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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网络传播最新和最具发展前景的形式，微博通过发现与分享这两个基本的传播态势，以其自身开放的交流平台、多元化的思想观点和推动公民社会建立的潜质，对公共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推动了公共事件的发展。本文以“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这一事件为例，探讨网络舆论对公共事件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微博 议程设置 公共空间 舆论引
2009年8月，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成为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微博在短短的时间里迅猛地发展起来，它不仅成为个人传播信息和表达意见的便捷渠道，更在记录社会、推动公共议程方面显示出强大的力量。
微博打拐成为2011年春节期间最为温情的公共事件，在全国掀起了一阵声势浩大的“打拐旋风”，它在极短的时间里引爆了大家最大的热情，解救乞讨儿童成为公共领域里大家普遍关注的大事件。“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的创建始于一封寻子妈妈的求救信。2010年1月17日，一名失踪儿童杨伟鑫的母亲发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一封求救信，希望他通过微博寻找她失踪孩子的下落。这一条微博发出后，立即引发了网友的关注。随后，于建嵘接到了更多网友的寻子信息，为此他在2011年1月25日开通了名为“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期望借助博友的力量，拍摄街头乞讨儿童，为寻找被拐儿童提供线索，希望通过网友的力量减少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的现象。微博刚开通13天就有5万余人关注。据了解，已经有2位失踪儿童家长留言，表示在微博的照片中发现了和自己孩子长相相似的乞讨儿童。
议程设置主体公众化
微博使得人们即使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也能就同一话题发表意见，构成了虚拟的公共意见平台。微博能够根据关键字的出现频率，统计出正在被热议的话题，这些话题之所以出现在微博首页，并非媒体的议程设置而是公众自身对于现实的认知、思考的结果。因此，在微博传播中，公众正在成为“议程设置”者。“真正能决定信息是否具有公共意义的，不是下达信息的媒体（或它们背后的政治权力），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信息的公众。”①
1963年，伯纳德·柯恩（Bernard Cohen）提出，媒体在决定人们如何想方面作用不大，而在告诉人们想什么问题方面非常成功。
流落在街头的乞讨儿童是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本来就让人忧心，现在这些乞讨儿童中有部分或许是被拐卖的孩子，这激起了大家的参与感与正义感，大家觉得身为自己有义务来做些什么帮助这些孩子，这成为了基本认知，网络上热火朝天地声援也汇集成为了民意，而“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也给了这些民意一个宣泄口，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此，通过转发或是亲手拍照的方式将这个活动接力传递下去，扩大影响力量，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事实上，微博打拐也仅仅是微博平台上近期爆发的一大亮点。此前，在许多全国关注的大事件中，微博已成为撬动舆情支点最迅速、最直接的平台。
意见领袖引导舆论
“意见领袖”是传播学中的经典概念。1922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新闻评论人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颇有影响的著作《公众舆论》一书中首次阐述了“舆论领袖”的思想②。其真正成形，并被概念化和系统化则是从著名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Paul.F.Lazarsfeild）等人提出“二级传播论”开始的。
传媒意见和信息通常从广播和报纸流向意见领袖，经由“意见领袖”个人化理解阐释后再流向人群中不太活跃的部分。这样，传媒信息→意见领袖→一般受众便呈现出二级传播的模式。
微博上的“意见领袖”是受关注度非常高的一群人，而这个关注度主要从粉丝数和微博被转发数这两个度量表现。比如说有“微博女王”之称的姚晨，拥有7137581名粉丝，每次发布的微博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转发。受关注度主要和微博主人的身份有关，在现实社会中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名人或是处于信息源上端的微博主，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名气或是发布最快捷最权威的信息获得关注。这些“意见领袖”在信息的传播流程中极为活跃，他们不仅仅是传递信息，同时还传达自己的观点看法并提供相应的建议。他们迅速、直接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引起受众的共鸣，大受追捧，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影响。网络既为“意见领袖”提供了发表言论的平台，也通过其交互性的特点，为网民提供了对言论进行反馈的渠道，进而造成更大影响，形成了网络民意。
