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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应明晰自己的学科定位，不再承担本应属于其他学科的责任，经济学家则应该端正学风，专注于原创性理论研究，唯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迎来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
改革开放的浪潮为中国经济学家搭建了一个空前的大舞台，经济学更因此成了整个社会科学中惟一的一门显学，长期把握话语权，但是近来内地经济学界接连遭遇“寒流”，开始走下“神坛”。
当年的“郎顾之争”可谓把内地经济学家几乎全都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随后又有了“郎张之争”､“郎周之争”，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饱受公众与舆论的质疑，那些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家也日益活跃起来，有的甚至还将批判上升到了道德底线的高度。香港丁学良教授“内地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宏论，再次使内地经济学家面临一场学术与道德的双重压力，邹恒甫教授的“三五流论”则更加不留情面，几乎到了直接点名的地步。与郎咸平等教授的咄咄逼人相比，内地主流经济学家则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有的甚至是惊慌失措，被媒体称为一次又一次的“集体失语”，这些都是什么缘故呢?
这不得不让人想起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海尔布鲁纳”之谜。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海尔布鲁纳在其被西方尊称为“经济学说史方面的标准著作”——《世俗哲人——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继亚当·斯密后，“经济学家成为学术界甚至整个社会的明星”，然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有6000多年，但是(亚当·斯密之前)没有出现过一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家。奇怪的是，远在法老时代之前，人类就为经济问题奋斗，若干世纪以来，产生了不少哲学家､科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和大量的政治家，为什么唯独没有经济学家呢?”
而中国作为一个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国，而且还是唯一一直得以延续传承到现代的远古文明，迄今为止——无论是斯密前还是斯密后，都没有为世界贡献出一位经济学大师，以至于世界经济思想史上至今仍然没有中国人的一席之地!这就是经济思想史上所谓中国版的“海尔布鲁纳”之谜，而且这个谜团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将继续存在，当然这不免又牵涉到国人长久以来的诺贝尔奖情结了。
中国古代为什么
出不了经济学家
林毅夫教授曾经很早就指出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取决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20世纪30年代以前，经济学研究中心在英国，30年代后就逐渐转移到美国，这与它们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有关，他还预言了中国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迎来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如果这种逻辑成立的话，为什么一直居于世界经济中心的古代中国却没能够产生经济学家呢?根据当代杰出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统计，中国经济1830年的总量占到世界GDP总量的1/3，超过了现在美国经济占世界25%的水平，应该算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强国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市场经济才需要也才有可能产生经济学家，自然经济条件下经济秩序的安排靠世袭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秩序的安排才需要经济学家。但正史一般认为中国至少在明朝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其实中国早在宋朝就产生了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契约，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和银行信用——交子及钱庄，还拥有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
事实上，中国古代不仅确立了私有制，有了市场经济，而且还出现了懂得调节市场经济的政治家，如管仲､王安石､张居正等，而《管子》､《盐铁论》等著作都包含了许多朴素的经济学思想。古代中国发达而相对质朴的市场经济不仅使当时的技术遥遥领先于世界，而且也同样周期性地积累起两极分化､土地兼并，造成王朝崩溃，生民涂炭。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只是产生经济学家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中国古代没有出现经济学家，首先应该与中国传统的世袭制度安排有关，这种制度安排强调“长幼有序”，权力､地位和财富都已事先安排好由嫡长子来继承，一个人一生下来就这样被锁定在传统的经济秩序安排中，并按照这样的秩序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日常经济生活的组织方面，则主要是利用传统来安排经济秩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种经济制度安排下，人们主要利用传统观念来组织经济和社会事务，而且都必须按照已有的风俗习惯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这一传统的世袭制度与经济制度一直在中国农业文明阶段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中国经济秩序长久以来都呈现出超稳定运行的态势，自然产生不了经济学与经济学家，当然也就没有形成对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的需求。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非嫡长子与贫寒之士要想改变自身地位的唯一机会就只能依靠科举制度了。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后来程朱理学的兴起，“作八股､考进士”成了唯一的入仕之路，中国所有第一流的人才都去研究八股文了，科举制度与官本位二位一体，成为扼杀人们创造性思维的精神枷锁，这些都使得知识分子无心投资其他领域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
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经济秩序安排又具有某些计划经济的特点，并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所谓“小政府”，而是由国家负责整个社会的正常运作，特别是像兴修水利､交通等公共工程，以及控制盐､铁等主要商品的流通，政府中均设有专门的官职和部门来指导工程､农业和主要的经济活动，如有专门的盐政司､工部和户部等。对于老百姓而言，“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并且，由于无论哪个王朝政府都奉行“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重生产而抑流通，“士农工商､三六九等”，商人成了整个传统社会结构中最没有地位的阶层，这种本位思想与科举制度的结合就更加不会形成投资于经济学的人力资本，也就没有产生经济学家的土壤与环境。
