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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安排决定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能够对美国外交政策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富布赖特在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期间，主持参议院“中国听证会”，邀请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出席，向政府决策者和普通公众更全面地展示中国，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中国。他主持的听证会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富布赖特的“中国听证会”为尼克松任上开始的中美关系解冻进行了舆论准备。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解冻时期 富布赖特 中国听证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20年间，从杜鲁门政府起，美国历届政府都对中国奉行事实上的封锁孤立政策，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终于出现松动，乒乓外交和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两国之间冰封已久的大门。诚然，在导致中美关系解冻的诸多因素中，主要是国际层面(international level)和个人层面(individual level)的因素，即中美双方的战略利益和双方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但不能忽视对国内层面(domestic level)的分析。实际上，就美国的国内因素而言，如果没有有利的民意，尼克松很难做出果断决定；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前，美国民众就美中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为美中关系的突破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基础。
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前几年中，时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J．威廉·富布赖特为创造有利的舆论准备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创造了一个先例，主持“中国听证会”，讨论了在美国长期忌讳的中国话题。也正因为如此，富布赖特“中国听证会”被认为是中美关系解冻的重要转折点，为美国公众和国会理解并接受尼克松总统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做好了心理准备。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富布赖特听证会有助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最终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由“封锁孤立”转为“遏制而不孤立”。而“富布赖特(召开这一系列听证会)的决定是其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自冷战以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对这一问题也不再噤若寒蝉，开了讨论中美关系这一敏感话题的风气之先。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中国听证会”深深地烙上了富布赖特的痕迹。
本文拟从舆论对美国外交影响的角度出发，探讨富布赖特“中国听证会”在中美关系解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 富布赖特及其外交思想
富布赖特1905年出生于密苏里州，一年后举家迁往阿肯色州法耶特维尔市。富布赖特出生于殷实之家，其家族拥有几处实业并办有一家报纸，母亲是阿肯色有名的新闻记者。富布赖特受过良好的教育，先后毕业于阿肯色大学和牛津大学，获得罗兹奖学金，1939～1941年间担任阿肯色大学校长，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增色不少。1942年他作为阿肯色州民主党人成功竞选众议院议员，在一届众议院议员任期之后，富布赖特便于1944年当选美国参议院议员。由于任众议员期间在国内获得的显赫声誉，他的参议员生涯开始就非同寻常。1945年3月20日，他首次演讲的时候，便有大约30名议员到场，并对这个来自阿肯色州的新手进行了高度评价，其中包括外交风云人物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亚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等。1949年，富布赖特进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十年后，他便成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并一直任职到1975年，是美国历史上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时间最长的参议员。
到50年代中期，富布赖特已经被人们认为是参议院中最具头脑、最有经验处理外交事务的能手。他成为民主党重要的外交事务发言人。富布赖特的外交思想是以大局出发，从长远的角度看待外交问题。他总是从国际关系这个大的背景下把握美国应扮演的角色。富布赖特强调以“理性的方式”影响外交政策。关于冷战，富布赖特认为，说到底是美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危害我们(美国)的不是共产主义本身，而是敌对和仇视”。他认为美国的冷战政策深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憎恨或好感都无助于形成理性的外交政策，所以他经常引用华盛顿告别演讲中的一句话：“如果一个国家习惯性地对另一个国家怀有憎恨或是充满好感，那么它将陷入一种奴役之中，成为这种憎恨或好感的奴役，并足以使它偏离自己应有的责任和应该维护的利益”。他相信，盲目服从特定外交利益将对美国国家利益产生巨大损害，蚕食其他外交政策的机会，甚至损害到其他更高层次上的美国国家利益，使美国全球外交失去活力。
富布赖特敢于表达他对外交问题的基本观点，他不屈不饶地反对不理智外交政策的性格早在他成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之前就在参众两院深得人心。当其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之时，富布赖特第一批站出来指责其所作所为不负责任，掀起反共风波是为了达成个人的政治目的；1954年，他是唯一投票反对为麦卡锡借反共之名成立永久调查委员会拨款的参议员；当参议院最终决定制裁麦卡锡的时候，富布赖特当之无愧地成功领导了这场制裁。
在外交决策上，富布赖特认为不应该将政策和政治倒置：有责任心的议员应该先提出其认为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或计划，然后才采取措施推广并赢得政府和公众的支持，而不是先去探测舆论趋势，再开始设计提出相应计划。所以，在处理外交问题时，他首先是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依赖国会的支持；富布赖特拥有广博的外交知识和灵活的头脑，他在委员会内部巨大的影响力来自他对外交政策的准确把握。因在参议院共事时结下深厚的友谊，富布赖特一度是约翰逊总统的政治密友。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期间，他力促关于越南问题的东京湾决议以88票赞成2票反对的高支持率通过。他原以为“约翰逊会谨慎从事，尽快结束而不会扩大冲突”。但这个决议却最终导致越南问题全面升级。他因而对约翰逊政府失去了信心。随着对越南问题的日益了解和研究，他开始检讨自己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国内反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富布赖特的看法也开始逐渐转变。最终，他加入了反对阵营。他多次在公众场合和参议院会议上发表演讲，并尽力通过私人关系影响约翰逊，希望促使政府在越南问题上回归理性道路。当看到这一切努力收效甚微时，他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起了“越南听证会”，包括时任国务卿的迪恩·腊斯克和美国前驻越大使等政府官员都出席了听证会，接受质询。
虽然“越南听证会”并没能最终扭转约翰逊政府的对越升级政策，但听证会得到了现场直播和媒体广泛的报道，使美国公众开始重新审视政府的对越政策，对越南战争有了新的认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升级政策”。这成为富布赖特外交上成就之一。
