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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高校“两课”改革亮点很多,比如精简课目,增加历史、法律知识的比重,等等。这些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思想政治课老套、沉重、乏味的积病。但最显著的变化当属课本设计、装帧方面“时尚元素”的增添。“两课”新教材非常“时尚”,采用流行开本,彩色胶印、70克铜版纸、12个印张,就像刚从书店里的畅销书架上取下来的一样。
表面看来,这只是一种装帧方式的创新,但它传递出了一个信号:思想教育也要审美化、怡情化。起码,学生拿起全新的课本会有兴趣翻一翻,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塞进抽屉里。如果内容确实有进步,相信他们会去读的。
让“两课”不再被冷落
从20世纪50年代“两课”教育实施以来，教育工作者一直在实践中探索着“两课”的教学方式，以期达到理想效果。“‘两课’课程大部分都让人感觉很空洞、枯燥,既不像数学那样有严密的逻辑性,也不像有些文艺课那样生动且富有想象力。‘两课’不吸引人,还有一个原因是同学们感觉上课时不像是在学习知识、研究学问,而只是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山西某高校2006级传媒学的一位张姓同学表示。
“对于我们这样的学校可能更注重教授学生技术、技能方面的知识,而高校政治课对他们来说好像并不怎么重要。所以,在这里教专业的很吃香,教政治课的就没什么地位了,甚至有些其他课程的老师认为教政治课的都是一些水平很低的人。”北京昌平区一位民办院校政治课老师在接受《教育与职业》采访时无奈地说。
学生的厌倦、其他教师的误会,使得有些学校也认为“两课”是可有可无的课程,特别是一些职业学校和民办学校。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课程既不能体现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研究水平,又不能给学生带来实用技术和社会适应能力。
而清华大学的老校长蒋南翔却不这样认为,他曾经作过这样一个比喻:一个人要从清华大学出发去颐和园,除了要不停地走路外,还要经常抬起头来看一看自己是否走错了方向。如果方向错了,越走就离目标越远。这个比喻深刻地说明了青年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重视自己的政治方向和人生目标。而“两课”的教学正担负着这一重要使命。因而,提高人们对“两课”的认识,加强“两课”的学科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在今年新课程改革方案中,“两课”的学科建设被摆在很重要的位置。“如果一门课程没有学科支撑,课就很难上好。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加强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学科点,有计划地培养适应新课程的硕士甚至博士,为教学源源不断地输送成果和人才,这样才是良性循环。”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在接受《教育与职业》采访时说。
让教法更加丰富生动
5月10日晚,能容纳200多人的北京大学理科楼117教室座无虚席。他们一个个时而聚精会神,时而捧腹大笑,时而相互讨论,时而鸦雀无声。这里不是在搞文娱活动,也不是在搞演讲比赛,而是在上一堂课,一堂让有些人、有些学校甚至认为是很枯燥的一门课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讲授这堂课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陈占安教授告诉记者:“一门课教得好坏不仅与教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教学方式方法也很重要,怎样来吸引学生,让学生感兴趣,从而达到主动参与、主动学习的目的,是每一位教师值得深思的问题”。
“那种只会照本宣科的教师不可能在学生的心中有较高的地位,这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难以收到好的效果。”陈占安教授说。
让学生主动参与使学生由过去的“要我学”转向“我要学”。学生们主动地走出课堂,就有关问题请教专家,还深入农村、厂矿、机关进行调查。这样一个过程不仅使他们加深了对科学理论的理解,同时还增强了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据了解,北京大学自开设“两课”课程以来,每年选此课的学生不断增加。今年上半年,因选课人数已超过1600人,学校不得不把学生分成8个大教室进行授课。
让最好的教授讲“两课”
据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黄南平介绍,北大党委和行政领导对“两课”教学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学校以改革的精神,打破常规,发挥北大多学科优势,为“两课”改革创造经验,把课程建设与基地建设、队伍建设结合起来。“两课”教学工作由校党委直接领导,马克思主义学院具体负责,组成了由北大前校长、经济学教授吴树青为牵头人,任彦申、赵存生等12位教授参加的专家教学组,担任教学任务。目前,这门课由22位教师担任主讲教师,其中15位教授(均为博士生导师),7位副教授。
这些教授涉及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史、法学、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等多种学科,来自4个院系,都是在“两课”课程研究方面有突出成果,教学经验丰富,而且近年来在校内外已经作过这方面辅导报告又反映良好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他们既在某一方面有专深的研究,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个本科学生在一个学期里,通过一门课程,能够听到这么多知名教授的讲课,在北大的教学史上是空前的。同学们对此反应十分热烈,他们为老师们雄厚的理论功底、对社会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精彩的讲课艺术所感染、所振奋。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前不久开展了一份抽样问卷调查,让学生对“两课”课程打分。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为88.8%,整体评价较好的学生占81.6%,认为课程内容贴近实际的占95.3%;对教师综合素质满意的学生占97.2%,认为教师讲课水平较好的占94.2%,认为教学方法较好的占95.1%,认为教师编写的学习资料有帮助的占96.1%。调查还显示,92.6%的大学生认为课程重要。
