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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 陶文钊主编，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1版。
本书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阐述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安全、台湾、经贸和人权四个方面的政策、构成这些政策的要素、政策的调整和演变过程，以及推动这种变化发展的原因和背景。第二部分考察了国会、利益集团、思想库、媒体等方面因素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并对这些因素的内部构成、作用机制进行分析。
本书参阅、引用了美国的档案、著述、研究报告，并对美国官员和专家进行访谈，资料丰富，文字流畅，可读性强。
(何兴强 供稿)
James Kurth，“America's Democrati-zation Projects Abroad，”The American Spectator，Vol．39，No．8，Oct．2006．pp．40～47．
作者考察了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在海外民主化计划的成功和失败。其中最成功的例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冷战后的欧洲。这些成功的背后有很多共同的因素：这些国家都是现代化工业国家，遭受过彻底的军事失败，民族单一，而且面临着更严重的外部威胁。与这些国家相比，在中东地区的许多民主化计划则是最大的失败。作者同时认为在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计划有着美好的前景。
Peter Skerry，“How Not to Build AFence，”Foreign Policy，Washington：Sep．/Oct．2006，No．156，pp．64～67．
目前美国国内关于墨西哥移民的激烈政治争论主要集中在延长和加强两国边界墙方面。本文作者彼得·斯柯里是波士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在文中描述了目前125英里边界的建立，以及如何维护了不同的利益，有时候是竞争性的利益，包括野生动物的自由迁徙和其他一些环境问题，以及边界墙穿过部落土地时的主权问题，甚至还有保险责任问题。斯柯里将美墨边界墙的作用与其他国家的边界关卡进行了比较，并利用图表说明了美墨边界墙的设计、设置和用料特点。
Ivo Daalder and James Goldgeier，“Global NATO，”Foreign Affairs，Vol．85，No．5，Sep．/Oct．2006，pp．105～113．
本文作者伊沃·达尔德(Ivo Daalde)为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詹姆斯·戈德杰(James Goldgeier)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客座高级研究员。他们认为，自1949年成立以来，北约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跨国军事组织，从阿富汗的维和行动到印度尼西亚的海啸救助，北约对当前国际危机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北约可以吸收符合其结盟目标的非欧洲民主国家作为成员的话，北约将“更具合法性”。一些国家如日本和澳大利亚将对北约有所贡献，因为一个日益全球性的世界需要一个日益全球性的联盟，而“全球性的威胁是一个地区组织所无法应对的”。
Scott D．Sagan，“How to Keep theBomb from Iran，”Foreign Affairs，Vol．85，No．5，Sep．/Oct．2006，pp．45～59．
作者认为，一个具有强烈反美和反以(以色列)情绪、公开支持恐怖主义的、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将对美国及其盟国造成严重威胁。本文作者斯科特·D．萨干现任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和国际安全合作中心主任。他在评论当前伊朗的核问题时，指出“遏制乐观论”(deterrence op-timism)和“扩散宿命论”(proliferation fa-talism)的危险性。他认为，对美国和其他全球大国来讲，在“当前没有可行的军事选择”的情况下，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唯一办法是首先理解促使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动因并帮助其消除顾虑。
Robert Kaplan，“When North Korea Falls，”Atlantic Monthly，Vol．2 98 Issue3，October 2006，pp．64～73．
罗伯特·卡普兰是《大西洋月刊》的记者和美国海军学院的客座教授。他认为，朝鲜的导弹试验和核战争边缘手法(brinksmanship)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威胁。他在文章中写道，这个政权的内部已经开始冲突，“接近死亡的极权政权往往变得慌张轻率”。在北方沿非军事区有军队和炮火布置的情况下，在朝鲜半岛上发动一场战争是“可怕”的。卡普兰设想了朝鲜政权崩溃后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以及对日、韩、中三国紧张关系的影响。他认为，朝鲜政权崩溃后建立一个统一的朝鲜可能是行不通的，因为韩国人将对崩溃带来的破坏不感兴趣。他相信最大的获益者是中国，因为中国可以利用一个“大朝鲜”(Great Korean)来实现主导亚洲经济的长期目标。
Jennifer Odell，“All In The Family，”Down Beat，Vol．73，No．9，Sep．2006，pp．31～35．
本专辑赞扬了一年前惨遭卡特琳娜飓风和洪水毁坏的新奥尔良市的音乐传统。本文作者在专辑的主打文章中介绍了世世代代传递新奥尔良爵士文化的音乐家族。铜管乐(Brass bands)、狄西兰爵士乐(Dixieland)、爵士(Jazz)、福音乐(Gospel)、节奏布鲁斯(rhythm and blues)，以及放克音乐等都出自于这些音乐王朝，他们蕴涵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未来。因为目前许多家族成员还不能返乡，他们是否能够重建家园和社区就成为公共问题。
Richard Florida，“Where the Brains Are，”The Atlantic Monthly，Vol．298，No．3，October 2006．
作者认为，美国受过教育的精英都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使其他地区处于落后状态。这是一种地理上的再分布，与以前历史上的移民有异曲同工之处。作者此称为“财富移民(Means Migration)，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日益集中在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西雅图和丹佛等大城市，给当地经济带来了多重影响。这些富有吸引力的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贫富悬殊将继续扩大。作者预言，这是“下一代面临的重大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挑战”。
