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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于汉字电子化变革的最高潮,汉字在电子化时代的生存与发展,也就成了在互联网时代,中国文化最紧迫、最复杂和最核心的文化命题之一。
汉字,目前有确切考古证明的历史,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300年中国商代的甲骨文,迄今已有3000多年。汉字的演变和发展经历了两次最重大的变革,第一次是唐宋以来的印刷术变革,第二次便是今天的电子化变革。汉字的电子化启动于19世纪后期。在20世纪中后期,汉字的电子化先后出现了两次高潮,第一次,在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核心内容是汉字的计算机处理问题;第二次,1990年代末至今,汉字电子化的重点转向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和语义处理,以及互联网时代的数字遗产保护等方面。
电子化“头痛”
电子化时代的“汉字”,并不仅仅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的简化汉字和标准汉语体系——“普通话”,而是指汉字文化圈里的通行的汉字和标准汉语。
汉字文化圈,指的是文化相近,历史上受中国政治及中华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仍在使用汉字,在历史上曾经共同使用汉语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并覆盖东亚、东南亚部分地区,以及北美、南美、欧洲等特定的人口聚居区的文化区域。
汉文化圈的“汉字”,字体多样化,包括中国大陆地区、新加坡、部分海外华人聚居区使用的简化汉字,中国港澳台地区、部分海外华人聚居区使用的繁体汉字,日本使用的国字,韩国汉字,越南独有的汉字——喃字。另外,汉语体系也呈现多样化,大陆地区使用“普通话”标准,台湾是“国语”,东南亚的华人聚居区是“华语”标准。可以说,多样性是“汉字”的本质属性。正是由于汉字的多样性,使得汉字在电子化进程中面临的技术难度极大。
此外,我国的汉字研究存在着学术空白。比如,晚清时期,西学东渐,大量的西学文献和科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现了一大批新造的汉字。这些字,今天已经被废弃,但是作为汉字在一个历史时期的面貌,理应成为“文字记忆”保存下来。可是,这些字被《汉语大字典》所遗漏,在电子化时代也不被提及。
微澜与地震
电子化给汉字带来最表象的变化,是大量欧美字词“入侵”,并出现了一大批新造的汉字字词,以及出现了“火星文”、“脑残体”等汉字变异形态,而且,汉语语法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汉语字词的电子化只是水面泛起的一波微澜,而汉语语法的电子化,则是不折不扣的语言地震了。
从汉语的发展史来看,每一次人类社会的技术革命都会给汉语带来巨大的改变,突出的标志就是出现全新的字词和语法规则。19世纪,晚清启动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促使汉语由古汉语向现代汉语的全面转型,现代汉语里,70%多的人文学科和生活常用词,是直接从日本汉字引进的,比如文化、文明、文学、时间、劳动、服务、社会等常用词汇。而且,日本汉字的词汇进入了中国现代社会学科的话语结构,比如概念、化学、经济学、历史学、美术、民主、生产力、剩余价值、物理学、哲学等。汉语走过了工业革命,又迎来了信息革命,又出现了大量新字词,如菜鸟、粉丝、恐龙、东东、美眉……它们是对汉语词汇的电子化扩展,是汉语积极的信息化转型。
诞生于中国台湾地区的火星文,是大量使用同音字、音近字、特殊符号来表音的文字,比如:酱很好阿!——“酱”表示“这样”的合音。
“脑残体”诞生于中国大陆,利用形近或音近的生僻字代替常用汉字,随意加偏旁或改动部首,用特殊字母、符号代替,把文字“二合为一”,或“一分为二”等等。比如:美金——镁。
比火星文、脑残体影响更为深刻的,真正将引发汉语地震的是汉语语法的电子化,如“※+ing”这个语法结构,是汉语附加了“ing”这一英语后缀,如:汗ing——名词+ing;吃饭ing——短语+ing。这个语法“地震”,实际上反应了语言学中的“句法借用”现象,是英文的ing语法被复制到汉语中来,两种不同形态的语言碰撞在一起,激发了强烈的新鲜感,同时,这种语法方式简单明了,适合互联网阅读,因此被广泛使用。
繁简汉字的“变脸”
