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金宇澄新作《繁花》在鲜活的市民生活图景背后，充满了悲观和虚无的情绪。本文试从《繁花》的人伦关系入手，拨开悲观与虚无的精神面纱，揭示作者在创伤叙事背后的历史文化诉求。中国社会的人伦关系主要是指由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建立而来的“五伦”，即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间的关系。由于时代的日新月异，夫妇关系可以扩大为超出婚姻束缚的两性关系。笔者在阅读中发现，《繁花》中涉及的人伦关系如两性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均存在问题，因而希望从人伦关系入手分析作者在创伤叙事背后，隐含的文化批判和人生希冀。
关键词：《繁花》 创伤叙事 人伦关系 文化批判
金宇澄新作《繁花》一出世便受到读者热议，评论家好评。作品中渗透着浓浓的悲观和虚无的情绪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本文从《繁花》的人伦关系入手，试图拨开悲观与虚无的精神面纱，揭示作者在创伤叙事背后的历史文化批判意识。中国社会的人伦关系主要是指由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建立而来“五伦”，即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间的关系。由于时代的日新月异，夫妇关系可以扩大为超出婚姻束缚的两性关系。本文主要从人伦关系中的两性关系入手，辅以父子、兄弟和朋友关系的梳理，分析作者在创伤叙事背后，隐含的文化诉求和人生希冀。
创伤是人类的普遍经验，在弗洛伊德看来，它是“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1}而创伤叙事作为一个名词术语，在安东尼·伯吉斯的《创伤叙事》一书中，主要指文学作品中对由战争、事故、社会运动，政治制度、家庭问题等原因造成的创伤事件、创伤影响、创伤症状、创伤感受和创作发生机制等问题的叙述。{2}中国的创伤叙事主要指在伤痕与反思文学中的发展，旨在揭示社会变革对于人的精神影响。《繁花》一书，远非如此，它选取上海普通人民生活作为表现对象，目的不在于揭开血淋淋的伤口痛斥荒谬的事件，更多的是以直面历史和现实的勇气，剖析了整个民族和社会的文化断层和精神痼疾，直抒心中的“大恨”，在与过去的清算中，告别人生绝望和虚无，重建人伦秩序。
一、由女性形象的断裂看两性关系的紧张
两性关系是社会伦理结构的重要方面。性别阶层作为性别体制的核心内涵，除了涉及意识形态之外，还和特定社会中的具体实践息息相关。性别权力关系是展现并非去历史的，而是与特定的时空脉络下政治、社会、经济结构及当下社会所认可的文化习惯与风俗相互作用。性别体制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往往也和阶级、族群、和年龄等社会分类相互关联、互相作用，而对不同位置的女性和男性，产生不同程度、不同样态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两性关系是特定政治、历史状态下的社会关系的基础，影响到人伦关系中的其他各个方面。
《繁花》从阿宝、沪生和小毛三位男性的视角，描绘了环绕在他们身边三十多位历时三代的女性形象。其中《繁花》中蓓蒂家的帮佣阿婆可作为第一代女性的代表，她死心塌地地效忠于蓓蒂一家，在蓓蒂父母落难，蓓蒂无人看管的艰难岁月，她忍着年迈的病躯，小心守护小主人的安危，怕她被混乱的年代侵害和吞噬。这种意识形态上阶级对立的划分和真实的市民生活本身形成了绝妙的反讽。在第二代的女性形象中，传统女性的优良美德依稀可辨，其中阿宝的小在政治斗争中，由于受家庭和朋友牵连而蒙难，与丈夫承受着虽然相爱却被迫离婚的命运，但坚强的小在默默地等候着丈夫，并兼顾起照顾父亲的重任。她独立，凭自己的工作养活自己和家庭；她坚韧，当沦落为社会底层，她不怨天尤人；她忠贞，无论政治风向如何波诡云谲，她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爱人。文本通过小这位闪烁着传统道德光辉的女性形象所遭遇的人生沉浮与情感尴尬，微妙地讽刺了特定社会环境对于正常人婚姻伦理的毁坏和对人性的压抑，并与第三代女性形象形成强烈的对比。