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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北京召开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60周年纪念大会，来自台湾的蔡咸源，见到阎明复和王应辅，三个互不相识的人却是一见如故。这是因为，蔡咸源的父亲蔡智堪、阎明复的父亲阎宝航、王应辅的父亲王家桢，都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相连，他们都是“田中奏折”的揭秘人。
田中奏折是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上奏昭和天皇的国策规划书。一个发生在中日大战爆发之前的事件，为何引起如此关注呢？
中国东北问题上的较量
1929年10月，世界各大通讯社的记者云集日本京都，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与会者都是国际学术大师。可是记者们感兴趣的却不是顶级学术，而是因为这讲坛还是国际情报交流场。据说，记者身份的人们中，有许多是外国间谍。
太平洋会议是亚太地域非政府组织，英文名“太平洋国际学会”，中文名“太平洋研究会”，而日文名“太平洋调查会”就更具情报色彩。首届太平洋会议在1925年7月1日召开，美国、中国、日本、朝鲜、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8国代表110人，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开会成立组织。中国政府派出的首届代表颜惠庆、蒋梦麟、胡适，都是顶尖学者。会议上介绍的情况和得出的看法，都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往往能够影响政府决策。这个讲坛不仅是国际著名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场合，也是各国政府进行政策咨询的宝贵机会，因而成为国际情报斗争的重要阵地。
1929年是第3次会议，轮到日本组织，日本分会设定的讨论主题却是中国的东北。日本学者苦心准备，计划在这次会议上抛出大量论文，论证满蒙地区不属于支那领土。这种所谓学术报告，实际上就是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制造法理依据。
中国方面必须应战。太平洋会议的中国分会组织了一个以胡适为首的庞大代表团，成员余日章、张伯苓、徐淑希、陈衡哲、陶孟和、宁恩承、周天放等，都是享誉国际的学术精英。可是，在东北问题上论战，还是需要最了解情况的东北学者。于是，中国分会在沈阳召开预备会议，委任东北著名人士阎宝航为筹备会主任。阎宝航组织东北学者紧张地准备，会前，中国代表团发表宣言《打倒满铁会社》。
讨论中国东北问题，为何要打倒一个日本会社呢？“满铁会社”全名是“大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总部设在大连，不仅管理中国东北地区的铁道，还是个超大型企业集团，在中国的经济总量中占有很大份额。铁道的41%、铁的79%、石油的93%、黄金的55%、电力的23%、出口贸易的31%，中国经济的命脉部分掌握在这个日本会社手里。一个铁道企业，凭什么有这么大能量？中国各地的铁道，起初大多由外国列强出资兴建，由外国铁道公司管理。东北地域邻近俄国，东北的铁道早先由俄国建设并管辖。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从俄国手中抢夺东北权益，俄国在东北修筑的东清铁道的长春以南段，划归日本管辖。1907年，国家投资一半，皇室和贵族投资另一半，日本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满铁名为铁道公司，实际上业务范围很宽泛。在经营铁道的同时，还据有铁道沿线的附属地。这“附属”不仅有生活设施，还有大型企业，包括抚顺煤矿和鞍山钢厂等。满铁还设有中央研究所开发自己的产品，开办大连医学院和旅顺工科大学培养自己的人才，满铁的图书馆藏书丰富，相当于中国的省级图书馆。
满铁不仅在长春以南的铁道沿线经营，而且把活动范围伸向东北各地，从而成为盘踞满洲大地的独立王国。满铁不受中国当地政府的管辖，满铁总裁由日本天皇任命，经营方略由日本内阁确定，满铁的运营费世界第一，满铁总裁卸任后出任内阁外务大臣成为惯例。
满铁这个日本的顶级企业，名义上是民营，实际上却是“国策公司”，负有国家的经济使命。满铁不但控管中国东北经济，而且力图掌握全中国的经济命脉。每当日军出动，满铁都迅速调集列车支援，从东北到华北到华中，满铁总是军队作战的后勤保障。