汉字简化改革,是近代以来,汉文化圈各个国家普遍推进的文字改革。汉字的电子化,主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转换技术。日前对繁简汉字的电子转换,瓶颈难题并非技术因素,而是汉字简化的规律性困难,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一简对多繁”,多个繁体字遵循“同音代替”原则,简化成了同一个字,比如:并——并、倂、並。第二是“一繁对多简”,同一个繁体字在简化中出现了多种字体,比如:麽——么、麽、吗。第三,某些繁体字在特殊的词汇中不能被简化。潆的简化字是“蒙”,但“潆江”这个地理名词中的“潆”字却不能简化。
以上三点,意味着繁简汉字的电子转换埋伏着十分巨大的安全风险,只能作为人工繁简转换的辅助工具。
电子化转换除了“汉字转换”、“编码转换”之外,还有一个“用语转换”,中国两岸三地的部分用语不同,比如:打印机(大陆)——印表机(港台地区),激光(大陆)——雷射(港台地区)。
数字遗产
汉字经历了两次巨大的技术变革,即印刷术和电子化,回顾汉字的印刷术变革,最为沉痛的历史教训是《永乐大典》的消亡,明永乐年间修订《永乐大典》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一次整理和传承,可惜《永乐大典》没有被制版印刷,始终处于手工摹写的形态,历经数百年沧海桑田,最终几近消亡。如果封建皇帝以修建圆明园物力的百分之一,完成《永乐大典》的印刷版样,则中华文化的当代面貌肯定是另一番灿烂景象。
新千年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数字遗产宪章”,规定:“(数字遗产)是由人类的知识和表达方式的独特资源组成。它包括以数字方式生成的或从现有的模拟资源转换成数字形式的有关文化、教育、科学以及其他领域的信息”。数字遗产的现代人文主义的全新的文化制度和建设路径,框定了人类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的未来归宿。
从唐宋以来一千多年里,中国的传统文化遗产实现了印刷术承载,如今对汉字而言,向数字化遗产的转型,这已经是电子化时代汉字未来演变的必然方向。汉字在新时代所遇到的挑战和瓶颈,将不仅仅是IT和互联网技术问题,还将是文化语言和人文学科的命题。我们处于汉字电子化的黎明时代,我们无法预测千年之后数字化的中华文明,但是,我们一定要避免《永乐大典》的历史悲剧。现在,我们一定尽最大的文化努力,保证中华传统文化“全身完好”地迈过“电子化门槛”。
汉字,目前有确切考古证明的历史,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300年中国商代的甲骨文,迄今已有3000多年。汉字的演变和发展经历了两次最重大的变革,第一次是唐宋以来的印刷术变革,第二次便是今天的电子化变革。汉字的电子化启动于19世纪后期。在20世纪中后期,汉字的电子化先后出现了两次高潮,第一次,在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核心内容是汉字的计算机处理问题;第二次,1990年代末至今,汉字电子化的重点转向语音识别、语音合成和语义处理,以及互联网时代的数字遗产保护等方面。
电子化“头痛”
电子化时代的“汉字”,并不仅仅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的简化汉字和标准汉语体系——“普通话”,而是指汉字文化圈里的通行的汉字和标准汉语。
汉字文化圈,指的是文化相近,历史上受中国政治及中华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仍在使用汉字,在历史上曾经共同使用汉语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并覆盖东亚、东南亚部分地区,以及北美、南美、欧洲等特定的人口聚居区的文化区域。
汉文化圈的“汉字”,字体多样化,包括中国大陆地区、新加坡、部分海外华人聚居区使用的简化汉字,中国港澳台地区、部分海外华人聚居区使用的繁体汉字,日本使用的国字,韩国汉字,越南独有的汉字——喃字。另外,汉语体系也呈现多样化,大陆地区使用“普通话”标准,台湾是“国语”,东南亚的华人聚居区是“华语”标准。可以说,多样性是“汉字”的本质属性。正是由于汉字的多样性,使得汉字在电子化进程中面临的技术难度极大。
此外,我国的汉字研究存在着学术空白。比如,晚清时期,西学东渐,大量的西学文献和科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现了一大批新造的汉字。这些字,今天已经被废弃,但是作为汉字在一个历史时期的面貌,理应成为“文字记忆”保存下来。可是,这些字被《汉语大字典》所遗漏,在电子化时代也不被提及。