“四位一体”教学法值得借鉴
“一门课教得好坏不完全在于教材本身,还在于教师怎么教,会不会抓住学生的心理,把课堂气氛调动起来。我们这门课首先从学生、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入手,邀请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研究专家、学者以专题的形式进行授课。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注重把课堂教学、理论教育、社会实践、示范教育等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教学模式的统一体,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四位一体’教学法。”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仝华接受《教育与职业》采访时说。
所谓“四位一体”教学法就是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导性环节。课堂讲授重在引发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兴趣,指导学生阅读有关文献,并有针对性地回答学生中提出的热点难点问题;课堂讲授杜绝照本宣科,实行专题讲座的方式,努力提高课堂讲授中的科研含量;适当安排一些有助于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实践性环节,其中包括:给学生播放有关的教学专题录像片,有条件时可安排教学电影;组织课堂讨论,最好有多个教师参加并现场回答问题;举办征文活动,鼓励学生将自己的心得体会表达出来;多数教师已经使用了多媒体教学手段,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自2003年上半年以来,坚持教师的课件课后上传到学院的网上,便于学生复习使用。他们还把有关的教学资料、教学光盘等放在网上为学生服务,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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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政治课的历次调整
1950年,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指示,在大学开设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该课程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教材(1953年该课程被改称为“中国革命史”,1961年改为“中共党史”)。此时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主要有两本:《马恩列斯语录》(中宣部编)和《苏联政治经济学习》教材。由于苏联色彩浓厚,毛泽东提出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编写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一年后,该教材出版。
1957年,高校政治课除“社会主义教育”外全部停止。课程以毛泽东著作为指导,根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12个“小题目”逐章展开学习。到1966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所有课程都被停开。
1971年,高校复课后,政治课以讲解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在内的4本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为主,直到“文革”结束。
1980年,改革开放后,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的联合通知,高校普遍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
198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要求纠正一切轻视马列主义理论课的错误倾向,并着手准备在全国高等院校增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课程。
1985年,第一次高校马列主义理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上,中央要求增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后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课程。此次调整的一个变化是“中共党史”又改称为“中国革命史”。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不久,原国家教委印发《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两课”教学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心内容,要“编成教材,进入课堂”。
1998年,此课开始在全国推行。同时,为了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中国革命史课程也相应调整为毛泽东思想概论。
2005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进入新的阶段。
新教材凸显两大特色:精简、高质。
课目精简。新课程方案明确规定,把“九八方案”的7门必修课调整为4门,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原“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整合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原“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则整合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除此之外,新教材增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质量高。之前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区都有自编教材,质量不均衡。这次调整,中央决定集中全国最优秀力量,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高水平专家和教师编写,每门课程只编一本教材,实行全国“一本通”。2005年3月,中宣部、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设置方案,同月,新教材进入编写阶段。2006年3月初,4门课程教材初稿完成。2007年1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材正式出版,并在全国投入使用。