第三代的女性代表有兰兰、大妹妹、梅瑞、李李、小琴等，她们不是主动以情欲诱惑男性后抛弃男人，就是因物质条件算计他人。兰兰和大妹妹被称为“赖三”（放荡）；梅瑞因为房子与沪生分手后，卷入她姆妈与小开的三角恋中被骗，重新回到婆家过着看人脸色的生活；小珍和雪芝因为阶级和物质原因放弃了阿宝；李李被骗误入风尘后对小芙蓉痛下杀手，中年遭受信仰危机，遁入空门；银凤本是有夫之妇，却禁不起情欲的煎熬勾引小毛；汪小姐借着生二胎的机会出轨，最终卷入富商的情感纠纷，怀上怪胎；小琴攻于心计，上位成功嫁给陶陶，却在得意忘形之际坠楼身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金澄宇笔下的第三代女性，在性关系上较主动、放荡，强势且虚荣、善妒，重物质，城府深，竞争性强，善欺骗等，她们与之前两代的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有被妖魔化的痕迹。
回顾作品中涉及的时代背景，我们会发现《繁花》中会出现女性形象的断层是不可避免的。上海是中国开阜通商和工业化最早的城市，受西方的文明进程影响最早的城市。传统社会中，在两性关系上倡导“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规范，这使得女性一生都处于卑下的从属地位。鸦片战争后，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人们关于男女角色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大大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女性投身到家庭以外的社会领域，其自身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实现与提高，从而为保障人身与人格的独立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繁花》描绘的正是自1949年以来，由于工业化进程，女性劳动力进入市场后，家庭经济地位提升，女性社会地位变化导致的两性关系紧张的社会问题。内心男權思想根深蒂固，与新女性在职场逐鹿被挤压生存空间，回到家庭再一次被请下家长神坛的男性们，在情感上很容易产生仇视女性，妖魔化女性的倾向。不仅如此，作者的男性化视角（故事的核心是以男男关系为主要视角），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于两性关系的不信任，对女性解放的不适以及对新时期女性形象的不满。这样的思想在金宇澄的短篇小说《看澡》中也有所表露：“到进化社会女性，渐将雄性这类特性仔细继承过来，所谓倒错阴阳。整个男人社会开始启动女性美感，女人逐渐借雄鹿和雄孔雀的外观妆点，女高音也自认拥有婉转的百灵歌喉。”{3}除此之外，作品中混乱的男女关系，正体现了因为对两性关系的不信任而导致的男性欲望的压抑及内心潜伏的不安和焦虑。 二、由孩子的缺位看父子关系的疏离
有代系，就有父子关系。《繁花》中三代人的父子关系呈现主要以阿宝一家为主，分别是阿宝爷爷和阿宝父亲的关系，阿宝父亲和阿宝香港哥哥的关系，阿宝与父亲的关系，而这些父子关系无一例外地呈现出疏离状态。阿宝父亲早年为了理想参加革命，与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决裂，父子终身拒绝相见，但阿宝爷爷总是牵挂着孙子，却只能偷偷关心孙子；阿宝父亲早年献身地下党工作，迫于工作需要，将第一个儿子送给香港人抚养，而后儿子不远千里上门认父，阿宝父亲看不惯哥哥身上的资产阶级趣味，无情地拒绝了这个儿子。阿宝目睹了父亲对爷爷和哥哥的无情态度，内心对父亲产生了疏离，他不认同父亲的人生和他对自己生活的干预，他渴望以后能像哥哥一样到香港做贸易。但值得玩味的是，第三代男性沪生、小毛，甚至是边缘人物陶陶等，均已人到中年，却都没有孩子和完整的家庭。
中国社会例来都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繁花》中提到唯一有孩子的人物是汪太太。她因为第一个孩子被婆婆霸占，想要生二胎，结果医生诊断可能是个双头怪胎。这或许是一种暗喻：畸形婚姻生出的孩子必定也是畸形的，与其如此，倒不如没有的好。倘若如此，没有孩子没有子嗣繁衍，中国岂不没了希望？事实上，作者并没有这么悲观。孩子的缺失，只是人伦关系被破坏与断裂的隐喻，也是作者创伤叙事的一种手段：作者是借孩子的缺位来表达悲观情绪，呈现特定环境对于蹉跎的一代人的心灵创伤事实。
