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驱使】
1949年初，钱家在上海辣斐德路租住的房子已不够用，刚好傅雷夫人的朋友在蒲石路蒲园有空房，于是，钱锺书一家三口搬至那里。钱锺书称蒲园的房子为“且住楼”，仿佛预料所住时间不会太长。
1月23日，北平传来消息，傅作义和共产党签订了和平协议，北平和平解放。钱锺书并不知道，在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全校师生正为此“欣喜若狂”，“学生们高兴得和许多教授在当晚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火炬游行。那真是一次狂欢。大鼓嘭嘭地敲着，铙钹声嚓嚓响”。（李克、李又安《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群众出版社1958年版）此时，历时两个多月的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相继以国民党惨败而结束，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以及除少数地方外的华北地区，已被共产党占领，蒋介石尽失长江以北，但他还梦想着以长江天险暂守半壁江山。
国民党政府近十余年的统治，政府腐化无能，国民民不聊生，加之战争节节败退，很多知识分子已对国民政府失去信任和信心，开始慎重地考虑去留问题。绝望之中，“新中国”多少还给人一点希望——尽管对中共的了解极其有限。当时在清华大学的美国人李克回忆：“在解放初期，一般受西方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是很少理解的……即使到这个时候，清华的教授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还是浮面的和教条主义的。他们仍然把西方国家看成是他们知识和思想灵感的主要源泉。”
钱锺书夫妇听到的传闻颇为荒谬：如夫妻要重新分配，45岁以上的知识分子要处死；共产党最爱开会，开会时大家互相骂，骂完就一起哭，哭完又大家和好了。有人甚至说：“怕什么？你共我的，我共你的，共来共去，我反正不吃亏！”（《听杨绛谈往事》，三联书店2008年版）钱锺书对描写苏联铁幕后情况的外文小说并不陌生，所以钱锺书对中共，心里也没底，谈不上完全信任，只能寄予期望：“苏联知识分子的悲剧令人同情，不过他们相信并希望中共或许与苏共有所不同。”（《听杨绛谈往事》）他的心情是复杂与矛盾的。
如离开大陆，可供钱锺书选择的地方并不少。早在1948年，香港大学就曾约钱锺书去任文学院院长。但他认为香港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曾任特派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会议首席代表、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第一届大会代表团团长的朱家骅，答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给他安排一个职位，但钱锺书一口拒绝，说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时任教育部部长杭立武邀请钱锺书去台湾大学，邀请杨绛去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还答应调车皮给他们运书籍和行李。1949年3月中旬，牛津大学汉学家斯伯丁来信希望钱锺书赴英任教——这已不是第一回接到牛津的邀请了，但女儿钱瑗患有肺疾，钱锺书认为伦敦的恶劣气候不适宜孩子的健康。
【亲友态度的影响】
在犹豫去留之时，家人和朋友的态度也多少影响了钱锺书的决定。父亲钱基博是否要求钱锺书留在国内，目前还没有资料显示，但钱家人一齐留在国内，这种愿望多少对钱锺书有些影响。钱穆曾回忆，抗战胜利后，一次他与钱基博钱锺书父子相聚，谈及时局和去留：
余告子泉，国难尚未已，国共思想斗争，学校风波仍将迭起。余此下决意不再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四处任教。暂避至较僻处，俾可一意教学，避免此外之许多麻烦。子泉即转面告锺书，汝听宾四叔言如何……时子泉决意仍返湖北，而锺书则改在上海任教，两人对时局意态不同。（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1986年版）