满铁这个国中之国，甚至还有自己的军队。满铁总部设在大连，日本将这个城市叫做“关东州”，关东州的驻军“关东军”又负责满铁的护路。依靠满铁的经济实力，关东军迅速扩编，逐步成为满铁的主宰，又成为整个东北的太上皇。
满铁还是个超大规模的情报机构。日本历来重视情报工作，全国有五大特务系统。陆军、海军、宪兵主要搞军事情报，外务省擅长政治情报，满铁则侧重经济情报。满铁调查部有上千名调查员，触角伸向中国内地，绘制了全中国所有重要工厂和重要矿藏的地图，甚至还有兵要地志军事地图。军方间谍从事跨境秘密活动，有时也采用满铁职员的身份，满铁历来全力协助。
太平洋会议，这个世界情报界的权威学术会议，每次年会必选满铁会社关于中国的论文。中国代表团预先设防，发表宣言，针锋相对地揭露这个满铁会社。
如此反击，阎宝航觉得还不够。近年来，太平洋会议越来越活跃，这说明东亚在国际上的重要性正在上升。以往，西方中心主义重视的是大西洋而不是太平洋。现在，美苏两大国不仅向西而且向东看，这将给东亚的日本和中国带来什么？
发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
东北人阎宝航痛切地感到，日本是一定要霸占中国东北的。
阎宝航出生那年，正是《马关条约》签订的1895年。中国的台湾被割让给日本，阎宝航的家乡东北，辽东半岛北纬41度以南也成了日本的关东州，满铁那国中之国又伸向东北各地，这样，东北人已经是半个亡国奴了。阎宝航出身农家，刻苦攻读，积极参加东北学生的抗日活动，得到少帅的赏识，张学良资助这个海城同乡到英国留学。阎宝航学成归来，接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东北分会的总干事，还创立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成为张学良倚重的外交顾问。张学良委托阎宝航筹备太平洋会议，并提供各种协助。少帅的外交办公室主任王家桢，负责给阎宝航提供资料。
王家桢曾经留学日本，是中国东北的“日本通”。张学良委任王家桢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交办公室主任，襄助张学良处理对日外交事宜。王家桢还有一个秘密任务就是研究日本问题，这就进入情报研究的范围。 王家桢的外交办公室，有杜重远等资深秘书，还有20多个懂日文的留日学生。办公室订阅日本所有主要报纸和期刊，还与满铁研究所建立联系，借阅满铁的资料。办公室专注于世界各国特别是日本关于中国东北的信息，逐日逐周编写参考文件，呈送张学良参阅。有的内容还编印成册，供军政机关内部参考，或公开印发。
阎宝航认真查阅王家桢这里的资料，发现一个特殊的手抄本。这个名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用日文抄写。其中两句话令人震撼：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帝国的野心暴露无遗，这就是日本的百年国策啊！揭露这个秘密文件，就能证明日本图谋侵占中国的东北，还能证明日本要侵占全中国，继而称霸世界。揭露这个文件，就能让日本在国际上孤立，从而拖住日本的侵略步伐。阎宝航建议王家桢立即组织人员翻译整理，还为这个文件标了一个题目——“田中奏折”。
张学良立即批准，将中文版印刷200册，秘密分送东北的军政机关和南京中央政府。擅长英文的阎宝航，又将这个文件翻译成英文。
太平洋会议上田中奏折曝光
1929年10月28日，第三次太平洋会议在日本京都召开。主办国日本雄心勃勃，代表团长松冈洋右以流利的英语，向全会说明，日本帝国重视地区的和平与亲善，声称日本对满蒙有重大利益关系，应予特殊考虑。曾任满铁总裁的松冈洋右，强调日本对“接壤”的满蒙有责任感——此时的日本早已霸占朝鲜，而朝鲜与满蒙相邻接壤。
中国代表阎宝航的英语更加流利。阎宝航揭露，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所谓责任感，其实是野心。日本的目标不止是中国的满洲，还有蒙古；不止满蒙，还有印度支那，以至全世界。中国代表的发言还有实证，阎宝航当即将田中奏折的英文本发给与会人士。
登时掀起轩然大波，各国人士无不气愤日本的野心。日本代表遭遇突袭，一时不知所措。松冈洋右无言以对，就威胁要退出会议。这反而更加暴露日本的无理，会议舆论倒向中方。日本的阴谋国策，被中国人曝光，这成为1929年的重大国际事件。
日本官方赶紧出来否认，说这个奏折根本不存在，反说中方伪造。于是，这田中奏折就成了—个谜。如果说是中国人伪造，那么日本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步伐，为何会按照别人伪造的路线走呢？如果说田中奏折是真的，而是暴露后被日本官方毁掉了，那么这个日本官方的核心机密，怎能到了中国人手中呢？
田中义一阴谋实施国策