三、由亲友疏离看人际关系的危机
《繁花》结尾，面对小毛的病逝，昔日的老朋友阿宝与沪生又一次坐到一起，却仍是相对无言，不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些什么。沪生借玲子的口讲：“阿宝比较怪，一辈子不声不响，也不结婚，皮笑肉不笑，要么讲戏话，阿宝的心里，究竟想啥呢？”阿宝也借玲子的话说：“沪生这个男人，一直不离婚，只是笑笑，要么讲，‘人们不禁要问’……搞不懂沪生的心里，到底想啥呢？”{4}可见两个从小长到大的好朋友，几十年的交情也是互不了解，相互隔膜。针对玲子的疑问，阿宝说道：“面对这个社会，大家只能笑一笑，不会再有奇迹了，女人想搞懂男人心思，了解男人的内心活动，请到书店里去，多翻几本文艺小说，男人的心思，男人心理描写，里面写了不少，看一看，全部就懂了。”{5}由此可见，在阿宝和沪生的内心，男女不仅是难以沟通理解的，甚至是对立的，因此他们一个不离婚，一个不结婚，以一种游戏于世的姿态生活。试想由对立的两性关系延伸出来的婚姻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在这种敌对的氛围中会健康吗？因此，我们似乎可以理解《繁花》中，阿宝大伯与小和小叔叔一家之间为争财产而发生的冲突，以及没有下乡的沪生与下乡的哥哥沪民那稀薄的，甚至没有笔墨描写的兄弟情谊了。
四、人伦关系断层承载的历史文化诉求
从性别社会学角度看，人伦关系中的各个要素是互相影响相互联系，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的稳定。《繁花》的作者通过三代人一系列非正常的人伦关系的再现，引发读者反思人伦关系畸形，以及思考造成畸形关系的历史原因。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人的社会网络是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血缘关系是人伦关系的根本。金宇澄正是通过这种春秋笔法，将批判矛头指向人性深处的孤独和黑暗，希望通过直面曾经的伤痛，放下悲观与虚无，开始重新生活的勇气。
因此在《繁花》的第二条线索（现实叙述），作者揭开了酒桌文化的温情面纱，描写出20世纪90年代，经济大潮涌动的上海，社会受物欲支配所面临的诚信危机以及人们面临的信仰危机。生意场上的算计，朋友之间的欺骗陷害，爱情里的逢场作戏，婚姻里的背叛，个人信仰的崩塌……这一切的最终原因，除了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入侵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许与之前中国社会固有的人伦关系秩序的破坏有着很大联系。可能不仅仅在于对蹉跎一代的心灵造成的悲观和虚无情绪的影响，更多的是对于社会结构、文化结构造成的致命打击。《繁花》在对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创伤叙述中，最大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展现造成一代人的悲观情绪的缘由，更重要的是提醒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社会，要有直面曾经的勇气，在重建新时期健康的社会人伦秩序时，让人与人之间少一点隔膜与欺骗，多一点理解和信任。
{1}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版，第216页。
{2} 〔英〕安东尼·伯吉斯：《创伤叙事》，李桂荣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4—48页。
{3} 网络资源，http：//zhiqingwang.shzq.org/collectDes.aspx？id=1756
{4}{5} 金宇澄：《繁花》，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页，第442页。
参考文献：
[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
[2] 安东尼·伯吉斯.创伤叙事[J].李桂荣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0）.
