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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投入，用市场手段撬动绿色经济
——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投融资政策必须有明确的生态环保导向。要加大对生态环保的财政投入力度，建立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推进排污权抵押贷款、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创新试点，吸纳更多社会资本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摘自市委书记孙政才在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大会上的讲话）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
在重庆市确定的“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目标中，一个数字引人注目。
一时间，众多工业企业“如坐针毡”。
“作为老工业基地，重庆碳排放约70%来源于工业生产。”重庆市发改委资环气候处处长董晓川说。
“这将逼迫企业转型升级，走绿色经济之路。”有人评价。
确实，减排指标已从指导性的“软约束”转变为行政命令式的“硬指标”。
但只有“逼”，显然是不够的。
2014年6月19日，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正式开市。
“相对于硬指标的‘倒逼’，我们尝试用市场之手‘引导’企业绿色转型。”董晓川说。
淘而不汰
2012年9月2日，某区江岸边。
毒辣的太阳下，一家水泥厂已失去往日喧嚣——高耸的烟囱已化为瓦砾，宽敞的厂房已人去楼空。
“我们拆了一个月了。”一位工人挥着锤子说。
未拆除前，它能年产水泥40万吨。
2012年7月，工信部发布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该厂赫然在列。
“淘汰落后产能的水泥、煤炭等碳排放大户，是减排的重要行政措施。”董晓川说。
照理说，如果这些落后产能淘汰了，肯定会大幅减少碳排放量。
但仅仅只是“照理说”，在实际操作中，很多淘汰，其实是新生。
“新厂就在山那边。”工人面露喜色。
年产40万吨落后产能关闭了，年产300万吨新型产能呱呱坠地。
“在利益的考量下，‘淘而不汰’，不但没有解决产能过剩，还加大了碳排放量。”市水泥协会秘书长马泽民说。
“淘而不汰”，只是行政命令在面对减排时部分失效的一个方面。
一些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同时是当地的纳税大户，有的当地政府往往会想方设法“网开一面”。
而对企业来说，节能减排也是“不能承受之重”。
“减产或技术升级，很难从银行那里获得抵押贷款，由于成本增加，原有销售市场也会被其他企业抢走。”某电解企业负责人说。
面对减排，行政之手颇感无力。
隔靴搔痒
同重钢集团相比，这家水泥厂的碳排放量无疑是小巫见大巫。
“因而我们也面临着更大的减排压力。”重钢股份公司机动处能源管理科副科长刘自强说。
不过，重钢集团并不缺减排的动力。
2009年12月，包括重钢在内的重庆四家企业得到5000余万元，但并没卖出任何实物产品。
“我们利用了清洁发展机制，只要我们履行规定时间内的减排承诺，就可以得到这笔钱。”刘自强说。
通过这项机制（简称CDM），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减排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
减排还能够得到实打实的利益，一时间CDM成为重庆高耗能、高排放企业负责人口中的热词。
“简单地说，这是通过国外碳交易市场，来推动国内企业积极减排。”重庆市低碳研究中心雷晓玲教授说。
但是这波由CDM激起的“涟漪”很快归于平静。
首先是缺乏定价权。
“CDM机制由国外控制，投资收益差价多落入了国外投资者囊中。”雷晓玲说。
其次是自主性较差。
“这种机制只靠自愿减排，企业动力不足。”雷晓玲说。
第三是覆盖面较窄。
“这种模式主要是点对点的交易，覆盖范围较小。”雷晓玲说。
尽管如此，CDM机制还是让人们看到市场在减排上的“威力”。
“借助外部市场，能一时见效，但长远看是‘隔靴搔痒’。”雷晓玲说。
此时，国内有人开始呼吁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的碳交易市场。
2011年底，国家发改委宣布在国内部分城市试点建立碳交易市场，重庆赫然在列。
顶层设计
“预计年内开展第一笔交易。”
“预计明年初展开试点。”
…………
2012年初，媒体对重庆碳交易市场试点热情高涨——
作为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城市中唯一一个传统重工业城市，重庆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要比东南沿海发达地区高40%以上。
