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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隆冬季节，画家李草根睡到快中午才醒来，简单洗漱后，懒洋洋地向画室走去。为了赶一幅画，他已经十几天没有好好休息了。
等他推开画室的门，向对面墙上看去，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挂在墙壁上的一幅古画不见了。他经常观看与破案有关的电视剧，知道不能破坏现场，于是不敢进屋，急忙拿出手机报案。
探长张景奇带领助手迅速赶来，先对画室外面进行详细勘察。昨夜下的轻霜还没有化去，地面上保留着完整而清晰的痕迹：一行脚印从院墙上翻进来，走到窗前，撬开窗户进入，然后又从窗户出来，再从院墙翻出去。
可以确定，两行清晰的脚印就是疑犯留下的。但这些脚印很小，如果不是孩子留下的，那疑犯肯定就是个侏儒。而且，窗前的脚印有些模糊，墙脚处的脚印也有些模糊，根本看不出个数，有一种似乎被故意破坏的迹象。
他们再来到院墙外面，那里是一条公路，与院内脚印相对的地方，留有清晰的车胎印。可以肯定，疑犯是驾车而来，就停在此地，然后翻墙而入。
“看来，古画是今天早上下霜之后丢失的。”助手判断说。
“没错，如果是昨天夜里，这些痕迹都会被轻霜盖住。”张景奇夸奖助手说，“学会动脑筋了，你的进步很大呀。”
他们又来到画室，取到了那双脚印。
“看来，这双鞋是新买的。”助手说，“如果疑犯将鞋子毁掉，这条线索就断了。”
“为什么要查这条线？每个人都不止有一双鞋，这条线比大海捞针还难，笨蛋才这样破案。”张景奇说，“查车胎印。”
很快，他们在一家地下停车场内查到了这辆黑色轿车，车牌号码尾数为79。这是一家收费停车场，面积很大，每天都有上百辆轿车停在里面。门外有一个中年男人看守大门，并对每辆车的存入和开出时间进行记录，他也是这个停车场的老板。
经过查询，他们发现79号轿车的车主是一位大学教授。这样的人怎么能做贼呢？而且在案发时间，这位教授正休假在家写书，已闭门谢客多日。难道有人盗用了这部轿车吗？通过停车场老板的认真回忆和他所做的记录得知，这些天这部轿车根本没有被开出过。
难道世上还有一辆与79号轿车轮胎磨损程度相同的轿车吗？看来要将全市所有轿车的轮胎做一次严格检验了。那不是又要大海捞针了吗？
“我说过，笨蛋才这样破案。”张景奇说，“调查案发时间内被使用的、并且轮胎品牌相同的轿车就可以了，而且是在本市内。这不就缩小调查范围了么？”
但按照这个标准调查下来，并没有发现与案发现场采集到的轮胎印相吻合的轿车。这下，张景奇也一筹莫展了。于是，他请助手去咖啡店里喝咖啡。
两个人临窗而坐，慢慢品着咖啡，两双眼睛望着窗外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流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心里所想的却是案子。这是张景奇的一个习惯，每当案子进展不下去，他就来这里喝咖啡，有时自己一个人，有时叫上助手，一边喝咖啡一边望着窗外的景象一边寻找灵感。
两杯咖啡喝完，第三杯咖啡刚端上来。张景奇突然站起身，快速离去。助手急忙买单，随后追来。因为他知道，张景奇已经有所发现，至少找到了案子的突破口。
他们来到79号轿车所在的停车场，询问老板案发时间内前来取车的人，有没有表现异常的。老板拿出记录看了看，又想了想说：“那天早上是有一个人挺反常的。”
“怎么反常？”助手着急地问。
“也没什么特别反常的，就是觉得他取车和送车的时间长了一点，一般来说，10分钟左右就够长了，可那天，那人过了40多分钟才出来。”
“取车时间40多分钟，还是送车时间40多分钟？”张景奇问。
“取车和送车时间都有40多分钟。”
“这就对了。”张景奇看一眼记录上的车牌号，尾数为97，“现在，这部车还在这里吗？”
“自从那天早上送来，到现在还一次也没出去过。”
他们很快找到了那辆车，这是一部白色轿车，距离79号轿车位置很远。张景奇拿出仪器仔细检查车体底部，左右两侧发现了两处用千斤顶顶过的痕迹，并在车门上取到了几枚指纹，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检查79号车，也在车体底部发现了千斤顶顶过的痕迹，又在车门上取到了几枚指纹，然后拿回公安局进行技术鉴定。