表面看来,这只是一种装帧方式的创新,但它传递出了一个信号:思想教育也要审美化、怡情化。起码,学生拿起全新的课本会有兴趣翻一翻,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塞进抽屉里。如果内容确实有进步,相信他们会去读的。
让“两课”不再被冷落
从20世纪50年代“两课”教育实施以来，教育工作者一直在实践中探索着“两课”的教学方式，以期达到理想效果。“‘两课’课程大部分都让人感觉很空洞、枯燥,既不像数学那样有严密的逻辑性,也不像有些文艺课那样生动且富有想象力。‘两课’不吸引人,还有一个原因是同学们感觉上课时不像是在学习知识、研究学问,而只是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山西某高校2006级传媒学的一位张姓同学表示。
“对于我们这样的学校可能更注重教授学生技术、技能方面的知识,而高校政治课对他们来说好像并不怎么重要。所以,在这里教专业的很吃香,教政治课的就没什么地位了,甚至有些其他课程的老师认为教政治课的都是一些水平很低的人。”北京昌平区一位民办院校政治课老师在接受《教育与职业》采访时无奈地说。
学生的厌倦、其他教师的误会,使得有些学校也认为“两课”是可有可无的课程,特别是一些职业学校和民办学校。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课程既不能体现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研究水平,又不能给学生带来实用技术和社会适应能力。
而清华大学的老校长蒋南翔却不这样认为,他曾经作过这样一个比喻:一个人要从清华大学出发去颐和园,除了要不停地走路外,还要经常抬起头来看一看自己是否走错了方向。如果方向错了,越走就离目标越远。这个比喻深刻地说明了青年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重视自己的政治方向和人生目标。而“两课”的教学正担负着这一重要使命。因而,提高人们对“两课”的认识,加强“两课”的学科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在今年新课程改革方案中,“两课”的学科建设被摆在很重要的位置。“如果一门课程没有学科支撑,课就很难上好。要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加强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学科点,有计划地培养适应新课程的硕士甚至博士,为教学源源不断地输送成果和人才,这样才是良性循环。”教育部社科司负责人在接受《教育与职业》采访时说。
让教法更加丰富生动
5月10日晚,能容纳200多人的北京大学理科楼117教室座无虚席。他们一个个时而聚精会神,时而捧腹大笑,时而相互讨论,时而鸦雀无声。这里不是在搞文娱活动,也不是在搞演讲比赛,而是在上一堂课,一堂让有些人、有些学校甚至认为是很枯燥的一门课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讲授这堂课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陈占安教授告诉记者:“一门课教得好坏不仅与教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教学方式方法也很重要,怎样来吸引学生,让学生感兴趣,从而达到主动参与、主动学习的目的,是每一位教师值得深思的问题”。
“那种只会照本宣科的教师不可能在学生的心中有较高的地位,这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难以收到好的效果。”陈占安教授说。
让学生主动参与使学生由过去的“要我学”转向“我要学”。学生们主动地走出课堂,就有关问题请教专家,还深入农村、厂矿、机关进行调查。这样一个过程不仅使他们加深了对科学理论的理解,同时还增强了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据了解,北京大学自开设“两课”课程以来,每年选此课的学生不断增加。今年上半年,因选课人数已超过1600人,学校不得不把学生分成8个大教室进行授课。
让最好的教授讲“两课”
据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黄南平介绍,北大党委和行政领导对“两课”教学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学校以改革的精神,打破常规,发挥北大多学科优势,为“两课”改革创造经验,把课程建设与基地建设、队伍建设结合起来。“两课”教学工作由校党委直接领导,马克思主义学院具体负责,组成了由北大前校长、经济学教授吴树青为牵头人,任彦申、赵存生等12位教授参加的专家教学组,担任教学任务。目前,这门课由22位教师担任主讲教师,其中15位教授(均为博士生导师),7位副教授。
这些教授涉及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史、法学、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等多种学科,来自4个院系,都是在“两课”课程研究方面有突出成果,教学经验丰富,而且近年来在校内外已经作过这方面辅导报告又反映良好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他们既在某一方面有专深的研究,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个本科学生在一个学期里,通过一门课程,能够听到这么多知名教授的讲课,在北大的教学史上是空前的。同学们对此反应十分热烈,他们为老师们雄厚的理论功底、对社会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精彩的讲课艺术所感染、所振奋。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前不久开展了一份抽样问卷调查,让学生对“两课”课程打分。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为88.8%,整体评价较好的学生占81.6%,认为课程内容贴近实际的占95.3%;对教师综合素质满意的学生占97.2%,认为教师讲课水平较好的占94.2%,认为教学方法较好的占95.1%,认为教师编写的学习资料有帮助的占96.1%。调查还显示,92.6%的大学生认为课程重要。
“四位一体”教学法值得借鉴