父子二人对“时局意态”的看法究竟如何，不得而知。钱基博似希望儿子听钱穆之言，远离上海是非之地，转往较远僻处安心教书、做学问。但钱锺书显然不愿意再到内地了，他在观望。胜利后，一位中共“高级领导”曾问钱基博今后怎样，钱答：“最崇高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我没有理由不赞成！在这新民主主义过程中，和平建设，如果用得着我，不敢不尽我的力量；不过我所知道的东西，怎样适你们的用，这是大成问题！”（《精忠柏石室教育文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这是钱基博1952年8月29日所做的补充检讨。在这篇“检讨”中，钱基博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党派立场：“我和国民党既然绝缘，美帝也靠不拢，生根中国，只有望中国好”“共产主义社会，稍有脑筋的人，无不认为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我心里尽管如此想，然而我对于共产党，不敢靠拢！”钱基博的“检讨”并非事后虚言，他在解放前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立场。1949年，身在武汉的钱基博决意留在大陆。
1949年4月初，武汉临近解放，第一纱厂经理卷了资本外逃香港，工友索薪无着，引起其它各厂恐慌。钱锺书的二弟钱锺纬时任汉口申新四厂副厂长，厂里的经理、副经理及高级职员大多被吓跑了，厂长病倒。钱基博因为看过一本《转变中之北平》的小册子，对共产党的“新经济政策”多少有一些了解，于是带着小册子过江来看儿子，要求他坚守岗位，保护工厂，安定人心，迎接解放，并亲自为工厂拟了布告。他与儿子一道，对工友表明厂方态度，并联络其它各厂恢复生产，调度物资以保证工友的生活，“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于民族工业保全不少”。（《钱基博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在陆续确认的信息中，钱锺书得知，身边诸多师友都选择留在国内。朋辈师友也有来函劝其留下的，郑振铎、吴晗分别在香港和北平来信，劝钱锺书留下。离开大陆的好友，还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宋淇告诉钱锺书，他体弱多病，不能不常服西药，所以只好留在香港——好友宋淇在抗战期间得了肺病，当时受条件限制，接受了土法治疗，导致后几十年疾病丛生，苦不堪言。宋淇晚年给金庸和董桥写信时，自称“五湖废人”。
钱锺书最终选择留在国内，静等解放。
【不愿离开文化之根，不愿再流亡】
关于钱锺书选择留在国内的原因，杨绛曾几次在文章或信中解释过：
解放前，我们是读过大量反苏小说的。但我们不愿远走他乡去当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们爱祖国的语言文化，也不愿用外文创作，所以在世局嬗变之际选择留下。谣言传说共产党要“杀四十五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凭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们“短命死矣”，不愿离开父母之邦。这是实话实说…… 我们发现新中国并不像反苏小说中所说的。我们既然只求“坐冷板凳”，端上“金银饭碗”生活无忧，有书可读，还要求什么呢？（吴学昭《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杨绛《我们仨》）
2001年10月28日，杨绛复函给正在为钱锺书作传的美国纽约大学汤晏博士，信的重点，就是解答钱锺书为何“不愿去父母之邦”：
钱锺书不愿去父母之邦，有几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他的mother tongue（母语），他不愿用外文创作。假如他不得已而只能寄居国外，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他必须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以图生存。凭他的才学，他准会挤出时间，配合职业，用外文写出几部有关中外文化的著作。但是《百合心》是不会写下去了。《槐聚诗存》也没有了。《宋诗选注》也没有了。《管锥编》也没有了。当时《宋诗选注》受到批判，钱锺书并没有“痛心疾首”。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钱锺书自己又是如何解释的呢？在1950年暮春之际，那时钱锺书已经回到清华，来自美国的李克（阿林？里基茨）、李又安（阿黛尔？里基茨）夫妇请钱锺书夫妇和周一良夫妇去他们家吃饭。其间，李克问钱锺书，牛津大学过去两年来一直请他去任教，他是不是会接受他们的邀请。钱锺书摇了摇头说：“不，我不打算接受，我虽不完全同意吴先生（笔者按——“吴先生”指周一良。在英文原书中，李克夫妇为了“不让清白无辜者为难”，对涉及的具体人名用了代号。书中“吴先生”是周一良的代号，“赵先生”是钱锺书的代号，用的是《百家姓》典。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一书中对此事有提及，可参）的说法，但这儿还是我的祖国，这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还是留在这儿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钱锺书这段在易代之际自述去留原因的话珍贵动人，比任何他者的解释都更有说服力。