中国当代为什么
仍然没有经济学大师
改革开放前，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秩序的安排完全依靠政府来进行，全国一盘棋都由计委来下。随着计划经济部门的日益强大，最终形成了以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计划资源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体制为基本特征的三位一体的日益僵化的体制。当时政府给予的制度选择也基本上排除了现代经济学，几乎全都是清一色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因而从总体上缺乏对现代经济学的人力资本投资。所以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也曾经出现过一些经济思想家，但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并享有荣光的时代却远没有到来，现代经济学更是日渐式微。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走上了一条通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提上了日程，市场经济秩序雏形基本形成，中国经济的发展之谜也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学家普遍关注的话题，并有“北京共识”之说。这终于为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更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家时代的到来，也正因为如此，以市场运行为研究对象的现代经济学成了整个社会科学的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了整个社会的明星，开始走上“神坛”，传经布道。
市场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为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无限荣光的机遇，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曾说过:“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当中，最有资格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家”。然而，中国经济学家们却因为常常被怀疑给既得利益集团代言而多次让公众和舆论深深感到失望。
事实上，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转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身影一直伴随着整个改革进程，从老一辈的杜润生､于光远､吴敬琏､厉以宁等到中青年一代的林毅夫､张维迎､樊纲等，都一直在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摇旗呐喊､建言献策，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践行调查研究､笔耕不辍，有的甚至还可以说仍然是在戴着脚镣起舞，饱受争论与质疑。他们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现代市场经济思想的启蒙;(2)直接参与并影响政府决策;(3)为社会各利益群体提供咨询与表达其意见的机会(卢周来，2005)。尽管改革过程中总有或多或少的不如意，如贫富差距､腐败问题､住房入学看病难，但是却鲜有人愿意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公众和舆论都广泛认同和接受了市场经济体制，不能不说是现代经济学教育与普及的成果。
邹恒甫教授曾经很早就指出，专业地看，中国质量最好的经济学论文对经济学理论知识库存并没有任何边际意义上的贡献，他们都是在研究具体实践问题。其实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和值得奇怪的地方，因为中国经济转轨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其典型特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因此在改革中会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往往要在改革和发展中去解决，以改革促发展。这些反映到经济学研究上，就是依托中国经济转型的特点，做现实问题导向的研究，为改革提具体的政策建议，解决现实中遭遇到的问题，因此更多的是政策研究而非理论研究。这也就是《经济研究》上面为什么都是“经济问题研究”了①，这是现实和时代的需要，也是整个社会产生的需求，“需求自动创造供给”嘛!这种“形而下”的“低层次”研究往往也就只是对现代经济学知识存量和工具的利用，而很难在AER､JPE上等国际顶尖刊物上发表论文了，当然更加不敢妄言对经济学理论库存有何边际意义上的贡献，又何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呢?这也就是“海尔布鲁纳”之谜为什么会在当代中国仍然继续存在的原因。
然而，由于渐进式改革矛盾积累的性质，经济学家在担当“什么都懂，什么都谈”的社会明星角色中开始日益显得不适应起来，越来越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常因“经济学不讲道德”､“腐败私有化”等言论而身处漩涡的中心。随着改革日益步入深水区，即所谓的攻坚阶段，也就不再是先前那种没有受损者而只有受益者的帕累托改进式改革，伴随着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相关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地位开始上升，经济学将不再是唯一的显学。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大转型后，经济学家不应再过多地承担本应属于其他学科的责任，经济学家的“诸神归位”对经济学却未必不是好事，在经历了喧嚣与浮躁后，他们可能不再专注于“谏言”与“预测”，不再“入世甚深”，这样才能耐得住“寂寞”与“冷板凳”，专注于原创性的理论研究，为整个经济学理论库存作出有边际意义的贡献，这样中国“海尔布鲁纳”之谜的解决才有希望。
(作者为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的浪潮为中国经济学家搭建了一个空前的大舞台，经济学更因此成了整个社会科学中惟一的一门显学，长期把握话语权，但是近来内地经济学界接连遭遇“寒流”，开始走下“神坛”。
当年的“郎顾之争”可谓把内地经济学家几乎全都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随后又有了“郎张之争”､“郎周之争”，国内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饱受公众与舆论的质疑，那些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家也日益活跃起来，有的甚至还将批判上升到了道德底线的高度。香港丁学良教授“内地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宏论，再次使内地经济学家面临一场学术与道德的双重压力，邹恒甫教授的“三五流论”则更加不留情面，几乎到了直接点名的地步。与郎咸平等教授的咄咄逼人相比，内地主流经济学家则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有的甚至是惊慌失措，被媒体称为一次又一次的“集体失语”，这些都是什么缘故呢?