富布赖特的“越南听证会”引起了美国公众的强烈反响。此时，富布赖特决定，有必要通过一种程序，或曰“启蒙”，让他的参议院同事们重新评估美国的外交政策，从而最终改变美国的越南政策。富布赖特启动的程序就是关于中国问题的听证会。可以说，他的“中国听证会”是“越南听证会”的 副产品。鉴于富布赖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他卓越的外交成就和“越南听证会”的巨大影响，以及中美关系这个敏感的话题，使“中国听证会”受到广泛关注。
二 “中国听证会”
“中国听证会”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并能产生巨大影响，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在美国外交决策体制中的作用分不开。在参议院内，外交委员会是最重要的委员会之一，在外交事务中占据核心地位。委员会主席在委员会中占有主导地位，掌控着委员会的所有会议和听证会议程的安排，一般可以决定与会者名单、委员会预算、监督大部分人员。委员会主席普遍要比其他成员更有影响力。因此在委员会的事务中，委员会主席的支持是非常关键的。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在整个听证会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他的工作特权、态度、工作习惯和处理委员会事务的方式都对听证会产生了影响。因此，在研究“中国听证会”的作用和影响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富布赖特本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一)富布赖特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事实上的孤立和封锁。当时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以及担心中国可能卷入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冲突，使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仇视加深。而富布赖特对中国的看法是务实而理性的，“越南听证会”使富布赖特对美国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有了看法。富布赖特认为中美两国应该友好相处，不应有战争。中国实际上不希望战争，中国的战争叫嚣是出于害怕，而且有一些冤屈，如台湾问题等。因此，中国对美国既害怕，又怀疑。富布赖特还对中国加入朝鲜战争的原因作了精辟分析，认为首先是美军打到了中国的门口，离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近在咫尺。中国出于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决定参战。尽管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但中美两国能够友好相处。从长远来说，不应让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障碍，美国应把台湾问题看作中国的国内问题。富布赖特提议中美两国搁置台湾问题，放弃对抗、进行合作。中美应该能够找到打破坚冰的办法。
贯穿整个听证会(包括之前的越南听证会)过程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国是不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作为主持听证会的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至关重要，他强调中国近代受辱的历史，西方列强曾长期支配和统治中国，而他正是从这个角度，而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来理解中国对西方的敌对态度。他认为，中国不是一个侵略性国家，他注意到，尽管中国领导人言辞激烈，但实际行动上并非如此。而且，中国对东南亚没有领土野心。1962年的中印战争由印度发起，中国很快就撤军了；在中国与东南亚、印度、俄罗斯的边界问题中，中国没有表现出侵略性；在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上，富布赖特持赞成态度，认为应当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在接触中发展对华关系。他认为，一个没有侵略性的共产主义国家比一个侵略性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更适合美国。富布赖特还认为，除非美国发起占领北越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或是入侵中国，否则中国不可能军事干预美国在越南的行动。
(二)“中国听证会”召开的背景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60年代后期，苏联的军事投入和实力开始稳步上升，美国对苏联的优势开始缩小，美苏军事力量对比逐渐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苏联同时加大了对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控制，中苏关于两国边界近5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归属问题的摩擦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对于美中关系，美国由于其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国内开始担心中国会像在朝鲜战争中一样，对越南进行军事支援。关于美中之间即将爆发一场新的战争的流言盛行一时。甚至有流言说，美国军方正考虑对中国核设施进行轰炸，以先发制人。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应对苏联咄咄逼人的外交态势，同时也为了打破美中外交僵局和降低两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美国和中国都开始寻求外交上的新突破，力图挣脱不利局面。1961年，国务院率先发出信号，表示如果大陆中国允许，美国将准许学者对中国进行访问；中国媒体分析认为，中国也在重新审视与西方的关系，中国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危险日益减少。在这种背景下，富布赖特召开的“中国听证会”成为美国重新审视远东政策的契机。听证会在力图解冻中美关系方面做出了尝试，富布赖特这个举措引人注目。重要的是，当上层决策者内部出现分歧，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时，公众也需要了解事情的真相，因此对华政策的讨论适时地在美国公众中间开展起来。“中国听证会”无疑给他们呈现了更多的内容，为新的决策出炉做了好舆论准备。
(三)“中国听证会”始末
1966年3月8日，富布赖特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持了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听证会。同越南听证会的做法一样，富布赖特请来了学术界的一批重量级人物，如著名学者鲍大可(Doak Barnett)、费正清、莫顿·哈普林(Mor-ton H．Halperin)、汉斯·摩根索、罗伯特·斯卡拉皮诺等。这些学者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美国公众提出了他们的判断和观点。富布赖特让这么多学者集中谈论“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政策”，目的不仅是对美国公众解释，而是试图“教育”参议员，尤其是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富布赖特认为，如果参议员们及他们代表的选民们更为“开明”一些，就一定会选择一条更为明智的外交路线。他说：
“我们希望为更好地了解中国做出贡献。为此，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将开始举行……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问题的听证会。这种质询的直接目的是教育，而非政治。我认为现阶段本委员会能做的最好贡献就是提供一个论坛，使这方面公认的专家和学者们能帮助提高国会和公众对中国的了解。”
