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分配至《中国广播报》工作。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至今。先后荣获“中国播音与主持”大奖特等奖、“中国金话筒奖”“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奖项。
他被视为中国电视媒体的良心，凝重而坚毅的神态，堪称电视屏幕上的中国表情。2011年，他在重大新闻事件中持续追问，体现着勇气与睿智，尤其“7.23”动车事故之后，他以动情而犀利的电视评论，引起巨大反响。新闻人是时代巨轮的望者，在中央电视台这个极其重要的传播平台上，他和他的同伴的努力和坚持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