“这意味着重庆碳交易市场具有极大想象空间。”雷晓玲说。
但同时，这也意味着重庆并没有可以参照的模板。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重庆，适合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碳交易市场。”董晓川说。
为此，市发改委通过一系列调研与课题研究，做出三项顶层设计。
实行配额总量控制。“政府只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不干涉企业的减排计划，给企业留出发展空间。”董晓川说。
建立配额调整机制。“政府每年会对企业申报的配额进行核查，如发现最终所需配额和企业申报配额有差距，那么多余配额将会被政府回收。”董晓川说。
严肃惩罚机制。“企业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的，将按照清缴期届满前一个月配额平均交易价格的三倍予以处罚。”董晓川说。
2014年5月，《重庆市碳排放配额管理细则（试行）》颁布，重庆碳交易市场蓄势待发。
市场之手
2014年6月19日，伴着一声锣响，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正式开市。
刘自强屏住呼吸，瞪大眼睛紧盯着大屏幕。
9∶40，大屏幕显示，重钢卖出1万吨，成交价30.5万元，买入方是江津珞璜开发有限公司。
刘自强挥了挥拳头，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开市不过20分钟，重钢拿出的3万吨排放配额全部卖出，获利91.5万元。
“耶！首战告捷！”刘自强长舒一口气。
依照《重庆市碳排放配额管理细则（试行）》，2015年前，我市排放配额免费发放，由企业自己申报。
“这样可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董晓川说。
根据相应计算方式，刘自强和同事们完成了配额的申报，并在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开设了账户。
“市发改委给了重钢828.8万吨的配额，我们预计应该有30多万吨的余额。”刘自强说。
技术改造不仅提高了能效，通过碳交易中心这个平台，还为重钢带来了“看得见”的经济效益。
“而一旦企业发现高排放不划算，就会上马节能减排项目，最终达到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董晓川说。
在这种机制下，减排成本高的企业会花钱购买碳排放权，减排成本低的企业则更倾向于实施减排措施并通过碳交易获得补偿。
“市场的手段往往比行政的手段更有效。”董晓川说。
——要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投融资政策必须有明确的生态环保导向。要加大对生态环保的财政投入力度，建立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推进排污权抵押贷款、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创新试点，吸纳更多社会资本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摘自市委书记孙政才在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大会上的讲话）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
在重庆市确定的“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目标中，一个数字引人注目。
一时间，众多工业企业“如坐针毡”。
“作为老工业基地，重庆碳排放约70%来源于工业生产。”重庆市发改委资环气候处处长董晓川说。
“这将逼迫企业转型升级，走绿色经济之路。”有人评价。
确实，减排指标已从指导性的“软约束”转变为行政命令式的“硬指标”。
但只有“逼”，显然是不够的。
2014年6月19日，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正式开市。
“相对于硬指标的‘倒逼’，我们尝试用市场之手‘引导’企业绿色转型。”董晓川说。
淘而不汰
2012年9月2日，某区江岸边。
毒辣的太阳下，一家水泥厂已失去往日喧嚣——高耸的烟囱已化为瓦砾，宽敞的厂房已人去楼空。
“我们拆了一个月了。”一位工人挥着锤子说。
未拆除前，它能年产水泥40万吨。
2012年7月，工信部发布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该厂赫然在列。
“淘汰落后产能的水泥、煤炭等碳排放大户，是减排的重要行政措施。”董晓川说。
照理说，如果这些落后产能淘汰了，肯定会大幅减少碳排放量。
但仅仅只是“照理说”，在实际操作中，很多淘汰，其实是新生。
“新厂就在山那边。”工人面露喜色。
年产40万吨落后产能关闭了，年产300万吨新型产能呱呱坠地。
“在利益的考量下，‘淘而不汰’，不但没有解决产能过剩，还加大了碳排放量。”市水泥协会秘书长马泽民说。
“淘而不汰”，只是行政命令在面对减排时部分失效的一个方面。