于建嵘、李承鹏、薛蛮子、杨鹏、徐小平等是这次微博打拐活动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他们作为网络舆论的意见领袖都号召通过网友的力量，来拍下这些乞讨儿童的照片，通过一次次的转发来为那些被拐儿童的家庭带去希望。他们的粉丝数量阶梯般地速度成长，他们的发言转发数量惊人，每次乞讨儿童的照片也被重复地转发。随后大众传媒的力量开始介入，凤凰网、腾讯网都做了系列的相关专题，各大报纸也开始纷纷关注，大众传媒对于优势意见的推波助澜式的传播，使得这一事件迅速演变成社会公共事件，亿万公众参与到了这场解救乞讨儿童的事业中来。
多元化观点的公共领域
按照德国当代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的定义，公共领域是一个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领域，公众依据公共性的原则而成为舆论的主体，从而形成对国家行为的民主控制。它“原则上是向所有公民开放”，“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③从这个角度讲，微博创造了一个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背景的公民共同参与的众声喧哗的空间，真正地成为了多元话语的集散地和草根舆论的放大器。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事件由于微博的介入，开始进入微博公共话语空间，进入公众视野。微博直播、转发和评论，使每个参与其中人的声音放大到整个社会空间层面，个人行为汇集放大为社会性的行为，微博这个公共话语空间，个体可以通过它获得影响社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正在成为个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一个重要入口，而使越来越多的“私人议题”、“谈话议题”演变成社会公共话题，为众人的意见表达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形成了一个为多元文化和多元思想的生存提供栖息地的空间。
“微博打拐”还存在一些问题与瑕疵，比如说如此声势浩大的行动可能会打草惊蛇，或涉及侵犯真正乞讨儿童隐私权等。对此，互联网上也有很多质疑和批评的声音，但毫无疑问的是，正是这些不同观点和不同的声音引领着这场单纯的街拍活动走向深层次理性的思考和切实的行动，微博在其中更为重要的是正面意义，而这些也将是有助于完善社会建设进程的一次有效地尝试。
此外，“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在开展的过程中也引发了社会各界一系列更为深入的思考，网友不再只关注这个事件的进程，更关心的是事件背后的管理机制和长久有效的遏制手段。公众逐渐开始理性地表达立场观点，并且公民参与意识形成基本共识，推动事件的良性发展。
网络舆论影响公共事件走向
“舆论是一种社会合意，它的产生是一个‘问题出现——社会讨论——台意达成’的过程。”④微博打拐事件始于微博，逐渐扩展到网络的其他空间，如天涯、猫扑等论坛，各门户网站也出炉出相应的专题讨论，加上各大报纸深入全面的报道，使有关的事实和意见被网民热烈关注和讨论，达成相对一致的舆论，这个一致的舆论和声音继续在网络中进行广泛传播，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舆论压力。
从线上到线下，从网络虚拟世界到现实的社会生活，这次“微博打拐”活动迅速引发了连锁反应。公安、社会组织与机构、媒体、明星微博纷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解救行动。对于社会自发的打拐行动，各地公安官方微博纷纷发布公告表示支持，希望网友提供线索。
截至2011年2月24日，新浪微博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网友发布的乞讨儿童照片已超过7180幅，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及北京市公安局、广东省公安厅等14家公安部门已开通官方微博参与打拐，还有各类媒体及各地义工团体也参与到此次公共行动中来。
2011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在网上注意流浪儿童的问题已经很久了，有的网民经过拍照上网来暴露许多流浪儿童的问题，并已经责成民政部会同公安部等有关部门，要立即采取综合措施，加大对流浪儿童的救助。只要地方政府、各级部门动员起来，再加上人民群众的关注，就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结语
微博打拐及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彰显了微博传播以及随之形成的网络舆论和全社会舆论影响了该起公共事件的走向，推动了该起公共事件的发展，将禁乞和打拐这两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上了日程。网络传播各种特性的共同作用，对事件的进展直到了到头重要的作用。
微博在成为公众和网民分享信息的传播平台时，也正在成为公众和网民表达公共意见的传播平台，并有可能在短时期内形成强大的微博传播“信息流”、“评论流”和转发热潮，以此引起网络世界的广泛关注和网络舆论的形成，使事件演变成公共事件，并影响公共事件的走向。
参考文献
①徐贲：《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新星出版社，2009