(魏红霞 供稿)
本书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阐述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安全、台湾、经贸和人权四个方面的政策、构成这些政策的要素、政策的调整和演变过程，以及推动这种变化发展的原因和背景。第二部分考察了国会、利益集团、思想库、媒体等方面因素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并对这些因素的内部构成、作用机制进行分析。
本书参阅、引用了美国的档案、著述、研究报告，并对美国官员和专家进行访谈，资料丰富，文字流畅，可读性强。
(何兴强 供稿)
James Kurth，“America's Democrati-zation Projects Abroad，”The American Spectator，Vol．39，No．8，Oct．2006．pp．40～47．
作者考察了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在海外民主化计划的成功和失败。其中最成功的例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冷战后的欧洲。这些成功的背后有很多共同的因素：这些国家都是现代化工业国家，遭受过彻底的军事失败，民族单一，而且面临着更严重的外部威胁。与这些国家相比，在中东地区的许多民主化计划则是最大的失败。作者同时认为在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计划有着美好的前景。
Peter Skerry，“How Not to Build AFence，”Foreign Policy，Washington：Sep．/Oct．2006，No．156，pp．64～67．
目前美国国内关于墨西哥移民的激烈政治争论主要集中在延长和加强两国边界墙方面。本文作者彼得·斯柯里是波士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在文中描述了目前125英里边界的建立，以及如何维护了不同的利益，有时候是竞争性的利益，包括野生动物的自由迁徙和其他一些环境问题，以及边界墙穿过部落土地时的主权问题，甚至还有保险责任问题。斯柯里将美墨边界墙的作用与其他国家的边界关卡进行了比较，并利用图表说明了美墨边界墙的设计、设置和用料特点。
Ivo Daalder and James Goldgeier，“Global NATO，”Foreign Affairs，Vol．85，No．5，Sep．/Oct．2006，pp．105～113．
本文作者伊沃·达尔德(Ivo Daalde)为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詹姆斯·戈德杰(James Goldgeier)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客座高级研究员。他们认为，自1949年成立以来，北约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跨国军事组织，从阿富汗的维和行动到印度尼西亚的海啸救助，北约对当前国际危机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北约可以吸收符合其结盟目标的非欧洲民主国家作为成员的话，北约将“更具合法性”。一些国家如日本和澳大利亚将对北约有所贡献，因为一个日益全球性的世界需要一个日益全球性的联盟，而“全球性的威胁是一个地区组织所无法应对的”。
Scott D．Sagan，“How to Keep theBomb from Iran，”Foreign Affairs，Vol．85，No．5，Sep．/Oct．2006，pp．45～59．
作者认为，一个具有强烈反美和反以(以色列)情绪、公开支持恐怖主义的、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将对美国及其盟国造成严重威胁。本文作者斯科特·D．萨干现任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和国际安全合作中心主任。他在评论当前伊朗的核问题时，指出“遏制乐观论”(deterrence op-timism)和“扩散宿命论”(proliferation fa-talism)的危险性。他认为，对美国和其他全球大国来讲，在“当前没有可行的军事选择”的情况下，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唯一办法是首先理解促使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动因并帮助其消除顾虑。
Robert Kaplan，“When North Korea Falls，”Atlantic Monthly，Vol．2 98 Issue3，October 2006，pp．64～73．
罗伯特·卡普兰是《大西洋月刊》的记者和美国海军学院的客座教授。他认为，朝鲜的导弹试验和核战争边缘手法(brinksmanship)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威胁。他在文章中写道，这个政权的内部已经开始冲突，“接近死亡的极权政权往往变得慌张轻率”。在北方沿非军事区有军队和炮火布置的情况下，在朝鲜半岛上发动一场战争是“可怕”的。卡普兰设想了朝鲜政权崩溃后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以及对日、韩、中三国紧张关系的影响。他认为，朝鲜政权崩溃后建立一个统一的朝鲜可能是行不通的，因为韩国人将对崩溃带来的破坏不感兴趣。他相信最大的获益者是中国，因为中国可以利用一个“大朝鲜”(Great Korean)来实现主导亚洲经济的长期目标。
Jennifer Odell，“All In The Family，”Down Beat，Vol．73，No．9，Sep．2006，pp．31～35．
本专辑赞扬了一年前惨遭卡特琳娜飓风和洪水毁坏的新奥尔良市的音乐传统。本文作者在专辑的主打文章中介绍了世世代代传递新奥尔良爵士文化的音乐家族。铜管乐(Brass bands)、狄西兰爵士乐(Dixieland)、爵士(Jazz)、福音乐(Gospel)、节奏布鲁斯(rhythm and blues)，以及放克音乐等都出自于这些音乐王朝，他们蕴涵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未来。因为目前许多家族成员还不能返乡，他们是否能够重建家园和社区就成为公共问题。
Richard Florida，“Where the Brains Are，”The Atlantic Monthly，Vol．298，No．3，October 2006．
作者认为，美国受过教育的精英都集中在少数大城市，使其他地区处于落后状态。这是一种地理上的再分布，与以前历史上的移民有异曲同工之处。作者此称为“财富移民(Means Migration)，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日益集中在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西雅图和丹佛等大城市，给当地经济带来了多重影响。这些富有吸引力的地区与其他地区的贫富悬殊将继续扩大。作者预言，这是“下一代面临的重大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挑战”。
(魏红霞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