结论是，两部轿车的千斤顶痕迹相同，说明两部轿车曾使用过同一个千斤顶。而那位大学教授说，他已有半年没有修过车了，家里也没有准备千斤顶，也不认识97号车的车主。
助手恍然大悟：“97号车主将79号车的轮胎换到自己车上来作案，故意在那个时间，让车胎痕迹清晰地留下来，不但嫁祸于人，而且还转移了我们的视线。”
“理论上成立，但是我们还缺少足够的证据。”张景奇说，“比如指纹……”不久后，指纹的鉴定结果出来了：“两部轿车上采集到的指纹并不相同。79号车上的指纹属于车主，就是那位大学教授的，97号车上的指纹还正在比对中。”
“好，那我们可以先从这辆车的车主查起。”
张景奇和助手找到了97号车的车主。此人名叫马祖耀，也是一位画家，但水平不高。凭他的实力根本无法用卖画的钱购买轿车，全仗经商的妻子拿出钱来资助他。不过，他倒是非常配合调查。
从他车上采集到的指纹与他本人的指纹相吻合，从他车子的后备箱里也找到了那只千斤顶。他承认为自己所有。平时小来小去的修车，他从不去修车厂，自己就修了。但是，79号车车体下部为什么有他的千斤顶的痕迹，他却摇头说：“那我就不知道了。”同时他还否认了案发时间内曾开车出去过，但他承认这个时间内，他确实在自己的车内，只是睡觉了。
“笑话，你没有家么？为什么这个时候来车里睡觉？”助手问。
“唉，说出来让人笑话。”马祖耀说，“老婆那天正好和我吵架，家里实在没法呆，身上又没钱，去不了宾馆旅社，只好来这里了。”
张景奇询问了停车场老板，案发时间确实见过马祖耀进出停车场。但开车出去的那人是否就是马祖耀，他不敢确定。因为停车场出入口虽然有灯光，但不是很明亮。加上车厢内光线很暗，根本看不清里面的人。不过，开车的一般都应该是车主，这是停车场老板的想当然推理。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张景奇又去调查马祖耀的妻子，证实那天早上二人确实吵架了，而且吵得很凶。不同的是，妻子说争吵是马祖耀先挑起来的。
“是不是两人计划好的？”助手问。
“不会。”张景奇说，“如果是计划好的，二人说法就会一致，而现在明显有区别。如果马祖耀故意和妻子吵架，那就应该是在为自己离家设计借口。这小子可真够狡猾的。”
“现在能抓他了吧？”助手拿出手铐晃动两下。
“早着呢。”张景奇说，“还缺少证据。”
“还缺少证据？”助手不解，“79号车有他千斤顶的痕迹，虽然停车场老板没有看清开车人是谁，但是开出去的轿车就是白色的97号，这些还不够吗？”
“马祖耀进出停车场之前和之后，都有人进出过停车场。你能确定就是马祖耀更换的79号车胎吗？会不会事先有人打开97号车的后备箱拿出千斤顶更换了车胎？虽然停车场有记录，但老板并没有看清开车的人是谁。万一有人在里面更换了车牌，之后挂着97号车的牌子出去作案呢？如果马祖耀真的因为和妻子吵架来这里睡觉，那他完全可能没发现自己的车牌被人卸掉……这些问题，你怎么回答？”
助手一时间张口结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最大的疑点是，”张景奇又说，“进出李草根画室的是一双小脚印，而马祖耀身高将近一米八零。我早已仔细观察过他的脚，至少要穿42码的鞋。”
“这么说，难道疑犯另有其人？”
“不会，疑犯就是马祖耀。他根本不认识那个大学教授，这样做并不是要嫁祸给教授，而是因为‘97’和‘79’两组数字容易混淆。”张景奇说，“但现在，我们缺少的是让马祖耀无法反驳并让他低头认罪的证据。”
“那，那双小脚印会不会是马祖耀的儿子留下的？”
张景奇见过马祖耀的儿子马向南，十三四岁的样子，脚上的鞋子和现场脚印的大小差不多，于是对他进行了秘密调查。马向南学习过武术，这一点倒是符合作案条件。然而，马向南是在一家封闭式教学的私立学校上学，从周一到周五根本就不能离开学校。案发时间，他正在学校寝室内睡觉，有值班老师和同寝室同学可以作证，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案子到此，又让张景奇一筹莫展了。