“文革”后，钱锺书再次对人谈及当年留在国内的原因。他对来访的台湾学者汪荣祖说，决定不走并不是有什么幻想，只是不愿离开文化之根，不愿再流亡而已。（汪荣祖《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汪荣祖对此解释道：“钱锺书所安身立命的是中国文化，以及自己的国家受到动乱、战争……的‘感染’。”“钱杨对行止的决定，主要是认同祖国，而不一定是代表中国的任何政权，更舍不得自己所扎根的文化，雅不愿‘西寻故乡’”。这种理解基本符合当时的实情，作为党外人士的钱锺书，选择留在大陆，归根结底是他对这个民族、这片土地的依恋，是对传统文化的不忍割舍，而没有党派和意识形态的附会。钱锺书此后在《管锥编》“释《离骚》”一节中，又借屈原之遭际暗示了自己不去父母之邦的原因：“盖屈子心中，‘故都’之外，虽有世界，非其世界，背国不如舍生。眷恋宗邦，生死以之，与为逋客，宁作累臣。”（《管锥编》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也许钱锺书选择留在国内，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早在1938年，他义无反顾地在连天烽火中回国，就已说明一切。那时，他在给外籍同学的信中写道：“尽管如此，个人的命运还是应该和他自己的同胞在一起，我并不介意去过一点苦难的日子。”（《钱锺书英文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更何况十年后已经历抗战、内战的经年折磨，还会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谁也预测不了去与留后的未来究竟是好是坏。决定一下，此后虽又历经曲折，钱锺书再没有后悔过。十多年以后，他已不再是清华教授，而是被下放干校，成了一位往返于住所与邮局之间送信的“老头儿”。杨绛问他：“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锺书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反而是杨绛，在解放后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后”，想法反而“不如当初”了。她开始有所反思，但终究还是说服了自己：
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
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杨绛《干校六记》，三联书店2010年版）
1949年初，钱家在上海辣斐德路租住的房子已不够用，刚好傅雷夫人的朋友在蒲石路蒲园有空房，于是，钱锺书一家三口搬至那里。钱锺书称蒲园的房子为“且住楼”，仿佛预料所住时间不会太长。
1月23日，北平传来消息，傅作义和共产党签订了和平协议，北平和平解放。钱锺书并不知道，在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全校师生正为此“欣喜若狂”，“学生们高兴得和许多教授在当晚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火炬游行。那真是一次狂欢。大鼓嘭嘭地敲着，铙钹声嚓嚓响”。（李克、李又安《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群众出版社1958年版）此时，历时两个多月的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相继以国民党惨败而结束，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以及除少数地方外的华北地区，已被共产党占领，蒋介石尽失长江以北，但他还梦想着以长江天险暂守半壁江山。
国民党政府近十余年的统治，政府腐化无能，国民民不聊生，加之战争节节败退，很多知识分子已对国民政府失去信任和信心，开始慎重地考虑去留问题。绝望之中，“新中国”多少还给人一点希望——尽管对中共的了解极其有限。当时在清华大学的美国人李克回忆：“在解放初期，一般受西方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是很少理解的……即使到这个时候，清华的教授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还是浮面的和教条主义的。他们仍然把西方国家看成是他们知识和思想灵感的主要源泉。”
钱锺书夫妇听到的传闻颇为荒谬：如夫妻要重新分配，45岁以上的知识分子要处死；共产党最爱开会，开会时大家互相骂，骂完就一起哭，哭完又大家和好了。有人甚至说：“怕什么？你共我的，我共你的，共来共去，我反正不吃亏！”（《听杨绛谈往事》，三联书店2008年版）钱锺书对描写苏联铁幕后情况的外文小说并不陌生，所以钱锺书对中共，心里也没底，谈不上完全信任，只能寄予期望：“苏联知识分子的悲剧令人同情，不过他们相信并希望中共或许与苏共有所不同。”（《听杨绛谈往事》）他的心情是复杂与矛盾的。