田中奏折的制订人田中义一，是日本陆军的顶级“中国通”。
中国东北土地富饶，战略地位重要。日本想得到这个比日本的本土大一倍的地盘，俄国想通过东北抢占太平洋岸边的不冻港。两大强国都想独霸中国东北，1904年在中国领土开战。日军俘虏了一股中国马贼，怀疑其首领张作霖是俄国间谍，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下令将其枪决。少佐参谋田中义一却认为这是一个可用之人，建议将张作霖收为日本间谍，反过来刺探俄国军情。从此，田中义一和张作霖建立关系。熟知中国内情的田中义一，1913年提出《经营大陆与满洲大计划》，1915年晋升中将参谋次长，进入日本决策核心，又制定《帝国作战方针》。张作霖也在日本的扶植下，从胡匪变成大帅，俨然关外王。
1927年，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组织内阁，任首相兼外相。
日本上层一直在争论对华国策，一派主张贸易主义，用贸易的手段逐步控制中国；一派主张权利主义，用强硬手段强行占领中国。强硬派领袖田中义一如今职掌了军政大权，立即召集东方会议，确定日本对华国策。这个东方会议制定的日本国策——《帝国对满蒙积极根本政策》，上奏天皇。由此，也可称为“田中奏折”。
这个国策报告全面论述日本帝国“对支那及满、蒙之行动”。对中国东北情况的描述，掩盖不住馋涎欲滴：“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在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及。”
分析之后，就提出了日本的国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之东亚为我国之东亚……”
为了实现这个野心，田中义一提出重要策略。首先是颠覆日本和国际都承认满蒙是中国领土的事实，论证“满蒙非支那领土”。而后签订十四条，全面保持并享有日本对满蒙的“特殊权利”。
对于实现这个国策，田中义一保有充分的信心。
此时的中国，分为三大政治板块。东北地域虽然名义上是中国领土，但实际上形同独立。东北大帅张作霖的政府和军队，都由日本顾问操控。中国的北方是北洋军阀统治，早先就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权利。最令日本担心的是南方的国民党，正要北伐统一中国。1928年5月，北伐军打到山东一线。日本关东军鼓动张作霖率领东北大军入关，阻击北伐军。南北作战的关键时刻，日本陆军两千多人5月30日在中国青岛登陆，挑起济南事件，残杀中国外交官蔡公时，直接阻挡北伐军北上。
中国各界齐声谴责日本侵略，就连日本扶植的张作霖也不干了。“南北军胜败事小，引狼入室关系太大”。张作霖下令东北军后撤，退兵关外。田中义一派人威胁，不准张作霖回东北。羽翼丰满的张作霖哪肯再当儿皇帝，不顾阻挠，乘坐专列出发。
张作霖回东北还有一项大计划——修建中国人的铁道。这时的东北，北有俄国的中东路，南有日本的南满路，交通命脉全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张作霖打算再建五条铁道，逐步打破外国铁道的垄断地位。田中义一听说张作霖的计划，派人谈判，要求把五路修建权都交给日本。张作霖认为，中国东北的权益之争，事关国家主权。田中义一认为，满蒙权益之争，事关日本的国策。
1928年6月4日凌晨，张作霖的专列已经接近沈阳城了，5时30分，铁道桥突然爆炸。阴谋与国策，日本不但以阴谋隐蔽国策，而且用阴谋实施国策。 东北易帜，田中义一含恨而终
老帅横死，少帅即位，张学良忍辱负重，策划反击。
是谁操纵皇姑屯事件？那地方的铁道立交桥，属于满铁管辖，由关东军巡逻。尽管关东军布置的现场显示苏俄嫌疑，但稍作调查，作案人还是指向关东军。天无二日，地无二军。可是，就在中国的东北领土，却有日本的武装关东军。张少帅的帅府，就在关东军的枪口之下，岂能安眠。
在张作霖葬礼上，日本派来一个吊唁专使林汉助。此人曾任驻华公使，是日本老资格的“中国通”。林汉助像教训后辈般告诫张学良：满蒙是日本付出重大牺牲得来的特殊权益，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听说少帅打算将东北的五色旗帜换成南京的青天白日旗帜，田中首相特地来提醒。
张学良反驳：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友好的邻邦，对我们家里的事情不会太感兴趣吧？林汉助竟然蛮横地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田中义一制定的国策首先是征服满蒙，这就与张学良发生冲突。
