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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人觉得我不可理解，但我觉得，院长其他人也能做，但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不是换一个人就能做成。
在山西临汾有这样一所学校，只有33名学生。虽然他们来学校时间、原因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共同：他们是被艾滋病感染的儿童。
这所名为红丝带的学校，是我国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郭小平是这所特殊学校的校长、创始人。在过去13年，这个男人用他的爱为33个孩子撑起了一片天空。
红丝带学校坐落在距临汾市区十多公里的郊区。这所学校被一片树林环绕，最早是临汾传染病医院的隔离病区。
父母去世“定居”病房
学校校长郭小平曾是临汾传染病医院的院长，也是一名医生，他怎么会办起学校？这要从2003年说起。
当时，临汾传染病医院设立艾滋病人病区，取名叫“绿色港湾”。“有四个孩子的父母因艾滋病在医院去世。这四个孩子也是感染者，他们反复住院，后来就在病区定居，病了就打针治疗，病好就在医院乱转，吃饭就在我的小灶房。”郭小平说。
眼瞅着这几个孩子有七八岁了，突然有一天，郭小平想，是不是可以在医院给他们上课。于是，郭小平腾出了一间病房，买了四张课桌，找了一块黑板，把医院职工孩子一年级的书整理到一块，开起了一个爱心小课堂，这就是学校的雏形。
随后，学生陆续增加到十来个，学校改名为“红丝带学校”。学校正式成立是在2011年。
“从成立这所学校开始就希望它关闭。因为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和大家一样进入普通的学校，和普通的人一样去生活、工作和学习。”
夏天没人敢来修门窗
现在学校有三个年级：高三、小学六年级和二年级。33个孩子都有着不寻常的故事。
莎莎是最后一个到红丝带学校的孩子。来红丝带之前，她在老家当地上学，2006年和2015年，莎莎的母亲和父亲先后因艾滋病去世，莎莎得病的消息也在当地不胫而走，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两次被其他同学家长“赶”出校园。
坤坤的父母也已经去世，他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但爷爷奶奶和他没有血缘关系。有一次他在外面玩掉到山沟里，被救后因为额头划了口子，被送到医院做手术，才发现是艾滋病感染者。这个消息让村里人知道后，村民联名签名要求把坤坤驱逐出村，包括坤坤的爷爷奶奶都签了名。最后这个事情被媒体曝光后，坤坤来到了红丝带。
还有翠翠，当大家知道她是感染者的时候，老师把她安排在教室的一个角落，下了课以后也没人和她说话，大家觉得和她说话都会被感染，孩子压力太大得了抑郁症，在医院治好后就再也不愿意去学校了，于是就在红丝带学校住了下來。
孩子就是这么一个一个来的。2010年，郭小平就已经成了临汾市传染病院、第三人民医院和中医院这三家医院的院长，可就算工作再忙，他也没有放下学校。
“有人说，孩子在你这是不是有点圈养，但我觉得各有情况。这33个孩子大多没有母亲，有三分之一的孩子父母双亡，他们在家没人管，还要每天吃两次药，如果吃药不好，可能会出现病毒变异，变得无药可救。”郭小平如是解释。
“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歧视。有一次我们请师傅来修门窗，夏天蚊子比较多，那师傅连工钱都不要就跑了。我一直认为，艾滋病病毒是我们的敌人，但艾滋病病人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所以希望社会能给他们更多的包容。”
担心上大学后的包容度
2015年，郭小平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去全部三家医院院长的职务，只担任红丝带学校校长一职，“好多人觉得我不可理解，但我觉得，院长其他人也能做，但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不是换一个人就能做成。”
在孩子们眼里，郭校长就是他们的亲人。在学校待了十多年的涛涛说：“郭伯伯就是一个父亲，对我们特别有爱。”
今年，这33个孩子中有16个将参加高考。再过几年，如果没有新的小孩来，等其他17个孩子全部升入高中后，红丝带学校的使命也许就结束了。
郭小平说：“到那一天，一定是社会进步了，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很少有艾滋病感染的儿童了。即使有这种儿童，他们也能为普通学校所接纳了。”
“对孩子们的未来，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未来是什么样。今年16个孩子就要上大学了，我觉得大学接纳没问题，班里接纳可能也没问题，但宿舍的接纳程度我还不确定，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样子。”
就业机会应给他们
郭小平已经开始和孩子们聊报考专业的事情，“我的建议是尽量报以后好找工作的专业，尽量避免直接服务人的专业，比如幼师和老师等。可以选择计算机、汽车修理等。他们的专业还是会受到限制。一方面有传染病防治要求；另一方面，社会歧视的消除是比较漫长的过程。”
郭小平说，这些孩子在红丝带学校待了多年后，已经能比较好地了解和防治艾滋病。所以他有个想法，希望国内有关艾滋病防治的机构能把部分工作岗位让给感染者。一方面解决他们就业，让他们获得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另一方面，让他们做和自己有关的事也更坦然。
郭小平说，红丝带学校的4名生活老师就是由感染者在担任。事实证明，他们做得很好。“因为他们有这个病，心是相通的，如果他们乐意去做这个工作，为什么不把这个岗位让给他们？我也呼吁更多的感染者，积极加入到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中来，希望艾滋病防治相关单位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他们，给他们更多的就业机会。”