如离开大陆，可供钱锺书选择的地方并不少。早在1948年，香港大学就曾约钱锺书去任文学院院长。但他认为香港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曾任特派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会议首席代表、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第一届大会代表团团长的朱家骅，答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给他安排一个职位，但钱锺书一口拒绝，说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时任教育部部长杭立武邀请钱锺书去台湾大学，邀请杨绛去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授，还答应调车皮给他们运书籍和行李。1949年3月中旬，牛津大学汉学家斯伯丁来信希望钱锺书赴英任教——这已不是第一回接到牛津的邀请了，但女儿钱瑗患有肺疾，钱锺书认为伦敦的恶劣气候不适宜孩子的健康。
【亲友态度的影响】
在犹豫去留之时，家人和朋友的态度也多少影响了钱锺书的决定。父亲钱基博是否要求钱锺书留在国内，目前还没有资料显示，但钱家人一齐留在国内，这种愿望多少对钱锺书有些影响。钱穆曾回忆，抗战胜利后，一次他与钱基博钱锺书父子相聚，谈及时局和去留：
余告子泉，国难尚未已，国共思想斗争，学校风波仍将迭起。余此下决意不再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四处任教。暂避至较僻处，俾可一意教学，避免此外之许多麻烦。子泉即转面告锺书，汝听宾四叔言如何……时子泉决意仍返湖北，而锺书则改在上海任教，两人对时局意态不同。（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1986年版）
父子二人对“时局意态”的看法究竟如何，不得而知。钱基博似希望儿子听钱穆之言，远离上海是非之地，转往较远僻处安心教书、做学问。但钱锺书显然不愿意再到内地了，他在观望。胜利后，一位中共“高级领导”曾问钱基博今后怎样，钱答：“最崇高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我没有理由不赞成！在这新民主主义过程中，和平建设，如果用得着我，不敢不尽我的力量；不过我所知道的东西，怎样适你们的用，这是大成问题！”（《精忠柏石室教育文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这是钱基博1952年8月29日所做的补充检讨。在这篇“检讨”中，钱基博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党派立场：“我和国民党既然绝缘，美帝也靠不拢，生根中国，只有望中国好”“共产主义社会，稍有脑筋的人，无不认为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我心里尽管如此想，然而我对于共产党，不敢靠拢！”钱基博的“检讨”并非事后虚言，他在解放前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立场。1949年，身在武汉的钱基博决意留在大陆。
1949年4月初，武汉临近解放，第一纱厂经理卷了资本外逃香港，工友索薪无着，引起其它各厂恐慌。钱锺书的二弟钱锺纬时任汉口申新四厂副厂长，厂里的经理、副经理及高级职员大多被吓跑了，厂长病倒。钱基博因为看过一本《转变中之北平》的小册子，对共产党的“新经济政策”多少有一些了解，于是带着小册子过江来看儿子，要求他坚守岗位，保护工厂，安定人心，迎接解放，并亲自为工厂拟了布告。他与儿子一道，对工友表明厂方态度，并联络其它各厂恢复生产，调度物资以保证工友的生活，“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于民族工业保全不少”。（《钱基博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在陆续确认的信息中，钱锺书得知，身边诸多师友都选择留在国内。朋辈师友也有来函劝其留下的，郑振铎、吴晗分别在香港和北平来信，劝钱锺书留下。离开大陆的好友，还不好意思地向他解释。宋淇告诉钱锺书，他体弱多病，不能不常服西药，所以只好留在香港——好友宋淇在抗战期间得了肺病，当时受条件限制，接受了土法治疗，导致后几十年疾病丛生，苦不堪言。宋淇晚年给金庸和董桥写信时，自称“五湖废人”。
钱锺书最终选择留在国内，静等解放。
【不愿离开文化之根，不愿再流亡】
关于钱锺书选择留在国内的原因，杨绛曾几次在文章或信中解释过：
解放前，我们是读过大量反苏小说的。但我们不愿远走他乡去当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们爱祖国的语言文化，也不愿用外文创作，所以在世局嬗变之际选择留下。谣言传说共产党要“杀四十五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凭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们“短命死矣”，不愿离开父母之邦。这是实话实说…… 我们发现新中国并不像反苏小说中所说的。我们既然只求“坐冷板凳”，端上“金银饭碗”生活无忧，有书可读，还要求什么呢？（吴学昭《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划成右派》）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杨绛《我们仨》）