听证会首先回顾中国历史。富布赖特亲自提出主导性问题，引导鲍大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和电视观众面前比较详细地回顾了中国与西方的对抗历程。在听证会中，富布赖特强调鸦片战争和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证明“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极端敌视有一定的历史原因，而美国碰巧是西方国家的象征。”富布赖特还认为，美国人曲解了中国最近的历史，并努力加以纠正。为此，在听证会上他要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约翰·林德贝克(John Lindbeck)详细解释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原因。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的特别助理、1933～1937年间任国民党政府驻葡萄牙、波兰和捷克大使的张歆海(Chang Hsin-Hai)博士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人民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了信心，他们愿意接受任何变化。共产党的全面胜利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富布赖特立即接过张的话，“我们(美国)不可能做出任何事情、任何人也不可能做出任何事情去改变这个结果。”
回顾中国历史之后，听证会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主要是说明一个主题，即美国的对华政策不仅旨在遏制中国，而且旨在孤立中国。首先出席听证会的重量级人士是鲍大可。 鲍大可教授时年44岁，出生于上海，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的代理院长和哥大共产主义事务研究学院成员。鲍大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海军陆战队官员，前驻外记者和国务院官员。在听证会上，鲍大可显示了一位专家应有的沉着镇静和客观公正，既显示出他对这一问题看法的专业性，又能直言不讳表达自己的看法。他做了一份长达28页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说，“我坚信，尽管现在美国在越南正陷入一场艰苦的战争，但如今到了改变我们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姿态的时候了，我们应该采取遏制而不是孤立政策。遏制政策就是在国际社会中保持与红色中国最大限度的接触”。鲍大可敦促放宽对中国贸易和旅游禁令，“尽管开始时会有些许破坏性影响，”但仍应早日让北京加入联合国。最后，他说道，“我希望，听证会能够标记一个伟大的转变，自1949年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政权以来，美国开始重新审视其对中国的政策”。他甚至建议美国事实上承认共产党中国政权。随后长达5小时的质询表明，即便不是全部，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和鲍大可有着相同的期望。“我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言，”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说。长期以来他都一直支持政府对北京采取强硬政策，但他“没有发现自己对发言有任何不同意的地方”。听证会取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随后作证的唐纳德·扎戈里亚(Donald Zagoria)建议，与共产党中国建立稳定合理外交关系的唯一希望在于，美国不应力图颠覆中国的内部体制——只有战争才有可能达成这一目标。
同时，富布赖特又请来更资深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58岁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和鲍大可一样，费正清敦促美国放弃孤立中国的政策，执行遏制中国的政策，同时强烈支持结束贸易和旅游禁令、接受中国加入联合国和加强“各个层次”与中国的接触。他说，“根据我了解的历史，北京统治者攻击性的发言只能表现出他们的一种挫折感，孤立政策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只能使得他们更加奋发图存”。
随着听证会的进行，又有其他好几位作证的人士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既不明智，也不成功。他们建议，美国对华政策应该进行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正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外交承认，二是扩大双方贸易关系，三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在这个主题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的结论具有代表性。他说：“如果我们不辅以建设性竞争和国际交往的政策，单纯的遏制会是一个死胡同……孤立加剧了(中国领导人的)不安……，我们应该在许多方面鼓励与中国的国际交往。”
(四)听证会的富布赖特痕迹
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发起的“中国听证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富布赖特本人立场的影响，留下了浓厚的富布赖特痕迹。听证会召开前一年的秋天，中国国防部长林彪发表了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宣布中国的长远目标是在广大不发达国家发起人民战争，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和其他一些人据此断定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纳粹德国相似，认为“这份声明无异于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国听证会”的重要目的之一就在于澄清这样一种错误看法。如前文所述，富布赖特认为中国不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在听证会中他着力消除这样一种把中国与纳粹德国类比的错误看法。在听证会进行过程中，他巧妙地引导证人谈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针对这种错误看法提出他们的意见。鲍大可在听证会上就表示，应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林彪这篇充满争议的文章恰恰表明中国政府在告知越南，“坚持到底，但你们必须自力更生，依靠自己。”
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不仅可以决定会议进程，而且可以决定出席听证会的证人名单。大部分证人都是中国通，看法比较全面而且客观公正。他们的观点或者与富布赖特相近，或者正是富布赖特想要引导的方向。此外，在听证会的过程中还可看出，富布赖特在引导听证会时善于用自己的立场引导和影响证人的发言。例如，富布赖特回顾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时，旨在劝说参议院同事采取新的视角看待美国对亚洲的整体政策。再如，一有机会，富布赖特就会插入一些反问，如“对于这种冲突没有什么军事解决手段，对不对?”有时他会更加直截了当，说，“我一直在研究并建议(政府)考虑一个方案，即实行一项更好的政策，以说服中国同意整个东南亚地区一而不仅仅是南越一中立化。”
富布赖特认为越南问题的实质是对华关系，越南问题只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的症状，如不改变美国国会和公众对国家安全威胁的看法和反应，就有可能出现更多的“越南”。富布赖特呼吁在亚洲地区建立“新的中美关系”，并认为这是“其他所有问题的根本所在。”他相信，如果中美两个大国能够达成谅解，这将有助于亚洲地区的稳定，有利于美国把握整个亚洲地区安全局势。
总之，在听证会准备和进行的过程中，由于富布赖特决定性的地位和善于引导，并且经由富布赖特挑选的证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也大都全面客观，因此，可以说整个听证会无不留下了富布赖特的痕迹。而他也通过“中国听证会”极好地向美国公众展示了中国的另一面，引导了公众舆论，为行将到来的中美关系解冻奠定了有利的舆论基础。
三 听证会的作用和影响
这次听证会是美国国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一次极为详细的探究，是史无前例的。富布赖特“中国听证会”对当时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国会及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普通美国民众，促使美国政府和公众开始更积极地思考中国问题，为中美关系的解冻开始了舆论准备，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一)对国会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影响和作用