[3] 张晋芬，林芳玫.性别社会学[J].瞿海源，王振寰编.社会学与台湾社会（修正版）.台北：巨流，2002.
[4] 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关键词：《繁花》 创伤叙事 人伦关系 文化批判
金宇澄新作《繁花》一出世便受到读者热议，评论家好评。作品中渗透着浓浓的悲观和虚无的情绪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本文从《繁花》的人伦关系入手，试图拨开悲观与虚无的精神面纱，揭示作者在创伤叙事背后的历史文化批判意识。中国社会的人伦关系主要是指由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建立而来“五伦”，即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间的关系。由于时代的日新月异，夫妇关系可以扩大为超出婚姻束缚的两性关系。本文主要从人伦关系中的两性关系入手，辅以父子、兄弟和朋友关系的梳理，分析作者在创伤叙事背后，隐含的文化诉求和人生希冀。
创伤是人类的普遍经验，在弗洛伊德看来，它是“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1}而创伤叙事作为一个名词术语，在安东尼·伯吉斯的《创伤叙事》一书中，主要指文学作品中对由战争、事故、社会运动，政治制度、家庭问题等原因造成的创伤事件、创伤影响、创伤症状、创伤感受和创作发生机制等问题的叙述。{2}中国的创伤叙事主要指在伤痕与反思文学中的发展，旨在揭示社会变革对于人的精神影响。《繁花》一书，远非如此，它选取上海普通人民生活作为表现对象，目的不在于揭开血淋淋的伤口痛斥荒谬的事件，更多的是以直面历史和现实的勇气，剖析了整个民族和社会的文化断层和精神痼疾，直抒心中的“大恨”，在与过去的清算中，告别人生绝望和虚无，重建人伦秩序。
一、由女性形象的断裂看两性关系的紧张
两性关系是社会伦理结构的重要方面。性别阶层作为性别体制的核心内涵，除了涉及意识形态之外，还和特定社会中的具体实践息息相关。性别权力关系是展现并非去历史的，而是与特定的时空脉络下政治、社会、经济结构及当下社会所认可的文化习惯与风俗相互作用。性别体制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往往也和阶级、族群、和年龄等社会分类相互关联、互相作用，而对不同位置的女性和男性，产生不同程度、不同样态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两性关系是特定政治、历史状态下的社会关系的基础，影响到人伦关系中的其他各个方面。
《繁花》从阿宝、沪生和小毛三位男性的视角，描绘了环绕在他们身边三十多位历时三代的女性形象。其中《繁花》中蓓蒂家的帮佣阿婆可作为第一代女性的代表，她死心塌地地效忠于蓓蒂一家，在蓓蒂父母落难，蓓蒂无人看管的艰难岁月，她忍着年迈的病躯，小心守护小主人的安危，怕她被混乱的年代侵害和吞噬。这种意识形态上阶级对立的划分和真实的市民生活本身形成了绝妙的反讽。在第二代的女性形象中，传统女性的优良美德依稀可辨，其中阿宝的小在政治斗争中，由于受家庭和朋友牵连而蒙难，与丈夫承受着虽然相爱却被迫离婚的命运，但坚强的小在默默地等候着丈夫，并兼顾起照顾父亲的重任。她独立，凭自己的工作养活自己和家庭；她坚韧，当沦落为社会底层，她不怨天尤人；她忠贞，无论政治风向如何波诡云谲，她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爱人。文本通过小这位闪烁着传统道德光辉的女性形象所遭遇的人生沉浮与情感尴尬，微妙地讽刺了特定社会环境对于正常人婚姻伦理的毁坏和对人性的压抑，并与第三代女性形象形成强烈的对比。第三代的女性代表有兰兰、大妹妹、梅瑞、李李、小琴等，她们不是主动以情欲诱惑男性后抛弃男人，就是因物质条件算计他人。兰兰和大妹妹被称为“赖三”（放荡）；梅瑞因为房子与沪生分手后，卷入她姆妈与小开的三角恋中被骗，重新回到婆家过着看人脸色的生活；小珍和雪芝因为阶级和物质原因放弃了阿宝；李李被骗误入风尘后对小芙蓉痛下杀手，中年遭受信仰危机，遁入空门；银凤本是有夫之妇，却禁不起情欲的煎熬勾引小毛；汪小姐借着生二胎的机会出轨，最终卷入富商的情感纠纷，怀上怪胎；小琴攻于心计，上位成功嫁给陶陶，却在得意忘形之际坠楼身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金澄宇笔下的第三代女性，在性关系上较主动、放荡，强势且虚荣、善妒，重物质，城府深，竞争性强，善欺骗等，她们与之前两代的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有被妖魔化的痕迹。