如何制胜强敌？年轻的张学良寻求贤才，辅助自己治理东北。对付日本，张学良聘请了王家桢。王家桢1897年生于黑龙江双城，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政治经济系，在日本维护华人利益，创办中华旅日华工共济会。中国政府代表团访日时，王家桢担任外交部长王正廷的翻译，深受欣赏。王家桢受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交办公室主任后，不仅聘请了一批外交人才，还对日本展开秘密情报工作。日本人搞东北的情报，东北当局也搞日本情报，早就在日本建立了一个12人的情报网，对外称为顾问办事处。
东京的办事处人员里面，有个工作十分积极的蔡智堪。蔡智堪1888年生于中国台湾，7岁时却成了日本人，《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蔡智堪从小就是亡国奴，心中却怀着“复土主义”的信念，18岁就参加同盟会，“要救台湾，先救祖国”。
蔡家是台湾后龙的首富，蔡智堪的生意拓展到日本各地，结交许多日本政界人士。1928年的一天，蔡智堪在东京宴请议员中野正刚，痛饮天津名酒五茄皮。酒酣耳热之际，下女送来一个中国寄来的小包裹，里面是中国特产的大饼。中野嘴馋，就要打开吃，却被蔡智堪推托了。不是大饼舍不得，而是大饼里面夹着王家桢的密信：“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谋人手，用费多少，不计。”
不久，王家桢作为东北专使，到日本参加昭和天皇的即位大典。东北专使受到满铁的隆重接待，而中国政府的专使却受到日本政府的冷遇。田中义一首相亲自会见东北专使莫德惠和王家桢，建议张学良不要归顺国民政府，不如以独立自主精神，自己创造一番事业。这让王家桢看穿，田中义一就是要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
1928年12月的中国沈阳，五色旗缓缓降落，中华民国的国旗昂然升起。张学良高举爱国旗帜，东北人心为之一变，全国民众纷纷叫好。
田中义一制定的对华强硬政策遭遇大失败，日本反对党乘机攻击首相田中暗杀张作霖是冒进误国。田中首相觐见天皇，谎称暗杀张作霖与关东军无关，气得天皇拂袖而去。1929年7月，田中义一内阁总辞职，8月，田中义一含恨病死。
对日斗争取得小胜，张学良信心大增，决心继续夺回东北权益。张学良发起中东路事件，试图收回苏俄控制的北满铁道。苏联军队强力反击，东北军大败，10月签订协定，又将中东路权交还。中国的东北，成了国际较量的舞台。
这时，蔡智堪送来的日本情报正是揭露日本阴谋的秘密武器。阎宝航在太平洋会议上公开了田中奏折。
东北权益，就是中国的权益。较量又从东北转向全国，从国际转回国内。1929年12月，南京《时事月报》全文刊载田中奏折。这是国内首次公开这份秘密文件，立即引起轰动，全国舆论纷纷谴责日本的侵华野心。
田中奏折的真相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学术界有所争论。二战结束后，远东军事法庭曾经追究田中奏折。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供词中说：“日本非败于兵力、财力之不足，实败于一纸田中奏折耳！”但是，日本皇宫的书库里找不到这份文件。有人据此说从来就没有田中奏折，更多的人认为日本方面早已毁灭证据。还有人不懈地追究田中奏折的来历。1935年，记者赵尺子当面询问田中奏折的来历，张学良简略地回答：“是王家桢买来的。”1949年，赵尺子又在《中央日报》刊登寻人启事，终于在台湾找到蔡智堪。
1953年7月12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罗家伦，在中央党部宴请蔡智堪。直接当事人蔡智堪首次作出自述，智取田中奏折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那是1928年，蔡智堪按照王家桢的指令，决意窃取田中奏折。蔡智堪通过日本政友会党魁床次二郎，认识了与皇室有关系的牧野伯爵。从牧野这里得知，田中奏折由皇室书库保管。
一个炎热的夏夜，由牧野的妾弟山下勇带路，蔡智堪化装成书籍裱糊匠人进入皇宫，早已疏通的书库管理员把田中奏折交给蔡智堪。光线太暗不能照相，蔡智堪就用复写纸抄写。原文有四万多字，蔡智堪抄了两夜，有六七十张。蔡智堪当时是全文抄写的，后来公布的翻译文字不及原文的一半。
中国方面揭露田中奏折之后，日本警方追查泄密事件。皇室书库相关人员都被调离，蔡智堪也不得不隐身台湾。为了保护在日本的家人安全，蔡智堪在战后也没有说明自己就是窃密人。
阎宝航后任中国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1960年代，阎宝航亲笔写下情报工作的回忆。王家桢后任民革中央委员，连任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高殿芳访问王家桢，完整地记录了相关回忆。