听证会在转变国会对中国的态度方面作用明显，极大地促进了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程度；而国会转变对中国的看法也有利于在公众中间产生正面影响，为更好的引导公众舆论奠定了上层基础。毫无疑问的是，听证会达到了预期目的，即让美国国会和美国公众了解中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颇能说明问题：
富布赖特今天感谢费正清先生时充满了溢美之词，称他自己不再对中国“一知半解”。像密苏里州民主党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这样的强硬派也对鲍大可先生呼吁重新评估(美国对华的)孤立政策表示了欢迎。还有一位长期以来支持对北京强硬的重量级共和党参议员也在为下星期的一篇演说做准备，在演说中，他将敦促政府寻求与中国和解的一些途径。所有这些必将对舆论产生影响。因此，听证会可能使中国问题脱离“死结”，走出“无法想象”的范围，而这正是富布赖特想要做的。
赛明顿参议员在1966年5月3日对富布赖特说，“我对您的‘中国听证会’印象深刻，也非常赞同，听证会在全国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您的指导下外交委员会对中国做了一些非常有先见之明和建设性的工作，我希望我们能把这一工作继续下去。”
通过“中国听证会”，富布赖特澄清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部分议员对中国的错误看法，尽管委员会内部的少数鹰派议员仍诋毁富布赖特在外交 政策上的立场，但显然的是，富布赖特在委员会内部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听证会召开前一年可能只有四到五名同僚支持富布赖特；听证会结束后，委员会全部19名成员中有大约10人同意富布赖特谴责美国政府反共政策的立场。这使反对派的意见得到更多的尊重，在反对派联合起来形成更大合力影响政府政策方面也是作用明显。
富布赖特后来的讲话也说明了听证会力图教育议员形成关于中国的正确认识的目的。1966年3月29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放映关于“共产党中国”的电影。放映前，富布赖特说，“我希望尽量多的参议员了解中国。这些参议员思想上不愿意接受任何关于中国的事情，这一点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感觉得到……我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教育。”因此，“中国听证会”充分证明，富布赖特是在试图利用公开听证会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本质。富布赖特相信，美国在整个亚洲的政策是基于对共产党中国的近乎病态的恐惧，因此，他有计划地努力消除这种恐惧，在美国民众和政府问形成合理的舆论氛围。
(二)对约翰逊及政府的影响和作用
听证会也许对约翰逊政府的政策没有产生直接效果，因为约翰逊政府没有承诺在中国或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上采取行动。但正如富布赖特私下对朋友所说，他召开听证会的目的不是要试图制定政府的政策，而是要阐明问题所在。听证会力图说明一个问题，即美国以前对中国的封锁孤立政策已经行不通，是调整政策方向的时候了。富布赖特明白，仅一次“中国听证会”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政府的政策，但通过“中国听证会”在舆论上的突破性作用，他坚定了信心，希望继续通过听证会、演讲和公众讨论的方式影响舆论，然后通过对舆论的问卷调查施加压力，从而改变约翰逊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并最终扭转政策方向。
另一方面，虽然没有改变政府的政策，但是听证会起到了缓和当时日益升级的形势的作用。反对派的压力使得约翰逊在制订升级政策时多了一些顾忌，面对日益强大的反对声音，约翰逊政府不得不在制订政策时考虑他们的呼声。而且富布赖特选择召开中国问题听证会的时机，适时地给约翰逊政府施加了压力，希望其能松动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
一般认为，听证会并没有对约翰逊总统本人产生根本影响，约翰逊仍顽固地表示，“除非河内和北京准备接受我们的方案，不再承诺解放南越和老挝，否则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我支持你的看法”。但如上所述，反对派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富布赖特个人在外交政策上有着巨大影响力，这使约翰逊不得不关注听证会的进展情况。约翰逊也承认他本人私底下一直在关注有关听证会的报告。尽管看起来在短时间内，国务卿迪恩·腊斯克为代表的强硬派仍将占据上风，但可以肯定的是，白宫正在饶有趣味地听取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一位白宫助理说道，“总统已经读过了这个星期听证会的记录，他很高兴看到这些，认为他们提出了一些很好的问题”。约翰逊总统在1966年3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说，“这些教授、专家和大使们的意见是件好事”，“我们渴望努力与她(中国)进行更多交往和交流”。约翰逊总统还在1966年7月12日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呼吁“相互敌视的国家之间实现和解”，这被白宫官员们称为“总统的第一份关于中国的主要声明”。
与约翰逊立场上的微妙变化相呼应，美国政府不再拒绝签发到中国的旅行护照，还表示愿意实现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政府方面表现出的这些积极信号反过来极大地影响着美国民意的走向，从而为中美关系解冻进行了舆论上的准备。
(三)对美国公众的影响
“中国听证会”对美国公众产生了广泛影响。听证会期间和之后，关于中国的报道铺天盖地，成为美国民众话题的很大一部分。越南战争、“中国听证会”和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使“红色中国”成为热门话题。听证会上，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一致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并且当时关于中国的大部分消息是错误和片面的。中华民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民族?他们对美国何以充满敌意?美国人什么地方做错了，需要改正?显然，中国处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是不能完全解释所有问题的。听证会极大地激起了美国公众对中国问题的兴趣。而这也正是富布赖特召开听证会的主要目的之一。通过听证会，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大陆、台湾、新加坡等等，都深受他们共同的历史的影响，而美国人正需要加强对有关中国历史常识的了解。美国人开始关注中国问题，在国内掀起中国问题的讨论热潮。
《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在一次演说中说，“中国成为新闻热点，很大一部分美国民众在谈论和思考中国问题。富布赖特的参议院‘中国听证会，把这条红色的大龙置于美国人日常生活的中心”。美籍华人、曾在北京和江西做过大学校长的董时进(S．T．Tung)先生虽然对中国政府颇多指责，也不同意这些中国问题学者们的意见，但是他也承认，“这些学者们的意见非常受人尊敬，他们已经对舆论和政府政策产生了影响。国务院不再拒绝签发到中国的旅行护照，还表示愿意实现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进步》杂志1966年5月30日在其社论中赞扬了富布赖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听证会，并呼吁摒弃旧的孤立和遏制政策，代之以新政策。该社论认为，全美国对听证会普遍反应积极。
“中国听证会”受到美国公众的广泛关注，媒体也进行了详细报道。关于中国和中国印象，通过听证会，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关系有了更多的认识。1966年6月14日，《华盛顿邮报》刊登的路易斯·哈里斯关于听证会的民意测验结果很能说明问题：55％6的受访者认为“富布赖特参议员的做法是对美国有利的”；45％的人则认为他这样做是“有害的”。当时能取得这样的民意调查结果也反映了在美国民众中间，对中国的舆论开始有了可喜的转变。
四 结 论
富布赖特的“中国听证会”虽然没有给美国的对华政策带来立竿见影或直接的变化，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为美国公众和国会理解并接受尼克松总统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做了心理上的准备。富布赖特本人也认为，通过听证会和大讨论，美国开始思考中美利益的交叉点和不同点，并以此为基础“确定中美关系的走向和深度”。在研究民意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学者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美国民意与中美关系的解冻作为民意影响外交的一个典型例证。周恩来总理在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中谈到中美关系时，也特别提到了富布赖特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中国政策听证会的影响。可以说，富布赖特的“中国听证会”为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中美关系解冻做好了舆论上的准备，对中美关系的解冻发挥了积极作用。