回顾作品中涉及的时代背景，我们会发现《繁花》中会出现女性形象的断层是不可避免的。上海是中国开阜通商和工业化最早的城市，受西方的文明进程影响最早的城市。传统社会中，在两性关系上倡导“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规范，这使得女性一生都处于卑下的从属地位。鸦片战争后，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人们关于男女角色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大大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女性投身到家庭以外的社会领域，其自身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实现与提高，从而为保障人身与人格的独立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繁花》描绘的正是自1949年以来，由于工业化进程，女性劳动力进入市场后，家庭经济地位提升，女性社会地位变化导致的两性关系紧张的社会问题。内心男權思想根深蒂固，与新女性在职场逐鹿被挤压生存空间，回到家庭再一次被请下家长神坛的男性们，在情感上很容易产生仇视女性，妖魔化女性的倾向。不仅如此，作者的男性化视角（故事的核心是以男男关系为主要视角），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于两性关系的不信任，对女性解放的不适以及对新时期女性形象的不满。这样的思想在金宇澄的短篇小说《看澡》中也有所表露：“到进化社会女性，渐将雄性这类特性仔细继承过来，所谓倒错阴阳。整个男人社会开始启动女性美感，女人逐渐借雄鹿和雄孔雀的外观妆点，女高音也自认拥有婉转的百灵歌喉。”{3}除此之外，作品中混乱的男女关系，正体现了因为对两性关系的不信任而导致的男性欲望的压抑及内心潜伏的不安和焦虑。 二、由孩子的缺位看父子关系的疏离
有代系，就有父子关系。《繁花》中三代人的父子关系呈现主要以阿宝一家为主，分别是阿宝爷爷和阿宝父亲的关系，阿宝父亲和阿宝香港哥哥的关系，阿宝与父亲的关系，而这些父子关系无一例外地呈现出疏离状态。阿宝父亲早年为了理想参加革命，与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决裂，父子终身拒绝相见，但阿宝爷爷总是牵挂着孙子，却只能偷偷关心孙子；阿宝父亲早年献身地下党工作，迫于工作需要，将第一个儿子送给香港人抚养，而后儿子不远千里上门认父，阿宝父亲看不惯哥哥身上的资产阶级趣味，无情地拒绝了这个儿子。阿宝目睹了父亲对爷爷和哥哥的无情态度，内心对父亲产生了疏离，他不认同父亲的人生和他对自己生活的干预，他渴望以后能像哥哥一样到香港做贸易。但值得玩味的是，第三代男性沪生、小毛，甚至是边缘人物陶陶等，均已人到中年，却都没有孩子和完整的家庭。
中国社会例来都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繁花》中提到唯一有孩子的人物是汪太太。她因为第一个孩子被婆婆霸占，想要生二胎，结果医生诊断可能是个双头怪胎。这或许是一种暗喻：畸形婚姻生出的孩子必定也是畸形的，与其如此，倒不如没有的好。倘若如此，没有孩子没有子嗣繁衍，中国岂不没了希望？事实上，作者并没有这么悲观。孩子的缺失，只是人伦关系被破坏与断裂的隐喻，也是作者创伤叙事的一种手段：作者是借孩子的缺位来表达悲观情绪，呈现特定环境对于蹉跎的一代人的心灵创伤事实。
三、由亲友疏离看人际关系的危机