他们再次来到咖啡馆，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欣赏外面的景色，一边思考案子。突然，张景奇灵机一动：“你说，疑犯故意选择那个时间作案，是为了清晰地留下车胎印，转移我们的视线。李草根家窗前的那些脚印似乎被故意破坏过，院墙的墙脚处的脚印也遭到了破坏，那么，那些清晰可见的小脚印会不会也是故意布置的，为了转移我们的视线呢？”
“很有可能！”助手激动得一拍桌子，惊得满屋子的人都转过头来向这边看，“可是，马祖耀的脚怎么能穿上这么小的鞋，而且还能走路呢？”
“现在我们两个只是这样猜想，肯定解不开谜团，应该再去调查马祖耀，一定能发现什么。”
于是，他们再次来到马祖耀的家。刚走进楼道，就看见一个少年正在楼梯上练习倒立走路：两只手伸进鞋子里，头下脚上，用双手做脚，一步步“走”上楼梯，再一步步“走”下楼梯，几乎和正常人走路差不多。
仔细看这个少年，正是马向南。原来今天是星期六，马向南正好在家。张景奇马上停下来，给孩子鼓掌：“马向南，你太厉害了！你这样倒立着走路能走多远？”
马向南认出了两位警察，但他还不知道，这两位警察叔叔多次光顾自己的家是为了什么。他连忙停下来，站好之后说：“一百多米吧。”说着还有些自豪，“其实这不算什么，和我爸爸相比差远了。我爸爸倒立着走路，能走300多米呢。”
案子现在真相大白，就是马祖耀偷走的古画：他将79号车的车胎换到自己车上，来到李草根家院墙外，双手穿着一双小鞋倒立着走路，故意留下清晰的车胎印和脚印，目的就是为了转移警察的视线。但是，他在翻越院墙和从窗户进屋时，不得不双脚着地，所以将这两处的脚印有意地破坏了。偷走古画回到停车场，再将轮胎换过来，然后大摇大摆地从停车场管理人面前走过……
好精妙的设计，只是百密一疏，两部车的底部留下了相同的千斤顶印痕，加上他有意混淆的车牌号，聪明反被聪明误，留下了致命的线索。
两名警察不忍心让马向南目睹父亲被逮捕的一幕，悄然离去。周日晚，在马祖耀将儿子送去学校回来的路上，被张景奇和助手拦住了。审讯室内，面对张景奇严密的分析和推理，马祖耀不得不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在一次画家聚会上，听说了李草根家里有值钱的古画，于是一念之差，做下了这样一起盗窃案。然而，此时后悔已经晚了。
等他推开画室的门，向对面墙上看去，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挂在墙壁上的一幅古画不见了。他经常观看与破案有关的电视剧，知道不能破坏现场，于是不敢进屋，急忙拿出手机报案。
探长张景奇带领助手迅速赶来，先对画室外面进行详细勘察。昨夜下的轻霜还没有化去，地面上保留着完整而清晰的痕迹：一行脚印从院墙上翻进来，走到窗前，撬开窗户进入，然后又从窗户出来，再从院墙翻出去。
可以确定，两行清晰的脚印就是疑犯留下的。但这些脚印很小，如果不是孩子留下的，那疑犯肯定就是个侏儒。而且，窗前的脚印有些模糊，墙脚处的脚印也有些模糊，根本看不出个数，有一种似乎被故意破坏的迹象。
他们再来到院墙外面，那里是一条公路，与院内脚印相对的地方，留有清晰的车胎印。可以肯定，疑犯是驾车而来，就停在此地，然后翻墙而入。
“看来，古画是今天早上下霜之后丢失的。”助手判断说。
“没错，如果是昨天夜里，这些痕迹都会被轻霜盖住。”张景奇夸奖助手说，“学会动脑筋了，你的进步很大呀。”
他们又来到画室，取到了那双脚印。
“看来，这双鞋是新买的。”助手说，“如果疑犯将鞋子毁掉，这条线索就断了。”
“为什么要查这条线？每个人都不止有一双鞋，这条线比大海捞针还难，笨蛋才这样破案。”张景奇说，“查车胎印。”
很快，他们在一家地下停车场内查到了这辆黑色轿车，车牌号码尾数为79。这是一家收费停车场，面积很大，每天都有上百辆轿车停在里面。门外有一个中年男人看守大门，并对每辆车的存入和开出时间进行记录，他也是这个停车场的老板。
经过查询，他们发现79号轿车的车主是一位大学教授。这样的人怎么能做贼呢？而且在案发时间，这位教授正休假在家写书，已闭门谢客多日。难道有人盗用了这部轿车吗？通过停车场老板的认真回忆和他所做的记录得知，这些天这部轿车根本没有被开出过。
难道世上还有一辆与79号轿车轮胎磨损程度相同的轿车吗？看来要将全市所有轿车的轮胎做一次严格检验了。那不是又要大海捞针了吗？