李期铿：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副教授
谢 超：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硕士生
关键词：美国外交 中美关系 解冻时期 富布赖特 中国听证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20年间，从杜鲁门政府起，美国历届政府都对中国奉行事实上的封锁孤立政策，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终于出现松动，乒乓外交和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两国之间冰封已久的大门。诚然，在导致中美关系解冻的诸多因素中，主要是国际层面(international level)和个人层面(individual level)的因素，即中美双方的战略利益和双方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但不能忽视对国内层面(domestic level)的分析。实际上，就美国的国内因素而言，如果没有有利的民意，尼克松很难做出果断决定；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前，美国民众就美中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为美中关系的突破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基础。
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前几年中，时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J．威廉·富布赖特为创造有利的舆论准备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创造了一个先例，主持“中国听证会”，讨论了在美国长期忌讳的中国话题。也正因为如此，富布赖特“中国听证会”被认为是中美关系解冻的重要转折点，为美国公众和国会理解并接受尼克松总统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做好了心理准备。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富布赖特听证会有助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最终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由“封锁孤立”转为“遏制而不孤立”。而“富布赖特(召开这一系列听证会)的决定是其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自冷战以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对这一问题也不再噤若寒蝉，开了讨论中美关系这一敏感话题的风气之先。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中国听证会”深深地烙上了富布赖特的痕迹。
本文拟从舆论对美国外交影响的角度出发，探讨富布赖特“中国听证会”在中美关系解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 富布赖特及其外交思想
富布赖特1905年出生于密苏里州，一年后举家迁往阿肯色州法耶特维尔市。富布赖特出生于殷实之家，其家族拥有几处实业并办有一家报纸，母亲是阿肯色有名的新闻记者。富布赖特受过良好的教育，先后毕业于阿肯色大学和牛津大学，获得罗兹奖学金，1939～1941年间担任阿肯色大学校长，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增色不少。1942年他作为阿肯色州民主党人成功竞选众议院议员，在一届众议院议员任期之后，富布赖特便于1944年当选美国参议院议员。由于任众议员期间在国内获得的显赫声誉，他的参议员生涯开始就非同寻常。1945年3月20日，他首次演讲的时候，便有大约30名议员到场，并对这个来自阿肯色州的新手进行了高度评价，其中包括外交风云人物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亚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等。1949年，富布赖特进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十年后，他便成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并一直任职到1975年，是美国历史上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时间最长的参议员。
到50年代中期，富布赖特已经被人们认为是参议院中最具头脑、最有经验处理外交事务的能手。他成为民主党重要的外交事务发言人。富布赖特的外交思想是以大局出发，从长远的角度看待外交问题。他总是从国际关系这个大的背景下把握美国应扮演的角色。富布赖特强调以“理性的方式”影响外交政策。关于冷战，富布赖特认为，说到底是美苏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危害我们(美国)的不是共产主义本身，而是敌对和仇视”。他认为美国的冷战政策深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憎恨或好感都无助于形成理性的外交政策，所以他经常引用华盛顿告别演讲中的一句话：“如果一个国家习惯性地对另一个国家怀有憎恨或是充满好感，那么它将陷入一种奴役之中，成为这种憎恨或好感的奴役，并足以使它偏离自己应有的责任和应该维护的利益”。他相信，盲目服从特定外交利益将对美国国家利益产生巨大损害，蚕食其他外交政策的机会，甚至损害到其他更高层次上的美国国家利益，使美国全球外交失去活力。
富布赖特敢于表达他对外交问题的基本观点，他不屈不饶地反对不理智外交政策的性格早在他成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之前就在参众两院深得人心。当其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之时，富布赖特第一批站出来指责其所作所为不负责任，掀起反共风波是为了达成个人的政治目的；1954年，他是唯一投票反对为麦卡锡借反共之名成立永久调查委员会拨款的参议员；当参议院最终决定制裁麦卡锡的时候，富布赖特当之无愧地成功领导了这场制裁。
在外交决策上，富布赖特认为不应该将政策和政治倒置：有责任心的议员应该先提出其认为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或计划，然后才采取措施推广并赢得政府和公众的支持，而不是先去探测舆论趋势，再开始设计提出相应计划。所以，在处理外交问题时，他首先是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依赖国会的支持；富布赖特拥有广博的外交知识和灵活的头脑，他在委员会内部巨大的影响力来自他对外交政策的准确把握。因在参议院共事时结下深厚的友谊，富布赖特一度是约翰逊总统的政治密友。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期间，他力促关于越南问题的东京湾决议以88票赞成2票反对的高支持率通过。他原以为“约翰逊会谨慎从事，尽快结束而不会扩大冲突”。但这个决议却最终导致越南问题全面升级。他因而对约翰逊政府失去了信心。随着对越南问题的日益了解和研究，他开始检讨自己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国内反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富布赖特的看法也开始逐渐转变。最终，他加入了反对阵营。他多次在公众场合和参议院会议上发表演讲，并尽力通过私人关系影响约翰逊，希望促使政府在越南问题上回归理性道路。当看到这一切努力收效甚微时，他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起了“越南听证会”，包括时任国务卿的迪恩·腊斯克和美国前驻越大使等政府官员都出席了听证会，接受质询。
虽然“越南听证会”并没能最终扭转约翰逊政府的对越升级政策，但听证会得到了现场直播和媒体广泛的报道，使美国公众开始重新审视政府的对越政策，对越南战争有了新的认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的升级政策”。这成为富布赖特外交上成就之一。
富布赖特的“越南听证会”引起了美国公众的强烈反响。此时，富布赖特决定，有必要通过一种程序，或曰“启蒙”，让他的参议院同事们重新评估美国的外交政策，从而最终改变美国的越南政策。富布赖特启动的程序就是关于中国问题的听证会。可以说，他的“中国听证会”是“越南听证会”的 副产品。鉴于富布赖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他卓越的外交成就和“越南听证会”的巨大影响，以及中美关系这个敏感的话题，使“中国听证会”受到广泛关注。