②万玉，《精确广告传播方略初探——关于“舆论领袖”理论在广告传播中的应用》，《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3）
③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三联书店，2005：125
④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微博 议程设置 公共空间 舆论引
2009年8月，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成为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微博在短短的时间里迅猛地发展起来，它不仅成为个人传播信息和表达意见的便捷渠道，更在记录社会、推动公共议程方面显示出强大的力量。
微博打拐成为2011年春节期间最为温情的公共事件，在全国掀起了一阵声势浩大的“打拐旋风”，它在极短的时间里引爆了大家最大的热情，解救乞讨儿童成为公共领域里大家普遍关注的大事件。“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的创建始于一封寻子妈妈的求救信。2010年1月17日，一名失踪儿童杨伟鑫的母亲发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一封求救信，希望他通过微博寻找她失踪孩子的下落。这一条微博发出后，立即引发了网友的关注。随后，于建嵘接到了更多网友的寻子信息，为此他在2011年1月25日开通了名为“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期望借助博友的力量，拍摄街头乞讨儿童，为寻找被拐儿童提供线索，希望通过网友的力量减少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的现象。微博刚开通13天就有5万余人关注。据了解，已经有2位失踪儿童家长留言，表示在微博的照片中发现了和自己孩子长相相似的乞讨儿童。
议程设置主体公众化
微博使得人们即使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也能就同一话题发表意见，构成了虚拟的公共意见平台。微博能够根据关键字的出现频率，统计出正在被热议的话题，这些话题之所以出现在微博首页，并非媒体的议程设置而是公众自身对于现实的认知、思考的结果。因此，在微博传播中，公众正在成为“议程设置”者。“真正能决定信息是否具有公共意义的，不是下达信息的媒体（或它们背后的政治权力），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信息的公众。”①
1963年，伯纳德·柯恩（Bernard Cohen）提出，媒体在决定人们如何想方面作用不大，而在告诉人们想什么问题方面非常成功。
流落在街头的乞讨儿童是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状态本来就让人忧心，现在这些乞讨儿童中有部分或许是被拐卖的孩子，这激起了大家的参与感与正义感，大家觉得身为自己有义务来做些什么帮助这些孩子，这成为了基本认知，网络上热火朝天地声援也汇集成为了民意，而“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也给了这些民意一个宣泄口，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此，通过转发或是亲手拍照的方式将这个活动接力传递下去，扩大影响力量，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事实上，微博打拐也仅仅是微博平台上近期爆发的一大亮点。此前，在许多全国关注的大事件中，微博已成为撬动舆情支点最迅速、最直接的平台。
意见领袖引导舆论
“意见领袖”是传播学中的经典概念。1922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新闻评论人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颇有影响的著作《公众舆论》一书中首次阐述了“舆论领袖”的思想②。其真正成形，并被概念化和系统化则是从著名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Paul.F.Lazarsfeild）等人提出“二级传播论”开始的。
传媒意见和信息通常从广播和报纸流向意见领袖，经由“意见领袖”个人化理解阐释后再流向人群中不太活跃的部分。这样，传媒信息→意见领袖→一般受众便呈现出二级传播的模式。
微博上的“意见领袖”是受关注度非常高的一群人，而这个关注度主要从粉丝数和微博被转发数这两个度量表现。比如说有“微博女王”之称的姚晨，拥有7137581名粉丝，每次发布的微博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转发。受关注度主要和微博主人的身份有关，在现实社会中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名人或是处于信息源上端的微博主，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名气或是发布最快捷最权威的信息获得关注。这些“意见领袖”在信息的传播流程中极为活跃，他们不仅仅是传递信息，同时还传达自己的观点看法并提供相应的建议。他们迅速、直接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引起受众的共鸣，大受追捧，产生了巨大的舆论影响。网络既为“意见领袖”提供了发表言论的平台，也通过其交互性的特点，为网民提供了对言论进行反馈的渠道，进而造成更大影响，形成了网络民意。