这不得不让人想起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海尔布鲁纳”之谜。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海尔布鲁纳在其被西方尊称为“经济学说史方面的标准著作”——《世俗哲人——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继亚当·斯密后，“经济学家成为学术界甚至整个社会的明星”，然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有6000多年，但是(亚当·斯密之前)没有出现过一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家。奇怪的是，远在法老时代之前，人类就为经济问题奋斗，若干世纪以来，产生了不少哲学家､科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和大量的政治家，为什么唯独没有经济学家呢?”
而中国作为一个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国，而且还是唯一一直得以延续传承到现代的远古文明，迄今为止——无论是斯密前还是斯密后，都没有为世界贡献出一位经济学大师，以至于世界经济思想史上至今仍然没有中国人的一席之地!这就是经济思想史上所谓中国版的“海尔布鲁纳”之谜，而且这个谜团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仍将继续存在，当然这不免又牵涉到国人长久以来的诺贝尔奖情结了。
中国古代为什么
出不了经济学家
林毅夫教授曾经很早就指出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社会科学理论贡献的大小取决于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20世纪30年代以前，经济学研究中心在英国，30年代后就逐渐转移到美国，这与它们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有关，他还预言了中国在不远的将来有可能迎来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如果这种逻辑成立的话，为什么一直居于世界经济中心的古代中国却没能够产生经济学家呢?根据当代杰出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统计，中国经济1830年的总量占到世界GDP总量的1/3，超过了现在美国经济占世界25%的水平，应该算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强国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市场经济才需要也才有可能产生经济学家，自然经济条件下经济秩序的安排靠世袭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秩序的安排才需要经济学家。但正史一般认为中国至少在明朝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其实中国早在宋朝就产生了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契约，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和银行信用——交子及钱庄，还拥有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
事实上，中国古代不仅确立了私有制，有了市场经济，而且还出现了懂得调节市场经济的政治家，如管仲､王安石､张居正等，而《管子》､《盐铁论》等著作都包含了许多朴素的经济学思想。古代中国发达而相对质朴的市场经济不仅使当时的技术遥遥领先于世界，而且也同样周期性地积累起两极分化､土地兼并，造成王朝崩溃，生民涂炭。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只是产生经济学家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中国古代没有出现经济学家，首先应该与中国传统的世袭制度安排有关，这种制度安排强调“长幼有序”，权力､地位和财富都已事先安排好由嫡长子来继承，一个人一生下来就这样被锁定在传统的经济秩序安排中，并按照这样的秩序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日常经济生活的组织方面，则主要是利用传统来安排经济秩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种经济制度安排下，人们主要利用传统观念来组织经济和社会事务，而且都必须按照已有的风俗习惯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这一传统的世袭制度与经济制度一直在中国农业文明阶段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中国经济秩序长久以来都呈现出超稳定运行的态势，自然产生不了经济学与经济学家，当然也就没有形成对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的需求。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非嫡长子与贫寒之士要想改变自身地位的唯一机会就只能依靠科举制度了。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后来程朱理学的兴起，“作八股､考进士”成了唯一的入仕之路，中国所有第一流的人才都去研究八股文了，科举制度与官本位二位一体，成为扼杀人们创造性思维的精神枷锁，这些都使得知识分子无心投资其他领域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
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经济秩序安排又具有某些计划经济的特点，并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所谓“小政府”，而是由国家负责整个社会的正常运作，特别是像兴修水利､交通等公共工程，以及控制盐､铁等主要商品的流通，政府中均设有专门的官职和部门来指导工程､农业和主要的经济活动，如有专门的盐政司､工部和户部等。对于老百姓而言，“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并且，由于无论哪个王朝政府都奉行“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重生产而抑流通，“士农工商､三六九等”，商人成了整个传统社会结构中最没有地位的阶层，这种本位思想与科举制度的结合就更加不会形成投资于经济学的人力资本，也就没有产生经济学家的土壤与环境。