二 “中国听证会”
“中国听证会”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并能产生巨大影响，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在美国外交决策体制中的作用分不开。在参议院内，外交委员会是最重要的委员会之一，在外交事务中占据核心地位。委员会主席在委员会中占有主导地位，掌控着委员会的所有会议和听证会议程的安排，一般可以决定与会者名单、委员会预算、监督大部分人员。委员会主席普遍要比其他成员更有影响力。因此在委员会的事务中，委员会主席的支持是非常关键的。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在整个听证会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他的工作特权、态度、工作习惯和处理委员会事务的方式都对听证会产生了影响。因此，在研究“中国听证会”的作用和影响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富布赖特本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一)富布赖特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事实上的孤立和封锁。当时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以及担心中国可能卷入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冲突，使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仇视加深。而富布赖特对中国的看法是务实而理性的，“越南听证会”使富布赖特对美国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有了看法。富布赖特认为中美两国应该友好相处，不应有战争。中国实际上不希望战争，中国的战争叫嚣是出于害怕，而且有一些冤屈，如台湾问题等。因此，中国对美国既害怕，又怀疑。富布赖特还对中国加入朝鲜战争的原因作了精辟分析，认为首先是美军打到了中国的门口，离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近在咫尺。中国出于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决定参战。尽管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但中美两国能够友好相处。从长远来说，不应让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的障碍，美国应把台湾问题看作中国的国内问题。富布赖特提议中美两国搁置台湾问题，放弃对抗、进行合作。中美应该能够找到打破坚冰的办法。
贯穿整个听证会(包括之前的越南听证会)过程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国是不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作为主持听证会的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至关重要，他强调中国近代受辱的历史，西方列强曾长期支配和统治中国，而他正是从这个角度，而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来理解中国对西方的敌对态度。他认为，中国不是一个侵略性国家，他注意到，尽管中国领导人言辞激烈，但实际行动上并非如此。而且，中国对东南亚没有领土野心。1962年的中印战争由印度发起，中国很快就撤军了；在中国与东南亚、印度、俄罗斯的边界问题中，中国没有表现出侵略性；在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上，富布赖特持赞成态度，认为应当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在接触中发展对华关系。他认为，一个没有侵略性的共产主义国家比一个侵略性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更适合美国。富布赖特还认为，除非美国发起占领北越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或是入侵中国，否则中国不可能军事干预美国在越南的行动。
(二)“中国听证会”召开的背景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60年代后期，苏联的军事投入和实力开始稳步上升，美国对苏联的优势开始缩小，美苏军事力量对比逐渐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苏联同时加大了对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控制，中苏关于两国边界近5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归属问题的摩擦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对于美中关系，美国由于其在越南的军事干涉，国内开始担心中国会像在朝鲜战争中一样，对越南进行军事支援。关于美中之间即将爆发一场新的战争的流言盛行一时。甚至有流言说，美国军方正考虑对中国核设施进行轰炸，以先发制人。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应对苏联咄咄逼人的外交态势，同时也为了打破美中外交僵局和降低两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美国和中国都开始寻求外交上的新突破，力图挣脱不利局面。1961年，国务院率先发出信号，表示如果大陆中国允许，美国将准许学者对中国进行访问；中国媒体分析认为，中国也在重新审视与西方的关系，中国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危险日益减少。在这种背景下，富布赖特召开的“中国听证会”成为美国重新审视远东政策的契机。听证会在力图解冻中美关系方面做出了尝试，富布赖特这个举措引人注目。重要的是，当上层决策者内部出现分歧，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时，公众也需要了解事情的真相，因此对华政策的讨论适时地在美国公众中间开展起来。“中国听证会”无疑给他们呈现了更多的内容，为新的决策出炉做了好舆论准备。
(三)“中国听证会”始末
1966年3月8日，富布赖特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持了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听证会。同越南听证会的做法一样，富布赖特请来了学术界的一批重量级人物，如著名学者鲍大可(Doak Barnett)、费正清、莫顿·哈普林(Mor-ton H．Halperin)、汉斯·摩根索、罗伯特·斯卡拉皮诺等。这些学者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美国公众提出了他们的判断和观点。富布赖特让这么多学者集中谈论“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政策”，目的不仅是对美国公众解释，而是试图“教育”参议员，尤其是外交委员会的成员。富布赖特认为，如果参议员们及他们代表的选民们更为“开明”一些，就一定会选择一条更为明智的外交路线。他说：
“我们希望为更好地了解中国做出贡献。为此，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将开始举行……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问题的听证会。这种质询的直接目的是教育，而非政治。我认为现阶段本委员会能做的最好贡献就是提供一个论坛，使这方面公认的专家和学者们能帮助提高国会和公众对中国的了解。”
听证会首先回顾中国历史。富布赖特亲自提出主导性问题，引导鲍大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和电视观众面前比较详细地回顾了中国与西方的对抗历程。在听证会中，富布赖特强调鸦片战争和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证明“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极端敌视有一定的历史原因，而美国碰巧是西方国家的象征。”富布赖特还认为，美国人曲解了中国最近的历史，并努力加以纠正。为此，在听证会上他要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约翰·林德贝克(John Lindbeck)详细解释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原因。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的特别助理、1933～1937年间任国民党政府驻葡萄牙、波兰和捷克大使的张歆海(Chang Hsin-Hai)博士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人民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了信心，他们愿意接受任何变化。共产党的全面胜利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富布赖特立即接过张的话，“我们(美国)不可能做出任何事情、任何人也不可能做出任何事情去改变这个结果。”