于建嵘、李承鹏、薛蛮子、杨鹏、徐小平等是这次微博打拐活动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他们作为网络舆论的意见领袖都号召通过网友的力量，来拍下这些乞讨儿童的照片，通过一次次的转发来为那些被拐儿童的家庭带去希望。他们的粉丝数量阶梯般地速度成长，他们的发言转发数量惊人，每次乞讨儿童的照片也被重复地转发。随后大众传媒的力量开始介入，凤凰网、腾讯网都做了系列的相关专题，各大报纸也开始纷纷关注，大众传媒对于优势意见的推波助澜式的传播，使得这一事件迅速演变成社会公共事件，亿万公众参与到了这场解救乞讨儿童的事业中来。
多元化观点的公共领域
按照德国当代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的定义，公共领域是一个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领域，公众依据公共性的原则而成为舆论的主体，从而形成对国家行为的民主控制。它“原则上是向所有公民开放”，“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③从这个角度讲，微博创造了一个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背景的公民共同参与的众声喧哗的空间，真正地成为了多元话语的集散地和草根舆论的放大器。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事件由于微博的介入，开始进入微博公共话语空间，进入公众视野。微博直播、转发和评论，使每个参与其中人的声音放大到整个社会空间层面，个人行为汇集放大为社会性的行为，微博这个公共话语空间，个体可以通过它获得影响社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正在成为个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一个重要入口，而使越来越多的“私人议题”、“谈话议题”演变成社会公共话题，为众人的意见表达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形成了一个为多元文化和多元思想的生存提供栖息地的空间。
“微博打拐”还存在一些问题与瑕疵，比如说如此声势浩大的行动可能会打草惊蛇，或涉及侵犯真正乞讨儿童隐私权等。对此，互联网上也有很多质疑和批评的声音，但毫无疑问的是，正是这些不同观点和不同的声音引领着这场单纯的街拍活动走向深层次理性的思考和切实的行动，微博在其中更为重要的是正面意义，而这些也将是有助于完善社会建设进程的一次有效地尝试。
此外，“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在开展的过程中也引发了社会各界一系列更为深入的思考，网友不再只关注这个事件的进程，更关心的是事件背后的管理机制和长久有效的遏制手段。公众逐渐开始理性地表达立场观点，并且公民参与意识形成基本共识，推动事件的良性发展。
网络舆论影响公共事件走向
“舆论是一种社会合意，它的产生是一个‘问题出现——社会讨论——台意达成’的过程。”④微博打拐事件始于微博，逐渐扩展到网络的其他空间，如天涯、猫扑等论坛，各门户网站也出炉出相应的专题讨论，加上各大报纸深入全面的报道，使有关的事实和意见被网民热烈关注和讨论，达成相对一致的舆论，这个一致的舆论和声音继续在网络中进行广泛传播，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舆论压力。
从线上到线下，从网络虚拟世界到现实的社会生活，这次“微博打拐”活动迅速引发了连锁反应。公安、社会组织与机构、媒体、明星微博纷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解救行动。对于社会自发的打拐行动，各地公安官方微博纷纷发布公告表示支持，希望网友提供线索。
截至2011年2月24日，新浪微博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网友发布的乞讨儿童照片已超过7180幅，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及北京市公安局、广东省公安厅等14家公安部门已开通官方微博参与打拐，还有各类媒体及各地义工团体也参与到此次公共行动中来。
2011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在网上注意流浪儿童的问题已经很久了，有的网民经过拍照上网来暴露许多流浪儿童的问题，并已经责成民政部会同公安部等有关部门，要立即采取综合措施，加大对流浪儿童的救助。只要地方政府、各级部门动员起来，再加上人民群众的关注，就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结语
微博打拐及其造成的社会影响彰显了微博传播以及随之形成的网络舆论和全社会舆论影响了该起公共事件的走向，推动了该起公共事件的发展，将禁乞和打拐这两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上了日程。网络传播各种特性的共同作用，对事件的进展直到了到头重要的作用。
微博在成为公众和网民分享信息的传播平台时，也正在成为公众和网民表达公共意见的传播平台，并有可能在短时期内形成强大的微博传播“信息流”、“评论流”和转发热潮，以此引起网络世界的广泛关注和网络舆论的形成，使事件演变成公共事件，并影响公共事件的走向。
参考文献
①徐贲：《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新星出版社，2009
②万玉，《精确广告传播方略初探——关于“舆论领袖”理论在广告传播中的应用》，《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3）
③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三联书店，2005：125
④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