（文中所有艾滋病孩子名字为化名）
李铁摘自《广州日报》
在山西临汾有这样一所学校，只有33名学生。虽然他们来学校时间、原因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共同：他们是被艾滋病感染的儿童。
这所名为红丝带的学校，是我国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郭小平是这所特殊学校的校长、创始人。在过去13年，这个男人用他的爱为33个孩子撑起了一片天空。
红丝带学校坐落在距临汾市区十多公里的郊区。这所学校被一片树林环绕，最早是临汾传染病医院的隔离病区。
父母去世“定居”病房
学校校长郭小平曾是临汾传染病医院的院长，也是一名医生，他怎么会办起学校？这要从2003年说起。
当时，临汾传染病医院设立艾滋病人病区，取名叫“绿色港湾”。“有四个孩子的父母因艾滋病在医院去世。这四个孩子也是感染者，他们反复住院，后来就在病区定居，病了就打针治疗，病好就在医院乱转，吃饭就在我的小灶房。”郭小平说。
眼瞅着这几个孩子有七八岁了，突然有一天，郭小平想，是不是可以在医院给他们上课。于是，郭小平腾出了一间病房，买了四张课桌，找了一块黑板，把医院职工孩子一年级的书整理到一块，开起了一个爱心小课堂，这就是学校的雏形。
随后，学生陆续增加到十来个，学校改名为“红丝带学校”。学校正式成立是在2011年。
“从成立这所学校开始就希望它关闭。因为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和大家一样进入普通的学校，和普通的人一样去生活、工作和学习。”
夏天没人敢来修门窗
现在学校有三个年级：高三、小学六年级和二年级。33个孩子都有着不寻常的故事。
莎莎是最后一个到红丝带学校的孩子。来红丝带之前，她在老家当地上学，2006年和2015年，莎莎的母亲和父亲先后因艾滋病去世，莎莎得病的消息也在当地不胫而走，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两次被其他同学家长“赶”出校园。
坤坤的父母也已经去世，他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但爷爷奶奶和他没有血缘关系。有一次他在外面玩掉到山沟里，被救后因为额头划了口子，被送到医院做手术，才发现是艾滋病感染者。这个消息让村里人知道后，村民联名签名要求把坤坤驱逐出村，包括坤坤的爷爷奶奶都签了名。最后这个事情被媒体曝光后，坤坤来到了红丝带。
还有翠翠，当大家知道她是感染者的时候，老师把她安排在教室的一个角落，下了课以后也没人和她说话，大家觉得和她说话都会被感染，孩子压力太大得了抑郁症，在医院治好后就再也不愿意去学校了，于是就在红丝带学校住了下來。
孩子就是这么一个一个来的。2010年，郭小平就已经成了临汾市传染病院、第三人民医院和中医院这三家医院的院长，可就算工作再忙，他也没有放下学校。
“有人说，孩子在你这是不是有点圈养，但我觉得各有情况。这33个孩子大多没有母亲，有三分之一的孩子父母双亡，他们在家没人管，还要每天吃两次药，如果吃药不好，可能会出现病毒变异，变得无药可救。”郭小平如是解释。
“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歧视。有一次我们请师傅来修门窗，夏天蚊子比较多，那师傅连工钱都不要就跑了。我一直认为，艾滋病病毒是我们的敌人，但艾滋病病人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所以希望社会能给他们更多的包容。”
担心上大学后的包容度
2015年，郭小平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去全部三家医院院长的职务，只担任红丝带学校校长一职，“好多人觉得我不可理解，但我觉得，院长其他人也能做，但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不是换一个人就能做成。”
在孩子们眼里，郭校长就是他们的亲人。在学校待了十多年的涛涛说：“郭伯伯就是一个父亲，对我们特别有爱。”
今年，这33个孩子中有16个将参加高考。再过几年，如果没有新的小孩来，等其他17个孩子全部升入高中后，红丝带学校的使命也许就结束了。
郭小平说：“到那一天，一定是社会进步了，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很少有艾滋病感染的儿童了。即使有这种儿童，他们也能为普通学校所接纳了。”
“对孩子们的未来，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未来是什么样。今年16个孩子就要上大学了，我觉得大学接纳没问题，班里接纳可能也没问题，但宿舍的接纳程度我还不确定，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样子。”
就业机会应给他们
郭小平已经开始和孩子们聊报考专业的事情，“我的建议是尽量报以后好找工作的专业，尽量避免直接服务人的专业，比如幼师和老师等。可以选择计算机、汽车修理等。他们的专业还是会受到限制。一方面有传染病防治要求；另一方面，社会歧视的消除是比较漫长的过程。”
郭小平说，这些孩子在红丝带学校待了多年后，已经能比较好地了解和防治艾滋病。所以他有个想法，希望国内有关艾滋病防治的机构能把部分工作岗位让给感染者。一方面解决他们就业，让他们获得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另一方面，让他们做和自己有关的事也更坦然。
郭小平说，红丝带学校的4名生活老师就是由感染者在担任。事实证明，他们做得很好。“因为他们有这个病，心是相通的，如果他们乐意去做这个工作，为什么不把这个岗位让给他们？我也呼吁更多的感染者，积极加入到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中来，希望艾滋病防治相关单位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他们，给他们更多的就业机会。”
（文中所有艾滋病孩子名字为化名）
李铁摘自《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