“我说过，笨蛋才这样破案。”张景奇说，“调查案发时间内被使用的、并且轮胎品牌相同的轿车就可以了，而且是在本市内。这不就缩小调查范围了么？”
但按照这个标准调查下来，并没有发现与案发现场采集到的轮胎印相吻合的轿车。这下，张景奇也一筹莫展了。于是，他请助手去咖啡店里喝咖啡。
两个人临窗而坐，慢慢品着咖啡，两双眼睛望着窗外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流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心里所想的却是案子。这是张景奇的一个习惯，每当案子进展不下去，他就来这里喝咖啡，有时自己一个人，有时叫上助手，一边喝咖啡一边望着窗外的景象一边寻找灵感。
两杯咖啡喝完，第三杯咖啡刚端上来。张景奇突然站起身，快速离去。助手急忙买单，随后追来。因为他知道，张景奇已经有所发现，至少找到了案子的突破口。
他们来到79号轿车所在的停车场，询问老板案发时间内前来取车的人，有没有表现异常的。老板拿出记录看了看，又想了想说：“那天早上是有一个人挺反常的。”
“怎么反常？”助手着急地问。
“也没什么特别反常的，就是觉得他取车和送车的时间长了一点，一般来说，10分钟左右就够长了，可那天，那人过了40多分钟才出来。”
“取车时间40多分钟，还是送车时间40多分钟？”张景奇问。
“取车和送车时间都有40多分钟。”
“这就对了。”张景奇看一眼记录上的车牌号，尾数为97，“现在，这部车还在这里吗？”
“自从那天早上送来，到现在还一次也没出去过。”
他们很快找到了那辆车，这是一部白色轿车，距离79号轿车位置很远。张景奇拿出仪器仔细检查车体底部，左右两侧发现了两处用千斤顶顶过的痕迹，并在车门上取到了几枚指纹，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检查79号车，也在车体底部发现了千斤顶顶过的痕迹，又在车门上取到了几枚指纹，然后拿回公安局进行技术鉴定。
结论是，两部轿车的千斤顶痕迹相同，说明两部轿车曾使用过同一个千斤顶。而那位大学教授说，他已有半年没有修过车了，家里也没有准备千斤顶，也不认识97号车的车主。
助手恍然大悟：“97号车主将79号车的轮胎换到自己车上来作案，故意在那个时间，让车胎痕迹清晰地留下来，不但嫁祸于人，而且还转移了我们的视线。”
“理论上成立，但是我们还缺少足够的证据。”张景奇说，“比如指纹……”不久后，指纹的鉴定结果出来了：“两部轿车上采集到的指纹并不相同。79号车上的指纹属于车主，就是那位大学教授的，97号车上的指纹还正在比对中。”
“好，那我们可以先从这辆车的车主查起。”
张景奇和助手找到了97号车的车主。此人名叫马祖耀，也是一位画家，但水平不高。凭他的实力根本无法用卖画的钱购买轿车，全仗经商的妻子拿出钱来资助他。不过，他倒是非常配合调查。
从他车上采集到的指纹与他本人的指纹相吻合，从他车子的后备箱里也找到了那只千斤顶。他承认为自己所有。平时小来小去的修车，他从不去修车厂，自己就修了。但是，79号车车体下部为什么有他的千斤顶的痕迹，他却摇头说：“那我就不知道了。”同时他还否认了案发时间内曾开车出去过，但他承认这个时间内，他确实在自己的车内，只是睡觉了。
“笑话，你没有家么？为什么这个时候来车里睡觉？”助手问。
“唉，说出来让人笑话。”马祖耀说，“老婆那天正好和我吵架，家里实在没法呆，身上又没钱，去不了宾馆旅社，只好来这里了。”
张景奇询问了停车场老板，案发时间确实见过马祖耀进出停车场。但开车出去的那人是否就是马祖耀，他不敢确定。因为停车场出入口虽然有灯光，但不是很明亮。加上车厢内光线很暗，根本看不清里面的人。不过，开车的一般都应该是车主，这是停车场老板的想当然推理。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张景奇又去调查马祖耀的妻子，证实那天早上二人确实吵架了，而且吵得很凶。不同的是，妻子说争吵是马祖耀先挑起来的。
“是不是两人计划好的？”助手问。
“不会。”张景奇说，“如果是计划好的，二人说法就会一致，而现在明显有区别。如果马祖耀故意和妻子吵架，那就应该是在为自己离家设计借口。这小子可真够狡猾的。”