中国当代为什么
仍然没有经济学大师
改革开放前，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秩序的安排完全依靠政府来进行，全国一盘棋都由计委来下。随着计划经济部门的日益强大，最终形成了以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计划资源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体制为基本特征的三位一体的日益僵化的体制。当时政府给予的制度选择也基本上排除了现代经济学，几乎全都是清一色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因而从总体上缺乏对现代经济学的人力资本投资。所以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也曾经出现过一些经济思想家，但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并享有荣光的时代却远没有到来，现代经济学更是日渐式微。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走上了一条通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提上了日程，市场经济秩序雏形基本形成，中国经济的发展之谜也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学家普遍关注的话题，并有“北京共识”之说。这终于为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更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家时代的到来，也正因为如此，以市场运行为研究对象的现代经济学成了整个社会科学的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了整个社会的明星，开始走上“神坛”，传经布道。
市场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为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无限荣光的机遇，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曾说过:“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当中，最有资格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家”。然而，中国经济学家们却因为常常被怀疑给既得利益集团代言而多次让公众和舆论深深感到失望。
事实上，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转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身影一直伴随着整个改革进程，从老一辈的杜润生､于光远､吴敬琏､厉以宁等到中青年一代的林毅夫､张维迎､樊纲等，都一直在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摇旗呐喊､建言献策，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践行调查研究､笔耕不辍，有的甚至还可以说仍然是在戴着脚镣起舞，饱受争论与质疑。他们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现代市场经济思想的启蒙;(2)直接参与并影响政府决策;(3)为社会各利益群体提供咨询与表达其意见的机会(卢周来，2005)。尽管改革过程中总有或多或少的不如意，如贫富差距､腐败问题､住房入学看病难，但是却鲜有人愿意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公众和舆论都广泛认同和接受了市场经济体制，不能不说是现代经济学教育与普及的成果。
邹恒甫教授曾经很早就指出，专业地看，中国质量最好的经济学论文对经济学理论知识库存并没有任何边际意义上的贡献，他们都是在研究具体实践问题。其实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和值得奇怪的地方，因为中国经济转轨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其典型特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因此在改革中会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往往要在改革和发展中去解决，以改革促发展。这些反映到经济学研究上，就是依托中国经济转型的特点，做现实问题导向的研究，为改革提具体的政策建议，解决现实中遭遇到的问题，因此更多的是政策研究而非理论研究。这也就是《经济研究》上面为什么都是“经济问题研究”了①，这是现实和时代的需要，也是整个社会产生的需求，“需求自动创造供给”嘛!这种“形而下”的“低层次”研究往往也就只是对现代经济学知识存量和工具的利用，而很难在AER､JPE上等国际顶尖刊物上发表论文了，当然更加不敢妄言对经济学理论库存有何边际意义上的贡献，又何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呢?这也就是“海尔布鲁纳”之谜为什么会在当代中国仍然继续存在的原因。
然而，由于渐进式改革矛盾积累的性质，经济学家在担当“什么都懂，什么都谈”的社会明星角色中开始日益显得不适应起来，越来越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常因“经济学不讲道德”､“腐败私有化”等言论而身处漩涡的中心。随着改革日益步入深水区，即所谓的攻坚阶段，也就不再是先前那种没有受损者而只有受益者的帕累托改进式改革，伴随着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相关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地位开始上升，经济学将不再是唯一的显学。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大转型后，经济学家不应再过多地承担本应属于其他学科的责任，经济学家的“诸神归位”对经济学却未必不是好事，在经历了喧嚣与浮躁后，他们可能不再专注于“谏言”与“预测”，不再“入世甚深”，这样才能耐得住“寂寞”与“冷板凳”，专注于原创性的理论研究，为整个经济学理论库存作出有边际意义的贡献，这样中国“海尔布鲁纳”之谜的解决才有希望。
(作者为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