一些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同时是当地的纳税大户，有的当地政府往往会想方设法“网开一面”。
而对企业来说，节能减排也是“不能承受之重”。
“减产或技术升级，很难从银行那里获得抵押贷款，由于成本增加，原有销售市场也会被其他企业抢走。”某电解企业负责人说。
面对减排，行政之手颇感无力。
隔靴搔痒
同重钢集团相比，这家水泥厂的碳排放量无疑是小巫见大巫。
“因而我们也面临着更大的减排压力。”重钢股份公司机动处能源管理科副科长刘自强说。
不过，重钢集团并不缺减排的动力。
2009年12月，包括重钢在内的重庆四家企业得到5000余万元，但并没卖出任何实物产品。
“我们利用了清洁发展机制，只要我们履行规定时间内的减排承诺，就可以得到这笔钱。”刘自强说。
通过这项机制（简称CDM），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减排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
减排还能够得到实打实的利益，一时间CDM成为重庆高耗能、高排放企业负责人口中的热词。
“简单地说，这是通过国外碳交易市场，来推动国内企业积极减排。”重庆市低碳研究中心雷晓玲教授说。
但是这波由CDM激起的“涟漪”很快归于平静。
首先是缺乏定价权。
“CDM机制由国外控制，投资收益差价多落入了国外投资者囊中。”雷晓玲说。
其次是自主性较差。
“这种机制只靠自愿减排，企业动力不足。”雷晓玲说。
第三是覆盖面较窄。
“这种模式主要是点对点的交易，覆盖范围较小。”雷晓玲说。
尽管如此，CDM机制还是让人们看到市场在减排上的“威力”。
“借助外部市场，能一时见效，但长远看是‘隔靴搔痒’。”雷晓玲说。
此时，国内有人开始呼吁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的碳交易市场。
2011年底，国家发改委宣布在国内部分城市试点建立碳交易市场，重庆赫然在列。
顶层设计
“预计年内开展第一笔交易。”
“预计明年初展开试点。”
…………
2012年初，媒体对重庆碳交易市场试点热情高涨——
作为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城市中唯一一个传统重工业城市，重庆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要比东南沿海发达地区高40%以上。
“这意味着重庆碳交易市场具有极大想象空间。”雷晓玲说。
但同时，这也意味着重庆并没有可以参照的模板。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重庆，适合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碳交易市场。”董晓川说。
为此，市发改委通过一系列调研与课题研究，做出三项顶层设计。
实行配额总量控制。“政府只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不干涉企业的减排计划，给企业留出发展空间。”董晓川说。
建立配额调整机制。“政府每年会对企业申报的配额进行核查，如发现最终所需配额和企业申报配额有差距，那么多余配额将会被政府回收。”董晓川说。
严肃惩罚机制。“企业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的，将按照清缴期届满前一个月配额平均交易价格的三倍予以处罚。”董晓川说。
2014年5月，《重庆市碳排放配额管理细则（试行）》颁布，重庆碳交易市场蓄势待发。
市场之手
2014年6月19日，伴着一声锣响，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正式开市。
刘自强屏住呼吸，瞪大眼睛紧盯着大屏幕。
9∶40，大屏幕显示，重钢卖出1万吨，成交价30.5万元，买入方是江津珞璜开发有限公司。
刘自强挥了挥拳头，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开市不过20分钟，重钢拿出的3万吨排放配额全部卖出，获利91.5万元。
“耶！首战告捷！”刘自强长舒一口气。
依照《重庆市碳排放配额管理细则（试行）》，2015年前，我市排放配额免费发放，由企业自己申报。
“这样可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董晓川说。
根据相应计算方式，刘自强和同事们完成了配额的申报，并在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开设了账户。
“市发改委给了重钢828.8万吨的配额，我们预计应该有30多万吨的余额。”刘自强说。
技术改造不仅提高了能效，通过碳交易中心这个平台，还为重钢带来了“看得见”的经济效益。
“而一旦企业发现高排放不划算，就会上马节能减排项目，最终达到减少环境污染的目的。”董晓川说。
在这种机制下，减排成本高的企业会花钱购买碳排放权，减排成本低的企业则更倾向于实施减排措施并通过碳交易获得补偿。
“市场的手段往往比行政的手段更有效。”董晓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