回顾中国历史之后，听证会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主要是说明一个主题，即美国的对华政策不仅旨在遏制中国，而且旨在孤立中国。首先出席听证会的重量级人士是鲍大可。 鲍大可教授时年44岁，出生于上海，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的代理院长和哥大共产主义事务研究学院成员。鲍大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海军陆战队官员，前驻外记者和国务院官员。在听证会上，鲍大可显示了一位专家应有的沉着镇静和客观公正，既显示出他对这一问题看法的专业性，又能直言不讳表达自己的看法。他做了一份长达28页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说，“我坚信，尽管现在美国在越南正陷入一场艰苦的战争，但如今到了改变我们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姿态的时候了，我们应该采取遏制而不是孤立政策。遏制政策就是在国际社会中保持与红色中国最大限度的接触”。鲍大可敦促放宽对中国贸易和旅游禁令，“尽管开始时会有些许破坏性影响，”但仍应早日让北京加入联合国。最后，他说道，“我希望，听证会能够标记一个伟大的转变，自1949年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政权以来，美国开始重新审视其对中国的政策”。他甚至建议美国事实上承认共产党中国政权。随后长达5小时的质询表明，即便不是全部，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和鲍大可有着相同的期望。“我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言，”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说。长期以来他都一直支持政府对北京采取强硬政策，但他“没有发现自己对发言有任何不同意的地方”。听证会取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随后作证的唐纳德·扎戈里亚(Donald Zagoria)建议，与共产党中国建立稳定合理外交关系的唯一希望在于，美国不应力图颠覆中国的内部体制——只有战争才有可能达成这一目标。
同时，富布赖特又请来更资深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58岁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和鲍大可一样，费正清敦促美国放弃孤立中国的政策，执行遏制中国的政策，同时强烈支持结束贸易和旅游禁令、接受中国加入联合国和加强“各个层次”与中国的接触。他说，“根据我了解的历史，北京统治者攻击性的发言只能表现出他们的一种挫折感，孤立政策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只能使得他们更加奋发图存”。
随着听证会的进行，又有其他好几位作证的人士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既不明智，也不成功。他们建议，美国对华政策应该进行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正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外交承认，二是扩大双方贸易关系，三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在这个主题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的结论具有代表性。他说：“如果我们不辅以建设性竞争和国际交往的政策，单纯的遏制会是一个死胡同……孤立加剧了(中国领导人的)不安……，我们应该在许多方面鼓励与中国的国际交往。”
(四)听证会的富布赖特痕迹
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发起的“中国听证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富布赖特本人立场的影响，留下了浓厚的富布赖特痕迹。听证会召开前一年的秋天，中国国防部长林彪发表了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宣布中国的长远目标是在广大不发达国家发起人民战争，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和其他一些人据此断定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纳粹德国相似，认为“这份声明无异于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国听证会”的重要目的之一就在于澄清这样一种错误看法。如前文所述，富布赖特认为中国不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在听证会中他着力消除这样一种把中国与纳粹德国类比的错误看法。在听证会进行过程中，他巧妙地引导证人谈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针对这种错误看法提出他们的意见。鲍大可在听证会上就表示，应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林彪这篇充满争议的文章恰恰表明中国政府在告知越南，“坚持到底，但你们必须自力更生，依靠自己。”
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不仅可以决定会议进程，而且可以决定出席听证会的证人名单。大部分证人都是中国通，看法比较全面而且客观公正。他们的观点或者与富布赖特相近，或者正是富布赖特想要引导的方向。此外，在听证会的过程中还可看出，富布赖特在引导听证会时善于用自己的立场引导和影响证人的发言。例如，富布赖特回顾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时，旨在劝说参议院同事采取新的视角看待美国对亚洲的整体政策。再如，一有机会，富布赖特就会插入一些反问，如“对于这种冲突没有什么军事解决手段，对不对?”有时他会更加直截了当，说，“我一直在研究并建议(政府)考虑一个方案，即实行一项更好的政策，以说服中国同意整个东南亚地区一而不仅仅是南越一中立化。”
富布赖特认为越南问题的实质是对华关系，越南问题只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的症状，如不改变美国国会和公众对国家安全威胁的看法和反应，就有可能出现更多的“越南”。富布赖特呼吁在亚洲地区建立“新的中美关系”，并认为这是“其他所有问题的根本所在。”他相信，如果中美两个大国能够达成谅解，这将有助于亚洲地区的稳定，有利于美国把握整个亚洲地区安全局势。
总之，在听证会准备和进行的过程中，由于富布赖特决定性的地位和善于引导，并且经由富布赖特挑选的证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也大都全面客观，因此，可以说整个听证会无不留下了富布赖特的痕迹。而他也通过“中国听证会”极好地向美国公众展示了中国的另一面，引导了公众舆论，为行将到来的中美关系解冻奠定了有利的舆论基础。
三 听证会的作用和影响
这次听证会是美国国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一次极为详细的探究，是史无前例的。富布赖特“中国听证会”对当时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国会及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普通美国民众，促使美国政府和公众开始更积极地思考中国问题，为中美关系的解冻开始了舆论准备，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一)对国会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影响和作用
听证会在转变国会对中国的态度方面作用明显，极大地促进了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程度；而国会转变对中国的看法也有利于在公众中间产生正面影响，为更好的引导公众舆论奠定了上层基础。毫无疑问的是，听证会达到了预期目的，即让美国国会和美国公众了解中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颇能说明问题：
富布赖特今天感谢费正清先生时充满了溢美之词，称他自己不再对中国“一知半解”。像密苏里州民主党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这样的强硬派也对鲍大可先生呼吁重新评估(美国对华的)孤立政策表示了欢迎。还有一位长期以来支持对北京强硬的重量级共和党参议员也在为下星期的一篇演说做准备，在演说中，他将敦促政府寻求与中国和解的一些途径。所有这些必将对舆论产生影响。因此，听证会可能使中国问题脱离“死结”，走出“无法想象”的范围，而这正是富布赖特想要做的。