2001年10月28日，杨绛复函给正在为钱锺书作传的美国纽约大学汤晏博士，信的重点，就是解答钱锺书为何“不愿去父母之邦”：
钱锺书不愿去父母之邦，有几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他的mother tongue（母语），他不愿用外文创作。假如他不得已而只能寄居国外，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他必须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以图生存。凭他的才学，他准会挤出时间，配合职业，用外文写出几部有关中外文化的著作。但是《百合心》是不会写下去了。《槐聚诗存》也没有了。《宋诗选注》也没有了。《管锥编》也没有了。当时《宋诗选注》受到批判，钱锺书并没有“痛心疾首”。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钱锺书自己又是如何解释的呢？在1950年暮春之际，那时钱锺书已经回到清华，来自美国的李克（阿林？里基茨）、李又安（阿黛尔？里基茨）夫妇请钱锺书夫妇和周一良夫妇去他们家吃饭。其间，李克问钱锺书，牛津大学过去两年来一直请他去任教，他是不是会接受他们的邀请。钱锺书摇了摇头说：“不，我不打算接受，我虽不完全同意吴先生（笔者按——“吴先生”指周一良。在英文原书中，李克夫妇为了“不让清白无辜者为难”，对涉及的具体人名用了代号。书中“吴先生”是周一良的代号，“赵先生”是钱锺书的代号，用的是《百家姓》典。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一书中对此事有提及，可参）的说法，但这儿还是我的祖国，这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还是留在这儿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钱锺书这段在易代之际自述去留原因的话珍贵动人，比任何他者的解释都更有说服力。
“文革”后，钱锺书再次对人谈及当年留在国内的原因。他对来访的台湾学者汪荣祖说，决定不走并不是有什么幻想，只是不愿离开文化之根，不愿再流亡而已。（汪荣祖《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汪荣祖对此解释道：“钱锺书所安身立命的是中国文化，以及自己的国家受到动乱、战争……的‘感染’。”“钱杨对行止的决定，主要是认同祖国，而不一定是代表中国的任何政权，更舍不得自己所扎根的文化，雅不愿‘西寻故乡’”。这种理解基本符合当时的实情，作为党外人士的钱锺书，选择留在大陆，归根结底是他对这个民族、这片土地的依恋，是对传统文化的不忍割舍，而没有党派和意识形态的附会。钱锺书此后在《管锥编》“释《离骚》”一节中，又借屈原之遭际暗示了自己不去父母之邦的原因：“盖屈子心中，‘故都’之外，虽有世界，非其世界，背国不如舍生。眷恋宗邦，生死以之，与为逋客，宁作累臣。”（《管锥编》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也许钱锺书选择留在国内，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早在1938年，他义无反顾地在连天烽火中回国，就已说明一切。那时，他在给外籍同学的信中写道：“尽管如此，个人的命运还是应该和他自己的同胞在一起，我并不介意去过一点苦难的日子。”（《钱锺书英文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更何况十年后已经历抗战、内战的经年折磨，还会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谁也预测不了去与留后的未来究竟是好是坏。决定一下，此后虽又历经曲折，钱锺书再没有后悔过。十多年以后，他已不再是清华教授，而是被下放干校，成了一位往返于住所与邮局之间送信的“老头儿”。杨绛问他：“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钱锺书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反而是杨绛，在解放后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后”，想法反而“不如当初”了。她开始有所反思，但终究还是说服了自己：
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
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杨绛《干校六记》，三联书店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