“现在能抓他了吧？”助手拿出手铐晃动两下。
“早着呢。”张景奇说，“还缺少证据。”
“还缺少证据？”助手不解，“79号车有他千斤顶的痕迹，虽然停车场老板没有看清开车人是谁，但是开出去的轿车就是白色的97号，这些还不够吗？”
“马祖耀进出停车场之前和之后，都有人进出过停车场。你能确定就是马祖耀更换的79号车胎吗？会不会事先有人打开97号车的后备箱拿出千斤顶更换了车胎？虽然停车场有记录，但老板并没有看清开车的人是谁。万一有人在里面更换了车牌，之后挂着97号车的牌子出去作案呢？如果马祖耀真的因为和妻子吵架来这里睡觉，那他完全可能没发现自己的车牌被人卸掉……这些问题，你怎么回答？”
助手一时间张口结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最大的疑点是，”张景奇又说，“进出李草根画室的是一双小脚印，而马祖耀身高将近一米八零。我早已仔细观察过他的脚，至少要穿42码的鞋。”
“这么说，难道疑犯另有其人？”
“不会，疑犯就是马祖耀。他根本不认识那个大学教授，这样做并不是要嫁祸给教授，而是因为‘97’和‘79’两组数字容易混淆。”张景奇说，“但现在，我们缺少的是让马祖耀无法反驳并让他低头认罪的证据。”
“那，那双小脚印会不会是马祖耀的儿子留下的？”
张景奇见过马祖耀的儿子马向南，十三四岁的样子，脚上的鞋子和现场脚印的大小差不多，于是对他进行了秘密调查。马向南学习过武术，这一点倒是符合作案条件。然而，马向南是在一家封闭式教学的私立学校上学，从周一到周五根本就不能离开学校。案发时间，他正在学校寝室内睡觉，有值班老师和同寝室同学可以作证，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案子到此，又让张景奇一筹莫展了。
他们再次来到咖啡馆，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欣赏外面的景色，一边思考案子。突然，张景奇灵机一动：“你说，疑犯故意选择那个时间作案，是为了清晰地留下车胎印，转移我们的视线。李草根家窗前的那些脚印似乎被故意破坏过，院墙的墙脚处的脚印也遭到了破坏，那么，那些清晰可见的小脚印会不会也是故意布置的，为了转移我们的视线呢？”
“很有可能！”助手激动得一拍桌子，惊得满屋子的人都转过头来向这边看，“可是，马祖耀的脚怎么能穿上这么小的鞋，而且还能走路呢？”
“现在我们两个只是这样猜想，肯定解不开谜团，应该再去调查马祖耀，一定能发现什么。”
于是，他们再次来到马祖耀的家。刚走进楼道，就看见一个少年正在楼梯上练习倒立走路：两只手伸进鞋子里，头下脚上，用双手做脚，一步步“走”上楼梯，再一步步“走”下楼梯，几乎和正常人走路差不多。
仔细看这个少年，正是马向南。原来今天是星期六，马向南正好在家。张景奇马上停下来，给孩子鼓掌：“马向南，你太厉害了！你这样倒立着走路能走多远？”
马向南认出了两位警察，但他还不知道，这两位警察叔叔多次光顾自己的家是为了什么。他连忙停下来，站好之后说：“一百多米吧。”说着还有些自豪，“其实这不算什么，和我爸爸相比差远了。我爸爸倒立着走路，能走300多米呢。”
案子现在真相大白，就是马祖耀偷走的古画：他将79号车的车胎换到自己车上，来到李草根家院墙外，双手穿着一双小鞋倒立着走路，故意留下清晰的车胎印和脚印，目的就是为了转移警察的视线。但是，他在翻越院墙和从窗户进屋时，不得不双脚着地，所以将这两处的脚印有意地破坏了。偷走古画回到停车场，再将轮胎换过来，然后大摇大摆地从停车场管理人面前走过……
好精妙的设计，只是百密一疏，两部车的底部留下了相同的千斤顶印痕，加上他有意混淆的车牌号，聪明反被聪明误，留下了致命的线索。
两名警察不忍心让马向南目睹父亲被逮捕的一幕，悄然离去。周日晚，在马祖耀将儿子送去学校回来的路上，被张景奇和助手拦住了。审讯室内，面对张景奇严密的分析和推理，马祖耀不得不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在一次画家聚会上，听说了李草根家里有值钱的古画，于是一念之差，做下了这样一起盗窃案。然而，此时后悔已经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