赛明顿参议员在1966年5月3日对富布赖特说，“我对您的‘中国听证会’印象深刻，也非常赞同，听证会在全国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您的指导下外交委员会对中国做了一些非常有先见之明和建设性的工作，我希望我们能把这一工作继续下去。”
通过“中国听证会”，富布赖特澄清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部分议员对中国的错误看法，尽管委员会内部的少数鹰派议员仍诋毁富布赖特在外交 政策上的立场，但显然的是，富布赖特在委员会内部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听证会召开前一年可能只有四到五名同僚支持富布赖特；听证会结束后，委员会全部19名成员中有大约10人同意富布赖特谴责美国政府反共政策的立场。这使反对派的意见得到更多的尊重，在反对派联合起来形成更大合力影响政府政策方面也是作用明显。
富布赖特后来的讲话也说明了听证会力图教育议员形成关于中国的正确认识的目的。1966年3月29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放映关于“共产党中国”的电影。放映前，富布赖特说，“我希望尽量多的参议员了解中国。这些参议员思想上不愿意接受任何关于中国的事情，这一点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感觉得到……我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教育。”因此，“中国听证会”充分证明，富布赖特是在试图利用公开听证会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本质。富布赖特相信，美国在整个亚洲的政策是基于对共产党中国的近乎病态的恐惧，因此，他有计划地努力消除这种恐惧，在美国民众和政府问形成合理的舆论氛围。
(二)对约翰逊及政府的影响和作用
听证会也许对约翰逊政府的政策没有产生直接效果，因为约翰逊政府没有承诺在中国或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上采取行动。但正如富布赖特私下对朋友所说，他召开听证会的目的不是要试图制定政府的政策，而是要阐明问题所在。听证会力图说明一个问题，即美国以前对中国的封锁孤立政策已经行不通，是调整政策方向的时候了。富布赖特明白，仅一次“中国听证会”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政府的政策，但通过“中国听证会”在舆论上的突破性作用，他坚定了信心，希望继续通过听证会、演讲和公众讨论的方式影响舆论，然后通过对舆论的问卷调查施加压力，从而改变约翰逊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并最终扭转政策方向。
另一方面，虽然没有改变政府的政策，但是听证会起到了缓和当时日益升级的形势的作用。反对派的压力使得约翰逊在制订升级政策时多了一些顾忌，面对日益强大的反对声音，约翰逊政府不得不在制订政策时考虑他们的呼声。而且富布赖特选择召开中国问题听证会的时机，适时地给约翰逊政府施加了压力，希望其能松动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
一般认为，听证会并没有对约翰逊总统本人产生根本影响，约翰逊仍顽固地表示，“除非河内和北京准备接受我们的方案，不再承诺解放南越和老挝，否则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我支持你的看法”。但如上所述，反对派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富布赖特个人在外交政策上有着巨大影响力，这使约翰逊不得不关注听证会的进展情况。约翰逊也承认他本人私底下一直在关注有关听证会的报告。尽管看起来在短时间内，国务卿迪恩·腊斯克为代表的强硬派仍将占据上风，但可以肯定的是，白宫正在饶有趣味地听取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一位白宫助理说道，“总统已经读过了这个星期听证会的记录，他很高兴看到这些，认为他们提出了一些很好的问题”。约翰逊总统在1966年3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说，“这些教授、专家和大使们的意见是件好事”，“我们渴望努力与她(中国)进行更多交往和交流”。约翰逊总统还在1966年7月12日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呼吁“相互敌视的国家之间实现和解”，这被白宫官员们称为“总统的第一份关于中国的主要声明”。
与约翰逊立场上的微妙变化相呼应，美国政府不再拒绝签发到中国的旅行护照，还表示愿意实现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政府方面表现出的这些积极信号反过来极大地影响着美国民意的走向，从而为中美关系解冻进行了舆论上的准备。
(三)对美国公众的影响
“中国听证会”对美国公众产生了广泛影响。听证会期间和之后，关于中国的报道铺天盖地，成为美国民众话题的很大一部分。越南战争、“中国听证会”和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使“红色中国”成为热门话题。听证会上，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一致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并且当时关于中国的大部分消息是错误和片面的。中华民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民族?他们对美国何以充满敌意?美国人什么地方做错了，需要改正?显然，中国处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是不能完全解释所有问题的。听证会极大地激起了美国公众对中国问题的兴趣。而这也正是富布赖特召开听证会的主要目的之一。通过听证会，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大陆、台湾、新加坡等等，都深受他们共同的历史的影响，而美国人正需要加强对有关中国历史常识的了解。美国人开始关注中国问题，在国内掀起中国问题的讨论热潮。
《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在一次演说中说，“中国成为新闻热点，很大一部分美国民众在谈论和思考中国问题。富布赖特的参议院‘中国听证会，把这条红色的大龙置于美国人日常生活的中心”。美籍华人、曾在北京和江西做过大学校长的董时进(S．T．Tung)先生虽然对中国政府颇多指责，也不同意这些中国问题学者们的意见，但是他也承认，“这些学者们的意见非常受人尊敬，他们已经对舆论和政府政策产生了影响。国务院不再拒绝签发到中国的旅行护照，还表示愿意实现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进步》杂志1966年5月30日在其社论中赞扬了富布赖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听证会，并呼吁摒弃旧的孤立和遏制政策，代之以新政策。该社论认为，全美国对听证会普遍反应积极。
“中国听证会”受到美国公众的广泛关注，媒体也进行了详细报道。关于中国和中国印象，通过听证会，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关系有了更多的认识。1966年6月14日，《华盛顿邮报》刊登的路易斯·哈里斯关于听证会的民意测验结果很能说明问题：55％6的受访者认为“富布赖特参议员的做法是对美国有利的”；45％的人则认为他这样做是“有害的”。当时能取得这样的民意调查结果也反映了在美国民众中间，对中国的舆论开始有了可喜的转变。
四 结 论
富布赖特的“中国听证会”虽然没有给美国的对华政策带来立竿见影或直接的变化，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为美国公众和国会理解并接受尼克松总统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做了心理上的准备。富布赖特本人也认为，通过听证会和大讨论，美国开始思考中美利益的交叉点和不同点，并以此为基础“确定中美关系的走向和深度”。在研究民意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学者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美国民意与中美关系的解冻作为民意影响外交的一个典型例证。周恩来总理在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中谈到中美关系时，也特别提到了富布赖特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中国政策听证会的影响。可以说，富布赖特的“中国听证会”为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中美关系解冻做好了舆论上的准备，对中美关系的解冻发挥了积极作用。
李期铿：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副教授
谢 超：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