《繁花》结尾，面对小毛的病逝，昔日的老朋友阿宝与沪生又一次坐到一起，却仍是相对无言，不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些什么。沪生借玲子的口讲：“阿宝比较怪，一辈子不声不响，也不结婚，皮笑肉不笑，要么讲戏话，阿宝的心里，究竟想啥呢？”阿宝也借玲子的话说：“沪生这个男人，一直不离婚，只是笑笑，要么讲，‘人们不禁要问’……搞不懂沪生的心里，到底想啥呢？”{4}可见两个从小长到大的好朋友，几十年的交情也是互不了解，相互隔膜。针对玲子的疑问，阿宝说道：“面对这个社会，大家只能笑一笑，不会再有奇迹了，女人想搞懂男人心思，了解男人的内心活动，请到书店里去，多翻几本文艺小说，男人的心思，男人心理描写，里面写了不少，看一看，全部就懂了。”{5}由此可见，在阿宝和沪生的内心，男女不仅是难以沟通理解的，甚至是对立的，因此他们一个不离婚，一个不结婚，以一种游戏于世的姿态生活。试想由对立的两性关系延伸出来的婚姻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在这种敌对的氛围中会健康吗？因此，我们似乎可以理解《繁花》中，阿宝大伯与小和小叔叔一家之间为争财产而发生的冲突，以及没有下乡的沪生与下乡的哥哥沪民那稀薄的，甚至没有笔墨描写的兄弟情谊了。
四、人伦关系断层承载的历史文化诉求
从性别社会学角度看，人伦关系中的各个要素是互相影响相互联系，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的稳定。《繁花》的作者通过三代人一系列非正常的人伦关系的再现，引发读者反思人伦关系畸形，以及思考造成畸形关系的历史原因。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人的社会网络是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血缘关系是人伦关系的根本。金宇澄正是通过这种春秋笔法，将批判矛头指向人性深处的孤独和黑暗，希望通过直面曾经的伤痛，放下悲观与虚无，开始重新生活的勇气。
因此在《繁花》的第二条线索（现实叙述），作者揭开了酒桌文化的温情面纱，描写出20世纪90年代，经济大潮涌动的上海，社会受物欲支配所面临的诚信危机以及人们面临的信仰危机。生意场上的算计，朋友之间的欺骗陷害，爱情里的逢场作戏，婚姻里的背叛，个人信仰的崩塌……这一切的最终原因，除了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入侵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许与之前中国社会固有的人伦关系秩序的破坏有着很大联系。可能不仅仅在于对蹉跎一代的心灵造成的悲观和虚无情绪的影响，更多的是对于社会结构、文化结构造成的致命打击。《繁花》在对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创伤叙述中，最大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展现造成一代人的悲观情绪的缘由，更重要的是提醒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社会，要有直面曾经的勇气，在重建新时期健康的社会人伦秩序时，让人与人之间少一点隔膜与欺骗，多一点理解和信任。
{1}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版，第216页。
{2} 〔英〕安东尼·伯吉斯：《创伤叙事》，李桂荣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4—48页。
{3} 网络资源，http：//zhiqingwang.shzq.org/collectDes.aspx？id=1756
{4}{5} 金宇澄：《繁花》，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页，第442页。
参考文献：
[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
[2] 安东尼·伯吉斯.创伤叙事[J].李桂荣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10）.
[3] 张晋芬，林芳玫.性别社会学[J].瞿海源，王振寰编.社会学与台湾社会（修正版）.台北：巨流，2002.
[4] 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