田中奏折中蕴含的历史教训太多。它十分高明，为资源饥渴的国家找到一个最大最甜的蛋糕。它又十分愚蠢，忘掉蛇吞象会撑破肚皮。
国策，将引导国家的发展方向。引向和平还是引向战争？引向成功还是引向灭亡？这个世界再也不需要愚蠢的国策了。
田中奏折是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上奏昭和天皇的国策规划书。一个发生在中日大战爆发之前的事件，为何引起如此关注呢？
中国东北问题上的较量
1929年10月，世界各大通讯社的记者云集日本京都，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与会者都是国际学术大师。可是记者们感兴趣的却不是顶级学术，而是因为这讲坛还是国际情报交流场。据说，记者身份的人们中，有许多是外国间谍。
太平洋会议是亚太地域非政府组织，英文名“太平洋国际学会”，中文名“太平洋研究会”，而日文名“太平洋调查会”就更具情报色彩。首届太平洋会议在1925年7月1日召开，美国、中国、日本、朝鲜、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8国代表110人，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开会成立组织。中国政府派出的首届代表颜惠庆、蒋梦麟、胡适，都是顶尖学者。会议上介绍的情况和得出的看法，都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往往能够影响政府决策。这个讲坛不仅是国际著名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场合，也是各国政府进行政策咨询的宝贵机会，因而成为国际情报斗争的重要阵地。
1929年是第3次会议，轮到日本组织，日本分会设定的讨论主题却是中国的东北。日本学者苦心准备，计划在这次会议上抛出大量论文，论证满蒙地区不属于支那领土。这种所谓学术报告，实际上就是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制造法理依据。
中国方面必须应战。太平洋会议的中国分会组织了一个以胡适为首的庞大代表团，成员余日章、张伯苓、徐淑希、陈衡哲、陶孟和、宁恩承、周天放等，都是享誉国际的学术精英。可是，在东北问题上论战，还是需要最了解情况的东北学者。于是，中国分会在沈阳召开预备会议，委任东北著名人士阎宝航为筹备会主任。阎宝航组织东北学者紧张地准备，会前，中国代表团发表宣言《打倒满铁会社》。
讨论中国东北问题，为何要打倒一个日本会社呢？“满铁会社”全名是“大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总部设在大连，不仅管理中国东北地区的铁道，还是个超大型企业集团，在中国的经济总量中占有很大份额。铁道的41%、铁的79%、石油的93%、黄金的55%、电力的23%、出口贸易的31%，中国经济的命脉部分掌握在这个日本会社手里。一个铁道企业，凭什么有这么大能量？中国各地的铁道，起初大多由外国列强出资兴建，由外国铁道公司管理。东北地域邻近俄国，东北的铁道早先由俄国建设并管辖。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从俄国手中抢夺东北权益，俄国在东北修筑的东清铁道的长春以南段，划归日本管辖。1907年，国家投资一半，皇室和贵族投资另一半，日本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满铁名为铁道公司，实际上业务范围很宽泛。在经营铁道的同时，还据有铁道沿线的附属地。这“附属”不仅有生活设施，还有大型企业，包括抚顺煤矿和鞍山钢厂等。满铁还设有中央研究所开发自己的产品，开办大连医学院和旅顺工科大学培养自己的人才，满铁的图书馆藏书丰富，相当于中国的省级图书馆。
满铁不仅在长春以南的铁道沿线经营，而且把活动范围伸向东北各地，从而成为盘踞满洲大地的独立王国。满铁不受中国当地政府的管辖，满铁总裁由日本天皇任命，经营方略由日本内阁确定，满铁的运营费世界第一，满铁总裁卸任后出任内阁外务大臣成为惯例。
满铁这个日本的顶级企业，名义上是民营，实际上却是“国策公司”，负有国家的经济使命。满铁不但控管中国东北经济，而且力图掌握全中国的经济命脉。每当日军出动，满铁都迅速调集列车支援，从东北到华北到华中，满铁总是军队作战的后勤保障。
满铁这个国中之国，甚至还有自己的军队。满铁总部设在大连，日本将这个城市叫做“关东州”，关东州的驻军“关东军”又负责满铁的护路。依靠满铁的经济实力，关东军迅速扩编，逐步成为满铁的主宰，又成为整个东北的太上皇。