微澜与地震
电子化给汉字带来最表象的变化,是大量欧美字词“入侵”,并出现了一大批新造的汉字字词,以及出现了“火星文”、“脑残体”等汉字变异形态,而且,汉语语法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汉语字词的电子化只是水面泛起的一波微澜,而汉语语法的电子化,则是不折不扣的语言地震了。
从汉语的发展史来看,每一次人类社会的技术革命都会给汉语带来巨大的改变,突出的标志就是出现全新的字词和语法规则。19世纪,晚清启动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促使汉语由古汉语向现代汉语的全面转型,现代汉语里,70%多的人文学科和生活常用词,是直接从日本汉字引进的,比如文化、文明、文学、时间、劳动、服务、社会等常用词汇。而且,日本汉字的词汇进入了中国现代社会学科的话语结构,比如概念、化学、经济学、历史学、美术、民主、生产力、剩余价值、物理学、哲学等。汉语走过了工业革命,又迎来了信息革命,又出现了大量新字词,如菜鸟、粉丝、恐龙、东东、美眉……它们是对汉语词汇的电子化扩展,是汉语积极的信息化转型。
诞生于中国台湾地区的火星文,是大量使用同音字、音近字、特殊符号来表音的文字,比如:酱很好阿!——“酱”表示“这样”的合音。
“脑残体”诞生于中国大陆,利用形近或音近的生僻字代替常用汉字,随意加偏旁或改动部首,用特殊字母、符号代替,把文字“二合为一”,或“一分为二”等等。比如:美金——镁。
比火星文、脑残体影响更为深刻的,真正将引发汉语地震的是汉语语法的电子化,如“※+ing”这个语法结构,是汉语附加了“ing”这一英语后缀,如:汗ing——名词+ing;吃饭ing——短语+ing。这个语法“地震”,实际上反应了语言学中的“句法借用”现象,是英文的ing语法被复制到汉语中来,两种不同形态的语言碰撞在一起,激发了强烈的新鲜感,同时,这种语法方式简单明了,适合互联网阅读,因此被广泛使用。
繁简汉字的“变脸”
汉字简化改革,是近代以来,汉文化圈各个国家普遍推进的文字改革。汉字的电子化,主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转换技术。日前对繁简汉字的电子转换,瓶颈难题并非技术因素,而是汉字简化的规律性困难,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一简对多繁”,多个繁体字遵循“同音代替”原则,简化成了同一个字,比如:并——并、倂、並。第二是“一繁对多简”,同一个繁体字在简化中出现了多种字体,比如:麽——么、麽、吗。第三,某些繁体字在特殊的词汇中不能被简化。潆的简化字是“蒙”,但“潆江”这个地理名词中的“潆”字却不能简化。
以上三点,意味着繁简汉字的电子转换埋伏着十分巨大的安全风险,只能作为人工繁简转换的辅助工具。
电子化转换除了“汉字转换”、“编码转换”之外,还有一个“用语转换”,中国两岸三地的部分用语不同,比如:打印机(大陆)——印表机(港台地区),激光(大陆)——雷射(港台地区)。
数字遗产
汉字经历了两次巨大的技术变革,即印刷术和电子化,回顾汉字的印刷术变革,最为沉痛的历史教训是《永乐大典》的消亡,明永乐年间修订《永乐大典》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一次整理和传承,可惜《永乐大典》没有被制版印刷,始终处于手工摹写的形态,历经数百年沧海桑田,最终几近消亡。如果封建皇帝以修建圆明园物力的百分之一,完成《永乐大典》的印刷版样,则中华文化的当代面貌肯定是另一番灿烂景象。
新千年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数字遗产宪章”,规定:“(数字遗产)是由人类的知识和表达方式的独特资源组成。它包括以数字方式生成的或从现有的模拟资源转换成数字形式的有关文化、教育、科学以及其他领域的信息”。数字遗产的现代人文主义的全新的文化制度和建设路径,框定了人类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的未来归宿。
从唐宋以来一千多年里,中国的传统文化遗产实现了印刷术承载,如今对汉字而言,向数字化遗产的转型,这已经是电子化时代汉字未来演变的必然方向。汉字在新时代所遇到的挑战和瓶颈,将不仅仅是IT和互联网技术问题,还将是文化语言和人文学科的命题。我们处于汉字电子化的黎明时代,我们无法预测千年之后数字化的中华文明,但是,我们一定要避免《永乐大典》的历史悲剧。现在,我们一定尽最大的文化努力,保证中华传统文化“全身完好”地迈过“电子化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