“一门课教得好坏不完全在于教材本身,还在于教师怎么教,会不会抓住学生的心理,把课堂气氛调动起来。我们这门课首先从学生、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入手,邀请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研究专家、学者以专题的形式进行授课。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注重把课堂教学、理论教育、社会实践、示范教育等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教学模式的统一体,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四位一体’教学法。”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仝华接受《教育与职业》采访时说。
所谓“四位一体”教学法就是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导性环节。课堂讲授重在引发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兴趣,指导学生阅读有关文献,并有针对性地回答学生中提出的热点难点问题;课堂讲授杜绝照本宣科,实行专题讲座的方式,努力提高课堂讲授中的科研含量;适当安排一些有助于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实践性环节,其中包括:给学生播放有关的教学专题录像片,有条件时可安排教学电影;组织课堂讨论,最好有多个教师参加并现场回答问题;举办征文活动,鼓励学生将自己的心得体会表达出来;多数教师已经使用了多媒体教学手段,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自2003年上半年以来,坚持教师的课件课后上传到学院的网上,便于学生复习使用。他们还把有关的教学资料、教学光盘等放在网上为学生服务,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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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政治课的历次调整
1950年,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指示,在大学开设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该课程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教材(1953年该课程被改称为“中国革命史”,1961年改为“中共党史”)。此时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主要有两本:《马恩列斯语录》(中宣部编)和《苏联政治经济学习》教材。由于苏联色彩浓厚,毛泽东提出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编写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一年后,该教材出版。
1957年,高校政治课除“社会主义教育”外全部停止。课程以毛泽东著作为指导,根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12个“小题目”逐章展开学习。到1966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所有课程都被停开。
1971年,高校复课后,政治课以讲解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在内的4本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为主,直到“文革”结束。
1980年,改革开放后,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的联合通知,高校普遍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
198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要求纠正一切轻视马列主义理论课的错误倾向,并着手准备在全国高等院校增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课程。
1985年,第一次高校马列主义理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上,中央要求增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后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课程。此次调整的一个变化是“中共党史”又改称为“中国革命史”。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不久,原国家教委印发《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两课”教学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心内容,要“编成教材,进入课堂”。
1998年,此课开始在全国推行。同时,为了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中国革命史课程也相应调整为毛泽东思想概论。
2005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进入新的阶段。
新教材凸显两大特色:精简、高质。
课目精简。新课程方案明确规定,把“九八方案”的7门必修课调整为4门,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原“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整合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原“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则整合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除此之外,新教材增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质量高。之前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区都有自编教材,质量不均衡。这次调整,中央决定集中全国最优秀力量,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高水平专家和教师编写,每门课程只编一本教材,实行全国“一本通”。2005年3月,中宣部、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设置方案,同月,新教材进入编写阶段。2006年3月初,4门课程教材初稿完成。2007年1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材正式出版,并在全国投入使用。