满铁还是个超大规模的情报机构。日本历来重视情报工作，全国有五大特务系统。陆军、海军、宪兵主要搞军事情报，外务省擅长政治情报，满铁则侧重经济情报。满铁调查部有上千名调查员，触角伸向中国内地，绘制了全中国所有重要工厂和重要矿藏的地图，甚至还有兵要地志军事地图。军方间谍从事跨境秘密活动，有时也采用满铁职员的身份，满铁历来全力协助。
太平洋会议，这个世界情报界的权威学术会议，每次年会必选满铁会社关于中国的论文。中国代表团预先设防，发表宣言，针锋相对地揭露这个满铁会社。
如此反击，阎宝航觉得还不够。近年来，太平洋会议越来越活跃，这说明东亚在国际上的重要性正在上升。以往，西方中心主义重视的是大西洋而不是太平洋。现在，美苏两大国不仅向西而且向东看，这将给东亚的日本和中国带来什么？
发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
东北人阎宝航痛切地感到，日本是一定要霸占中国东北的。
阎宝航出生那年，正是《马关条约》签订的1895年。中国的台湾被割让给日本，阎宝航的家乡东北，辽东半岛北纬41度以南也成了日本的关东州，满铁那国中之国又伸向东北各地，这样，东北人已经是半个亡国奴了。阎宝航出身农家，刻苦攻读，积极参加东北学生的抗日活动，得到少帅的赏识，张学良资助这个海城同乡到英国留学。阎宝航学成归来，接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东北分会的总干事，还创立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成为张学良倚重的外交顾问。张学良委托阎宝航筹备太平洋会议，并提供各种协助。少帅的外交办公室主任王家桢，负责给阎宝航提供资料。
王家桢曾经留学日本，是中国东北的“日本通”。张学良委任王家桢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交办公室主任，襄助张学良处理对日外交事宜。王家桢还有一个秘密任务就是研究日本问题，这就进入情报研究的范围。 王家桢的外交办公室，有杜重远等资深秘书，还有20多个懂日文的留日学生。办公室订阅日本所有主要报纸和期刊，还与满铁研究所建立联系，借阅满铁的资料。办公室专注于世界各国特别是日本关于中国东北的信息，逐日逐周编写参考文件，呈送张学良参阅。有的内容还编印成册，供军政机关内部参考，或公开印发。
阎宝航认真查阅王家桢这里的资料，发现一个特殊的手抄本。这个名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用日文抄写。其中两句话令人震撼：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帝国的野心暴露无遗，这就是日本的百年国策啊！揭露这个秘密文件，就能证明日本图谋侵占中国的东北，还能证明日本要侵占全中国，继而称霸世界。揭露这个文件，就能让日本在国际上孤立，从而拖住日本的侵略步伐。阎宝航建议王家桢立即组织人员翻译整理，还为这个文件标了一个题目——“田中奏折”。
张学良立即批准，将中文版印刷200册，秘密分送东北的军政机关和南京中央政府。擅长英文的阎宝航，又将这个文件翻译成英文。
太平洋会议上田中奏折曝光
1929年10月28日，第三次太平洋会议在日本京都召开。主办国日本雄心勃勃，代表团长松冈洋右以流利的英语，向全会说明，日本帝国重视地区的和平与亲善，声称日本对满蒙有重大利益关系，应予特殊考虑。曾任满铁总裁的松冈洋右，强调日本对“接壤”的满蒙有责任感——此时的日本早已霸占朝鲜，而朝鲜与满蒙相邻接壤。
中国代表阎宝航的英语更加流利。阎宝航揭露，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所谓责任感，其实是野心。日本的目标不止是中国的满洲，还有蒙古；不止满蒙，还有印度支那，以至全世界。中国代表的发言还有实证，阎宝航当即将田中奏折的英文本发给与会人士。
登时掀起轩然大波，各国人士无不气愤日本的野心。日本代表遭遇突袭，一时不知所措。松冈洋右无言以对，就威胁要退出会议。这反而更加暴露日本的无理，会议舆论倒向中方。日本的阴谋国策，被中国人曝光，这成为1929年的重大国际事件。
日本官方赶紧出来否认，说这个奏折根本不存在，反说中方伪造。于是，这田中奏折就成了—个谜。如果说是中国人伪造，那么日本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步伐，为何会按照别人伪造的路线走呢？如果说田中奏折是真的，而是暴露后被日本官方毁掉了，那么这个日本官方的核心机密，怎能到了中国人手中呢？
田中义一阴谋实施国策
田中奏折的制订人田中义一，是日本陆军的顶级“中国通”。
中国东北土地富饶，战略地位重要。日本想得到这个比日本的本土大一倍的地盘，俄国想通过东北抢占太平洋岸边的不冻港。两大强国都想独霸中国东北，1904年在中国领土开战。日军俘虏了一股中国马贼，怀疑其首领张作霖是俄国间谍，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下令将其枪决。少佐参谋田中义一却认为这是一个可用之人，建议将张作霖收为日本间谍，反过来刺探俄国军情。从此，田中义一和张作霖建立关系。熟知中国内情的田中义一，1913年提出《经营大陆与满洲大计划》，1915年晋升中将参谋次长，进入日本决策核心，又制定《帝国作战方针》。张作霖也在日本的扶植下，从胡匪变成大帅，俨然关外王。
1927年，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组织内阁，任首相兼外相。
日本上层一直在争论对华国策，一派主张贸易主义，用贸易的手段逐步控制中国；一派主张权利主义，用强硬手段强行占领中国。强硬派领袖田中义一如今职掌了军政大权，立即召集东方会议，确定日本对华国策。这个东方会议制定的日本国策——《帝国对满蒙积极根本政策》，上奏天皇。由此，也可称为“田中奏折”。
这个国策报告全面论述日本帝国“对支那及满、蒙之行动”。对中国东北情况的描述，掩盖不住馋涎欲滴：“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在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及。”
分析之后，就提出了日本的国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之东亚为我国之东亚……”
为了实现这个野心，田中义一提出重要策略。首先是颠覆日本和国际都承认满蒙是中国领土的事实，论证“满蒙非支那领土”。而后签订十四条，全面保持并享有日本对满蒙的“特殊权利”。
对于实现这个国策，田中义一保有充分的信心。
此时的中国，分为三大政治板块。东北地域虽然名义上是中国领土，但实际上形同独立。东北大帅张作霖的政府和军队，都由日本顾问操控。中国的北方是北洋军阀统治，早先就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权利。最令日本担心的是南方的国民党，正要北伐统一中国。1928年5月，北伐军打到山东一线。日本关东军鼓动张作霖率领东北大军入关，阻击北伐军。南北作战的关键时刻，日本陆军两千多人5月30日在中国青岛登陆，挑起济南事件，残杀中国外交官蔡公时，直接阻挡北伐军北上。
中国各界齐声谴责日本侵略，就连日本扶植的张作霖也不干了。“南北军胜败事小，引狼入室关系太大”。张作霖下令东北军后撤，退兵关外。田中义一派人威胁，不准张作霖回东北。羽翼丰满的张作霖哪肯再当儿皇帝，不顾阻挠，乘坐专列出发。
张作霖回东北还有一项大计划——修建中国人的铁道。这时的东北，北有俄国的中东路，南有日本的南满路，交通命脉全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张作霖打算再建五条铁道，逐步打破外国铁道的垄断地位。田中义一听说张作霖的计划，派人谈判，要求把五路修建权都交给日本。张作霖认为，中国东北的权益之争，事关国家主权。田中义一认为，满蒙权益之争，事关日本的国策。
1928年6月4日凌晨，张作霖的专列已经接近沈阳城了，5时30分，铁道桥突然爆炸。阴谋与国策，日本不但以阴谋隐蔽国策，而且用阴谋实施国策。 东北易帜，田中义一含恨而终
老帅横死，少帅即位，张学良忍辱负重，策划反击。
是谁操纵皇姑屯事件？那地方的铁道立交桥，属于满铁管辖，由关东军巡逻。尽管关东军布置的现场显示苏俄嫌疑，但稍作调查，作案人还是指向关东军。天无二日，地无二军。可是，就在中国的东北领土，却有日本的武装关东军。张少帅的帅府，就在关东军的枪口之下，岂能安眠。
在张作霖葬礼上，日本派来一个吊唁专使林汉助。此人曾任驻华公使，是日本老资格的“中国通”。林汉助像教训后辈般告诫张学良：满蒙是日本付出重大牺牲得来的特殊权益，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听说少帅打算将东北的五色旗帜换成南京的青天白日旗帜，田中首相特地来提醒。
张学良反驳：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友好的邻邦，对我们家里的事情不会太感兴趣吧？林汉助竟然蛮横地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田中义一制定的国策首先是征服满蒙，这就与张学良发生冲突。
如何制胜强敌？年轻的张学良寻求贤才，辅助自己治理东北。对付日本，张学良聘请了王家桢。王家桢1897年生于黑龙江双城，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政治经济系，在日本维护华人利益，创办中华旅日华工共济会。中国政府代表团访日时，王家桢担任外交部长王正廷的翻译，深受欣赏。王家桢受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交办公室主任后，不仅聘请了一批外交人才，还对日本展开秘密情报工作。日本人搞东北的情报，东北当局也搞日本情报，早就在日本建立了一个12人的情报网，对外称为顾问办事处。
东京的办事处人员里面，有个工作十分积极的蔡智堪。蔡智堪1888年生于中国台湾，7岁时却成了日本人，《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蔡智堪从小就是亡国奴，心中却怀着“复土主义”的信念，18岁就参加同盟会，“要救台湾，先救祖国”。
蔡家是台湾后龙的首富，蔡智堪的生意拓展到日本各地，结交许多日本政界人士。1928年的一天，蔡智堪在东京宴请议员中野正刚，痛饮天津名酒五茄皮。酒酣耳热之际，下女送来一个中国寄来的小包裹，里面是中国特产的大饼。中野嘴馋，就要打开吃，却被蔡智堪推托了。不是大饼舍不得，而是大饼里面夹着王家桢的密信：“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谋人手，用费多少，不计。”
不久，王家桢作为东北专使，到日本参加昭和天皇的即位大典。东北专使受到满铁的隆重接待，而中国政府的专使却受到日本政府的冷遇。田中义一首相亲自会见东北专使莫德惠和王家桢，建议张学良不要归顺国民政府，不如以独立自主精神，自己创造一番事业。这让王家桢看穿，田中义一就是要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
1928年12月的中国沈阳，五色旗缓缓降落，中华民国的国旗昂然升起。张学良高举爱国旗帜，东北人心为之一变，全国民众纷纷叫好。
田中义一制定的对华强硬政策遭遇大失败，日本反对党乘机攻击首相田中暗杀张作霖是冒进误国。田中首相觐见天皇，谎称暗杀张作霖与关东军无关，气得天皇拂袖而去。1929年7月，田中义一内阁总辞职，8月，田中义一含恨病死。
对日斗争取得小胜，张学良信心大增，决心继续夺回东北权益。张学良发起中东路事件，试图收回苏俄控制的北满铁道。苏联军队强力反击，东北军大败，10月签订协定，又将中东路权交还。中国的东北，成了国际较量的舞台。
这时，蔡智堪送来的日本情报正是揭露日本阴谋的秘密武器。阎宝航在太平洋会议上公开了田中奏折。
东北权益，就是中国的权益。较量又从东北转向全国，从国际转回国内。1929年12月，南京《时事月报》全文刊载田中奏折。这是国内首次公开这份秘密文件，立即引起轰动，全国舆论纷纷谴责日本的侵华野心。
田中奏折的真相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学术界有所争论。二战结束后，远东军事法庭曾经追究田中奏折。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供词中说：“日本非败于兵力、财力之不足，实败于一纸田中奏折耳！”但是，日本皇宫的书库里找不到这份文件。有人据此说从来就没有田中奏折，更多的人认为日本方面早已毁灭证据。还有人不懈地追究田中奏折的来历。1935年，记者赵尺子当面询问田中奏折的来历，张学良简略地回答：“是王家桢买来的。”1949年，赵尺子又在《中央日报》刊登寻人启事，终于在台湾找到蔡智堪。
1953年7月12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罗家伦，在中央党部宴请蔡智堪。直接当事人蔡智堪首次作出自述，智取田中奏折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那是1928年，蔡智堪按照王家桢的指令，决意窃取田中奏折。蔡智堪通过日本政友会党魁床次二郎，认识了与皇室有关系的牧野伯爵。从牧野这里得知，田中奏折由皇室书库保管。
一个炎热的夏夜，由牧野的妾弟山下勇带路，蔡智堪化装成书籍裱糊匠人进入皇宫，早已疏通的书库管理员把田中奏折交给蔡智堪。光线太暗不能照相，蔡智堪就用复写纸抄写。原文有四万多字，蔡智堪抄了两夜，有六七十张。蔡智堪当时是全文抄写的，后来公布的翻译文字不及原文的一半。
中国方面揭露田中奏折之后，日本警方追查泄密事件。皇室书库相关人员都被调离，蔡智堪也不得不隐身台湾。为了保护在日本的家人安全，蔡智堪在战后也没有说明自己就是窃密人。
阎宝航后任中国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1960年代，阎宝航亲笔写下情报工作的回忆。王家桢后任民革中央委员，连任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高殿芳访问王家桢，完整地记录了相关回忆。
田中奏折中蕴含的历史教训太多。它十分高明，为资源饥渴的国家找到一个最大最甜的蛋糕。它又十分愚蠢，忘掉蛇吞象会撑破肚皮。
国策，将引导国家的发展方向。引向和平还是引向战争？引向成功还是引向灭亡？这个世界再也不需要愚蠢的国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